南方艺术

　　观点

　　文学史要“凭原始资料说话”

　　●范伯群（文学史家，《中国现代通俗文学史》作者）

　　我写这部《中国现代通俗文学史》不仅是试图梳理出现代通俗文学发展的轨迹，而且在阐述历史的过程中，也表达了我的文学史观，那就是写文学史最最重要的是“要凭原始资料说话”。不能让原始资料去服从先验的观点，而是以原始资料为基础进行总结，并建构符合这段文学史实际的相应理论。

　　如果将这一史观落实到现代文学领域中去，我认为：第一，是要将中国现代文学史的起点“向前移”，过去以“五四”为起点，就必然会遮蔽了“五四”前中国文学现代化的实际进程，相对也会忽视“五四”前许多文学作品已经初具的现代性。就作品的实绩来看，我认为应以《海上花列传》为转型的标志。在“五四”前的四分之一世纪，优秀的通俗文学作品已经悄悄地开拓着中国现代文学的新垦地。

　　第二，我们过去的若干现代文学史的最大的缺失是将清末、民国的多元文坛“简化”为一元化的历史。贾植芳教授曾经很形象地评价我们的通俗文学研究：“为文学史找回另一只翅膀”。我们过去只写了精英文学史，而将另一半——通俗文学史拒之门外。我认为应该改变这种“跛足”的局面。现代文学史应该是雅俗“双翼展翅”腾飞的文学史，是精英文学与通俗文学“声部谐和”的文学史。

　　以后的文学史可能不分严肃和通俗了

　　●严家炎（北京大学教授，曾参与唐弢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编写）

　　在文学史的写作中，有相当一部分并非原创，而是搭积木式的。一种文学史这样搭，另一种就变化一下。基本材料和块块还是那些。一本优秀的文学史应当在研究原始材料的基础上，有自己独特的发现，提出一些文学史段落里面文学发展的重要见解，而且这些重要见解确实站得住，是在原始材料的基础上概括出来的。在范伯群个人的文学史著作之前，我看到过他主编的两卷本《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这本书费了很大功夫，挖掘出了很多材料，推翻了过去许多文学史以及文学界里一些对于通俗文学的判断。

　　在西方，大众文学、大众文化近200年来非常活跃，反过来影响到了严肃文学。

　　上世纪80年代有一个中国作家代表团去法国，法国作家问他们喜欢哪些法国作家的作品，中国作家说雨果、巴尔扎克这样的。法国作家对雨果是重视的，但是认为巴尔扎克是畅销书作家，属于通俗文学。雨果死后进入了先贤祠，前几年大仲马也进入了，而巴尔扎克则没有。因此，通俗文学这个概念在现代、在中外是不一样的，这种差异导致了研究的区别。但是，西方的文学研究者没有像中国的研究者那样俯视、甚至轻视通俗文学。

　　我同意范先生将严肃文学和通俗文学比做两个翅膀的观点，缺一个就飞不起来。

　　将来，一些通俗文学史里面重要作家将有可能放到严肃文学史里面讨论，这几年有些著作已经开始这样做了。

　　比如，像张恨水，金庸已经被写进严肃文学史了，没有另外分开。以后的文学史可能没有严肃文学和通俗文学的区分，而是一种完整的研究，现在的区分很大程度上只是历史情境所造就的结果。

　　文学史研究需要多元和宽容

　　●陈子善（上海华东师范大学教授，现代文学研究专家）

　　文学史的教材应该具有相对的稳定性，但也应该百花齐放，我讲现代文学史可以用我的教材，学生也可以参考其他教材，应当让学生自己来取长补短，不应该像中学生教材一样千篇一律。

　　一本好的文学史首先要有系统性，然后要分析回答前人提出的问题，有自己的看法，至少在某些问题上有自己的创见和特色。当然，也不可能要求一本文学史观点是全新的。比如，唐弢先生主编的文学史在相当一段时间是作为教材的，但他晚年一直感到遗憾，没有写出一本自己风格的文学史。显然，他是对原来四平八稳的教材不满，因为要照顾到各方面的意见。但是，那时他的身体和其他方面的条件不允许他做这样的工作了，因而成了一个遗愿无法实现。

　　范伯群先生就在做这方面的尝试，他这本文学史提到有些作家的作品我也不知道。这说明我们这些搞现代文学多年的专家，也有需要补课的地方。他这本文学史首先是资料丰富，其次是对通俗文学的演变梳理得相当清晰。他提出，如果没有通俗文学，整个中国现代文学是残缺的，这个观点我赞成。他把张爱玲放到最后讨论，也是本书的一个亮点。过去的文学史家普遍重视赵树理，但完全不提徐訏和无名氏，只能说明他们的眼光有问题。因为赵树理、徐訏和无名氏都是走通俗这个路，只是在不同的方向上进行探索。提与不提是一回事，怎样评论其人其作，给予他们什么样的地位则可以讨论，写作者可以有自己的观点。因此，文学史研究，也需要多元和宽容。

　　文学史家应当有史识

　　●白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文学评论家）

　　关于现当代的文学史有近百种，一些学校的现当代文学史教材都是自己编，几乎所有的重点院校都有自己的现当代文学史，但我觉得这些文学史之间的区别并不特别大。文学史究竟应该怎么来写也变成了一个问题。我现在还参与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的工作，我们今年专门有一个话题，就是研究当代文学史的写作。

　　涉及文学史到底应该怎么样来写，作为“史”来说，应该有什么样的要求和规范，这些问题显然是值得研究的。

　　人们对通俗文学的认识形成一个基本肯定的态度用了很长时间，大概到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吧。也许要把范伯群的文学史与别的文学史合起来才能对现代文学做全面的理解。在以后的文学史写作和研究中，应当把精英文学和通俗文学都纳入到视野之内，然后一起来统摄、衡量和研究。

　　相对来说，集体写作的文学史可能比较客观，观点可能比较稳妥；短处是可能会缺乏个人眼光以及一些尖锐的观点。个人和集体写作的文学史有互补的功能。

　　拿当代文学史写作来说，像洪子诚的文学史偏重于从思潮运动以及大多数当代文学学者形成的主流意识来写，所以“史”的这一块线索比较强。而陈思和的文学史也有“史”的线索，但更多偏重于作家作品，从作家作品的发现、排列、评论来看，与其他人不一样的看法更多一些。

　　不管谁写，文学史作为一种“史”类著作，应当有其自身的要求和特点。既然是史，不管是什么角度，都要比较忠实文学发展的事实和过程。此外，要有史的眼光和史的学识。比如，我们用今天的眼光来看刘心武的《班主任》的话，会觉得那部作品很幼稚，很粗糙，甚至不忍卒读，但是，你要从文学史的眼光来看，又不能不提。因为这部作品在那个时期有其独特的作用。这种作用并不是文学写作的作用，而是文学观念，文学史上的作用。

　　再比如，我们现在回头看上世纪50年代初萧也牧的《我们夫妇之间》，这部作品凭什么受到批判？它看起来很琐碎，只有浅尝辄止的意味，但是它在那个时候有其特殊的意义。文学史的写作应当是用文学批评的方式从事历史学的工作。

　　观察

　　用阐释视角来阅读文学史

　　法国结构主义者茨维坦。托多洛夫曾总结出三类“文学史模式”，即一是“植物生长模式”，认为每类文学都有一个产生、形成、发展、成熟、衰亡的过程；二是“万花筒模式”，即假设文学是由一些基本要素所构成，文学的发展史就是基本要素间重新组合的过程；第三条是“白天——黑夜”模式，即文学发展是由不同性质、甚至是对立的性质之间相互转换的过程，往复循环。

　　中国文学史的书写符合怎样的一种模式？该用什么语言书写？文学史这一难以界定概念本身的复杂性、中国文学独特的内在体系与文学史这个舶来概念的之间的矛盾性、文学史书写与意识形态、文化资本的敏感关系使得这些问题变得难以回答。

　　文学史书写的是一个历史时期的人的历史，与此同时，每本文学史自身也在有意或无意地书写自己所处的历史。我们如果愿意用一种另类的阐释视角来阅读文学史，或许反而能意外地看到一些别样的真实。对于习惯将书本当作现场的读者，或许会有一些文学史之外的发现。

　　文学史之始

　　言及中国文学史，需从林传甲所著的《中国文学史》始，盖因此名为《京师大学堂图文讲义中国文学史》之书乃史考之第一部国人所撰文学史。如今考究其诞生来，多少有些玩笑的意味。林传甲时任京师大学堂国文教习，在100天写就此书。其依据有二：一为大学堂章程文学规范；二为日本世川种郎之《中国文学史》。

　　但这本文学史得到的评价很是不高，郑振铎就曾批评说：此书名目虽是中国文学史，内容却不知所云，至于林传甲，更是连文学史是什么体裁都不曾懂得的。今天看来，这本“京师大学堂附设优等师范文科的中国文学科讲义”确是一本错位的文学史，它更像它的原名所题那样，只是一本讲义。

　　胡适的文学史观

　　朱自清说，是从胡适先生的著作开始，我们才有了几部有独见的中国文学史。胡适或许不是“五四”时期文学史编写得最好的一位，同代文学史编写高手不乏其人，譬如周作人、郑振铎。但胡适的文学史观是独特的。

　　1928年，胡适的《白话文学史》由上海新月书出版。胡适写此书的出发点很明白：要以白话文学为文学正统。他在自序中说：“我要大家知道白话文学是有历史的，是有很长又很光荣的历史的。我要人人都知道国语文学乃是一千几百年历史进化的产儿”。

　　胡适等五四知识分子人编撰的文学史体现了一种意识形态。国情逼迫知识分子必须“介入”，因而作为“文化革命”一部分的“文学革命”的意图就很明显了：开启民智。胡适为民间文学正统、将知识分子与民间融合的，体现了他人的文学观念和一定的民间意识。胡适尝试的结果是积极的，他扶正了小说、戏曲等民间文学的传统，成功推展了文学革命。后人纷纷效尤，有仿其为白话文做史的，如凌独见之《国语文学史》；也有效其以治“汉学”的方法治文学史的，如胡云翼之《中国文学进化史》等。

　　重写的文学史

　　“重写文学史”这一口号最早提出在上世纪80年代，所谓“重写”，即要求以审美价值为评判标准对文学经典重新排列。1999年，陈思和编写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出版，正是顺应了“重写文学史”的思潮。

　　在《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里，陈思和提出了许多的关键字，如“多层面”、“潜在写作”、“民间意识”、“民间隐形结构”、“共名与无名”、“民间的理想主义”等，其中最重要的还是“潜在写作”。

　　“潜在写作”的相对概念是公开发表的文学作品，在那些公开发表的创作相当贫乏的时代里，这些潜在写作实际上标志了一个时代的真正的文学水平。“潜在写作”的进入，使我们看到了一部面目一新的当代文学史，但同时，也引发了“边缘中心化”的争议。而文学史自身的权利所带来的如何重新分配文化资本的问题，则是每本具有“政变”倾向的“重写史”的必答题。

《中国现代通俗文学史》
作者：范伯群
版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7年1月
定价：78.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