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艺术

中国话剧百年足迹

来源：光明日报
作者：刘彦君 廖奔
2012-09-29 19: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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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因社会变革应运而生

　　中国话剧首先是因了社会变革的需求应运而生的。

　　清末以来，一浪高过一浪的改良图存呼声撼动着积贫积弱的中国社会根基。以戊戌变法为标记，催化民智的需求呼唤着社会价值与人生观念的变革，导致了传统戏曲的改良和“新剧”的创建。1907年春柳社和春阳社在东京和上海先后上演的《黑奴吁天录》，成为中国带有改良痕迹的“新剧”的先驱和模本。春阳社继而编演了《爱国血》、《革命家庭》、《社会阶级》、《秋瑾》、《徐锡麟》等许多带有鼓动性的时事新戏，受到广泛欢迎。在其影响下，一时“新剧”运动蓬勃兴起，众多的戏剧团体如进化团、新剧同志会、上海戏剧联合会、醒世新剧团等开始在上海、北京、天津、南京、武汉、长沙、开封、广州、香港等地频繁演出，“新剧”如新星爆发一般在瞬间耀亮了黑暗中国的天空。

　　辛亥革命的失败，引发人们对于传统文化的更深入思考，从而导致了一场强悍的新文化运动。在戏剧领域，激进的新文化派提倡用真正的西方话剧而不是改良新剧取代中国戏曲。他们认为，中国戏曲的写意性和表现性使之不能在舞台上毫发毕现地反映人生和社会，改良新剧也由于受到都市商业资本的腐蚀堕落为糜烂色情之物，因而一并遭到新文化派的唾弃。

　　为了贯彻自己的理论主张，新文化的先锋们一方面大力鼓吹并推动对西方戏剧的翻译工作——据统计全国在短短20年间就译介了欧美剧本约180种；另一方面也身体力行地模仿西方剧本样式进行创作，例如胡适模仿易卜生《玩偶之家》写了《终身大事》一剧，陈绵创作了《人力车夫》一剧，而一批话剧运动的中坚人物，像郭沫若、田汉、洪深、欧阳予倩、丁西林、陈大悲、汪优游、李健吾、成仿吾等人，都先后开始了他们的话剧创作。他们的作品被全国的剧社四处上演，影响力迅速扩大。众多的欧美戏剧、继而是中国人自己创作的话剧在舞台上演，又有北大教授宋春舫等人从理论上对西方话剧不遗余力的推介，极大地推动了话剧的传播。

二、从舶来品到本土艺术

　　以1920年上海新舞台上演肖伯纳名剧《华伦夫人之职业》和民众戏剧社的成立为标记，话剧正式走上了中国舞台。20年代初期北京、上海学生“爱美戏剧”（非职业戏剧）和中期北京“国剧运动”的兴起，即是为了对抗商业演剧而体现真正的戏剧艺术精神。一些赴欧美和日本的留学生回国，开始在中国推行真正的欧美戏剧样式和演出方法。田汉、洪深、余上沅、赵太侔、熊佛西、张彭春等人都为中国早期话剧舞台艺术的奠定作出了贡献。1924年洪深为上海戏剧协社执导《少奶奶的扇子》的演出成功，标志着中国话剧舞台艺术走向成熟，也由此确立了话剧的专职导演和正规排演制度。

　　1918年《新青年》杂志4卷6期推出了“易卜生专号”，新文化派的旗手胡适专门在上面撰文《易卜生主义》，鼓吹和推崇易卜生的精神，在文学青年中引起很大反响。1922年洪深留美回国，在轮船上有人问他：你是要做一个红戏子呢，还是要做莎士比亚？他回答说：我要做易卜生。无独有偶，同年田汉留日回国时，也说了类似的话，他说：我要做中国未来的易卜生。由此可见，易卜生式写实戏剧对于中国话剧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话剧原本是西方舶来品，英语名为Drama，最初中文译名曾用过新剧、文明戏、爱美剧等名称。1928年洪深提议将其定名为话剧，以与西方歌剧（Opera）、舞剧（DanceTheater）相区别，得到公认，从此沿用下来。

三、新文化前驱者的号角

　　话剧正式形成后，立即为中国社会各个阶层所接受。于是我们看到，一些在社会上产生重大影响的话剧名作涌现出来，田汉的《获虎之夜》、《名优之死》，洪深的《赵阎王》、《五奎桥》，郭沫若的《王昭君》、《卓文君》、《聂嫈》，丁西林的《一只马蜂》、《压迫》，曹禺的《雷雨》、《日出》等，成为中国话剧的奠基之作。诸多著名的话剧社团，例如有欧阳予倩、汪优游、徐半梅参加的上海戏剧协社，田汉领导的南国社，由进步学生组成的南开新剧团，夏衍等领导的上海艺术剧社等，和全国各地的众多话剧社团一道，坚持长年的广泛的舞台演出。经过前驱们的一致努力，话剧很快在中国成为相当普及的艺术，成为与传统戏曲共生共存的舞台艺术种类，拥有了它的相对观众群，培养了一代创作者、从业者和爱好者。

　　在整个大革命时期，一方面，新文化人创作的话剧引起越来越大的社会影响，把话剧艺术的生长推进到一个根深叶茂的阶段。另一方面，话剧演出逐步由大都市舞台深入到民间、农村，加入到大革命和抗战的舆论洪流中去，发挥了战斗号角的作用。

　　“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建立的革命根据地里，红色戏剧开展得如火如荼，八一剧团、工农剧社、战士剧社、战地服务团、火线剧社、战斗剧社、抗敌剧社、先锋剧团、东江剧团、铁流剧团以及数千个村办剧团，活跃于部队与民众之中。一批投身于革命熔炉的知识分子如沙可夫、李伯钊等，配合革命形势，不断组织创作出鼓舞斗志的话剧作品。相当多的政治军事领袖人物，如何长工、彭湃、方志敏、瞿秋白、邓发、聂荣臻、罗荣桓、罗瑞卿、邓小平、伍修权、黄火青、刘伯坚、黄镇、肖华、梁必业等，都从事过话剧编创与演出，推动了革命队伍中话剧的发展。

四、郭沫若充满激情的历史剧 

　　郭沫若是中国现代文学史和话剧史上的一朵奇葩。他既是卓有成就的政治家和史学家，也是充满激情的浪漫诗人和剧作家。他的经历和特点使其剧作个性鲜明，大多是诗剧和历史剧，充满了喷发式的浪漫激情。

　　郭沫若的戏剧创作呈现出明显的节律性和时段性，有三个互不连贯的喷发期。第一期是俄国十月革命到中国五四运动时期，那时的郭沫若充满了创作的青春激情，在《凤凰涅槃》等一批著名新诗之后，他又快速创作了十余部诗剧，以“三个叛逆的女性”为代表（即《卓文君》、《王昭君》、《聂嫈》三剧），表达了他反抗封建礼教、追求自由和爱情、关注妇女解放的精神倾向。这批剧作以其豪迈、热情和理想主义气质，鼓舞了追求新生活的五四青年投身于社会变革。之后几乎20年未写剧本，到抗日战争中期的1942年前后，郭沫若又在一年多的时间里连写了6部剧作，成为其创作生涯的第二期，标志性作品为《屈原》，热情讴歌了中国历史上伟大爱国诗人屈原忧国忧民、光明磊落、不畏强暴、大义凛然的崇高品质，尤其屈原在暴风雨中悲愤呼喊的长篇台词“雷电颂”，表现出强烈的爱国激情和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大气磅礴、震撼人心，在大后方重庆的观众中形成强烈共鸣，产生了鼓舞抗战的巨大影响，思想性艺术性都达到郭沫若剧作的顶峰。第三期为新中国建立后的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之交，时已六七十岁的郭沫若又提笔写下了《蔡文姬》和《武则天》两剧，仍然像以往那样以历史女性人物为对象，而更多地融入了作者对人生和历史的理解，印证了他“失事求似”的史剧观。

　　郭沫若的史剧创作体现了他诗人、史学家和政治家三位一体的风格。他浪漫主义地处理人物形象和构设矛盾冲突，强调古为今用，主题明确，倾向鲜明，这些使他成为自成一家的历史剧作家。

五、曹禺的杰出贡献

　　曹禺是中国第一个成熟的话剧作家，他的处女作《雷雨》是中国话剧史上第一部现实主义经典作品，他的一系列杰出剧作：《日出》、《原野》、《北京人》等，都在中国话剧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光辉。

《雷雨》勾画出一个资产阶级家庭里面错综复杂的人物关系，暴露出其内在的阴暗与丑恶，用始终郁积的一场雷雨来象征这一切行将崩溃。《雷雨》体现出古希腊命运悲剧和易卜生的深刻影响。它严格遵守“三一律”，它像易卜生戏剧一样带有客厅佳构剧的痕迹，戏剧结构以及各种人物关系、矛盾冲突甚至细节都组织得完美无缺，但过于精致也给人带来脱离生活原态的雕琢感。

　　《日出》描写大都会资产阶级腐朽的阴暗生活：堕落的交际花陈白露依赖银行家的钱袋，终日在纸醉金迷中打发时光，认为她从前男友方达生希望拯救她的想法既可笑又不现实。但是，她出于尚未泯灭的怜悯心想从黑社会手里搭救少女小东西，才发现自己根本没有任何力量。黑社会头子金八通过操纵股票市场，套垮了她依靠的银行家，逼得她最终服安眠药自杀。在这部作品里，曹禺用“片段的方法”来截取社会生活横断面，用堆沙成山的方法来表现生活细节与整体的关系，用他的话说，就是用“色点点成光彩明亮的后期印象派图画”。《日出》的戏剧进程自然、真切、生活化，具有纪实性特点，显现出成熟、从容、平实的风格，但其中又不乏象征意义。

　　曹禺也受到当时西方盛行的象征主义、表现主义戏剧的影响，并从中寻找自己创作的突破口。他于1937年发表的《原野》一剧，就是这样一部风格独特的实验作品。《原野》通过对原始蒙昧的血亲复仇观念的描写，展现了中国底层农民对于黑暗压迫的反抗。1941年，曹禺又完成了另外一部更加自然化的杰作《北京人》，采取了更为接近契诃夫的手法，不露痕迹的结构、生活化的语言、活生生的人物、随处充溢的哀伤意绪、平淡隽永的风格，使得此剧染有浓郁的哲理性情怀，寓意深刻，成为一首旧生活的哀歌。

　　曹禺的创作把中国话剧艺术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整体推动了舞台导演、表演和舞美设计综合水平的提高。曹禺使中国话剧从创始和实验阶段走了出来，真正成为一门成熟的舞台艺术样式。

六、抗日战争的生力军

　　在中国人民艰苦卓绝的抗日救亡斗争中，成熟起来的话剧利用其短平快的艺术特点，在动员民众、鼓动抗战、振奋人心、鼓舞士气方面发挥了极大的作用，成为不可或缺的斗争武器。抗战前期救亡戏剧在全国普遍兴起，各种形式灵活的独幕剧、活报剧、快板剧、街头剧都被用来表现现实的抗战内容。一部最具鼓动力的独幕剧是《放下你的鞭子》：父女二人从日寇占领的东北沦陷区逃亡到关内，流落街头卖唱。女儿不愿唱，父亲举鞭欲打，观众中一位青年高喊“放下你的鞭子！”父女二人转而向观众泣诉亡国奴的悲惨命运。这类剧目的演出总能取得荡人血气、激励群情的效果。

　　1937年由阳翰笙、洪深、田汉等在武汉发起成立了中华全国戏剧界抗敌协会，号召全国戏剧人为抗战而奋斗。在沦陷了的上海，在重庆、桂林等抗战斗争的大后方，话剧演出蓬勃开展。著名的中华剧艺社、上海剧艺社、中国艺术剧社和众多的话剧社团，演出了夏衍的《上海屋檐下》、《法西斯细菌》，阳翰笙的《塞上风云》、《天国春秋》，郭沫若的《屈原》、《虎符》，于伶的《夜上海》、《七月流火》，宋之的的《雾重庆》，吴祖光的《风雪夜归人》，陈白尘的《升官图》，阿英的《李闯王》，田汉的《丽人行》，曹禺的《北京人》等众多优秀作品，成为抗战强有力的精神支撑。在这些剧作的舞台演出中，涌现了金山、赵丹、白杨、舒绣文、秦怡、张瑞芳、石挥、蓝马、刘露、孙浩然等众多知名表演艺术家。

　　1935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在胜利完成二万五千里长征之后到达延安，陕北抗日根据地从此成为红色戏剧的故乡。列宁剧社、工农剧社、抗大文工团等众多剧团，创作和上演了大量剧目，每次深入到人民群众中去演出，观众一定是人山人海。与此同时，晋察冀根据地拥有抗敌剧社、战斗剧社、冲锋剧社、七月剧社等20多个专业剧团，以后扩展为晋冀鲁豫根据地，部队和农村剧团有200多个。1942年毛泽东发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号召文艺要为工农兵服务、面向大众，一场群众性戏剧运动从此展开。当时冀中冀西农村剧团已达3200多个，群众演剧活动如火如荼。解放战争时期，众多进步的话剧社团又奔赴各个战场，对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

七、在新中国茁壮成长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独立、自主的新中国诞生，为戏剧艺术获得大发展提供了极好的条件。中国话剧艺术也来到了它的茁壮成长期。这其中有老剧作家的新作，如郭沫若的《蔡文姬》、《武则天》，田汉的《关汉卿》、《文成公主》，曹禺的《胆剑篇》、《王昭君》，尤其是人民艺术家老舍的《茶馆》、《龙须沟》等作品，成为中国当代话剧史上的经典之作。当时的剧目中有两类成绩十分突出，一是表现刚刚过去的那场艰苦卓绝革命战争的作品，如《战斗里成长》、《万水千山》、《红色风暴》、《八一风暴》、《红旗谱》等；二是表现新生活的作品，如《丰收之后》、《青松岭》、《枯木逢春》、《布谷鸟又叫了》、《年青的一代》、《霓虹灯下的哨兵》等，受到观众的广泛欢迎。

　　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中央实验话剧院、中国青年艺术剧院、中国儿童艺术剧院以及各地众多的话剧院团在国家的扶持下建立起来，开始了战争年代没有条件实现的正规舞台艺术探索。它们各自在成长过程中培育了独特的演出风格与舞台品格，积累了自己的保留剧目，其中一些成为代表性的国家剧院。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艺术成就引人注目，成熟导演焦菊隐与优秀演员于是之等人的最佳人才组合，以及与著名剧作家老舍、郭沫若、曹禺等人的合作，使得它在舞台上连创辉煌。

　　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戏剧表演体系被大力引荐到中国，成为指导中国戏剧院校教学和戏剧院团演出的系统方法。由此，中国话剧人才受到了国际一流水准的训练，舞台实践水平得到迅速提高，一批成功的导演和演员涌现出来。

八、老舍《茶馆》的独特地位

　　老舍的戏剧视野宽广，他认为戏剧创作不必一味学易卜生，而要“独出心裁、别开生面”地创新。老舍是从小说进入戏剧的，他深知自己的长处在于抓取典型的人物行为来折射社会面貌，因而试图创造一种“世相戏剧”，以不同时期的底层芸芸众生相来展现社会的整体变迁。他的这种追求体现在一系列剧作里，如《残雾》、《面子问题》、《归去来兮》、《龙须沟》、《方珍珠》、《全家福》等，而以《茶馆》最为成功。

　　《茶馆》有着奇特的结构。它从一个小小茶馆的角度来看社会，把50年的中国史横向切出三块薄片，放在舞台的凸境下透视。登台的三代、70多个人物，构成世态风俗图卷，整体大跨度地辐射出时代变迁的轮廓。剧作以茶馆主人王利发为贯穿人物，历史见证人物，用眼睛看那“乱纷纷你方唱罢我登台”的世相。《茶馆》没有贯穿事件、贯穿情节，每一幕都由一些互相平行、互不关联的人物和他们的行为组成，全剧没有揪心的悬念、激烈的冲突、微妙的情境，全靠独特的典型化人物及其生动个性来抓取观众注意力。它不符合戏剧常规，过于“自然化”。所以当老舍创作出这个剧本时，曾经遭到激烈的批评。老舍是幸运的。他碰到了焦菊隐，碰到了于是之，碰到了北京人艺。经过一代艺术家的艰辛创造，老舍的天才灿烂地展现在了舞台上。《茶馆》不仅没有夭折，而且成为新中国舞台上的一部艺术精品，征服和拥有了几代观众。《茶馆》曾到德国、法国、瑞士、日本、加拿大演出，反响强烈，美国纽约泛亚剧团也曾用英语演出此剧。《茶馆》散点透视的奇特结构，成为中国话剧史上成功的范例而进入教科书。

九、新时期的报春鸟

　　1978年之后，中国当代史进入一个新的耀目时期。新时期的文艺舞台是以话剧惊春的。一批及时反映时代潮汛的作品诞生，在人民群众中产生了巨大反响。《于无声处》、《丹心谱》、《报春花》、《血，总是热的》、《枫叶红了的时候》、《灰色王国的黎明》，先后引起轰动，酝酿了时代的反思。与之同时，表现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历史功勋的剧作如《陈毅市长》、《西安事变》、《彭大将军》等，也都掀动了民众的正义感情。话剧创作在复苏的时候，像它最初出现于中国舞台上一样，发挥了匕首和投枪的作用。其立意主

　　要在于政治内容上的拨乱反正，呼唤人性的苏醒。尽管不可避免地带有直接“为政治服务”的痕迹，毕竟一个新的开端已经到来。

　　然而深化了的时代审美需求呼唤着话剧的本体发展和舞台多样化。随着国门的打开，西方戏剧广泛的实验之风刮入了中国剧坛，惹动了理论界一场关于戏剧观念的大讨论，容纳多样戏剧观的强烈呼声冲击着长期定于写实一尊的舞台模式。戏剧实验的始作俑者大概应该提到高行健，这位受到法国现代派戏剧启迪的作家，用他的小剧场戏剧三部曲《绝对信号》、《车站》、《野人》，呼唤中国话剧舞台形式的变革。一时之间新颖作品琳琅满目，《对十五桩离婚案的剖析》、《一个死者对生者的访问》、《屋外有热流》、《街上流行红裙子》、《挂在墙上的老B》、《红房间、黑房间、白房间》、《魔方》、《山祭》、《W.M.，我们》等等，让人应接不暇，其中出现了刘锦云《狗儿爷涅槃》这样穿透历史时空和人的精神层面的力作。著名导演黄佐临长期倡导的“写意戏剧”露出端倪，其最佳体现一是他本人导演的《中国梦》，一是徐晓钟导演的《桑树坪纪事》。

　　一个探索的时代到来了，话剧开始用新颖的时空切割方法、灵动的换场形式、象征性的表现手法等舞台手段，打破旧有的范式，引来20世纪80年代后期舞台变革的大潮。话剧的舞台形式变得再不是那么统一、一致，而是异彩纷呈。它们大多激起了时代的回声。

十、在与时代的结合中走过百年

　20世纪90年代以后，在注重于剧场性的同时，话剧舞台一边继续延伸探索的趋势，一边开始对写实手法的回归。这其中，现代舞台科技手段被日渐大胆而巧妙地运用，一些新颖的构思得到了现代观众的认可甚至欢呼，其结果是增强了话剧舞台的现代感，舞台形式也在经验积累中逐渐发生变化。在这种情况下，一部戏剧创作的成功只有在剧本和舞台形式两者完美结合的时候，才能带来真正的荣誉。引起注目的作品有《天边有一簇圣火》、《同船过渡》、《商鞅》、《地质师》、《虎踞钟山》、《沧海争流》、《烟壶》、《生死场》、《厄尔尼诺报告》、《我在天堂等你》、《爱尔纳·突击》、《兰州人家》、《父亲》、《立秋》等，它们对于人生的理解、人性的剖析、人情的状摹都达到了相当的深度。过士行的《鸟人》、《鱼人》、《棋人》三部曲和《坏话一条街》以其独特个性受到关注。人们在探索新的话剧方向，即使是北京人艺这样有着既定传统的剧院，也在保留原有风格的基础上谨慎地进行新的尝试。小剧场实验的规模和幅度虽然与发达国家尚有距离，但也日益蓬勃开展。独立制作人的活跃，在戏剧制作和运转体制方面正探讨一种新的可能性。

　　话剧在中国舞台上走过了一百年的历程，这一百年的步履虽时有蹒跚但充满坚定，留下了众多先驱和实践者的脚印。话剧在大革命中发挥了其他艺术形式所不能替代的重要作用，在与广大民众欣赏口味结合的过程中逐步成为受观众欢迎的独特民族艺术形式，在与传统戏曲取长补短互相借鉴和彼此促发的过程中锻铸起自身的审美品格。话剧艺术常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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