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艺术

田本相:话剧是要有一点精神的

 在纪念中国话剧百年之际,人们并不都是抱着欢欣鼓舞的心情来迎接它的。有的话剧人甚至带着一种无奈和感伤。这是可以理解的。当年,中国话剧观众之多,事业之盛,甚至超过国剧,成为中国戏剧中第一大剧种。但是,如今只有在北京和上海等几个大城市,还能看到话剧,而一些城市,已经同话剧告别许久,甚至都不知话剧为何物了。

  话剧最需要勇气与热情

  当前话剧现状,最令人堪忧的是精神状态,是创作精神的萎靡,是探索艺术精神的衰微,是社会责任感的减弱,是社会良知和激情的缺失。物质的诱惑和金钱的贪欲在侵蚀着人们的灵魂。因此,对于话剧来说,最紧要的是需要一点精神,需要我们发扬老一辈话剧家的革命精神,以及他们对于话剧艺术的忠诚敬业的精神,在艰苦环境中艰苦奋斗的精神,在民族危难社会黑暗的境遇下,敢于面对时代面对现实的创作精神。

  中国话剧是在遭受异族欺辱、封建统治腐败的情势下被引进来的。自来它就被视为启迪民智唤醒民众的利器,中国话剧的先行者们,他们是把从事话剧事业和救国救民的理想联系在一起的,他们是以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高度责任感来编剧和演剧的。因此,为大众、为国家、为民族从来都是中国话剧人的宗旨。

  现在,尽管情势变了,时代变了,中国话剧人更需要发扬这样的精神。在急剧变化的复杂社会转型中,在中国前所没有的市场经济的大发展中,种种“资本”现象都发生了:一方面是空前的繁荣,一方面是空前的秩序倒错、道德混乱、人伦失态。人和人的关系越来越被物质所捆绑,越来越为金钱所维系,现代化所伴随的这些否定的现象,是现代化的一种悖论。因此,剧作家不应该随波逐流,更不应堕入名缰利锁之中,而更需要具有现代性的清醒,以及对现代的否定现象的批评责任。而这些,是需要有一点精神的。

  话剧是最具有时代性的艺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中国话剧人,勇敢地走到时代的前列,敢于面对现实,敢于面对现实和历史的矛盾,敢于提出前人所未曾提出的问题,敢于塑造前人所未曾塑造过的人物。

  从《于无声处》,到《西安事变》、《陈毅出山》,再到《报春花》、《救救她》,直到《狗儿爷涅槃》《桑树坪纪事》等剧,不但成为时代的艺术记录,更渗透着时代的精神,表现出剧作家的勇气和热情。

  要想重振话剧,就要有这样的一点精神。

  伪创新不是真话剧

  话剧艺术依然需要探索精神。中国话剧人是最具有诗性智慧的。你可以对前人的剧作提出这样那样的缺点,但是,中华话剧人,毕竟把这样一个“洋玩艺儿”拿来,创造性地把它变成中国戏剧的第一大剧种,而且涌现出无愧于世界水准的戏剧家和戏剧杰作。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话剧艺术所体现出的探索精神更是生龙活虎,朝气蓬勃。话剧艺术之所以需要探索精神,是因为新的时代现实需要新的艺术呈现,需要发现新的题材、新的人物、新的主题,以及与之相适应的艺术方法和艺术手段。

  但是,九十年代以来,一股脱离艺术规律的所谓戏剧“创新”潮流,笼罩着舞台,颇迷惑了一些不懂世事的年轻人。他们以胡编乱造,生硬拼贴,堆金砌玉,铺采螭文来标榜创新,这种形式主义的伪创新潮流,一度颇为张狂。这决不是什么艺术探索,而是混淆艺术视听,不但不利于真正的创新,而且直接损坏了话剧的名誉。

  真正的艺术创新,不但需要诗性智慧的发挥,更需要呕心沥血的诗意创造。艺术的创新,首先是艺术的发现。这样的发现并非唾手可得的,它是戏剧家长期对生活观察体验感受和领悟的结晶。

  有人以为艺术创新就是“打破艺术常规”,只要破坏了“陈规”,只要对已有的艺术范例甚至是艺术典范喊“不”就是艺术创新了。这是对创新的误解。无论怎样创新,它也必须循着一定的艺术惯例和艺术规则,创新是沿着艺术惯例和艺术规则的适度的变化,这样的创新才能同观众形成审美的沟通。即使怪诞的美,也依然是沿着艺术惯例和规则进行创造的。因此,任何一个伟大的创造,都必然建立在深厚的艺术传统的集成上。在浅薄的艺术土壤上,是不可能实现艺术革新的。而我们的一些戏剧创作,用一点小小的聪明和小小的轻而易举的手段,就宣告自己的作品是一种创新,这就近乎是一种梦呓了。

  话剧的确面临困难,但是必须有所创新,拿出为观众所喜爱的剧作,话剧才有希望。我们需要的是真正的创新精神。

  在纪念中国话剧百年的时候,自然希望话剧摆脱困境,为此,我们说话剧一定要有一点精神,也就是说,我们自己首先应该振奋起来,自己来救自己。

    □田本相(话剧理论家中国话剧历史与理论研究会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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