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深渊里攀援：都市诗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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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是现代文明发展高峰，历史结下的最大果实，人类文明与都市进程紧密捆绑在一起。都市以它令人瞠目的四车道八车道、镭射、光电缆、选美、橱窗，连同霓虹灯、马赛克、保龄球，还有氧吧、肥皂剧、期货，显示了都市朝气蓬勃的活力和无限发展空间。同时，都市又以它少不了的皮包公司、假药、老虎铰子机、白粉、斗殴、酗酒、三陪、绑票、暴力以及连篇累赘的暴炒、包装、幕前幕后交易，展示都市阴暗、邪荡和坠落。人类从大自然、乡土、村庄涌入都市，一方面心安理得接纳都市普遍恩惠：物资。高效率。全新时空观。信息大爆破。知识更迭。个性自由。机遇。自我实现。……另一方面，人类又不无沮丧地陷入重围：拜金主义和商品交换，教人不断演变为可怜的“物”与器具；对自然的大肆盘剥导致生态严重失衡，最终威胁“可持续”性发展；严酷的市场法则使人际关系蒙上阴影，日益扩大隔膜疏远；不断加码的社会压力造成城市综合病症。 不容置疑，都市人宿命般受困于生存悖论：既庆幸现代文明带来高度享受，又忧戚于精神日渐荒芜；既惊服工具理性创造力量速度，又哀叹情感、灵性被放逐；既拥戴人性的空前展演，又苦于道德滑坡伦理失衡无所适从；既在得天独厚的信息数码中优游消遣，又受制于铁丝网般的都市律令，屡遭钳制异化。鲁枢元曾尖锐指出：物欲文明在突飞猛进地过剩增值，而精神生产力已到了乖张紊乱的更年期。此话似乎更适合于西方社会，其实对中国大陆海峡两岸不无某种提前警示。在这样一种刻骨铭心的生存背景中，都市诗及都市诗学提出它自己的命题看来是不可避免的了。 多年来，台湾资深诗人罗门一直坚持：“都市诗又怎么能不成为各种诗型中，表现现代人生命、思想精神活动形态，较具前卫性与剧变的特殊舞台。甚至我们可以说：都市诗中的创作园区，是凸现现代诗形体的最佳展示场”① 不管是舞台还是展示场，作为都市诗学，面对人文荟萃之地同时又是欲望的无底洞，面对进化的天堂同时又是坠落的温床，义不容辞当担起反映都市“两难”──某种意义上──也是人类困境的“镜像”，是不可推卸的。这同时也给都市诗学提出各种尖锐课题，至少首期应有如下关注：比如从田园模式向都市模式转向中，有那些重大因素起着作用；由此产生都市诗学带有什么基本特征；都市诗学当下的噬心主题应该侧重在哪几方面；如何更好切入都市人心态──某种程度上它直指人类生存的深度。 一 40多年前（1957）台湾名诗人罗门假《都市人》发出第一颗信号弹，几十年操持不已，全面拥抱都市又针砭都市，成为现代意义上都市诗的桥头堡。其后有多人加盟，如候吉谅施加暖意之思辩，试图缓解都市坚硬化狭隘空间；陈克华近乎黑色残忍，切片都市溃疡游刃有余；夏宇怪诞的“腹语术”；林群盛超时空预设，还有林耀德在“终端机”上彷徨与消解，等等，大抵确立彼岸都市诗，在“都市神话”与“腔肠文化”的双重对峙、阐释、破绎互动中，已经达到一种基本成色，传递出工商社会与“准殖民”语境中的矛盾心态：对往昔自然田园的眷恋，搀杂对都市邪恶批判；谨慎“轻礼赞”，不忘对都市“逻各斯”解构 ；感恩都市各种契机，依然不忘都市荒诞性敌意；在大量能指快乐漫游中，散透出生存威胁的警觉。总之，彼岸普遍持反省、戒备态度，使都市诗不停留于题材意义上，而是从存在深度进入根本性思考层次。 20年后，大陆最具都市底蕴的上海，才初露王小龙这只孤单的领头羊，再过10年（1987）大陆也才有宋琳四人的《城市人》合集，其中不乏都市像模像样的奏鸣曲，但更多还是充塞都市焦灼、污浊和病痛，与之联系在一起还有雄性意识、逃避和迷惘情绪。而稍早一些是柯平、伊甸等“城市生活流”，较之明朗、亢奋多了。进入90年代，在这方面有所拓展的，可以举出叶匡政、孙文波、罗殊、马永波等人。叶着力于经济时代各类众生相素描（系列《经济时代札记》）；孙在复杂节制的情调中实施叙述策略（《搬家》《节目单》）；马于长句子推进中，不厌其烦绞着原汁原味（《电影院》《哈尔滨》）；罗则紧紧盯着都市急变时空意象，诗写当下“断裂”（《机器兽雅歌》） 需要指出的是，当大陆晚生代如邱华栋们，大写新人类族在都市进程中动荡不羁的魂灵，叶匡政们的“专业”产量尚嫌丰欠，反观彼岸，那种自都市文明榨出的尖刻、疼痛无奈，那种不动声色的严酷、佯装的温和驯服、和骨子里的敲打，我们这里还不太多见。或许与我们现代都市发展不够充分有关？抑或现代都市负面尚未完全暴露，诗人的痛感未能沉潜而有待于进一步培育？ 暂时撇开都市诗最新行进斑迹，先考量其从田园模式迁跃至都市模式，我们深感有以下四种因素，影响左右着它的发展。 都市创建的第一个神话无疑是速度。高速公路、超音频飞行、第x代芯片、粒子加速器、倒琼脂指数、数码频道、激光、电磁波、网络……等等组成的信息时代速度，迅速改变人们的存在观价值观，从而使“速度”内化为我们人生本身。而现代人生各种漂泊、流动、偶然性则加剧这种内化。故岁月和心灵通过速度同时塑造影响都市人的精神和节奏。到处是速度。速度无法抵抗。昔日缓慢的小桥流水已成逝去旧梦，人自身精神也在速度里化解为漠然而不再追问。速度将时间长度打成碎片，播撒在空间里，时间大量空间化，瞬间被速度消解，成为空间的“拼盘”。 看罗殊《在高速行进的列车》上是怎样推进速度的神话：“ 那座咖啡杯/与陶夜壶连接立交桥/像一个观光者/飞峙 而来……/世界匆匆忙忙奔走/万物慌慌张张移置/移置/移置/而一个会飞的物体/如液态/却生不出翅膀” 借此一端，我们可以感触到速度的凸现、消弭了时间的进程，使都市“失魂落魄”，它一方面有助于都市人对生命自我的追问，增添紧迫感，另一方面却无情抛弃记忆与时间。失去时间深度最终便失去历史感。这是不是又一个可怕的新陷阱？都市诗学首先遇到的是普遍消逝历史感的语境，对这一棘手难题的挑战，它如何应答呢？ 与速度（时间）对应的是空间。空间对于都市也是一份双重厚礼，比如它通过一个小小屏幕，让人与世界联系着，制造“地球村”奇观，它在瞬间缩短所有距离，开放共享空间，让人视野开阔，襟怀远大。不过它又十分吝惜紧缩人的情愫，比如由防盗窗包裹的“火柴盒”居所，轻易切断人际交流，阻断通往田园的自然之梦。空间的迅速置换，拼贴，使“平面”“零碎”变本加厉占据都市人思维模式和心灵。到处是跨国公司、连锁店、一体化市场、网络漫游、多画面切割、全球通……不断把时间躯赶为共时性状态.。都市人在共时性生存中获取大量信息知识，又在其中滑向缺少深度的平面。 都市十分狡猾而又聪明把空间拔高和实体化。然而应该明白，时间是生命的本质要素，都市却抽取时间的骨髓，使之难以造血；都市肆意膨胀空间，使之畸形发达。一旦时间被分散为没有过去现在未来，不确定无因果的规定时，空间便充满无限可能，变成极度自由的构建——后现代文化就这样应运而生──无休止的空间游戏。 都市人在空间游戏中难以抵御异化，沦为单面人，而都市诗则在大量“空间法则”暗中支配下，搞起一连串拼贴、能指、乖离、互文操作。罗门通过“方型”──这一富有象征意义的控诉──对“空间”进行了长期抵抗：“空间溺死在方型的币孔里/山水枯死在方型的铝窗外”，眼睛“最后全部从电视机方型的窗里/逃走”，反映都市诗人对空间深刻反省。空间因素已无所不在地渗透到都市诗学中来了，且成为一个重要角色。在抵抗与顺应的重重矛盾纠葛中，都市诗学又遇到新的考验。 都市还是技术发展最大工场和集散地，技术发展的无限性把都市人欲望推向无底洞。最发达的技术必然伴随最膨胀的欲望。而欲望代替激情、浪漫，本真，必然会对人性产生扭曲。当技术营造出规模庞大的文化工业时，都市人宿命地笼罩在复制，包装，炒作，广告效应里。因为虚构和矫情上升为大众基本生活模式，技术消弭了信息对人类的时空距离，文化工业却依靠技术切断人与现实的联系。这样在技术与文化工业合谋中，都市人麻木般变为皮影戏里的演员：带假面具参加假面舞会；电子拟声替代真实表情；屏幕话语挤兑大脑思考；广告指南左右中枢神经；时尚媒体取代个人独立声音。 柯顺隆在《有人吃我的脑袋》中写到：“翻开书本/有人在背后咬我脑壳/深沉地一声裂开/汤匙舀脑浆溅起水花朵朵/打开荧幕/吃剩的脑壳摆在/阳光下曝晒/水份蒸发后的干瘪/加盐阉渍/最 下饭 ” 好一幅生动形象的图景，人被代表技术的书本所吞噬，这是技术对人的胜利。海德格尔曾指出技术的本质是“座架”，是一种不具人格的东西，它不仅置放和挑起大自然，还置放和挑起人类。因此，它不仅把大自然洗劫一空，而且使人类面临灭顶之灾。② 人在多大程度上成为技术的奴役，开始摆在现代人生存面前，都市诗学在技术初举入侵，许多人尚是懵懂之际，已提前嗅出它的弊端，并高举反抗盾牌和投枪。它在公众和“科学”的误解中，捍卫了伟大的人文精神，而且还要继续捍卫下去。 商品，没有人否认它不是一种社会进步。正是商品经济的发展，人类个体才实现自身自由，但是人在商品市场交换中又必然丧失人性，普遍或部分丢失真实的自我，最终成为准商品。同时，无限交换的欲望压制人的基本欲望，这样传统的纵欲主义便成为新的禁欲主义。在欲望的奴役下成为一个清教徒，这就是作为商品人的当代人自我离异的实质（3） 就精神而言，商品化过程就是自我离异过程。都市人无法逃离期间不可避免的两难，孙文波有一段境遇，真实记录了儿子的物资欲求与自己的抗拒： “履带似的电梯把我和你带到琳琅满目/商场第四层，/玩具汽车以高昂的价格刺激我的神经。/这是大围剿的时刻，/心灵，请为之流血吧！因为我满足/不了你的愿望。失望的儿童的目光是可怕的。/犹如针刺向我们的心脏。而做一个/父亲意味着什么/奉献和灾变。但他/又怎能对抗物资的陷阱，它的包围？/”（《梦中吟》） 在商品重重包围以及人自身某种商品化过程，都市诗学碰上的另一关卡是，如何做出反响以及在困境中坚持某种操守，亦即如何在工业化腐蚀过程中，葆有自然人之本真诗性。
以上，有关速度、空间、技术、商品四种因素极大影响左右都市生活，然而不幸的是，它所形成的负面影响一直为公众所麻痹、所忽略，因此传统都市诗学一直以高歌都市进程为主旋律，殊不知面对迅速蔓延的负面阴影，如不亮开更具穿透力的探照灯，先锋诗就有愧于时代的敏感神经了。 这样，一系列沉重的都市主题，便一改此前暖调，带着阴酸的疼痛，呈现在我们面前。 物化，实乃是都市人第一顽症和慢性自杀。人被大工业机器效率、传媒、数码、组织化条律等无形绳索牵引，犹如提线木偶。为了生存，不知不觉带上角色面具，角色面具成为都市扭曲人的利器。自我常常变成非我。可怕的是人们司空见惯，习以为常，谁都难逃这一劫数。都市愈发展严密，角色面具愈增多广布，人之本真丧失也愈大──完全是一种正比关系。 俄国人格主义哲学家尼姑拉.别尔嘉取夫特别强调：复杂化了的文明给予人的仅仅是，人栖息于文明的种种规范和条件下，人自身也被规则化。文明的实现需求焕发出巨大的积极性，但人却被人对文明的需求所奴役，被转换成了机械。人一旦转换成了技术和工业的非人性现实的手段，文明实现的结果就不再是为着人，而是人为着文明实现的结果。④ 都市诗学着力揭发人的异化物化，这一主题永远不会衰竭过时。因为文明的进程伴随人的异化过程。一个世纪前弗洛伊德也曾提出文明的非人性命题。文明程度愈高，人的自主性受到周围文化压抑和左右就愈大。故都市诗学有必要通过近乎神经质的敏感警戒人们：在物资狂潮席卷中，抗击它无所不在的侵蚀、扭曲，尽可能保持“真人”纯度，是都市诗学最有价值的命题。 先看早期，到处都少不了这样的告示：“想奔，河流却在蓄水池里/想飞，有翅的却在梦市里/床浓缩了你全部的空间/餐具占据了你所有的空间/当排水沟与垃圾在低处走/脑袋与广告气球在高处飞/你是被抛开的一张空白纸”（罗门） 到后期则复杂多了，不单是单向诉斥，而是在含混、缠络的多维中展开。即使一位名不经传的初涉者，他也时时感到巨大的压迫和心灵的脆弱，如《城市情绪》：街道的宪法颁布一脸的钢铁胡子/秩序走不出单行道/斑马线上斑马相撞/铜狮铁狮石狮结队而行/于是树和 树之间加紧构筑防御工事/额头密布猫眼/从此，风声不再传递语言/语言不再抚摸伤口/因为CD被走私的 海水打湿/音乐已无法剔除牙缝里的沮丧/胃口更加模糊 都市几乎充满物的霸道，到头来精神性的东西显得软弱无力，胃口更加模糊，心灵无所适从。看来，如何以诗性的言说，抵御物化，哪怕延缓物化对人的加速度，如何在无法逃避的劫数里保持起码的纯净，不能不是都市诗学头等重任。 物化的结果造成人的单向性，发展下去难免形成病理上的自闭症、抑郁症、分裂症、自杀症，这在西方已成普遍现象，虽然大陆主要是沿海发达地区仅露端倪，但不能无视潜伏期的都市综合症，尤其具有普遍精神共性的病症──比如焦虑与孤独，不啻大有滋蔓之势。焦虑与孤独可谓人类，同时也是都市族两大致命病根。 焦虑是欲望不能满足，心理补偿失衡的一种机制。欲望的无穷性导致都市人焦虑的永恒性，是一种最折磨人的心态，是压力、危机感、困惑、和恐惧的混合物。焦虑产生对他人与自己的敌意和攻击性，特别发生于高度压抑后的升级。难怪弗洛姆会指认，即使一个具有无能为力，消极绝望心态的人，也会对很小危险做出十分焦虑性反应。 勿庸置疑，霍妮有关焦虑理论的发挥的确击中现代文明的精神病灶。“人是宇宙的孤儿”──这不是什么毫无根据的臆说，历史确实成了人类摆脱孤独的连续记录。都市尽管提供那么多优越的物资条件，用来弥合、修补、改善孤独境地，但人类合群的天性和巨大依赖，根本无法抹去潜意识中的“乡愁”。 在焦虑与孤独双重夹击下，都市的敏感族类深陷精神的巴士底狱，加上其他因素（突发、或然、宿命）很容易引发种种精神综合症。都市诗学有如精神病理医生和心理医生，专门于夜深人静之时，专门于高峰体验、瞬间体验之时，描画鲜为人知、也鲜为己知的微妙病理“曲线”，艰涩而幽秘，虚幻而实在。在此视阈上，都市诗学是关于都市综合症的分行报告和神秘“造影”，多少能提供某些准科学方面的形象参考，同时兼有缓解剂的意义。 都市诗学在揭示物化，缓解焦虑孤独虽然全力以赴，但远远不够，因为都市综合症无孔不入。大至萨特所谓的“畏”“恶心”“虚无”，小至麻木、无奈，烦躁，都少不了“诗探”的诊察。马路边半掩的井盖，水泥柱张贴的“牛皮癣”，围观，叫卖，地摊和尾气……通过它们都可以对都市实施全方位的“望、闻、切、听”。 叶匡政《经济时代的札记》触及面相当广，甚至一个普通的下午，一条普通的街道，于司空见惯中突然感悟都市隐疾造成的伤痛，比如人被都市匿名了，隐身了，消解了。“ 闹市中动摇的人/你不再说笑。不把快乐/看作善，/不把痛苦当作恶/不把自己扔得 远远的/而是这样走着 /人面混杂，像石头滚向山坡/你迎上去，任他们，一块块砸进脏腑/……没有谁承认你的真实/没有人看见你的虚假/在闹市行走，好像走在大荒芜的旷野” 都市庞大的消解力，把人掏空，人成为稻草人空心人，充满茫然困惑和退行性麻痹。类似这种无穷无尽、早已内化了的惶惑与无所适从，还将伴随都市发展而迅速发酵，都市诗学面临文明负面带来的心灵悲剧，肯定还将永远围绕着它而“乐此不疲”。 或许有人会提出反驳，中国人尚未享受发达社会物资繁荣，何以来这么多负面感受，你这样搞是不是过于小题大做，无病呻吟？我说，作为诗人──人类心绪敏感的晴雨表，他比一般人会更早触及人类这一共同的境遇，况且全球一体化时代，时空大幅度缩小，诗人拥有某种感知“提前量”，和神经质警戒不是十分正常吗？ 在《搬家》一诗中，孙文波用隐抒情语调，借叙述邻居，一位都市人乔迁所诱发的思绪，披露颇为典型的文明“心病”。一次空间位置的挪动，始料未及地引起一次心理震动：这个很难动情的铁门卫，忽然感到从一个实在的人变成一个“影子的人”，置身于城市迷宫，最终还是无法看到真相，看到的只能是比云朵更虚幻的东西，那是人人无法逃脱却又时时眷恋的“城市之梦”。生活在都市，会不断“丧失想象”，因为“生活，成为一次次的加减法，直到/被一个牛皮纸卷宗全部装进去。”而都市人则成为“被魔法装上木头面孔的人，以不变的神态说话”，“永远像被逻辑学支配的一个符号/ 在哪怕是宫殿似的穹窿下，也无法/得到片刻的宁静，而必须向着/被规定的方向前进；哪怕它就是灾祸”于是，走在这座城市，犹如走在河流的浪尖上。这样人与城市的斗争，对抗就不可避免地发生了。 “是城市加速了/ 我们生活的流亡性质。/是它让我们知道 ：/心灵是梦想的同义词”。 城市对人的限制、物役、随意加减法、套装，即同化人的巨大功能，使人一直处于幻灭中的无奈。好比一位哲人所说：人就是这样被抛入漂流不定的状态之中，失去了对于连续过去与未来的历史延续性的一切感觉，人不能保持其为人。这种生活秩序的普遍化导致这样的后果，即，把现实世界中的人的生活变成单纯的履行功能。⑤这样人剩下的最后一块抵抗领地，就是被迫退回心灵，退回梦想。人就是在心灵与梦想中苦苦 挣扎，在都市深渊里寻找攀援的出路，开辟自我抚慰、自我救渡的途径。重新找回心灵和梦想──恐怕既是现代诗学又是都市诗学最根本的出发点。
以上，我们指证四种因素：速度、空间、技术、商品，对都市诗学的巨大影响，讨论了有关都市诗学若干阴酸主题。近20年来，崛起的都市诗学因其与都市集约化生产、工具理性、金融商贸，传媒广告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尤其都市人的生存自然纳入整个人类生存的总轨道，故都市诗学的土壤显得异乎寻常的肥沃和醒目，于此盛开的奇葩异花大有一路蔓延之势。早先，台湾晚生代理论家简政珍就预告说：“对都市有着自省自觉兼有和语言对话能力的诗人将是诗坛的主流。”笔者同样也认为：不必太久，都市诗歌肯定也要担纲中华大诗学中的重要角色，更全面展开“生、旦、净、丑”的操演，只是时间早晚而已。那么在当下，对比传统城市诗学，其侧重面应该做出那些调整呢？窃以为── 新都市诗学不啻关注日新月异的都市景观和都市现代进程，重要的还是，在认同都市文明的同时，更富锐度地切入都市文明负面，尤其是探查当下都市心态，那些尚难为人所知的“死角”“暗角”，提醒日益逼近的危机。那是基于一种两难背谬的考量：栖身都市是生命肉体的需要，抗拒都市同样也是心灵的需要。新都市诗学承认速度、空间、技术、商品等因素的重大影响，故要求诗人从早已内化了的文明隐疾出发，透彻“趋新”与“审丑”特性，在与后现代语境遭遇中，挖掘并出示都市人两难体验──相当程度上，它已构成人类生存的一种测度。由此在存在深度上，注意抵御心灵沙化。 1 罗门《都市诗的创作诗界及其意涵之探索》，见《罗门文集》第96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95年版。 （原载《文学评论丛刊》2001年2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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