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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摘要]
上世纪末，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等单位联合举办的“世纪之交：中国诗歌创作态势与理论建设研讨会”，即所谓的“盘峰论争”，是中国新诗史上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随着新诗诗坛的变化和发展，在时隔七年之后，再次对它作一个回顾和总结是极为必要的。
本文在占有大量资料、力图摒弃非诗因素的前提下，对“盘峰论争”的起因、内容、焦点、影响，特别是对论争中的两大阵营——“知识分子写作”和“民间立场”进行了广泛深入的探讨。本文认为，在对立和对话过程中逐渐形成的“知识分子写作”和“民间立场”既有物质形式上的不同趣味之争，更有精神内容上的本质相通之处，是两个具有互补意义的诗歌实践主体。“盘峰论争”的最大实绩在于催生了“70年代后”诗人，同时对新诗在新世纪的探索和发展也具有重要而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
中国新诗；盘峰论争；知识分子写作；民间立场；“70年代后”诗人
一、从朦胧诗的解体说起
中国新诗自诞生以来便历经波折和磨难。直到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朦胧诗的崛起，中国新诗才又一次从沉寂中爆发，再次成为文学争论中的首要问题。朦胧诗是一种突破，它意味着现代派诗歌在新的文化语境中，树立起一种新的审美原则，也象征了一个时代文学的转型过渡。以北岛、舒婷、江河、杨炼等诗人为代表，以《今天》等地下刊物为主要阵地的朦胧诗派一开始就是以反传统的面目出现的。它们注重主观性，内向性，主张表现人的自我意识，追求形式上的自由和创新，迅速成为一股“不可遏止的现代文学潮流”。
但这股潮流发展到80年代后期，随着新生代诗人的诞生，逐渐退出了诗歌的主流。
如果单纯从诗艺上讲，朦胧派诗人的文化水平和创作技巧并不很高。这主要是特殊的时代造成的。比如舒婷只上过中学，顾城只是小学毕业。相对较低的文化素养使得他们的作品过于重内容而轻形式。这导致大多数从小受到正规教育，较长时间生活在校园中的新生代诗人强烈不满。他们喊出了“PASS北岛、舒婷”和“诗到语言为止”（韩东）的口号，试图从诗艺上超越朦胧诗。这些新生代诗人生活在“当时由于方向不明，小处敏感，大处茫然，面对历史事件，时代风云”（卞之琳）的校园中，有条件书生意气指点江山激扬文字，进行诗歌创作的语言实验和文体实验。一时间先锋诗歌成了时代和文学的宠儿，几乎所有的校园都有诗社。北京大学、吉林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武汉大学、西北师大、西南师大等都培养出一大批诗人。如尚仲敏、胡万俊、丘正伦等，以及北大近20年来涌现出的海子、骆一禾、西川、臧棣、西渡、戈麦等优秀诗人。这些诗人，以对抗性的姿态，从诗的“内质”上表现出反写实、反理性的倾向，并反对崇高化和使命感。他们开拓了一个全新的领域，并将诗歌推向了90年代。
90年代后，随着朦胧诗的淡出，新诗的发展面临了新的压力。这种压力不仅来自诗歌外部，更来自诗歌内部，从而造成了诗坛的分化。在诗坛内部，许多诗歌流派在诗艺和诗意上都日趋成熟，在诗坛上形成比较大的影响并占有一席之地。这些诗派包括：他们诗派、大学生诗派、非非主义诗派、圆明园诗派、整体主义诗派、海上诗派，等等。这些诗派虽然淡化了朦胧诗的主流地位，但由于各方面力量的相对均衡，它们没有一个能单独获取“诗歌话语”的霸权。于是，在不断的对立和对话过程中逐渐形成了把持主流刊物的“知识分子写作”，和以民刊为阵地的他们、莽汉、非非等流派的“民间立场”。
二、“知识分子写作”和“民间立场”
上世纪90年代的诗歌，私人化写作代替了群体化和公语化写作。这是诗歌的又一次重要转型。它是诗向本体复位的一种必然结果，符合诗歌自身的发展规律。但由于历史原因和新生代诗歌嬗变的周期过于短促，诗歌第一次陷入了浅阅读下的文化困境：一方面，非历史化的写作导致了纯诗由于私人化写作而流于“私语化”的偏狭，消遣和玩味；另一方面，诗歌的私语化倾向导致了读者的整体缺席。所以，诗歌的发展凸显为诗人和诗评家亟待解决的问题。
1999年4月16日至18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当代文学研究室、北京市作家协会、《诗探索》编辑部、《北京文学》杂志社联合举办的“世纪之交：中国诗歌创作态势与理论建设研讨会”在北京平谷县盘峰宾馆召开。来自北京和全国各地的近40位重要诗人、诗歌理论家和批评家与会，就一系列诗学问题展开了热烈的对话。会议特别就“知识分子写作”和“民间立场”的分歧进行了深入探讨，并力图寻找中国新诗在新的时代背景下的出路。这就是所谓的“盘峰论争”。这次论争打破了中国新诗诗坛长久以来出现的僵局，为中国新诗在新世纪的发展提供了契机和广阔前景。
1、知识分子写作
“知识分子写作”的前身是诗人西川提出来的中年写作。他曾在《答鲍夏兰、卤索四问》中说：“从1986年下半年开始，我对用市井口语描写平民生活产生了深深的厌倦。……我提出了‘诗歌精神’和‘知识分子写作’等概念，并以自己的作品承认了形式的重要性。我的所作所为，一方面是希望对于当时业已泛滥成灾的平民诗歌的矫正，另一方面也是希望表明自己对与服务于意识形态的正统诗歌和以反抗的姿态依附于意识形态的诗歌的态度。”
在1989年，诗人欧阳江河将“知识分子”范围进行了扩大并作为一种写作姿态和身份予以定位。在他周围聚集了西川、王家新、肖开愚、孙文波、陈东东、张曙光等一部分诗人，和程光炜、唐晓渡、陈超等一些诗评家，以云南《大家》、上海《倾向》等杂志为阵地，成为当代诗坛的一道蔚为壮观的风景。
程光炜对“知识分子写作”也有精确的划分。如“这种写作，往往带有着时代或个人的悲剧特征，它总是从正面或反面讨论社会存在的真理性”，“将西方文化精神运用到对中国语境的审查之中，力图赋予个人的存在一种玄学的气质，并执着于对当下寻找诗意问题的探询”。西川对于这一含义的补充是“富有独立精神、怀疑精神、道德动力，以文学为手段，向受过教育的普通读者群体讲述当代最重大问题的智力超群的人，其特点表现为思想的批判性。”
到了上世纪90年代，“知识分子写作”通过自我命名澄清了他们的写作地位和独特状态，通过尊重技艺和准确、具体的表达增强了他们写作的普遍气质，通过纳入本土现实质料和自觉运用反讽获得了他们写作的特殊气质和相对与时代生存的合法性。同时也通过自我批评意识的兴起和散文化的抒写巩固了他们的写作空间，完全呈现出“从批评的客厅到诗歌的后花园”的写作格局，使得所有这些“亡灵”（欧阳江河自评自己是“一群词语的亡灵”）得以在词语之间再次发出鲜活的声音，得以借助诗歌的反弹从一个光明的高度反观内心的“黑暗”。
2、民间立场
“民间立场”的说法由来已久。这个立场被看作是诗歌自古以来就存在的基本立场。但实际上，“民间”在很长的时期内始终处于模糊的状态，直到《今天》的创办——这被韩东认为是“当代民间的开端”。此后风起云涌的“第三代诗歌”运动中的“非非”、“他们”、“莽汉主义”流派中的部分诗人，在上世纪90年代自觉充当起了“民间”写作的领军人物，如韩东、于坚。当然，构成90年代“民间”写作的不单单是“曾混迹于80年代的民间诗人”，同时还有“以变化了的方式维护了必要的‘民间立场’”的青年一代。如诗人杨健、朱文、鲁羊、阿坚、刘立杆、朱朱、侯马、徐江，诗评家沈奇、谢有顺等人。
这些诗人写作直接从民间吸取鲜活的力量，领悟并创造生活的诗意。“民间社会总是与保守的、传统的思想为伍。在激进主义的时代，民间意味着保守的立场……是民间，保持了传统中国的基础。”现在它已不是对于“官方”的一种反抗姿态而只是相对于主流文化而言。这种观点容易使人想起上世纪80年代“寻根文学”的立场。在寻根派的理论中，他们的评价尺度也注意挖掘东方的、原始的和民间的文化，企图找到一种对抗的话语来排斥西方的、现代的和正统的意识主流。但他们却难以调和并克服原始文化、传统文化同现代文化之间的深刻矛盾；难以调整、平衡理性自我和原始主义意向之间的分裂状态。这些矛盾导致了“寻根文学”的逐渐退潮。而诗歌的“民间”写作正从某种意义上反映出“寻根文学”在当今的延续。
在“民间”诗人的视野中，他们希望在“传统”和“本土”上找到诗歌的发展脉络，并藉此树立起“汉语诗歌”的典型，恢复汉语的尊严，提倡一种“原初”、“本真”的诗歌写作方式。同时根据常识、经验、和生活的常态，利用身边的日常生活和日常语言等，建立起新诗的基础，从中发掘易被人们忽略的人生意蕴和文化意义。他们探索“口语化”写作，力图排斥知识、主义的阐释，拒绝深度，拒绝崇高，拒绝唯美，要求回归到生活的原生态，表现出诗意的日常性美学特征。
于坚认为“在90年代，当代诗歌的存在已经转移到民间。诗歌的权威性、标准、影响力是在民间。”可以说，上世纪90年代是中国当代诗歌真正重返民间的时代。
三、“盘峰论争”的焦点
1、“欧化”和“本土化”
“欧化”问题，自新诗诞生之日起即存在。先后被表达为“欧化”、“西化”等命题，与文化认同直接联系。这一问题在平静时是趣味之争，是写作取向的区别；到激烈时，便有了民族主义与“殖民写作”的分野。在“盘峰论争”中，这就成为了“民间立场”向“知识分子写作”发难的首要问题。
“知识分子写作”认为汉语诗歌的写作应该受到外来文化（尤其是西方文化）的影响（甚至是极大的影响）：既要有西方文学中强调的个人价值和悲剧精神的新约传统的影响，也要有根源于犹太神秘教义的、强调整体历史感受和启示的而非美学的旧约传统的影响，还要有强烈的古希腊意识影响以及表面效果受到削弱的拉丁精神的影响。而后者显然又是与启蒙思想乃至等级意识联系在一起的。具体来说，“知识分子”是把英语、法语、西班牙语、俄语和德语等外来语当作一般意义上的自己的语言资源来进行整合和“殖民写作”的。
程光炜在《岁月的遗照》序中说：“……张曙光的作品里有叶芝、里尔克、洛厄尔以及庞德等人的交叉影响；欧阳江河同波德莱尔一样，把一种毁灭性的体验作为语言的内蕴、且使阅读始终处于现实与幻觉的频频置换中，并产生出一种障碍之感；王家新对中国诗歌界产生实质性的影响，是在他自英伦三岛返国后。……米沃什、叶芝、帕斯捷尔纳克和布罗茨基流亡或准流亡的诗歌命运是王家新写作的主要源泉之一，……西川的诗歌源于拉美的聂鲁达、博尔赫斯，西川身上，有种介于现代诗人和博尔赫斯式国家图书馆馆长之间的气质……”
持“民间立场”的诗人则以“殖民写作”为论据，对“知识分子写作”进行批判。他们坚持汉语是汉语诗人唯一的主义、知识，坚持汉语最好，并希望以民族形式主宰诗歌的现代化，最终实现“文学的国语”之梦。这一口号为持个人写作的“民间立场”诗人所普遍响应和接受。但所谓的“殖民写作”实际上并非“知识分子”一家。如“民间立场”的代表诗人于坚指责“知识分子写作”照搬西方资源，是对诗歌的叛逆，但就是他本人的诗歌也不可避免地有“欧化”现象，如《寓言：出埃及记》中的句子：
彗星在黑暗中摇滚 神的剑高悬苍穹/科学日复一日地警告 不祥的阴谋 已潜伏在脚下的某处/某年某日 城市将毁于地震/看不见的撒旦之手 将要摇晃人类的盒子/装满智慧 爱情 欢乐 疾病 罪恶的盒子/……不朽的巴洛克天空 花岗石 火焰 玫瑰/青铜或钢铁的建筑史 都要倒下
这是该诗的开头。它就深受西方古代神话的影响，像撒旦之手，巴洛克天空之类。对《圣经》和西方文化不了解的读者，恐怕很难领会其中的奥妙。这样的诗歌还有《事件：溶洞之旅》等。正如昌切所言“据此查于坚其它的诗歌和散文作品，我们还可以轻易举出很多例子来，公正地讲，于坚的确存在客观西方化”。而这样的现象在“民间立场”诗人的作品中并不少见。
类似问题所造成的冲突，使双方的论争越来越掩盖了汉语语言这个中心论题。在这里，有两个误区需要澄清：即或认为语言仅有民族性，或坚持语言等于民族性。现代语言学已经证明，语言是具有浓厚的民族性的符号。在当代诗人中，像欧阳江河、于坚、西川那样既有西方资源，又有深厚古典功底的诗人，确实不多见。所以在这个层面上说，讨论“欧化”和“本土化”实际上已经超越了诗或诗性的范畴。
2、“圣化”和“俗化”
“圣化”写作的运动方式是向上的，强调超越（吴思敬）。一个人生活在世界上，精神需要一个寄托，这寄托的地方便是他精神所归宿的地方。基于这个道理，上世纪90年代以来，新时期初期那种由个人的身世之感而推衍出的心灵对现实的感应，渐渐不再居于主要位置。面对一个更加开放的世界，面对经济转型过程中出现的理想幻灭、道德沦丧、腐败盛行……诗人们开始在新的层面上进行探索。他们在寻求超越具体现实的前提下，力图对人类生存历史的全部复杂经验进行更宏观、更直接、也更抽象的艺术把握，以现代人的眼光对民族文化心理进行纵深层面的开掘。
“知识分子写作”首先提出了诗歌的秩序和责任。他们以西方的纯诗为追求，在艺术上强调纯诗，习惯于从精巧的细节中发掘日常经验。于是从关注民族和国家命运这一类重大命题转向了对个别事物的解构性思考，并对此津津乐道。如欧阳江河的《时装店》：
……你迷恋针脚呢
还是韵脚？蜀绣，还是湘绣？闲暇
并非处处追忆闲笔。关于江南之恋
有回文般的伏在蓟北等你：分明是桃花
却里外藏有梅花针法。会不会抽去线头
整件单衣变了公主的云，往下抛绣球？
这些诗句写得异常优美，诗人从工业化中引发了对当代文明的思考。在这里，关于东方的想象被温情脉脉地放大了：东方的针线带着复古的共同记忆，是如此无可争议地显示了它的美感。但正是过分的渲染和趋新求异造成“知识分子写作”陷入了困境。一些诗人由于刻意追求纯诗而不能接近纯诗。他们以怪异的形式标榜新潮，以艰涩的语句掩饰平庸，让人看了不知所云。
因此，持“民间立场”的诗人开始以“形而下”的姿态来对抗“知识分子写作”的“形而上”。他们从“形而下”的凡俗生活表象开掘隐蔽的诗意。在这些诗人看来，世界万物无所谓现象和本质之分，现象就是本质，本质就是现象。真实地描述出现象也就抵达了本质。故而诗人不一定要高蹈云端，诗歌也不一定都要蒙上神性的光环。诗人不必避讳极其琐屑的日常生活，只要抓住身边的事物，把它们记录下来，就有可能直逼诗性的本质。当然这得靠诗人的审美判断力。实际上，日常经验入诗，更强调感受的深度和诗人的直觉。从这个角度上讲，“知识分子写作”所推崇的纯诗和“民间立场”的俗化写作是有很大共通性的，但“知识分子”所谓的纯诗还是受到了“民间立场”的攻击。同时，“民间立场”的一部分诗人的创作理念和作品也同样受到了“知识分子”的指责和鞭笞。
具体来说，这主要是指“下半身”文学。而作为“下半身”文学的始作俑者沈浩波正是在盘峰诗会上首先向“知识分子写作”发难的“民间立场”代表。这些以朵渔和沈浩波为首的反对“上半身”的新诗人，包括盛兴、李红旗、男人、巫昂、伊丽川、朱渐和马非等人，在“下半身”写作中打出了反叛主义的旗帜。主要包括“下半身”文学是一种“形而下”状态，一种诗歌写作贴肉状态，追求一种肉体的在场感等。他们把韩东的解构尊为精神教父，把伊沙的反崇高奉为“温柔的老大”，接榫于前代诗人，并宣称“语言的时代结束了，身体觉醒的时代开始了。”
这样，以《诗江湖》为主要阵地的“下半身”成员沉迷于过度描写身体的色情暗示和直接性行为。如沈浩波的诗作《朋友妻》、《挂牌女郎》，男人的《压死在床上》，以及伊丽川的《挑逗》、《花天酒地》等等，这些作品纯粹为性而性，为色情而色情，为呈一时的快感而陶醉于感官的宣泄。他们认为，手段即目的，目的即在审丑中过瘾。他们的肉体神话，一时将诗歌推向了纵欲和享乐主义的深渊。这种诗歌并不缺少市场（主要是大学生读者），但也为主流所不齿。因而成为此次论争中的又一大焦点。
3、立场和姿态
这是两派中最鲜明也最令人迷惑的争论问题。它是两者争夺话语权的焦点。
同样根据程光炜在《岁月的遗照》序中的说明，团结在这个杂志（《倾向》）周围的，有欧阳江河、张曙光、王家新、陈东东、柏桦、西川等，这个杂志成为“秩序与责任”的象征。正像彼得堡之于俄罗斯文化精神，海德格尔、雅斯贝尔斯之于二战后德国知识界普遍的沮丧、混乱一样，它无疑是一盏照亮泥泞的中国诗歌的明灯。这段有意归结中国诗歌的话语一方面反映了上世纪90年代处于主导地位的诗权代表是“知识分子写作”，另一方面评论的失之偏颇立即成为“民间立场”的又一批判重点。青年批评家谢有顺在《谁在伤害真正的诗歌？》一文中说：“幻觉可以抹杀事实，幻觉也可以建立起一个诗歌的利益集团，这种荒谬的局面在《岁月的遗照》的选编意图中表露无遗。这个选本最好还列有推荐阅读诗集、诗论集，列的也是知识分子写作群体的那几个人……”而在争论中类似的声音更是来势凶猛，“民间立场”代表于坚、伊沙、徐江和评论家沈奇纷纷展开对“知识分子”的攻击，包括以后的论战，两派的斗争几乎都集中在这一点上。这不能不让我们怀疑论战的真实目的。
那么，“知识分子”是如何回应的呢？王家新在《纪念一位最安静的作家》中说：“然而，真正的诗歌秩序或权威是无法靠强权或什么权力策略来建立的，因为它是一种艺术权威或尺度而非什么，它的建立，只能靠作品本身的思想力量和艺术力量，靠艰巨、深入的写作本身所尊定的一切，靠它所达到的高度和强度，所拓展的疆域和幅度，所确立的艺术认知和批评气候。否则，且不说住在北京，即使住在中南海里也不灵……至于《岁月的遗照》，这里我想说的是：一，该诗选只是编选者的个人行为，它决不是某个小圈子‘合谋’的产物，二，编选者对他少选的诗人没有否定。”这样的反驳显然符合“知识分子”的心理结构。他们首先说诗歌的权威在于诗歌本身的好坏。所以，“我”成为权威是因为“我”的诗好，这和“我”住在北京还是外省没有任何关系。
但透过这些纷争我们所能看到的是：无论“知识分子写作”还是“民间立场”，他们从最初的诗歌定位转移到最后的论争领地，比如同《岁月的遗照》相抗衡的九八、九九《新诗年鉴》。当他们标榜着选刊的销量时，论争最终牵涉到的利益已和诗歌本身全然无关。
四、关于“盘峰论争”
新时期20多年来中国新诗的反叛和求索，既是一个不断展示生机和可能性的过程，也是不断暴露非历史化创作和后遗症的过程。对于这场沸沸扬扬的“知识分子写作”与“民间立场”之争，虽然与80年代朦胧诗论争不可同日而语，但这种由于诗学立场不同而产生的风格与观念之争，排除其“话语霸权”和市场份额的争夺等非诗因素不谈，值得重视的恐怕还是诗歌自身存在的问题。
1、论争的必要性
首先，从两本趣味不同的诗选（程光炜编选的《岁月的遗照》和杨克主编的《1999年中国新诗年鉴》）可以看出两种截然不同的风格取向，而这种取向完全可以追溯到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的新生代诗和纯诗的追求。上世纪80年代中期，随着朦胧诗的自我反省和新生代对朦胧诗的反叛，当代诗歌开始了第二次否定。这种否定是诗歌的自发转向自觉的体现。而从“知识分子”与“民间立场”的争论中，无论是“知识分子”认定的“知识分子写作”是在抗议的主题被耗尽和群众写作时代过去之后，一种有语境和语言策略的考虑、寻求阶段性活力的诗歌实践，还是“民间立场”诗人于坚所认为的“民间”的意思就是一种独立的品质，由日常语言证实的个人生命的经验、体验、写作中天才和原创力总是第一位的。“民间”诗歌的精神在于，它从不依附于任何庞然大物，它仅仅为诗歌本身的目的而存在。以及另一位“民间”诗人韩东观念里的真正的“民间”：一，放弃权利的场所，未明与喑哑之地；二，独立精神的子宫和自由创造的漩涡。崇尚的是天才，坚定的人格和敏感的心灵；三，为维护文学和艺术的生存，为其表达和写作的权力（非权力）所做的必要的斗争。我们都可以看到争论双方的某些相通之处，尤其在坚持个人立场和对语言表达能力的重视方面，更是他们继朦胧诗之后共同争取也共同拥有的品格。区别仅仅在于，在朦胧诗的集体经验向个人体验转变的过程中，“民间立场”更强调面对“中国当下日常生活经验”和口语的表达效果；而对生活与诗歌、现实与语言的非等同关系已经有所警觉的“知识分子写作”，更注意如何把经验转化为诗歌的语言秩序。从经验的形式化和艺术的独立要求看，“知识分子写作”和“民间立场”都是具有互补意义的诗歌话语实践，都有各自问题的针对性，却又不能单方面过分强调针对性而走偏锋。因为无论“内容——意义”的物质性或形式物质性的单向追求，都需要诗人重新回归个人感受能力和语言自我繁衍能力。所以诗评家张清华说：“‘民间立场’和‘知识分子写作’的含义不但不是对立的，而且是统一的。在当代的语境中尤其如此。‘知识分子’的非体制性同‘民间立场’的概念很接近。从写作来看，两者一个强调活力，一个强调高度；一个倾向于消解，一个倾向于建构，正好优势互补，因此大家要达成兼容互谅，保持自省。”
2、论争的影响
“盘峰论争”在一定程度上向人们展示了上世纪末新诗发展的状况，重新点燃了诗人和读者的激情。一方面，诗坛内部开始升温，一些长时间坚持地下写作的诗人纷纷浮出水面，个人写作的姿态更加个人化；另一方面，一大批徘徊在“知识分子写作”和“民间立场”之外的诗人重新树立起诗歌的审美标准。诗歌审美标准的重新确立，催生了世纪之交中国诗坛一股最重要的力量，这就是“70年代后”诗人。2000年，广东青年诗人黄礼孩编辑的民间刊物《诗歌与人》集中展示了数十位出生于70年代后的青年诗人的作品，他们的风格鲜明独特，语言成熟，标志着“70年代后”诗人开始登上诗歌舞台。“70年代后”诗人对技术有一种天然的亲和力，他们通过对技术的艺术掌握，使诗意得以完美呈现，使诗歌的文本成为纯诗的典范。同时他们的诗歌兼顾了“知识分子写作”和“民间立场”，既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知识分子写作”的“欧化”问题，又对口语诗进行了更深意义上的拓展，并以自身的敏锐洞察力来触动属于人性本质的某些东西，从而受到广泛赞誉。比如敬文东在《没有终点的旅行》中提到的韩博、胡续东、姜涛、蒋浩等，他们特殊的教育背景、文化背景、时代背景，使他们的诗歌中既有狂欢，也有忧伤。他们带来的纯技术的、诗学伦理学的和本体的感动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诗歌的变革，而这一点是很多成名诗人都不曾做到的。所以诗人中岛在编完《诗参考》第17，18期合刊时说：“这说明70年代后出生的诗人，要占领中国诗歌的高地是不可避免的。”2002年，黄礼孩再次编选的《70后诗人诗选》，对“70年代后”诗人的作品进行了整理，“70年代后”诗人在几经波折之后终于在诗坛上占据了一席之地。
同时，“盘峰论争”结束以后，一部分“知识分子”诗人从刻意追逐官方文本刊物中退了出来，以网络为诗歌发展的另一个重要舞台。随着网络的迅猛发展，网络诗歌推动了中国新诗的再度繁荣。一时间，诗生活、诗参考、诗先锋、诗江湖、诗文本、诗歌与人、界限等几十个纯诗歌网站和榕树下、红袖添香、书香门第、西路等几十个兼有诗歌频道的文学网站的出现使诗歌的发展进入了前所未有的广阔天地。同时，各种民间刊物又纷纷涌现，这种以诗艺交流为目的的刊物，比新生代诗人的先锋诗歌和实验诗歌更为接近纯诗和诗歌的终极理想。
这种繁荣同样给纸质刊物带来了巨大的影响。从新诗刊物《诗刊》99年以后的发行量就可以给予这次论争以充分的肯定。同样，其它诗歌刊物所开展的诗歌活动也表明90年代读者缺席的中国新诗诗坛的僵化局面被彻底打破了，读者的热情开始复苏。一场论争的结束，就是一场盛宴的开始。“盘峰论争”已过去七年多了，但它的影响还在继续并扩大。在新世纪里，中国新诗如何进一步发展，让我们拭目以待。
[参考书目]
谭五昌：《中国新诗白皮书（1999－2002）》（下编：1999——2002年重要诗歌理论批评及文献资料），昆仑出版社2004年1月第一版
[相关文献]
[1]欧阳江河：《89后国内写作：本土气质、中年特征与知识分子身份》，《花城》1993年第5期
[2]王家新：《冯至与我们这一代人》，《读书》1993年第6期
[3]王家新：《谁在我们中间》、臧棣：《王家新：承受中的汉语》，《诗探索》1994年第4期
[4] 南帆：《话语权力与对话》，《上海文学》1994年第8期
[5]邵建：《知识分子写作：世纪末的“新状态”》，《钟山》1995年第3期
[6] 王家新：《“理想主义”与知识分子精神》，《中华读书报》1995年6月号
[7] 薛毅：《日常生活的命运》，《上海文学》1995年第12期
[8]王建旗：《倡导“知识分子写作”》，《诗神》1996年第1期
[9]孟繁华：《启蒙角色再定位：重读“寻根文学”》， 《天津社会科学》1996第1期
[10]王一川：《平民自我的快活表白：于坚诗〈作品67号〉中的自我形象分析》，《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6年第2期
[11] 邵建：《知识分子立场》，《长城》1996年第5期
[12]吴思敬：《启蒙?失语?回归：新时期诗歌理论发展的一道轨迹》，《诗刊》1996年第7期
[13]南帆：《个人姿态与对话》，《作品》1996年第12期
[14]胡续冬：《在“亡灵”与“出卖黑暗的人”之间》，《北京大学研究生学刊》1997年第1期
[15] 西川：《生存处境与写作处境》，《学术思想评论》1997年第1辑
[16]王家新：《阐释之外：当代诗学的一种话语分析》，《文学评论》1997年第2期
[17]南帆：《“本土”的歧义》，《文艺理论研究》1997年第3期
[18]程光炜：《不知所终的旅行：90年代诗歌综论》，《山花》1997年第11期
[19] 张卫东：《知识分子的言说困境》，《文艺评论》1998年第2期
[20]丁帆、王彬彬、费振钟：《民间话语立场与“写实”的价值魔方》，《文艺争鸣》1998年第2期
[21]唐晓渡：《何谓“个人写作”》，《莽原》1998年第5期
[22]李新宇：《走出民间的沼泽》，《粤海风》1998年9—10月号
[23]王世诚：《知识分子文化写作：危机与可能》，《钟山》1999年第1期
[24] 沈奇：《口语、禅味与本土意识：展望21世纪中国诗歌》，《作家》1999年第3期
[25]谢有顺：《内在的诗歌真相》，《南方周末》1999年4月2日
（本文承新疆大学人文学院文艺学硕士生导师刘求长教授悉心指导，在此谨致谢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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