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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中国话剧百年史上，有一位功勋卓著、绝对不应忘记的人物，却不是专业的话剧工作者，那就是“周君恩来”。
“周君恩来”是他在南开学校读书时《同学录》上的称呼。抗战时期在重庆，话剧界的青年人叫他周先生，背后有时称他“胡仙”，因为听老同志们说他在长征时留过长胡子。建国后，当然一律都称周总理了。
周总理同话剧的关系，面广事多，有三段时间最为突出：南开读书时期，重庆抗战时期，上世纪六十年代广州会议前后。
南开是中国最早开拓校园戏剧的学校。还在1909年（清宣统元年），南开校长张伯苓就带头倡导新剧，竟然惊世骇俗，自编自导自演一部三幕讽刺剧《用非所学》，南开由此每年都编演新剧，形成正规的传统。周恩来1913年进南开学校读书，很快成为新剧活动积极分子。据现有资料，1914年南开正式成立新剧团，他被选为布景部（大约相当于现今舞台美术组）副部长。但他更惹眼的工作是做演员，那时还不许妇女演戏，周恩来被认为是最好的“男旦”。他在南开几年中，演过的重要女角就有《华娥传》中的华娥，《仇大娘》中的蕙娘，《一元钱》中的孙慧娟，《千金全德》中的高桂英等。南开早期的戏都是师生集体讨论编写，周恩来也参加过，有时还管拉大幕。
最有价值的，是他于1916年9月在南开《校风》杂志上作为社论发表的《吾校新剧观》。这篇文章原定写四部分，但只发表了“新剧之功效”和“新剧之派别”两部分，后一半未见发表。全文用浅近而精炼的文言，不到四千字。首先纵论中国之国弱民贫，接着强调通俗教育之重要，并归结到“而通俗教育最要之主旨，又在舍极高之理论，施以有效之实事。若是者，其惟新剧乎!”更精彩的是在“新剧之派别”中介绍了传统话剧的各种类别，如悲剧、喜剧、古代剧、近代剧、诗歌剧、社会剧、歌剧、音乐、喜剧、滑稽剧(今译闹剧)、感觉剧(今译佳构剧)等等，虽然没有详论，仅是名称的介绍，在当时已属不易。后面介绍文艺思潮的古典主义、浪漫主义和写实主义，则不仅提到古希腊、文艺复兴时期许多大剧作家，还稍作论述。最后更点明“吾之主旨，又非纯求合乎欧美之种类潮流，特大势所趋，不得不资为观鉴，取舍去留，是在吾人之自择耳。”显示了应知晓世界潮流而以我为主的精神。应当看到，1916年，南方的文明戏已经衰败，《新青年》的“易卜生专号”尚未出版，周恩来刚十八岁，又不是专门学戏剧理论的学生，能有这样的学识和认识，实在令人惊佩。
二
二十年过去。抗战军兴，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坐镇陪都重庆同国民党打交道。实际上，他也在领导着国民党统治区的进步文艺运动，而话剧是其中十分重要组成部分。当时沿海沦陷，上海北平等地重要话剧家大部分集中到重庆、桂林、昆明、成都等地。国产和外国电影极少，话剧得到充分发展。国民党为了控制话剧的进步力量，办了几个具有一定规模的剧团，接纳了许多左翼戏剧家。在当时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势下，如何坚持进步的战斗传统，更好地开展话剧运动，进行控制和反控制的斗争，成为话剧界的主要任务。在重庆的话剧工作者都知道，当时话剧战线的前线指挥是阳翰笙、夏衍、于伶、司徒慧敏等，而总司令则是曾家岩50号“周公馆”里的周恩来。
几个官办剧团的艺术骨干虽然都是进步话剧家，如军方的中国万岁剧团有应云卫、史东山、郑君里、王瑞麟、舒绣文、石羽、秦怡等，国民党办的中央电影摄影场的中电剧团有陈鲤庭、孟君谋、沈浮、白杨、赵丹等，三青团的中央青年剧社有熊佛西、张骏祥、吴祖光、杨村彬等，但究竟受制于人，有不利的一面。特别是1941年初皖南事变之后，形势险恶，周恩来同阳翰笙研究确定从各官办剧团中抽出一些人办一个民间职业剧团中华剧艺社；1941年末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沦陷，夏衍、于伶、司徒慧敏、金山等回到重庆，周恩来决定再建立一个中国艺术剧社。这两个剧社艺术实力强，实际上成了重庆话剧运动的中心力量。《天国春秋》《屈原》《法西斯细菌》《长夜行》《风雪夜归人》《家》《戏剧春秋》《春寒》等等代表性名剧，如果没有这两个剧社是演不出来的。
为在话剧界广交朋友，引领话剧工作者走向进步，周恩来花费了大量时间和精力，取得了深远的影响。这当然首先要多看戏。周恩来和党的南方局文化组的几位工作同志如张颖、陈舜瑶等都是重庆国泰戏院、抗建堂等话剧剧场的常客。有记载的是，周恩来在百忙中看过《风雪夜归人》三次，《法西斯细菌》三次，还有《北京人》《屈原》等等也都不止一次。张颖看得更多，看后还写评论，大都由周恩来审阅修改，在《新华日报》发表，影响很广。
看戏以外，周恩来还极为重视同话剧工作者的直接接触。一方面，奉周恩来之命，张颖、陈舜瑶等在话剧界广泛联系青年剧人；周恩来自己则重点同知名戏剧家如曹禺、吴祖光、郑君里等深入谈心。他真诚的关怀和深邃的思想，使当时许多名家多有豁然开朗、终身受益之感。
另一方面，周恩来还安排了一项重要的活动：每年都要在周公馆举行几次比较集中的“打牙祭”聚会，每次二十人上下，这就使得他在亲切的气氛中认识了大量青年人。每次会上，周恩来都会谈些时局形势或者看戏观感，有时高兴，还亲自给大家做扬州狮子头。会上欢声笑语，这成了大家最兴奋愉快的聚会。抗战胜利后，毛泽东到重庆同蒋介石谈判，周恩来就举行过两次话剧界人士同毛泽东的见面。周公馆的聚会是重庆进步话剧界一道热烈的红色风景线，凡受到邀请的人，明知会被特务盯梢，但谁也不会放弃这样的机会。
不止重庆的话剧工作，整个大后方的话剧运动全都在周恩来的视野之中。不止在局势比较平稳时关心剧运，使他更严重关切的是在几次反共高潮的险恶环境下如何保护话剧家们的安全。比如1941年皖南事变后，局势紧张，周恩来一方面作战略部署，把一批目标较大的话剧家疏散到香港、昆明、桂林等地，而且变消极为积极，充实了当地的话剧力量。后又接见几个抗敌演剧队的负责人(都是穿国民党军装的进步剧人)，指示他们在复杂的处境中的对策。另一方面，他还利用为郭沫若、洪深举行祝贺50寿辰，利用《屈原》演出成功等，以多种社会方式开展活动，宏扬抗战正气，扩大进步影响。这使重庆话剧运动在多重困难和复杂矛盾中，取得了话剧史上的辉煌成就。
抗战胜利后，上海又复成为话剧中心。在内战即将爆发这一极端严重的局势中，周恩来仍然关怀话剧。1946年10月间，他在即将撤返解放区前，曾约见于伶等同志，部署了上海话剧的三道防线：上海剧艺社为第一线，观众演出公司为第二线，再坚持不住，则转入进步电影公司和戏曲界为第三线。他的部署保证了上海话剧在三年后胜利地迎接了解放。
三
新中国建立后，周恩来日理万机，他还是挤出时间看各种舞台演出，其中话剧占有相当大的比重；还是常常同话剧界人士见面、谈话乃至请到家中便饭。也还常对某些剧目提出意见，据说曾对某个为潘金莲翻案的戏发表见解，认为潘金莲虽是劳动人民出身，但后来的行为已经叛变了劳动阶级，不值得同情，不必翻案。上世纪50年代，中国话剧由于总是要为临时的具体的政治运动直接服务，出现大量公式化概念化标语口号式剧作，不受观众欢迎。到了50年代末，“左”风日盛，文艺界如同“箭穿着雁口，没个人敢咳嗽”。中国戏剧家协会(这时张颖是负责人之一)和文化部在周恩来支持下，决定在广州举行一次“话剧、歌剧、儿童剧创作座谈会”，用以扭转形势。周恩来和陈毅都在会上作了长篇讲话。其实在开会之前，周恩来已经在北京召开了一次预备会，讲了许多意见。周、陈发言的精神集中在反对文艺领导上的官僚主义、独断专行，强调百花齐放，提倡艺术民主。比如周恩来以曹禺为例说：“过去和曹禺同志在重庆谈问题的时候，他拘束少，现在好像拘束多了。生怕这个错，那个错，没有主见。”他着重指出：“那些框框，新迷信，就是从某些党委领导同志的批评来的。这个不能写，那个不能写，还要给人家戴帽子：右倾、保守。这样很多作品就成了公式化、概念化、庸俗化的东西了。”“要求文学作品反映时代精神，不是把党的政策、决议塞到一个戏里。”……
广州会议有一百多位戏剧家参加，开了二十多天，人人畅所欲言，心情舒畅，影响及于全国。会后不久，就陆续出现了《霓虹灯下的哨兵》《七月流火》《第二个春天》等优秀剧作。正当周恩来以他对话剧的挚爱，领着话剧走出困境，已经出现新的繁荣苗头的时候，没有多久，两个“批示”从天而降，江青登台，“文革”阴风四起，大夜弥天，周恩来为话剧所作的努力，全被腰斩。
周恩来同中国话剧的关系长达四十余年。他是中国话剧最热情的观众，是最懂话剧而实事求是的领导人，而从根本上说，他是我们最真诚最知己的朋友。中国话剧工作者永远不会忘记他。
写于2007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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