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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文化：新时期小说的叙述与想象

来源：中国南方艺术
作者：王本朝
2012-09-29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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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革”结束以后，中国文学结束了一体化的文学时代而进入到多元化发展，作家的文化立场和价值取向也在不断分化和裂变，进入到一个个人主义和相对主义时代。以王蒙、张贤亮、丛维熙、刘心武、蒋子龙为代表的“中年”作家更为关注社会问题，对民族、国家、青春和爱情等价值和理想一往情深，引领了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和改革文学潮流。知青作家不再采取简单的价值立场看待历史和现实，出现了评判的多元化取向。张承志、梁晓声有着鲜明的理想主义和乐观主义，王安忆有了更多的现实困惑，韩少功则多了一份理性的反思和文化坚守。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出现的以马原、余华、苏童、格非、孙甘露、北村、吕新、残雪等为代表的先锋派文学开始，到90年代出现的晚生代文学，文学价值取向日益走向个人化、日常化和多元化。总的说来，新时期文学的作家立场和价值选择不断发生变化，有一个从政治意识到个人经验，从一体化到多元化的演进趋势。

    在这繁复多样的价值观念背后，则或隐或显地存在着一股来自基督教文化影响的神性价值取向。我们知道，20世纪50年代以后的中国文学对基督教一直讳莫如深，它不再成为作家思考和表现的对象，基督教语言和意象成了帝国主义同义语。用王蒙的话说：“解放以后，我们学习唯物主义、马列主义，带有强烈的无神论倾向和一种对宗教的相当严峻的批判，我的小说《青春万岁》里就把我参加打击一贯道，揭露帝国主义利用天主教来残害我们的同胞，把天主教作为侵略的工具的经验写进去了。这在历史上也有过。鸦片和天主教几乎同时推到中国来。教会是世俗的东西，而宗教是超俗的东西，这是一对矛盾。……《青春万岁》里可以说有相当浓厚的反宗教情绪。”1）

    1976年以后，随着社会的开放和思想的解放，文化思潮尤其是宗教文化的勃兴，文学资源和价值选择的多元化，基督教重新成为小说创作的一种资源。礼平写于1976年的《晚霞消失的时候》是“新时期”较早涉及基督教题材的作品。小说所写的主人公的女友——南珊由于“文革”的抄家和受辱，毅然皈依了基督教，“深深的爱着”“耶和华”。小说对如何认识和看待人与社会思想的复杂性，尤其是宗教对于人和社会的价值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作品一经发表就引起了人们的热烈讨论。无论是赞成，还是反对，它至少让社会重新认识到宗教之于人生的意义。张洁的《方舟》和《上帝不在天堂》，王力雄的《天堂之门》，韩汝诚的《天使与囚徒》以及张抗抗的《塔》都借鉴了基督教的某些寓意，借以强化作品的某种象征意义。一个突出的现象是，当时作家把基督教作为了一种价值的反衬对象，如张雄辉的《挣脱了十字架的耶稣》，写一个有“卷曲的披肩长发”，“穿喇叭裤”，“浑身”散发“浓浓的香水”的青年女技工——贺玉珊，在由于家庭变故，生活波折，尤其是在“文革”的“被利用”和“被出卖”，她从“救世主”一下子变成了“替罪羊”，使她陷入进“空虚，一切都是那么空虚”的绝望境地，从而“在圣经中寻找安慰”，喜欢上了走向“十字架”的“耶稣”。后在青年标兵佟宁的耐心关怀之下，她把“十字架”放进瓶子里，抛进了江水之中，走向了新的生活。这篇作品表明，宗教只是情感的暂时避难所，是人性的变异状态，特别是作品把贺玉珊的宗教信仰与后进青年放置在一起，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来改造和教育。由此可见，宗教在当时是被作为社会“异己”的“妖魔化”符号来看待的。鲁获的长篇小说《“圣战者”的覆灭》从反殖民主义的角度描写神甫利用教堂进行间谍活动最终被破获的经过。李晓的小说《最后的晚餐》描写“文革”时期的一家基督徒，真诚信奉基督，为防不测，在阅读《圣经》时，把《圣经》套上毛泽东语录的封面。最后被专政者发现，处以20年徒刑，基督的“羔羊”最终真正成为了命运的“替罪羊”。竹林的《地狱与天堂》也以“文革”为背景，表现那个人鬼不分，价值颠倒的时代，美丽、漂亮的归国华侨李宁，其母笃信基督教，她也从小浸染于浓厚的宗教家庭教育之中，母亲告诉她：要“感谢上帝”，“要爱人，宽恕人”。后来她只身回到国内大学学习，并与出生于乡村，有着自己独立思考能力的王烁相爱了。年级的党支部委员、校团委书记的褚明也被她的“美貌”所吸引，但又担心因与一个有海外关系的女孩谈恋爱，而毁掉自己的“锦绣前程”。权利、政治与爱情让他在工作中以“变态”的方式把李宁划为另类，作为“疯子”送进了疯人院。在有“冰冷的铁栅栏”的疯人院里，李宁清醒了，“思考着”，“梦幻着”，感觉到“当我们醒着的时候，我们在做梦；当我们坠入昏沉的梦中，我们又清醒了。”她感到“这个世界，发了疯”，她在痛苦中走向基督的天堂。

    可以说，基督教还是作为一种比附对象，并没有由它引领出对于社会人生的深刻反思和自我超越，它所通向的是对社会的反思和历史的描述，对社会人生和文化命运的审视。沿着这样的写作思路，还出现了莫言的《丰乳肥臀》、张行健的《田野上的教堂》和范稳的《水乳大地》等作品。《丰乳肥臀》主要叙述了山东高密东北乡大栏镇的上官家族的命运变迁史，小说以一个母亲与九个子女在不同时代所遭遇的不同命运表现了母性永恒的主题，同时又借助上官金童和上官玉女皆为母亲与牧师马洛亚所生，由此获得了新生，从侧面肯定上帝的意义。《田野上的教堂》描写神泉村村村民拒交公粮，村长杜明林动用了老支书的劝说、孩子们的力量，乃至派出所的威压，但都没有起到明显作用。即使把交公粮与爱国主义联系在一起，当作一种政治行为，依然没有多少人交公粮。恰逢此时，村长的老同学，从神学院毕业已是牧师的季春寒正被安排到神泉村来“布道讲经”。季春寒与杜明林讨论了宗教信仰与耶稣的意义，第二日，季春寒到村上的教堂布道，宣讲《奉献与奉献精神》，认为：“奉献是去除世俗杂念，是驱散贪婪的欲望，是人对生命意义的一个拓展，应该完全建立在纯真的利他主义上。当一个人有了奉献之心并把它慷慨地表现出来时，那就是他生命最完美的时候，心境自然就像玉一样清玉一样洁。奉献表现为灵魂洁净的意态，同时也有永恒的品格。”他归结说，“奉献的道理是基督教的精髓”，由此引申到“不愿向国家和更多的人们交售应交的爱国公粮，爱国粮棉，这与奉献精神实在格格不入哪……一个连国家和人民都不爱的人还能谈上爱主吗？”听了季牧师“布道”后的当日下午，出现了一番“奇怪”景象：“村委大院黑压压站满了人群，停满了车辆，大院门口排满了长长的交公粮的队伍”。村长杜明林“望着远处高高的却也简陋破旧的教堂”，“心情十分复杂，默默的，默默的，想了好久好久”。小说触及到当前农村所存在的一个很普遍的现象：宗教的重新兴起以及所产生的不可忽略的作用，村长的母亲和爱人都信教，婆媳关系好，并且村里的治安、偷盗犯罪减少，这与村民信教后所产生的“教化力量”有关。更令人深思的是，连交公粮这样的事也需要求助于村民的宗教信仰。小说的意图显然是探讨农村“问题”的，并不真正在于宗教的意义。作者尽管肯定了宗教的意义，但对宗教的理解却有些牵强附会，如对“奉献”的诠释偏重于使用哲学语汇和概念，如“利他主义”和“意态”等词汇。具有“反讽”意味的是，在听了牧师的“布道”以后，村长听见村民这样谈论“乡党委书记讲的是要咱爱国哩，教堂的牧师讲的是让咱奉献哩，都是一个理儿”，一下就消解了“布道”的真实含意，也使基督教变成了一件“道具”。

    范稳的《水乳大地》涉及到不同宗教和信仰之间的问题。小说展示的是宗教文明之间的冲突和魅力，不同教派的血肉争斗和试图以信仰换取利益的诱惑几乎比比皆是。但信仰在这里高于一切，信仰是人的灵魂栖息的家园。各种宗教力量酿成了血与火的斗争，最后在相互理解和尊重中间也都平息了。每一种信仰都有自己信仰的依据和存在价值。小说还对西方传教士形象进行了动人摹写。沙利士——这个为宗教事业奋斗一生的基督教徒，内心充满了悲悯，他叩开了西藏的大门，在纯净的边地播洒他的福音。他敢于到各族民众杂居的危险之地，甚至敢于到麻风病人生活的地方，为他们带去生活必需品。他到处奔走，传教布道，最后死于异国他乡。小说在表现宗教信仰相互冲突的同时，更表现了对人性的理解，展开了宗教和人性的对话。宗教是大地的水乳，精神生活是人的存在价值。宗教之间的优劣高下，用辩论是说不清的，用血与火更是讲不明的。

    就整个新时期文学而言，具有基督教信念和创作追求的作家是史铁生和北村。史铁生的小说《原罪?宿命》、《命若琴弦》、《礼拜日》、《车神》、《一个谜语的几种简单猜法》、《小说三篇》和散文《我与地坛》等作品探讨了人的生存与死亡、自我拯救与终极关怀问题。他认为：“一个人，出生了，这就不再是一个可以辩论的问题，而只是上帝交给他的一个事实；上帝在交给我们这件事实的时候，已经顺便保证了它的结果，所以死是一件不必急于求成的事，死是一个必然会降临的节日。”2）生死乃命定，皆是被“上帝”所给予的“事实”，人必须在承认这种被规定性的前提下做事。文学创作的使命就是“面对着人本的困境……探索一条全人类的路”，3）“人本的困境”又是指哪些呢？如生与死、理想与能力、毁灭与挣扎等，具体地说就是三种困境：“孤独”、“痛苦”、“恐惧”，“上帝用这三种东西来折磨我们”，同时也是“要给我们三种获得欢乐的机会”，“写小说之所以挺吸引我，就是因为它能帮我把三种困境变成既是三种困境又是三种获得欢乐的机会”。4）在他看来，“文学就是宗教精神的文字体现”。何谓“宗教精神”呢？它是“人们在‘知不知’时依然葆有的坚定信念，是人类大军重围时宁愿赴死而求也不甘惧退而失的壮烈精神”，对一个民族而言，也需要宗教精神，“一支疲沓的队伍，一个由傲慢转为自卑的民族，一伙散沙般失去凝聚力的人群，需要重建宗教精神”，因为“缺乏宗教精神的民族，就如同缺乏爱情或不再渴望爱情的夫妻，不散伙已属奇观，没法再要求他们同舟共济和心醉神迷”。5）他断言，“中国文学正在寻找着自己的宗教”，他引用罗素的话作证，认为那“探究人类命运”，“渴望减轻人类苦难”，“恳切希望将来会实现人类美好前景”的人也具有“宗教观点”，哪怕是他们没有接受过传统基督教的影响。“宗教”在史铁生的眼光中就成为了一种价值，一种追求的理想。尽管他对宗教本身并没有作系统的论述，也没有进行更为复杂丰富的表现，而且在他的作品中所显示出的宗教性也具有多样性特征，佛禅与基督教相混合。

    相对于史铁生而言，北村是一个基督徒。他曾作这样的自述，“1992年3 月10日晚上8时，我蒙神的带领，进入了厦门一个破旧的小阁楼，在那个地方，我见到了一些人。神拣选了我。我在听了不到二十分钟福音后就归入主耶稣基督。三年后的今天我可以见证说，他是宇宙间唯一真活的神，他就是道路、真理和生命。”6）他叙述起来非常简单，从发生的原因到出现的结果，简明扼要。这实际上也是发生在共和国文学里的一个重要的精神事件，北村可能也是共和国文学时代中唯一的一位自称信仰基督教的作家。从此，“当我信主后”就成了北村的习惯用话。他的写作就成了一个教徒的声音，有“神圣的启示”和人的“终极关怀”，有《施洗的河》、《张生的婚姻》、《伤逝》、《消逝的人类》、《孔成的生活》、《孙权的故事》、《玛卓的爱情》、《长征》和《东张的心情》等，它们是北村“用一个基督徒的目光打量这个堕落的世界”的言辞。

    北村以小说方式来证明自己的基督徒身份，还一边用理性的眼光去追问文学与神性的关联。他小说的意义非常透明，透明到还有说教的意味。北村转向基督教的信仰而常以一个教徒身份在小说中出场，这转变本身就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它表明汉语思想与基督思想已到了一个可以相互对话的意义空间，北村的思考和创作就提供了一条很有意义的解释之路。他意识到自我的精神内部和文学意义都出了“问题”，人为什么活着？为什么写作？“活着与写作”就成了他思考和创作的问题中心。他从反思小说的技术缺陷和人生的意义开始新的起步，在他看来，“单纯的小说技艺的学习常常会让一个人上隐，多看几篇小说就会使人跃跃欲试，但只要他进入这个罗网，他就不想要再爬出来了”。小说技术是一个陷阱，对它的追逐会导致精神的失常，走向人生的“颓废”、“绝望”乃至“自杀”，人如果在“没有任何神圣的依靠而活下去，这是不可能的”。北村提出了这样一个命题：“我思我不在，我感觉我也不在，是我信故我在。”“我思我在”是理性主义的，“我感觉我在”是现代主义的，“我信我在”则是神本主义的，有了“信”就有依靠，有多大的困难也会因“信念”而溃败，“人类的所有苦难都是信心危机带来的苦难。没有信心的人只有使自己挺住，因为对于他来说，挺住就意味着一切。”7）没有信念的“挺住”是西西弗斯的“抗争”，是绝望的反叛，它来自抵抗，也止于抵抗，所有的行动都是僵硬而相同的。有了“信仰”，“挺住”就成了对“信念”的坚守，它通向的是无尽的力量和无穷的意义，行动就有了意义。“作家能够继续写作并不是由于他的智慧，乃在于他的能力和信心。”8）有“信心”就不会“失语”，就会滔滔不绝地言说。人的信念并不来自艺术的“唯美”与“诗意”，而是“神”。在“美与真”之间，北村更倾向“真”，是神性的真理，“美如果没有神圣作依托，它是非常脆弱的，毫无超越现实的能力，它只是一种猜想。”9）“人活着是有意义的，没有神人活着就没有意义。”10）人有无“信念”就成为了北村小说创作的基本价值判断，有信则得永生，无信则必灭亡，他小说里的人物也只有这两条路，要么阳光灿烂，要么绝望而死。

    小说《施洗的河》“放弃了一切浮华的技术装饰”，而着眼于人的“精神分析”，表现人如何从“不信”到“信”，从“绝望”到“盼望”，从“恨”到“爱”的精神历程，11）一句话，就是揭示从沉沦到救赎的精神过程。主人公刘浪在两条线上奔跑和挣扎，他不断追逐外在的“财物”、“名誉”、“权力”和“女人”，同时又倍感精神的痛苦与分裂。他虽是一个医科大学毕业的医生，一个富家少爷，一个帮派的帮主，但它们无法解决他的精神灵魂问题。他在樟板和霍童之间来回奔跑，疯狂地聚集财富，攫取权力和征服女性，但所有这一切都无法让他的心灵宁静，隐藏在灵魂里的无限恶念支配着他做出一个个极端反常的举动。他杀死无辜的女人和心爱的猎犬，赶走了跟随自己多年的老花匠，向外界发泄些不知究竟的怨恨。他在折磨他人中寻找快感，反过来也折磨了自己，他想逃出罪恶的渊薮。神的引导让他蒙恩，他在樟板和霍童之间的杜村领受了传道人告知的神的声音，“人无法自救，因为那个必死的律在你心中作王，行善不能叫人脱离罪，教育不能叫人脱离罪，道德不能叫人脱离罪，念经不能叫人脱离罪，拜佛不能叫人脱离罪。人有一个罪，叫人死；人有一个缺陷，不认识神。”于是，他开始向主发出祷告：“主呵！我相信你！我的眼泪向你流，我的身体被你击溃，我的心思被你破碎，我去死的人被你救赎，我竟活在黑暗中，如此亏缺你的荣耀，羞辱你的名！主呵，我向你悔改，我的感动像大风，我的悔恨像大海，对着世界我闭口，对着你我张开，我要你进来。”从此以后，他成了一只温顺的“羔羊”，手里抱着《圣经》，时时“让阳光临到身上”，感悟到“阳光是一种里面深藏的眼睛，只有在这双眼睛注视的时候，万物才得以清晰地呈现，变得可靠和真实。它们是万世之前由一双看不见的手创造出来的本来就存在于它们所处的位置，现在出现在阳光之下，不过是一种彰显，让我们知道阳光和土地以及人的亲密。眼见之物不是由显然之物创造的，乃是借着属天的主的言语造就的，他使光运行在地上，运行在水面上，并使各样的活物和青草以及菜蔬从地上生长出来，承受阳光和风雨。这些青草和树木在黑夜和白昼中经历和穿行，死了又复活，一次又一次地行走和生长在光中，当人站在它们之前就有了可以呼吸的空气，叫人不至于窒息。事就这样成了”。心中有了“光”的刘浪在看一切事物时都是和谐和温暖，连一根稻草也是美的，故乡霍童也成了“一切都是和谐”的世界。

    如果说，《施洗的河》展示了人从沉沦到信仰，从罪恶到救赎的转变过程，那么《伤逝》、《玛卓的爱情》和《发烧》等小说则更多的关注人没有信仰的精神黑洞和走向死亡的必然结局。《玛卓的爱情》的玛卓与刘仁相爱，他们相互写情书、送生日礼物和金钱，用物质形式来传达他们的爱情，信誓旦旦，又矫揉造作，“我爱玛卓”也成了刘仁的口头禅。结婚以后，他们才发现他们自己并不懂得该如何去爱，有了儿子，有了家，但爱的能力却渐渐在消逝和相互遗忘。玛卓理想中的生活是荷尔德林的“诗意地栖居”，但现实却是无趣与琐碎。最后或死于车祸，或坠海身亡。尽管死亡的方式有些偶然性，但结局却是必然的，他们不知道生活的问题出在哪儿，精神又陷入崩溃的边缘，死是一种必然，也是最好的选择。靠人们自己无法得以解救，“一切都是徒劳”，只有依靠“神”才能得拯救。

    小说《伤逝》虚拟了一个逻辑前提，主人公超尘与她所赖以生存的环境（包括家庭和工作生活环境）越来越隔离，她急迫希望在爱情和诗歌里找到精神的寄托。她的丈夫张九模庸俗而卑鄙，以前的情人李东烟又沉醉世俗和肉欲，信奉“爱情至上”的超尘无法忍受丈夫的殴打和情夫的恶俗，只好割腕自杀。北村小说有一个相同主题，对世俗生活和审美人生的否定，对有神的生活的肯定。人物也有两种生存状态和命运结局：希望与绝望，新生与死亡。北村的意图在于说明，人在此岸世界所追求的一切理想和价值，诸如爱情、权力、财富和诗意都是虚无而不能实现的，只有信神的生活才有希望，提出人的精神应生活在彼岸世界。一切世俗生活中的物质和理念都无法给人提供精神和灵魂的寄托和满足，人为什么生活，以什么方式生活？这成为了北村小说的一个先验图式。

    既然否定了价值的此岸性，那必然皈依于神性。他说：“我的主人公被‘逼’向信仰是一种必然结果。”12）被“逼”就是无法选择，没有其它的路，只剩下唯一的一条路，在北村小说里就是信、望和爱，“没有爱，那活下去是否有必要和可能呢？只有一种可能，作为一只快乐的猪。”13）其实，北村的小说人物就只有两条路可走，要么死亡而疯狂，要么获救而新生，没有第三条路可行。《张生的婚姻》里的张生爱上做酒店服务员的小柳，小柳中途弃他而去，已成了哲学教授的张生为了爱情割腕自杀，但依然挽救不了爱情。神却拯救了他，他被《圣经》的《罗马书》和《马可福音》所“征服”，“张生的泪水打湿了圣经，他开始祷告。一边祷告一边流泪，这些眼泪和光一起清洗着他的身体和灵魂，结束一个人。一身的缠累突然间消失了，周围鸦雀无声，张生被一只温暖的手托住，光芒中的安息笼罩了他。祷告完了，他站起来，看见一切都更新了，周围变得比原来更安静，连阳台上的花也被赋予了生命。张生与所看到的一切重新接近，并在与它们融合时，充满温暖。”中篇小说《长征》小说讲述了一个关于“爱与恨”的“长征”故事，爱可战胜一切，包括时间和仇恨，阶级和地位。

    北村小说常有一个基督形象来引导人获救。《孙权的故事》里的孙权因误杀朋友而被判死刑，陷入了深深的绝望和自暴自弃。他在监狱里遇见了同一监房的“神的使者”基督徒刘兄弟，有他的感召，他也开始阅读《圣经》，并皈依了基督，灵魂得拯救，超越了肉体的不自由和痛苦。《水土不服》里的康生是一个诗人，追求纯美和爱，但在商业至上的时代，他的生活变得穷困潦倒。他痛恨妻子的不忠，但自己也以奸淫报复妻子。他的精神和肉体开始收缩，与环境出现了“水土不服”，最后坠搂自杀。他的妻子却在《圣经》里得到启示，有了新的生活信心，“拯救者只有一位就是主耶稣，我不能否定这个神圣启示。”14）从“苦难”到“救赎”是北村小说常见的结构模式，而他最喜爱表现的恰是人在“苦难”中的挣扎和得到“救赎”之前的“在路上”的盼望，“我不过是站在良心的立场上写作，描述在路上的苦难和尴尬，但并不是说我本人是绝望的。正如有光就意味着有暗一样，你若退出光明就必将进入黑暗。今天站在光的地位向黑暗注视，但并不意味着接受它，而是给它一个良知态度。”15）小说《愤怒》叙述李百义从农村到城市，遭受到种种不公正的待遇而挣扎在生存与苦难的边缘，逼迫他走向偷盗、杀人、逃亡，最后皈依基督而成为大善人，但同时又因犯法而被追捕，作者试图描绘中国社会现实的真实境况和拷问中国人的精神状况。

    中国新时期文学有着多元的文化价值取向，它对基督教文化的感受与想象呈现出汉语文学表达神性价值的回归与超越。从礼平、史铁生、海子、北村等作家创作中可以看到，他们对神性的体认和想象，信仰与皈依，都显示出新时期文学表达基督教文化的多种艺术方式。基督教文化所拥有的罪恶与救赎、爱与宽恕、苦难与超越等内涵为新时期文学提供了一种超越现实与世俗的价值诉求，更为作家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文学想象和创作激情。新时期文学在不断表达与建构基督教神性的价值的同时，也在不断反思复杂的社会现实，探究多元价值的相融与互动，尽管它有价值设计的乌托邦性质，也出现了追求绝对价值的概念化与理念化倾向，甚至出现了绝对价值的丰富与个体价值的空洞现象。如何在中国文学的价值世界里融入现实体验与终极关怀，建构神性价值与个体价值的互动，实现汉语思想与神性思想的真正对话，是关系到中国文学乃至中国文化的价值选择和重构的问题。

注释

  1、王蒙、王干：《王蒙王干对话录》，桂林：漓江出版社，1992年，第58页。
  2、史铁生：“我与地坛”，《上海文学》1991年，第1期。
  3、史铁生：“答自己问”（创作谈），《作家》1988年，第1期。
  4、史铁生：“自言自语”（创作谈），《作家》1988年，第10期。
  5、同上。
  6、北村：“我与文学的冲突”，《当代作家评论》1995年，第4期。
  7、北村：“活着与写作”，《大家》1995年，第1期。
  8、北村：“神圣启示与良知的写作”，《钟山》1995年，第4期。
  9、北村：“活着与写作”，《大家》1995年，第1期。
  10、北村：“我与文学的冲突”，《当代作家评论》1995年，第4期。
  11、北村：《我的大腿窝被摸了一下》，《施洗的河》，花城出版社1993年版。
  12、北村：“苦难的书写与意义的探询”，《花城》1996年，第6期。
  13、北村：“活着与写作”，《大家》1995年，第1期。
  14、北村：“苦难的书写与意义的探询”，《花城》1996年，第6期。
  15、北村：“活着与写作”，《大家》1995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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