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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时代状况和个人才能是写作者不得不终生面临的问题，也是他在常想常新的认识中不断自我修正的基础。但对于初涉写作这个行当的青年诗人而言，却更多地因为或许无可非议但不恰当不到位的雄心抱负，本该以谦卑的工作平静面对和无限细致的耐心克服的困难被错估了。放大、缩小、扭曲或忽略的结果就是写作除了为作者显示词语方面的某些天赋外很难找到更多的价值。有的诗人终其一生可能也只是以词语的耀眼即提供形式方面的快慰为人称道，形式大于内容。在诗人肖开愚看来，南方诗歌主要属于这种类型（见于《谨慎的诗人放开手脚》）。这是才子型、肉感的、颓废的、唯美的、形式主义的写作。在此种类型的写作中，语感实居于核心地位。经验、内容或者说诗的素材只是语感得以铺开的借口，这肉中的骨必要写出无骨的感觉方才到位，甚至在某些堪称优秀的诗人眼中，题材必须有足够地柔嫩、妩媚、合度，方能适应语言下半身的尺寸。由是观之，才子型诗人提升自身层次的主要障碍不是像惯常所讲的克服风格化的诱惑那么简单，而应该把真正的障碍确定在使分行得以延续的语感上，与其深化、强化固有的语感而过早地风格化，不如通过在写作中纳入真实这语言的硬物并在勉力处理的不完美形式中使语感价值凸显出来，发展出新的适于已变动的主题的语感，语感实际上已退到次要的不显眼的地位。南方诗人就是要成为北方诗人，不是到地理的北方而是通过语言的奇妙作用使磁场发生逆转磁针忽地一声掉头。
北方诗人的道德感、责任感来自中原儒家的气质和气候凛冽漫长冬夜中囚禁的体验，与南方诗歌倾向于感觉相比较，北方诗歌的时间性更强，语言更多地来自对抽象物的体验，南方诗歌则被时间的具体性和日常性，即身体的此在所囚禁。或许时间和身体本是同一座监狱，只是囚室窗口的朝向不同罢了。时间囚禁相对来说是比较外在的，尽管是抽象的和本质的，所以北方诗歌有灵肉混一的人格感。身体的囚禁相较而言是一种自我囚禁，从南方诗歌肉身沉重的叹息中隐约可以听见救赎的呼唤。救主固然只有一位，但各人所应背负的十字架则千差万别，北方诗人的十字架是时间、此世的重量而南方诗人则是肉身的罪性。在中国传统中，南方(后面常带一个“蛮”字)总是能唤起放逐的、带罪的、失败的、孤独的、远离中心和交流的，诸如此类的想象，在南方，个人常常面临被野蛮化和被自然被外界侵犯的危险，因而有强烈的自我保护意识和感伤情怀（客家文化的环形岗楼）。个体和家庭作为遗民，是孤立、封闭的文化单元，负有风化的责任（即使是不自觉不情愿的）和独自承继、延续传统的使命（作殷遗民与周王朝分庭抗礼的楚和当今台湾）。而在北方，所谓风化，主体是国家政权，是集体主义的，有时王道，有时霸道。在忠孝不能两全的情况下忠就压倒了孝，意识形态侵入家庭，冲淡了个体性。王朝更替和革命总是来自北方，南方人扮演接受和顺应的角色，尽管北方的变革总是新瓶旧酒，但是不容否认，北方诗人其实比南方诗人更激进。南方诗人应该牢记自己的角色，尽管南方多得风气之先，但是南方诗人的精神核心不是革命，而是自觉地作为遗民，独自保留、承继和光大传统，化传统为个体真实的生命。
在所谓中心与边缘、国家责任与个人激情的关系中，远的如杜甫和白居易，近的如王家新和肖开愚都是可以参照的类型。杜甫居长安十年，留下来的好诗不多，他只是在安史之乱后被迫沦落江湖时才成为我们所认识的杜甫的，作为彻底的儒家，处江湖之远而怀庙堂之高，意识形态的毒中到骨子里，孩子饿死了也不悔改。杜甫给了我们什么启示呢？庙堂之高其实就在于江湖之远。回顾中国文学史，可以确认，杜甫的经验远非个体的、孤立的，真正忧国忧民的诗只可能写在外省，即诗人被放逐时。中国诗歌史其实就是一部外省诗歌史。当代汉语诗人对西方文化想得太多，脑子里灌水，大国小国不分，以为北京也如伦敦、巴黎或其它更小国家的京城一般，能承担起举国文化中心的重负。俄罗斯在文化上也只是乌拉尔山脉以西的一个中等国家，即使乌拉尔以西，由于宗教、民族的多样性和征服的囫囵吞枣(与王道消化的精细不可同日而语)，中心对边缘的殖民远未实现，所以东正教文化圈又要打一番折扣。像中国、美国这样文化统一性比较高的大国，首都承担不起文化中心(特别在文化创造的意义上)的负担。美国虽以文化多样性著名，但清教文化正如汉文化一样占有压倒的优势。美国没有巴黎，即使纽约是世界之都。那么北京竟成了巴黎是政治规划的结果或者仅仅是认识的错误呢？或许中国现代史就是一部误读的历史，半个世纪前对俄国的误读和二十多年前直到现在对西方的误读，根源恰在于现代性的焦虑中。在此意义上说，汉语的现代性就是误读的现代性。如果对中国现代性的清理能从根源性的误读入手，可获得的认识价值将远远超越诗学和文化。
根据流行的文学史家的意见，白居易和他的朋友元稹等人在皇帝身边发起新乐府运动是诗人早期具有创造性和进取心的证明，中年之后的闲适诗在传统维度上被打上文学新类型的标记另当别论。然而正是这一点，即在政治边缘化的境地中自觉地开创写作的边缘性为当代汉诗的日常生活写作提供了最早的勇气范例。闲适诗就是关于日常生活的诗，是日常生活的赞美诗。我阅读白居易时常常有这样的感受：对于我们自己的生活，一千五百年前的白居易竟比当代诗人（包括我本人）写得更亲切更自然！是我的脑子和心态出了问题呢还是当代诗的核心之一（或许不能称为核心价值而只是对核心价值的偏离）――现代性的焦虑对我们生活中的真实遮蔽得太多？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我们已经在边缘但边缘得还不够，正如我们自以为在中心而从未是中心一样。与之相对的判断也同时成立：我们已经就是中心但中心得还不够！
如果杜甫和白居易对于当代汉诗显得过于遥远和苛求，让我们把眼光再放在当代诗人身上。即使从粗线考察，王家新和肖开愚的写作也可以为我们提供隽永的启示。两位诗人都经历了从杜甫到白居易，或者更复杂的写作类型的跨越。如果说朦胧诗是杜甫式的国家关怀的变种，王家新的早期写作就是从杜甫开始的。到了北京后，为了填补抽象性的焦虑，王家新在美国诗人勃莱的启发下，一度着迷于禅宗，以获得词语的具体、当下、鲜活的感觉（这是对时间性的排斥）。尽管这一阶段的训练为诗人廓清了楚人天性中浪漫的、情绪的迷雾，为他后来随着年龄增长而不断增强的硬朗、清晰的语言打下了基础，但是神秘和高度个人性的禅宗境界毕竟不是一个对时间对命运有痛彻感悟、对生活和历史深情投入的诗人久恋之栈。事实上从一开始，王家新的语言感觉就倾向于抽象，国家关怀的道义感在写作中转化为语言的道德律令，死亡想象(来自历史和记忆的印象)和雪的意象使他在1990年代早期和中期的诗有一种如叶芝仰望蓝天的恐怖（此诗已多次被王家新引用），这种凛然的感觉被他不自觉地惯用的判断句加强了。由于判断句过于抽象，是一种诗学上的边缘句型。一些年轻诗人奇特地回避了精神高度和难度的对比，以后学者的优越一度对之冷嘲热讽，而他们所熟练掌握并日益沦于琐碎的所谓叙述技巧，恰恰是从语言的抽象性中激发出来的！王家新作为从1990年代风靡至今的叙述流的开创者之一就一点也不奇怪了。因为叙述原本就是一种抽象的诗歌语言，事件并不指向事件本身而是事件的时间性。如果叙述远离抽象而成了玩味日常的手段，必然会趋向于琐碎和无聊。而从言说的失语中发展出来的判断句型本身是抒情的凝炼物和结晶。把抒情的失落归罪于叙述是错误的，如果我们对叙述的时间感和道德感有足够体认的话。由道德之冷所激发的生命之热和痛是王家新在上世纪最后十年的风格的主要特征。大约从世纪末开始，王家新开始思考“没有英雄时代的诗”，用波兰诗人亚当•扎加耶夫斯基的话说，就是考虑“日常生活的英雄”。根据上述假设的类型，王家新已从杜甫转向了白居易。延续至今的植根于个人和家庭生活经验的想像理所当然地带上了一个阅历丰富的诗人特有的沉郁感。这一时期的诗简洁而深省，区区短诗竟给人丰沛的阅读感，不是为细节之多和角度之奇，而是一个尝过、思考过生活之胆与蜜的诗人表达的自由、自然和充分。日常生活的勇气就是在个人、家庭和工作的生命承担中快乐或痛苦的勇气。
正如中年写作的概念最早是由肖开愚提出一样，这位“诗人的诗人”（他当得起这个称号）又是他那一代人中第一个自称已进入“后期写作”的人，前一个口号应者云集，后一个说法应者寥寥（不敢或不愿承认，或毫无感觉，都可以理解，毕竟像这样对生命和个人才赋的考虑如此自觉的人不多）。肖开愚的写作复杂、精警、深奥、充沛、多变，硬朗而隐晦，整洁而激进，懂韵律然而刺耳，重形式又太多样，是诗评家公认的畏途。我们很难想象，一个人怎么可能同时是杜甫和布罗斯基、李白和庞德、李商隐和马拉美、慧能和克鲁泡特金、陶渊明和华兹华斯、屈原和品达、黄庭坚和金斯堡、韩愈和维庸？从唐风到宋人（柏桦认为四川诗人有唐风），他的近作可以说是某种语言诗和宋诗（当然还有个人的经验）的混合物，无人能懂。一个左派、为所憎恶的阶级写诗的诗人。虚无、嘲讽，然而即使在“后期写作”中，热情不亚于刚刚中年的我；难道他真的是一群人，像他诗中所写的（他把这首诗列为代表作之一，在多个场合）？这让我想起耶稣从一个疯人身上赶鬼，当稣耶问他叫什么时，疯人回答说，我叫“群”，因为很多（米沃什在分析当代文化的病征时，曾谈到这段福音）。毫无疑问，肖开愚是最懂诗的中国诗人之一，一个开创性的、总是有启发性的诗人，一个激进的新儒家和温和的民主派。肖开愚是当代文学中不容回避的精神现象。我们对他了解得还不够，分析得还不够。在诗人本人方面，为自负也为谦逊，他处处尊重和抬举诗友，自然流露的儒者风度也使他回避了表面的争论和抛头露脸的机会（除非为智力方面的兴趣），了解他价值的同行(比如我本人)又深感知识面不够、境界不及(到底有没有境界这东西，我也很怀疑)，而回避了对他的谈论。尽管没有人真心想贬低他，把他的名字夹入一份份名单中间，不靠前也不靠后，已成了惯例。不了解他的批评家这样做，他的朋友们经过考虑后也这样做，慢慢地也自然了。
肖开愚是一个长期在体制外生活而坚持主流的诗人，这个态度给我印象深刻。他并非没有进入体制内谋得一个不错的位置的机会。工业时代以来，现代生活特别是所谓体制内生活的僵硬无聊，大概是造成现代性这粒珍珠的沙子。一派诗人以现实主义的卡夫卡式的（鼹鼠式的）适应态度，以为不必逃避，到哪里都一样（我自己是这一派，当然农村和小镇是必须逃的，为了在现代性中谋一个位置）。肖开愚属于响应垮掉派提出“为了维护西方最后的自由”的“在路上”的浪漫主义者，古人云：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呵。为了诗歌的光荣，对内在和外在因素苦心经营，这些年他挪了多少地方！（我能体会他当年写“从上海看当代汉语诗歌写作”时的心态。）这位已进入“后期写作”的诗人至今仍在开封、上海和柏林（当然不止这些地点）之间奔波。做一个诗人的态度是如此彻底，彻底到拒绝宣言（在早期还真不容易），拒绝定位（更内在的风格上的），拒绝说理（肖开愚绝对可以做顶尖的批评家，但写文章总是随缘，在学术体制化的今天，不摆谱论证，不引经据典，兴起而作，兴尽而止，像我国古代的文人，颇有优游不迫之致），他拒绝体制内，又提防体制外。他如此激进，没有后生敢跟他比，激进得又如此准确，老教授新博士，莫不折服。一个野心勃勃却只与自己较劲的人。他很深奥。尽管我对深度的看法与他不一样，但不得不承认，他的深度模式更中国化，因而至少对我，也更有启发性。我们观察事物的瞳孔被横向和纵向两种维度撕扯着，而人之能行走，就因为他垂直于地面，如果心智过分向一端靠拢，另一端会起而反抗――事实上，两种维度并非对立而是微妙地合作，幸运地，留下了创造颤动的轨迹。诗人肖开愚对我的吸引力，或许可以为这个隐喻做注解。在对他的持续关注中，我品尝了“学习之甜”。
2005年10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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