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与线装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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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是以写作为生的人，书，当然是须臾不能或离。书的收藏也自然是他收藏的大宗。说是“大宗”，也只是与他的其他收藏品相比较而言。当年的藏书家拥书自雄的资本一时不好查，仅与当今各地纷纷涌现的“十大藏书状元”和“藏书家”们自报的藏书数量比较，鲁迅恐怕也难免要自叹弗如，道声“惭愧”：他的各类藏书，据1959年7月鲁迅博物馆所编三册一套的内部资料《鲁迅手迹和藏书目录》统计，鲁迅收藏的中文线装书计有946种，7704册；中文平装书共866种，1112册；中文报刊353种，2069册(页)；俄文书86种，96册；西文书778种1182册；日文书995种1889册；以上诸项合计起来，鲁迅的藏书只有一万三千多册，真是多乎哉，不多矣。
其实，鲁迅先生也是不会自道“惭愧”的，因为他并无心亦无意更无财力当藏书家。他的藏书上，很少钤印，偶有所钤，也只有几方“会稽周氏收藏”、“会稽周氏”、“周树所藏”等,没有那种藏书家常备常钤的有斋号有姓名的堂而皇之的藏书印。他的藏书，一在于对书有种深切的痴情，情之所至，尽力搜购；二在于他的藏书，全在于使用。正是出于这两者，他并不讲究宋刊元椠，据说，鲁迅收藏的线装书中，够得上善本标准的也只有21种，更多的则是平常的版本。记得孙犁在文章中就说过，解放后他根据《鲁迅日记》中的“书账”，寻购鲁迅所购之书，颇有收获，就可见鲁迅藏书的版本确是平常的。在鲁迅看来，有余钱，能买到宋刊当然很好，没有钱，买来其他版本无妨，只要文字准确无误，也就行了。至于版本辨析,价值如何之类，那是藏书家的事，他并不很在意的。然而，即使平常的版本，在当时，也不易得。要得到，还得有毅力。鲁迅《病后杂谈》中讲过他到嘉业堂买《安龙逸史》的艰难和无奈：“到嘉业堂去买书，可真难。我还记得，今年春天的一个下午，好容易在爱文义路找着了，两扇大铁门，叩了几下，门上开了一个小方洞，里面有中国门房，中国巡捕、白俄镖师各一位。巡捕问我来干什么的。我说买书。他说账房出去了，没有人管，明天再来罢。我告诉他我住得远，可能给我等一会呢？他说，不成！同时也堵住了那个小方洞。过了两天，我又去了，改作上午，以为此时账房也许不至于出去。但这回所得回答却更其绝望，巡捕曰：书都没有了！卖完了！不卖了……” 《安龙逸史》不是僻书，更非善本，但购置起来，也是其难如此。鲁迅说：“我没有第三次去买，因为实在回复的斩钉截铁。现在所有的几种，是托朋友辗转买来的。”一万多册自备的藏书，浸润了鲁迅多少心血，自不难想象。 虽然如此之难，书还是要买，因为事情还是要做。他的《中国小说史略》一书，1923年12月和次年6月由北京大学第一院新潮社出版了上下两册。在这部著作中，鲁迅对中国小说的产生、发展以及社会意义、艺术价值，版本衍变等，均有精辟的论述，是我国小说史研究的开山之作，鲁迅也因之堪称研究中国小说的创始人。自初版始，到鲁迅逝世的1936年10月，上海北新书局已印到最后修订本的第11版，日本赛棱社、岩波书店亦印了增田涉的翻译本。鲁迅在给日译者增田涉的信中欣慰地说：“听到了拙著《中国小说史略》的日译本《支那小说史》已经到了出版的机运，非常之高兴。”然而，这本具有开创和奠基意义的著作，所据的小说史料的版本，如鲁迅所说：“说起来也惭愧，我虽然草草编了一本《小说史略》，而家无储书，罕见旧刻，所用为资料的，几乎都是翻刻本，新印本，甚而至于石印本。”在另一处也说：“我的《中国小说史略》，是先前为了教书糊口，这才陆续编成的，当时限于经济，所以搜集的书籍，都不是好本子。” 做这种学问，有“好本子”，当然再好不过，暂时没有，学问也还得做。小米加步枪，大刀与长矛，也能打天下。鲁迅不是“唯版本论者”，恰如“唯武器论”不可取一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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