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艺术

实行文化复兴运动：中国本土的作家应该做些什么？

来源：中国南方艺术
作者：秦芜
2012-09-29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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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历史意识和文化自信逐渐消失的时代，作家在生存境域和自身的精神困惑面前往往选择西方小说叙事技巧的学习和模仿。作为新文化运动以来的中国文学，这种选择显然是补课，但这一补的代价或负面是很多的。远离本土文化立场，淘汰文学审美主体，抽空人类生命意识，迎合西方话语霸权，彰显单纯的技术表演，这种革命化的现代性的小说技术潮流已沦为历史的沉重沉疴。

    作为一个社会存在的人，许多有自省意识且在自律方面自觉选择本土语境进行叙事的作家，可以说，是对这种技术潮流的颠覆和反动，其精神状态是对中国传统边缘文化清醒而独到的深度体察。作为一种反传统的小说实验文本，这类作家注重审度传统文化的深度和广度，将叙事延伸至广袤的历史或民间的边缘文化中，表达内心至极至亲的人文关怀。叙事技巧虽则偏向传统且有些幼稚，但张扬的人性和叙述的质感，却能使古老中国的文化元素在小说话语的叙述结构中得到一次又一次重现。沈从文、贾平凹、张承志、莫言、韩少功、李锐等人的地域小说系列就是这类作品的杰出案例。

    如果把沈从文、张承志和贾平凹的创作界定为立足民间而消融于民间，恪守自已的意志和独立的精神空间来激活传统叙事的话，莫言则是在传统与现代的叙事中膺服于遥远的边缘的乡村主题而不断地徘徊叙述，韩少功则干脆抛弃了传统的现实主义的拟真写法，把马桥地区的山川人文及一百个方言词汇以词典的形式定义出来，让叙事的主体走得更加遥远。事实上，小说叙事总而言之还是语言的质地问题，但把创作体验自觉地立足于当下边缘，面向自已刻骨铭心的精神史和生活史，用现代小说的精神内涵来解说千年传统的民族元素，而不被流行的现代技法和理论所左右，让创作的欲望深刻地表达自己，这是新文化运动以来形成的历史事实，也是当下文坛研读的文本和要关注的方向。

    作家自身存在的自由秉性和怀旧情结，决定了作为创作主体的本身应全身心地融入民间化的边缘乡土中，因为只有边缘的民间才能烘托主流意识的存在，体验过边缘存在的作家才能用审视世界和洞察人性的多元化视角和方法来反观全球化语境的种种不合谐，才能赢得无拘无束最为完整的自己。从“红高梁系列”到《丰乳肥臀》到惊世核俗的《檀香刑》，莫言以个案的方式成功地展示了中国乡村社会自由奔放的生命情怀，究其因，也正是莫言的精神始终安置在边缘的民间化的乡村大地之中。他在《我的故乡与我的小说》里坦白说：“虽然我身在异乡，但我的精神已回到故乡；我的肉体生活在北京，我的灵魂生活在对于故乡的记忆里。”说到底，边缘性的民间文化，虽以粗鄙化、平庸化的方式瓦解每个个体生命的精神深度和个人的潜在意志，但相对自由的生命形态，能比较真实地表达底层社会生活的面貌和下层人民的情绪世界，自主地拥有民间宗教、哲学、文学艺术等多方面的传统文化背景，涵盖一切的民间传统，意味着人类原始的生命力和边缘生活本身紧密地拥抱，有自由自在的自成体系的审美空间。

    在历史意识和文化自信逐渐消失的新世纪，为什么作为创作主体的作家在实践过程中要回到传统的边缘的地域的民间来叙述？这是因为作为意识主流的中原文化在遭遇新文化运动后已被西学东渐的现代化思潮撞击得面目全非，其思想和精神内核已被经济全球化 “脱胎换骨”地碾为在野尘埃。“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也。”（《论语》八佾，九），面临年代久远且失传过多的夏商的传统，我们的儒学鼻祖孔子都感到失传太久不可追，他只能退选其次谈周礼，搞研究，做创作。这是十分明智的方法。认知上的困难，考据上不能收全，时距的久远只能让人在内在逻辑上产生扭曲甚至脱节了的认知。今天的作家，在一个没有文化自信心的国度里实行文化复兴运动，承载自身应宣传和呐喊的责任，在视眼和学养诸方面上就要内敛中国传统资源自身的文化沉淀，又要外联西方人文遗产及其小说现代性技法等实验文本的经验，深挖中国历史的叙事传统，重建个人的民间人文体系及宗教，在语言的组织系统里实践重建现代汉语的叙事主体，就得走向民间，走入边缘，走进大众化庸俗化藏污纳垢了的乡野，因为只有这样的深度体恤和终极省察，才能找到与世不同的传统文明碎片及文化复兴的内驱力。

    中国久远的哲学思想及其存活着的文化遗迹，仍点点滴滴地散落于广阔的乡土民间中，并且其原始形态的生命力和上古社会的文化别无二致。这正是许多丧失文化自信心的作家在激活汉语叙事主体的同时必然遭受到的种种困惑所在。因此，正在进行和尚未进行西方小说现代性叙事技术革命的中国本土作家，首要的还是先到边缘的乡土民间里去找一些遗失了的原始碎片及其文明精神，这也许是现阶段中国本土作家应该警醒或应该为中国文化复兴运动努力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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