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艺术

中印对话：梵语诗学、比较诗学及其它

来源：中国南方艺术
作者：尹锡南
2012-09-29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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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本访谈录主要涉及梵语诗学价值的现代评价、梵语诗学的现代运用、东方经典文学的文化阐释和东西比较，也涉及到当前中国比较诗学界存在的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它反映了当前中印学者对一些重大理论前沿问题的关注和思考，也是一种自觉的中印学者对话。

    关键词： 梵语诗学；梵语批评；西方文学；西方诗学；比较诗学

1、“梵语诗学具有普遍适用价值”

   ——印度学者A.I. 塔戈尔教授访谈录


    尹锡南（四川大学南亚研究所副研究员，印度沙达尔·帕特尔大学英语及梵语研究生系访问学者，下简称尹）：先生，两个月前，我访问了贝拿勒斯印度教大学的R·P·德维威迪教授。我们就梵语诗学进行了一些对话。看得出，德维威迪先生推崇梵语诗学体系中的庄严（Alankara）论。他认为庄严即为诗歌灵魂，而韵（Dhvani）则有缺陷，因为其表述很含糊。您怎么看待他的观点？
    A.I. 塔戈尔（Ajit I. Thakur，印度沙达尔·帕特尔大学梵语系主任，下简称塔）：德维威迪是庄严派大师，他认为庄严即诗歌灵魂。我则认为韵是诗歌灵魂。

    尹：先生，我曾请教尼赫鲁大学前任校长K·卡布尔先生和贵校英语研究生系主任D·S·米什拉先生，他们都强调印度文学理论应该用来评价印度和西方的文学作品。您对此作何评价？
    塔：他们是对的。我们的梵语诗学具有普遍适用价值。我们的心智建立在自己的传统文化上。为什么不能运用我们自己的诗学理论于批评实践呢？

    尹；先生，您自己有否这方面的实践？
    塔：当然有。1990年，我曾运用味（Rasa）论和韵论去评价印度作家R·沙哈的诗歌《沉默的喧闹》。1995年，我运用庄严论中的“褒贬”论分析印度短篇小说《骄傲的女人》，还运用庄严论中的“自性描述”法阐释小说《令人敬佩的女人》。今后，我还想用梵语诗学理论去评价你们的中国诗歌。

    尹：先生，这里有另外一个问题。部分印度学者说，西方诗学不具有普遍运用价值，因此不能用来评价印度文学。也许，西方学者会问，为什么只有你们梵语诗学能够普遍适用于西方文学的阐释分析中？你们怎么能将味、韵、庄严、曲语(Vakrokti)、合适(Aucitya)用来评价西方作品？
    塔：我曾经告诉你，每一诗学理论都有两个方面。其一，每一诗学与其文化紧密相关，其中一些理论只有一定的适用范围；其二，每一诗学都有普遍适用的成分。梵语诗学中的某些东西不能用来阐释西方文学。梵语诗学认为，戏剧和小说应该有令人快乐的结局。西方诗学强调悲剧。因此，我们的某些诗学概念不能用在希腊悲剧的批评分析上，但其它理论如味论、韵论等可以运用之。还有，梵语戏剧形式多样，它有多幕剧 (Nataka)、独幕笑剧 (Prahasana)和独白剧（Bhana）等,有些剧种在希腊文学或英语文学中很难找到。我们不能用印度戏剧形式来衡量西方戏剧。风格(Riti)论经过一些调适也可运用。毕竟，风格论有关语言的使用，而梵语与英语、希腊语存在某些结构上的差异。总之，每一文学理论中的本地成分只能用来评价自己的文学，如印度文学的大诗(Mahakavya)，但每一文论中其它成分却具有普世价值。你可以运用它来阐释包括中国文学在内的每一种文学。我们应该客观地看待一切。我热爱印度。我推崇印度梵语诗学。但是，我们是世界文学研究者，我们不应当只为梵语诗学自豪，我们还应该学习其它语言的诗学理论。就个人而言，如果条件允许，我还想学习中国的文学理论。

    尹：先生，在我们中国古代戏剧里，幸福的结局也屡见不鲜。从这一角度来说，中国古代戏剧与推崇悲剧的西方戏剧也有差别。
    塔：为什么？因为西方人的精神里出了毛病。他们挑战世界万物。东方人认为人生短暂，而世界美妙无比。今生今世，我们会遇到悲苦不幸，但人们最终会接近神灵或成为神。 因此快乐遍布世界。我们认为，幸福就在内心而非外部世界。相信内心幸福的人会无处不乐，而寻乐于外部世界者会招来麻烦。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人相信欢乐来自内心世界。我们认为，人只是宇宙大千中一个微不足道的小点，因此，他须得成为茫茫宇宙的一个谦卑的哈努曼（Hanuman，印度大史诗《罗摩衍那》中的一个神猴）式的角色。在西方，人居于中心，世界为他所需。人欲操控整个世界。我们深信人应该向世界谦卑虔诚而获得心灵愉悦。西方人不信这一套。他们想让世界为己所用，于是问题便接踵而至。你有你的原形(Svarupa)，我有我的外貌。如果你欲变我为你，或我欲变你为我，就会产生麻烦。欧洲悲剧中的主人公之所以痛苦，是因为他们想改变自己命运和世界秩序。他们幻想改变生命的价值。这不可能。我们应该保持哈努曼式的虔诚天性。这便是东西方文化的根本差异。

    尹：先生，某些西方学者认为，中印戏剧中没有悲剧。您怎么看待这一说法？
    塔：那些西方学者是以他们的理论标准来评判我们的文学。他们没有按照印度或中国诗学标准来评价印度或中国戏剧。这不足以构成一个问题，因为我已经告诉过你有关答案。但是我要纠正一点。事实上，印度文学中存在着大悲剧。在我们的大史诗《磨诃婆罗多》(Mahabharata)中，般度五子和他们的敌人同归于尽。照印度文化传统来看，他们面临着人性的荒诞与真实。因此，《磨诃婆罗多》是一部伟大的史诗悲剧或曰悲剧史诗。这样来看，我们的另一部大史诗《罗摩衍那》(Ramayana)也是史诗悲剧，因为主人公罗摩和妻子悉多非常痛苦地谢世。罗摩深爱的弟弟也自杀了。《罗摩衍那》的结局非常荒诞、令人绝望，它完全可视为一部典型的悲剧。

    尹：可以说它们是独特的印度式悲剧。但我认为，在《罗摩衍那》的尾声处，罗摩与悉多还能在天上团圆，这依然显示出印度悲剧与一些中国古代戏剧大团圆结局相似的东方性。还有，按照印度学者的观点，《磨诃婆罗多》的主味是“平静味”(Santa Rasa)，而《罗摩衍那》的主味则是“悲悯味”（Karuna Rasa）。也就是说，印度悲剧与味相联系，这是与西方悲剧不同的一点。
    塔：对。在《磨诃婆罗多》里，一切皆被摧毁，所以生命完全消失。这便是荒诞，生命仿佛全无意义。因此它的主味是平静味。

    尹：因此，这的确是独一无二的印度悲剧。
    塔：西方学者不应该问我们为什么没有他们那样的悲剧。我们的作家不想创作西方式的悲剧。

    尹：先生，上次我访问贾达瓦普尔大学比较文学系教授阿米亚·德夫时，他告诉我，梵语诗学与泰米尔诗学一样，只是印度诗学中的一个分支。
    塔：应该说印度只有两种即梵语和泰米尔文化传统。泰米尔文化并没得到充分发展，泰米尔诗学理论也非常有限。过去三千年间，泰米尔地区完全受到梵语文化的影响。我曾在一本书中隐隐约约发现一些零碎的泰米尔诗学理论，但其标准多取自梵语诗学，真正属于自己的理论乃是凤毛麟角。

    尹：谢谢先生的解说。欢迎您到中国进行学术访问。

    2005年10月4日于印度

2、“梵语批评是一种很好的尝试”

   —— 黄宝生先生访谈录

    尹锡南（下简称尹）：黄先生，您好！非常抱歉打扰您。今天我想向您请教几个问题。我们都知道，梵语诗学是世界诗学中的一夺奇葩。我在印度留学时接触到的每一个与梵语诗学打过交道的学者都会告诉我：“Sanskrit poetics is universal.”您是目前中国唯一一位梵语诗学研究专家。因此，能否请您谈谈梵语诗学的一些特点。
    黄宝生（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下简称黄）：相对而言，梵语诗学在理论化系统化的程度上比西方诗学更高。印度梵语诗学注重形式分析，自成一种理论系统，且每一理论都有概念来支撑。在这方面《文心雕龙》可以与之进行比较。

    尹：目前，印度梵语批评已经形成一定的气候，这一学术动向的实质是以梵语诗学理论为工具批评印度与西方文学。我在印度已见到不少这方面的论文，甚至还见到以味论和曲语论来分析西方文学的两本论著。您对此有何评价？
    黄：梵语批评是一种很好的尝试，但有很大的难度。古代的诗学术语很多已经与当代批评产生断裂而废置不用。现代学者运用这些诗学术语与理论于批评之中，需要一个艰苦而漫长的探索过程。将来的的发展趋势和结果尚难预料，但是这一努力应该肯定。还有，这种批评对古代作品是有效的，但对于现代作品的分析是否有效？因为时代语境已经产生变化。西方影响也不可忽视，它对文学创作及文学批评也有制约。总之，作为继承文化遗产的一种方式，梵语批评是值得肯定的。就个人而言，我也曾进行过这方面的尝试。我曾在上世纪90年代初写过一篇文章《在梵语诗学烛照下——读冯至〈十四行集〉》，后来收入《冯至先生纪念文集》（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我用庄严论、味论和韵论对冯至先生的诗歌进行了分析。

    尹：这无疑是中国学者在梵语批评方面的开创性贡献。它与印度学者的努力珠联璧合、相得益彰。
    黄：印度古代文论可与中国诗学进行比较。我们可以发现一些有意义的异同点。例如，根据我的研究，印度韵论不含混，比中国的韵论更清楚。

    尹：说到中印诗学比较，我有一个不成熟的印象。有的学者认为，印度诗学阐释方法是神谕天启和析例相随等，对此我不敢完全苟同。在《文心雕龙》里，我们分明可以发现中国文论析例相随的阐释特点，尽管不如印度诗学繁复。我通过对一些印度诗学重要著作的阅读，发现它有一个很明显的阐释特点，即以艳情文字入文论。例如，在《诗光》第5章中，曼摩托以少女乳房比喻韵的特点：“Kaminikucakalasavat gudham camatkaroti agudham tu sphutataya.”（韵如少女瓶子似鼓胀的乳房，掩藏即见魅力，不掩则赤裸失美。）这里将女性性征即“kucakalasavat”（瓶子似鼓胀的乳房）与诗学阐释直接挂钩。其它的诗学著作中也多见这类艳情文字与文论阐释的有机结合。这与印度文化中人生四大目的（法、欲、利、解脱）中的“欲”有关。反观中国文论，除了极少数论家如王国维偶尔引用艳情文字外，我们很少发现类似现象。看来，对于每一诗学的研究，其深层民族文化特质不可忽视。先生，就诗歌灵魂的问题，我在印度问过许多诗学专家，答案不一。敢问您的高见？
    黄：诗歌灵魂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但我认为，味与韵更接近诗歌灵魂。

    尹：印度诗学家、贝拿勒斯印度教大学梵语系退休教授德维威迪先生认为，庄严才是诗歌灵魂，我的印度导师米什拉先生也持同样的观点。
    黄：味与韵涉及诗歌的内涵，而庄严只是涉及语言表达方式。

    尹：先生，目前的中国比较文学也好、比较诗学也好，走中西比较路子的人不在少数，我将其称为“中西中心主义”。在某些人看来，比较文学就是中西比较，比较诗学也不例外，这是典型的畸形心态，即以中国代表东方。真正的跨文明比较毕竟是东方文学与西方文学的跨越比较。北京大学出版社的一本新书《比较诗学导论》（2005年版），全书7章中的4章以“中西比较诗学”的字眼担纲。在印度我看到一本题为“Global Aesthetics And Indian Poetics”的论著（1998年版），虽然该书质量上乘，但一翻检目录，便可发现尽是印度与西方的诗学比较。在印度学者眼中，“Global”一词意味着“西方的”而非其本义“全球的”，中国诗学在此失语，阿拉伯诗学在此失语，这是印度版的“远视症”，与中国版的“远视症”如出一辙（关于“远视症”可参阅拙文《论当前比较文学研究中的“远视症” 》，载《思想战线》2005年第1期）。他们的逻辑是中国加印度等于世界或印度加西方乃全球也。
    黄：世界诗学以中国诗学、印度诗学和古希腊诗学为三大代表，它们是东西方文艺理论的三大源头。我认为，真正的比较诗学应该是东方与西方的诗学比较。作为比较诗学研究者，学术视野一定要开阔，这样其研究内容不致过于单薄。如果只是进行中西诗学比较，它是平面的；而进行中印西诗学比较则是三维立体的，将会取得更丰富的成果。当然这对我们研究者的语言功夫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只有看懂原文，才有令人信服的研究成果。但目前研究梵语诗学的难度就在于此，现在我们能够直接看懂梵文进行研究的人越来越少了。再有，搞梵语诗学研究是不能追求轰动效应的。

    尹：谢谢先生在百忙中接受我的访谈。

    2005年10月11日于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

    （原载云南大学CSSCI来源期刊《思想战线》2006年第1期）

    作者简介：尹锡南，男，土家族，重庆酉阳人，四川大学南亚研究所副研究员，主要研究比较文学、印度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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