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锡南：印度比较文学发展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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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乃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其辉煌灿烂的文化传统孕育了印度人民强烈的文化自尊。近代以来，西方殖民势力、特别是英国的殖民统治给印度政治、经济、文化以强烈冲击和影响。1947年独立以后，印度并未一刀斩断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联系，相反，传统与西方的文化因子程度不同地存活在印度人的学术血液中。在此背景下，再加上印度学者的英语优势，他们在当今国际比较文学界的声音不可忽视。可以说，印度是当今世界比较文学研究最活跃的国家之一。这里就印度比较文学发展的历史作一简单介绍。 一、印度古典诗学中的比较文学萌芽 认真检视与中国、西方诗学同样独树一帜的印度古典梵语诗学理论，我们会发现，其中早就存在一种萌芽状态的比较文学意识，它存活在梵语诗学的风格论中。时间大约可上溯到公元七世纪下半叶。梵语诗学家檀丁在他的诗学名著《诗镜》中说："语言的风格（marga）多种多样，其间差别非常微妙。因此，这里我就维达巴和高达两种风格作一描述，因其存在明显差异。"1维达巴和高达分别是古代印度南方和东方的地名。他所谓的风格指诗的语言风格。大体上，维达巴风格清晰、柔和、优美，高达风格则繁缛、热烈、富丽。2八世纪下半叶的梵语诗学家伐摩那接过檀丁的理论旗帜，将风格论发展为一个完善的理论体系。他在其诗学代表作《诗庄严论》中不仅将风格扩大为维达巴、高达和班遮罗（古代印度北方地名）三种风格，还将风格一词固定为后来诗学家公认并通用的“Riti”。3九世纪的楼陀罗托在《诗庄严论》则将风格分为维达巴、高达、班遮罗、罗德四种。十世纪的恭多迦是梵语诗学中后期曲语论代表人物。他与上述三位不同的是，将风格与作家的才情、实践相联系："这里的三种风格将给诗人导引创作路径：自然、雕琢和它们二者的混合适中。"4恭多迦与他的中国同行、早他几个世纪的刘勰倒是有些心灵感应。刘勰在被后人章学诚称为"体大虑周"的中国诗学代表作《文心雕龙》的《体性篇》中说："若总其归途，则数穷八体：一曰典雅，二曰远奥，三曰精约，四曰显附，五曰繁缛，六曰壮丽，七曰新奇，八曰轻蘼。"5刘勰的"体性"与恭多迦的风格论路数倒是有些相似之处，值得人们注意。十一世纪的国王诗学家波伽在其诗学论著《辩才天女的颈饰》中，继承檀丁和伐摩那的路数，将风格按照地区分为六种即维达巴、高达、罗德、班遮罗阿般底和摩揭托风格。后来的梵语诗学家承认风格这一诗学范畴，并以不同方式实践之、完善之。 考虑到古代印度分多合少、邦国林立的历史语境，上述梵语诗学家的风格论实际上就是处于萌芽状态的比较文学（诗学）实践。除了恭多迦以外，大多数风格论者都是坚持按地区、重语言的原则进行诗学比较的。这在当代独具印度特色的比较印度文学研究者那里得到了穿越千年的现实回音。后文将具体论述之。 二、奥罗宾多：印度比较文学先驱者之一 某些印度学者认为，印度比较文学乃是以比较文化为其先导，这在奥罗宾多、泰戈尔甚至甘地、尼赫鲁等人那里都能找到证据。性质独特的印度文明在近代与西方不断碰撞接触的过程中，不但催生了印度民族主义和身份认同意识，还促使一部分得风气之先的文化精英在东西文化大框架下进行自觉的文化比较，比较文学也就在这一过程中随之产生。在这一过程中，奥罗宾多·高士与泰戈尔可谓二马当先、占尽风光。印度学者认为："奥罗宾多、泰戈尔和A. K. 库马拉丝瓦米乃是印度文艺复兴时期三位最有影响的文学批评家。他们拥有渊博的东西方文学文化传统知识，精通几门语言，并且具有自觉的民族主义意识。"6在印度文艺复兴三杰中，奥罗宾多小泰戈尔十一岁。奥罗宾多是一位诗人、文学评论家、宗教哲学思想家和著名的民族独立运动战士。他出生于1872年。1879-1893年在英国接受完整的西方教育。接下来，他回到印度，虔诚地转向印度传统文化。他一生著述丰富，主要作品包括《印度文化探源》、《未来诗歌》、《人类一体之理念》、《吠陀秘籍》等。 奥罗宾多的东西文化观首先是建立在一种强烈的民族文化自信基础上。他说："当我们回顾印度历史，震惊我们的是她巨大的活力，无穷无尽的生活勇气与生命欢乐，和她那超乎想像的旺盛创造力。"7 "印度保持自身并遵循自己的准则，就能最好地发展自己并服务于全人类。"（P38）奥罗宾多认为，西方的生活方式是刺激生命并将之提升到更高水平，而印度方式则相反，印度人发现内在的精神力量，并用各种方式导引生命，促进生命力（P16）在他看来，印度文明的精神导向导致了印度文化与欧洲文化的根本差异（P178）在论述印度两大史诗时，他说，欣赏篇幅庞大、细节琐碎的印度史诗对于西方读者而言是漫无头绪、伤脑筋的事，而对于喜欢空间想像和对环境、性格感兴趣的印度读者来说，却是一种宜人的消遣（P352）难能可贵的是，奥罗宾多还跳出印度西方这种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在一种世界文明大角度下观照论述东西文化。有时，他将希腊、中国与印度文明等放在一起进行比较论述和学术打量。开放的视野和健康的心态使他勇敢地面对西方："我们不可能避开现代世界的主流观念和问题。这一现代世界仍然主要指欧洲，由欧洲心智和西方文明所主导的现代世界。……但亚洲和印度只有在面对这些问题并给于解决办法后才能声称自己是成功者。这会检验自己的理念精神"。(p52)他大胆断言道："东方与西方将从相反的两端汇合之，并在人性一致的生活中建立一种共同的世界文化（Common world culture）。"(p72)"共同的世界文化"这一石破天惊的预言虽然至今还是一个遥远的梦想，但它所包含的时代气息和人文关怀却是经久不衰、岁久弥光。 奥罗宾多的比较文学意识和实践建立在他那广袤的东西文化视野基础上。首先，他将目光集中在本土与西方文学的比较上。以梵语戏剧家、诗人迦犁陀娑为例。奥罗宾多认为："迦犁陀娑与弥尔顿、维吉尔一道并列为最优秀的诗人艺术家，且其精神气质比之弥尔顿更为微妙细腻，比之维吉尔，其传达心声更为强劲有力。"(p358)在他看来，梵语戏剧形式优美，但由于没有处理重大的生活题材，尚未上升到古希腊戏剧或莎士比亚戏剧的高度。迦犁陀娑的戏剧《沙恭达罗》代表了印度戏剧的最高成就。这是所有文学中最完美和迷人的浪漫剧。它有情味和行动的有趣转折，有细致的精神分析。它的对话和动作靠细致入微的暗示取胜，这与欧洲戏剧的角色化形成强烈反差。（p366）奥罗宾多还运用自己的批评标准，对心目中顶尖的十一位大诗人进行分类。印度两大史诗的作者瓦尔米基和毗耶娑、荷马、莎士比亚占据金字塔尖四席，中间是但丁、迦犁陀娑、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维吉尔和弥尔顿，意外的是，德国大文豪歌德则屈居尾席。这是一种严肃而又不失风趣的比较文学游戏。从这十一位作家处理重大题材多寡来看，迦犁陀娑次之，其余各位皆与史诗性题材有关，因此，这种游戏性排位只能说体现了奥罗宾多个人喜好。在论述东西方艺术时，他认为，西方艺术家被形式所吸引，而印度艺术家则与此相反，他们关心的是表现出无限自我的灵魂。（p270）在《印度文学》一文中，他还将目光投向东方的中国，进行中印诗歌比较。他说，中国诗歌是独特的，更能为某些西方人士所欣赏，而印度诗歌是雅利安人或雅利安化的民族的产物，反倒不为某些西方人所理解。（p317） 在《未来诗歌》一书中，奥罗宾多多次将中国、日本、古希腊、波斯与英国文学进行比较论述。8在该书中，他还对他所谓的"未来诗歌"（future poetry）按照自己的理解进行界定。他说，这种"未来诗歌"将融合东西文化精华，并可能首先在东方国家诞生。他还将自己视为第一位"未来诗人"（future poet）。9他的"未来诗歌"观即是他比较文化视野中"共同的世界文化"观念的艺术折射，也是他独特的宗教、美学、社会思想之结晶。 后世印度学者认为，奥罗宾多是根据梵语诗歌和现代欧洲文学来形成自己诗学观念的："我们必须记住，他的诗学观是东方与西方诗歌理论的综合产物。"10 1907年，奥罗宾多在一篇文章中用"Rasa"（味）、"Bhoga"（喜悦）和"Ananda"（欢乐）等梵语诗学观念来描述诗学愉悦的本质。具有现实意义的是，他与泰戈尔一样，自觉地运用印度古典诗学理论来评价西方文学作品，进行一种可谓非常前卫的、与当代中国学者所提倡的"汉语批评"相彷的"梵语批评"。按照他的标准，英语诗歌算不上真正理想的诗歌。他用来评价英语诗歌的标准带有明显的印度特色。他的文论集《未来诗歌》其整个结构取法于雪莱的《为诗一辩》，这反映了他诗学观东西综合的特征。 需要指出的是，当代印度学者对奥罗宾多的文学文论实绩有极高赞誉，认为他已具备学术大师的水平。就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而言，他的出色成就为印度、乃至世界后学者所景仰。可以说，他与泰戈尔在印度比较文学发端期的成功实践，为后人提供了足资模仿的范例。奥罗宾多在印度比较文学发展史上应该占有至关重要的一席。根据笔者(尹锡南)留印时的了解，当今一些印度学者以他的成就为例，写出了许多高质量的比较文学专著。 三、泰戈尔：印度比较文学的奠基人 泰戈尔作为东方伟大诗哲已成共识。他对比较文学理论的探索及其比较文化与比较文学的实践也是有目共睹。至今，他对印度比较文学界的影响还清晰可见。印度比较文学学会1992年公布的研究目标之三便是以他的世界文学（Viswa Sahitya）理念为主要参照系。比较印度文学创始人S.K.达斯在印度德里大学的任职为印度现代语言系孟加拉语泰戈尔教授（Tagore Professor of Bengali）。达斯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曾经回忆道："八十年前，泰戈尔谈论比较文学，这是一门当时在西方有待确定身份和达成学术共识的学科，而在印度则罕为人知。"11在2003年1月第6届印度比较文学会议上，贾达瓦普尔大学比较文学系的S. C. 达斯古普塔博士就泰戈尔上个世纪初提出的重要比较文学术语"Viswa Sahitya"（世界文学）进行专题探讨，并将之与翻译实践和跨文化交际相联系。2004年8月，南古吉拉特大学比较文学系主任A. 德赛教授参加在香港举行的第十七届国际比较文学会议，提交并宣读的论文题目是："The concept of world literature in Goethe and Tagore"。2005年3月出版的第七届印度比较文学会议纪念文集《互动》，将1906年泰戈尔发表关于比较文学的演讲作为印度比较文学发展史重大事件的第一项，将奥罗宾多1920年发表系列论文《印度文学》作为第三项。 泰戈尔生于1861年，卒于1941年。他的生命跨越两个世纪，其比较文化与比较文学实践也同样如此。他对于比较文学在印度落地生根作出了开创性贡献。这就是他赢得后世印度学者普遍敬仰的主要原因。1906年，泰戈尔在家乡加尔各答全国教育委员会上发表比较文学演讲标志印度比较文学正式发端。在此之前，泰戈尔就已经有许多涉及比较文化和比较文学的论文问世。如1902年发表的《沙恭达罗》，1903年的《舞台》，1904年的《罗摩衍那》等。此后，他对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的思考、著述或演讲一直持续到生命的终点。他在离开人间前夕写下的著名论文《文明的危机》便可视为其比较文化研究的总结。" 与奥罗宾多一样，泰戈尔的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不可截然分开，这是印度文明独特性在他们学术心灵上的投影所致。泰戈尔比较文化实践的特征之一便是东西对比。他认为，东方印度和中国的农业文化基本上是处理人际关系、调整相互间义务的文化，其准则是合作。东方人不注重物资利益的掠夺占有，而偏好精神解脱，或以泛道德尺度进行功利与理想色彩交织的政治追求。东方有一种对于神灵或神灵化的人的崇拜。反观西方，它有一种来源于古希腊的重竞争占有的精神姿态。西方文明是求变求新的文明，它肯定此岸现世世界，高扬人性尺度，尊重个人自由发展的权利。 其次，泰戈尔还以世界诗人的敏锐眼光发现了东西文明的一大差异。他认为，东方亚洲文明分为中印日等的东亚洲和波斯、阿拉伯的西亚洲。东方亚洲诸国犹如一盘散沙，互相之间缺乏研究和联系，这影响了东方文明的健康发展，所谓东方文化也不是建立在各国精神合作的基础上。泰戈尔在此解构了东方文化天然一体的神话，揭示了东方文明内部的文化分散现象，这对于当今各个东方民族之间的交往仍然具有现实指导意义。就西方文明而言，泰戈尔认为，它具有文化同源的特点，基督教、希腊文化、拉丁语等在此扮演了重要角色，这使西方文明内部产生了一种文化亲合力，这对西方文明的发展进程起着重要作用。 泰戈尔用一种平等眼光打量世界文明。他认为，多种多样的人类文明以其存在的合理性。他衷心希望地球上存在一个彼此交融、共生共荣的世界文化"大观园"。为此，他以实际行动穿梭来往于地球东西，不停地呼吁东西文明互补，东西方人民团结互爱，共促人类文明进步繁荣。 由于具有一种广阔而合理的世界文化视野，也由于与东西方文明紧密的学术和思想联系，泰戈尔的比较文学实践乃至理论建树在后来的国际比较文学界产生了一定反响。与同时代的奥罗宾多相比，他的比较文学研究著述涉及范围更广，诸如影响研究、接受美学、跨学科研究、主题学、平行研究、总体文学、双向阐释等。 1902年，泰戈尔写成论文《沙恭达罗》，对莎士比亚的戏剧《暴风雨》和印度古典梵语戏剧《沙恭达罗》作了一番平行研究。他认为，莎士比亚戏剧缺乏印度古典戏剧的平静从容。1904年，泰戈尔发表《罗摩衍那》一文，对印度两大史诗和古希腊荷马史诗进行平行研究。他其后还有许多其他相关论文涉及到平行研究领域。 印度与西方、乃至东方其他国家自古以来的历史交往成为泰戈尔进行影响研究的沃土。在1911年创作的《生活的回忆》中，泰戈尔以《英国文学》一文分析了英国作家对印度的影响。他还以类似接受美学的方法，分析了印度对英国文学选择接受的心理原因和社会文化背景。1927年，泰戈尔访问了历史文化与印度紧密相联的爪哇和巴厘岛。他对印度文学文化在此间的传播和变形进行过深入思考，这些都记录在他的《爪哇日记》中。他重点考察了印度两大史诗对于当地文学文化的深刻影响。 1904年，泰戈尔在《古代文学》一文中，通过对《罗摩衍那》的主题比较研究，涉及了主题学范畴。他在《爪哇日记》中，通过对巴厘岛艺术家用舞蹈改编印度往世书的记叙，将诗歌阐释与舞蹈艺术相联系，这是典型的跨学科实践。 一般认为，总体文学的构想可以追溯到1820年代歌德提出的"世界文学"（Weltliterature）主张。泰戈尔深受歌德影响。1907年，他在《世界文学》一文中说道："我们的目标是，去掉那些无知和狭隘，从世界文学中观察世界的人。我们要在每一作家的作品里看到整体，要在这种整体里看到整个人类为表现自己所做的努力。"12在此文中，他正式引进了"比较文学"一词，并将其涵义用梵语阐释之："Viswa Sahitya"。"Viswa"（世界）加上"Sahitya"（文学）构成泰戈尔关于比较文学的印度式定义即"世界文学"。对于西方术语的印度梵语阐释，是泰戈尔对世界比较文学理论的一大补充，也是他总体文学理论的具体体现。同时，这给当今提倡西方文论中国化的学者提供了一个操作范例。 对于当下已渐成气候的跨越东西异质文明比较文学研究而言，泰戈尔借用印度古典梵语诗学理论鉴赏评论西方文学并构建崭新文学理论，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范例。最初见于《犁俱吠陀》的"Rasa"即"味"被婆罗多戏剧学论著《舞论》所吸收而发展成为系统味论。例如，关于味的产生，婆罗多说道："Tatra Vibhavanubhavavyabhicarisamyogadrasanispattih"（情由、情态和不定情之结合而产生味）。13梵学知识渊博的泰戈尔深受味论影响。他将之运用到对英国文学的评价上。例如，他评价莎士比亚时说，莎翁塑造福斯塔夫形象时，在"想像的情味"里加工创作。（刘安武主编：《泰戈尔全集》，第22卷，第296页。）他认为酷爱文学的印度人能从荷马史诗中汲取"情味"。他还说，印度古典梵语诗学只涉及到九种味，即英勇味、恐惧味、厌恶味、暴戾味、滑稽味、悲悯味、奇异味、艳情味和平静味。实际上，在许多另外未确定的味中，还可以增加一个"历史味"，它是史诗的生命。史诗是包含英勇味和历史味的结晶体。在此，他用印度味论重新阐发界说了西方的史诗概念，这是对西方文论话语极有价值的印度梵语批评或梵语阐释，也是西方文论印度化的又一极佳例证。他以味论为基础建构了一个东西合璧的文学观念。 在双向阐释的评论过程中，泰戈尔发现，与中国诗歌相比，英国现代诗歌缺乏质朴自然。莎剧中存在人与自然的紧张对立而非和谐协调。弥尔顿的《失乐园》中，人与自然万物并未形成真正的紧密关系，人是自然的君主。 由上叙述来看，1947年独立以前，印度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领域便已经拥有两位学贯印西的大师级学者的范例操作。泰戈尔与奥罗宾多两人可以共同视为印度比较文学的先驱人物。以往一些学者认为只有泰戈尔才是印度比较文学的先驱者，这是因为对于奥罗宾多的比较文学实践了解不够造成的。但严格地说，泰戈尔的比较文学研究与实践要比奥罗宾多系统和丰富得多，且其鼓吹呼吁在印度进行比较文学研究更为得力，其印度比较文学奠基人的地位不可置疑。独立以前，印度便已经拥有两位学术大师的卓越范例和智慧导引，印度比较文学的兴旺繁荣自是指日可待，虽然其间的阻力不可小视。 四、独立后印度比较文学发展及其新动向 1947年8月15日，印度总理尼赫鲁在德里红堡发表历史性的"午夜演说"，宣布了印度的独立。从此，印度比较文学也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1949年，加尔各答大学聘请了R. 哈克勒主讲比较文学，其讲义于1952年由加尔各答大学以《比较文学研究》为题发表成册。四年以后，与加尔各答大学同处一城的贾达瓦普尔大学（Jadavpur University）设立了比较文学系。B. 波斯成为第一任系主任。该系开设了硕士研究生课程。这样，比较文学终于正式成为印度大学里的一门独立课程。它诞生在泰戈尔的出生地加尔各答也并不是偶然，这无意中告慰了他的在天之灵。泰戈尔与奥罗宾多两位孟加拉人在半个世纪前撒播的比较文学种子开始在他们的故乡沃土上生根发芽。贾达瓦普尔大学比较文学系由提尔亚德教授主讲比较文学，还聘请了两位美国的比较文学教授。该系1958至1959年共招生25人，其中13名女生，5位硕士生。该系教学大纲规定，本科生三年内必须精通梵语和法语或德语或孟加拉语，并学习印度与西方文学史。硕士生还需进行专题研究并撰写相关论文，同时攻读美学和研究各国文学之间的影响关系。1961年，《贾达瓦普尔比较文学》杂志（Jadavpur Journal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诞生，到2005年为止，共出版年刊42期。该杂志主要涉及比较文学研究方面的学术问题，同时也介绍欧美等地比较文学发展的近况。该比较文学系还定期举办比较文学专题讲座。不过需要注意的是，该比较文学系的设立不是一帆风顺的事情。S. K. 达斯曾经在生前的1987年回忆道，泰戈尔关于在印度进行比较文学研究的初衷无人怀疑，但是无人敢于在大学里设置这一西来的课程。"甚至在半个世纪过后，当比较文学系首次在印度落地生根时，许多人皱起眉头，更多的人则公开质疑它的学术地位之合法性。在比较文学系设立31年后的今天，尽管印度的大学数目翻倍，但比较文学系的数量却未能增加。"14但无论如何，贾达瓦普尔大学比较文学系的设立是印度比较文学发展史上的一桩盛事。它体现了一部分眼光敏锐的学者立足本土、面向世界的勇气。该系曾集中了印度比较文学顶尖的人才，其中包括B. 波斯，S. 杜塔，N.古哈，A. 达斯古普塔，P. 达斯古普塔，M. 班迪亚巴迪亚，阿米亚·德夫，S. R. 乔杜里和N. D. 森等。笔者（尹锡南，下同）作为中国大陆（此前有华裔学者欧阳祯访问该系）第一位访问该系的学者，于2005年8月19日抵达此系，同该系退休教授、前国际比较文学学会副主席阿米亚·德夫先生、现任系主任I·钱德（女）教授和该系教师S. C. 达斯古普塔女士进行了学术对话。S. C. 达斯古普塔女士告诉笔者，2005年该系招收45人攻读学士学位，60人攻读硕士学位，25人攻读博士学位。该系目前有12位教师，其中女教师5人。教师中多半具有博士学位。该系主要教学以下课程，如印度文学、欧洲文学、梵语诗学、民间文学、佛教及耆那教文本，还有关于不同国家文学如孟加拉文学、加拿大文学等的“区域研究（Area studies）”。S. C. 达斯古普塔女士正在主持高级研究中心的工作。该中心计划将中日印古代文学研究纳入视野。 在整个六十年代里，印度学界关于比较文学方面的著作并不多见。不过，K. 查塔尼亚的比较诗学著作《梵语诗学批评及比较研究》（1965）倒属于可圈可点之作。 进入七十年代，印度比较文学研究稳步发展。1974年，印度大学基金委员会（UGC）接受R. K. 古普塔的建议，同意在德里大学现代语言系设立比较文学文学硕士（M. Lit.）课程，后又变更为级别稍高的哲学硕士(M.Phil.)课程。1976年，那更德拉教授在德里大学组织了比较印度文学学术讨论会，次年出版会议论文集。1977年，德里大学沙拉万学院英语系组织了一次比较文学专题讨论会。这是印度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全国性学术讨论会，与会者初步酝酿成立印度比较文学学会。1979年，印度南方的马德拉斯成立了比较文学研究院，该院于次年出版了系列讲座文集《比较文学》。 在整个七十年代里，印度比较文学界开始涌现出一大批丰硕的成果，许多与比较文学相关的论著诞生，如M·K·奈克编辑的《英语诗歌的印度回声》（1970），S. K. 达斯的《西方航海家与东方海域：印度文化的德国回音》（1971），K.维斯瓦那塔的《英语小说中的印度》（1971），M. K.那伊克等著：《西方原创作品中的印度镜像》（1971），A. 波德的《比较文学》（1972），S. D. 辛哈的《以印度兵变为主题的英国小说》，A. 达斯古普塔的《歌德与泰戈尔》（1973），S. K. 达斯的《十字架下的阴影：殖民语境中的基督教和印度教》（1974），G. H.拉奥的《东西比较美学》（1974），B. 辛哈的《英印小说扫描》（1975）等。这些论著既有纯粹的比较文学理论研究，也有平行研究、影响研究、主题学研究、比较诗学等方面的文本实践。 1980年，德里大学成立了比较印度文学学会（Comparative Indian Literature Association），N. 罗易教授致开幕词。独具特色的比较印度文学开始形成机制化的运转。该学会于1984年举办了首次全国性会议。风格殊异的比较印度文学即印度各地方语言文学之比较研究开始展示强劲实力。1983年，印度全国比较文学学会（Indian National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ssociation）正式诞生，同年在贾达瓦普尔大学召开了第一次全国学术会议。至此，两个比较文学学会并行不悖地在同一个国家内部开展研究。这在世界比较文学发展史上是一个奇观。1984年，印度南方喀拉那邦的特里万德鲁成立了比较文学学会。1985年，南方安德拉邦的马杜拉成立达罗毗荼比较文学协会。1987年，印度北方希马偕尔邦避暑圣地希姆拉的印度高级研究学院组织召开了为期一周的国际比较文学讨论会。中国学者乐黛云向大会提交了论文《中国比较文学的发展》。两年后出版会议论文集《比较文学：理论与实践》。该论文集代表了七十到八十年代印度比较文学研究的集体最高水平。它既有印度学者与国际学者的对话，也有印度内部文学比较研究，既有关于国际比较文学发展的历史回顾和理论探讨，也有关于在印度语境中比较文学理论与实践的思考。在这样一种成熟的气候中，1988年，比较印度文学学会与印度全国比较文学学会携手成立印度比较文学学会（Comparative Literature Association of India,简称为CLAI），学会诞生地是安德拉邦的首府海德拉巴。U. R. A. 穆尔提被选为学会第一任会长。这一历史性事件宣告印度比较文学已经走过乍暖还寒的春季和阴晴不定的夏季，来到属于收获的秋季。 值得注意的是，在20世纪80年代里，印度比较文学界进行了大量的学科理论探讨，出版了一批相关专著，如前国际比较文学学会副主席阿米亚·德夫的《印度比较文学观念》（1984）、N·D·森的《比较文学论文选》（1985）、S·马宗达的《印度视野中的比较文学》（1987）和前面提到的那本由阿米亚·德夫等主编的论文集《比较文学：理论与实践》（1989）等。一些学者如阿米亚·德夫旗帜鲜明地提出了“比较文学印度学派”的口号，以与比较文学法国学派和美国学派相抗衡：“25年前，艾金伯勒为辩驳比较文学法国学派的文学性时说过：‘比较不是理由’。或许在比较文学印度学派即将诞生之际，我们应该提出一个口号：‘比较正是理由’。因为，我们的主张是，在一个多语种国家，特别是在一个既为多语种又属第三世界的国家，文学研究必然是以比较方式而展开。”15印度学者关于比较文学的探讨，在某种程度上为建立具有鲜明特色的比较文学印度学派打下了理论基础。2005年8月，在接受笔者访谈时，阿米亚·德夫先生认为，比较文学印度学派应该属于世界比较文学发展史上的第四个学派，比较文学中国学派是第五个学派。 在整个八十年代里，印度比较文学研究继续涌现出大批优秀之作， S. 达亚古德的《西方与印度诗学比较研究》（1981），G. S. 阿穆尔等主编《英联邦文学中的殖民意识》（1984），G. S. 阿穆尔主编《比较文学与比较语言学论文集》（1984），A. S. 布拉尔的《印度的神秘现实：英国作家小说中的印度镜像》（1985），R. 斯勒主编论文集《世界文学中的印度镜像》（1987），R.K.达万主编论文集《比较文学》（1987），M. S. 库斯瓦哈的《印度诗学与西方理论》（1988）和R·S·帕塔卡的《印度与西方的朦胧诗》（1988）等。 进入1990年代以后，印度比较文学发展的一个新动向是开始组织规律性的全国集会，将比较文学研究（包括印度特色的比较印度文学研究）进一步体制化、机制化，从而更快更好地与国际接轨。1990年，印度比较文学学会在喀拉那邦的圣雄甘地大学举行了两个学会合并以来的第一次全国学术会议。次年，按照1860年印度学会注册法案，印度比较文学学会被正式注册为全印学术团体，其地位以法律形式承认之。1993年，印度比较文学学会在德里大学举办了第二次全国学术会议。同年，古吉拉特苏拉特市的南古吉拉特大学成立了印度历史上第二个、也是迄今为止第二个单独设立的比较文学系。该系有三名教员，系主任是阿斯文·德赛教授，另有S. H. 高丽和D. D. 帕尔玛两位副教授，均为女性。笔者曾于2005年7月13-16日对该系进行学术访问，系主任德赛先生介绍说，该系每年从大约一百到一百二十名申请者中筛选出四十名学生攻读硕士或博士学位。德赛先生曾经到过中国、美国、英国等七个国家和地区参加国际学术会议。该系与贾达瓦普尔大学比较文学系的最大区别在于它主要是进行比较印度文学研究，其研究生毕业论文也多与此相关。该系只培养硕士生和博士生，属于研究生系。1994年，喀拉那大学成立比较文学研究中心。1996年，在安德拉邦海德拉巴的泰卢固大学举行了第三次全国比较文学会议。此后，印度比较文学会议开始固定为两年召开一次。1999年、2001年、2003年、2005年分并在德里大学艺术与商业学院、喀拉那大学、迈索尔印度语言中央研究学院和南古吉拉特大学比较文学系举办第四、五、六、七届印度比较文学会议。几乎每届都有国外学者参加，反映了印度比较文学研究的开放性，也体现了世界学术界对于印度比较文学研究的高度重视。下面分别就近年来举行的第六届和第七届印度比较文学会议作一简单介绍，以利中国学者了解印度比较文学界最新动向。 2003年在迈索尔举行的第六届印度比较文学会议实际上也是一场国际比较文学会议，与会者中有欧阳桢和来自西方的D. 菲格拉和A. 洛佩茨等人。会议主题是：Linguistics Hegemony and Identity（语言霸权与身份认同），子议题分别是霸权与解殖、霸权与翻译、英语霸权与印度语言、文化身份与语言、诗学传统与区域身份、全球化、移民、属下文学与精英文学、政治与阐释学、风格与性别等等。2005年3月在南古吉拉特大学举行的第七届印度比较文学会议，有一位来自法国的女学者参加，与会者总计一百七十人左右。该次会议主题是：Poetics of the margins: Reinventing Comparative Literature（边缘诗学：重构比较文学）。子议题分别是：文化身份与文学，全球化与特殊性，杂糅文学：移居与流亡，流散文学：最初的范围，主流文学与支流文学，殖民与后殖民范式，中心与边缘质疑，女性文学：超越与虚构，女性写作与属下研究，翻译，部落文学：霸权的威胁，古吉拉特文化身份，古吉拉特部落文学等等。从这两届会议来看，印度当代比较文学研究者所关注的焦点乃是紧跟世界比较文学潮流，他们注重语言问题、文化身份、翻译研究、流散与移居文学，中心与边缘问题、后殖民理论建构（包括G.. 斯皮瓦克、霍米巴巴等海外印度学人的理论）、电影与文学跨学科研究、比较印度文学、后殖民文本解读（如分析V. S. 奈保尔、S. 拉什迪、B. 穆克吉、A. 德赛、R. 米斯垂、杰哈布瓦拉等）及女性文学研究等。 由于英语的优势，印度学者融入世界比较文学圈子是非常轻松的事情，且其声音不容人们忽视。虽然一部分印度学者对于西来的比较文学在印度的繁荣兴旺还持保留、观望甚至抵制态度，但这丝毫不影响热衷此道的印度比较文学学者参与国际对话的热情。2004年8月，第十七届国际比较文学会议在香港举行，印度比较文学学会派出9人代表团参加，其中有德里大学的C. 莫汉（该学者在此次会议上被选为国际比较文学学会副主席）、南古吉拉特大学比较文学系主任A. 德赛、贾达瓦普尔大学比较文学系教授S. C. 达斯古普塔博士等人。他们提交并宣读的论文涉及到平行研究如A. 德赛的《泰戈尔与歌德的世界文学观》、后殖民文学如K. K.纳雅克的《想像的家园：移民创作中的散居、置换与文化空心》等。 现在再介绍一下印度比较文学学会于1992年公布的比较文学研究目标：1、在各个学术团体成员中传播比较文学观念。2、通过在印度各语言邦形成比较文学意识而促成全国性的互动交流。3、通过跨国界比较文学研究，弘扬泰戈尔与歌德式世界文学目标所包孕的一个世界的理想。4、鼓励跨学科研究。5、与其他国家类似学术团体建立联系，以期形成思想和信息互动。6、与国际性的比较文学研究组织如国际比较文学学会、现代语言学会和国际现代语言文学联合会以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加强联系，促进研究。7、在印度各地区设立比较文学分会。8、出版印度比较文学学会会刊，以利重要信息的传达和资料的收集。9、主办和支持比较文学研究项目。10、在印度各语言邦促进文学观念传播和信息互动，并组织相关活动。为此，学会应定期举办全国性的比较文学会议。11、加强与中央和各邦教育部门以及其他国际基金会的联系，争取主办大型比较文学研究项目。学会需积极参加国际性比较文学会议以利沟通。12、鼓励在印度国内外传播相关书籍。13、保持合法的通讯联系，在理事会允准的前提下经常组织学术会议。16 总的说来，九十年代以来的印度比较文学发展势头良好，呈现出兴旺景象。虽然至今还有部分印度学者对于在印度开展比较文学这一西来学科的研究和教学持保留态度，甚至对一部分学者采取纯粹西来方法进行比较文学研究深恶痛绝，但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印度比较文学的发展潮流不可阻挡。为了解更详细真实的信息，笔者于2005年7月20日电话采访德里大学现代语言系教授、现任国际比较文学学会副主席C. 莫汉先生。他告诉笔者，印度现在已有十一个左右的比较文学研究中心从事比较文学研究，除贾达瓦普尔大学和南古吉拉特大学设立单独的比较文学系外，还有相当一些大学将比较文学与英语系等挂钩，培养比较文学专业的人才，或进行比较文学研究。莫汉先生所在的德里大学现代语言系开设比较文学课程，学生中有攻读学士、硕士或博士学位者。他自己便指导博士生，其研究方向为东西方文学比较。 1990年至今，印度比较文学方面的研究成果非常丰富。学者们的理论探讨更为深入，视野更加广阔，前沿创新性得到新的体现。论著方面略举几例：I. N. 乔杜里主编的《比较印度文学》（1992），A. R.拉奥主编的《当东方遭遇西方时：英印及印英小说中的印度思想》（1994），B·古普塔的《希腊与印度的戏剧观念：关于<诗学>与<舞论>的研究》（1994），C. D. 那拉辛哈主编的《运作中的东西诗学》（1994），S·K·达斯的《印度的西风颂》（1997）， P.. C. 霍根与L. 潘迪塔主编的《文学中的印度：关于美学、殖民主义和文化的比较研究》（1997） C. 那更德拉的《关于梵语诗学的跨文化研究》（1997），C. S. 辛哈的《自我反思的实利主义：比较研究三论文》（1997），P. 帕特纳克的《美学中的味：味论在西方现代文学中的应用》（1997），R. 穆克吉的《全球美学与梵语诗学》（1998），B. 拉江的《在西方的注视中：从弥尔顿到麦考雷的印度书写》（1999），P.乔杜里的《殖民地印度与帝国电影制作》（2000），P. 潘沃尔的《吉卜林、福斯特与奈保尔作品中的印度：后殖民评估》（2000），P. 潘沃尔主编的《V. S. 奈保尔：近期论文选》（2003），S. K. 沙尔马的《恭多迦的曲语论在英语诗歌鉴赏中的应用》（2004），V. S. 巴特尔的《V. S. 奈保尔的印度：一种反思》等。 就目前印度比较文学研究而言，它的一些方向如印西诗学比较及梵语批评等已经在当今国际比较诗学界占据不可争辩的领先位置。印度学界在后殖民理论探讨、后殖民文本解读、电影美学、女性主义研究等领域也颇具发言权。一些有印度生活背景的海外印度作家或学者如萨尔曼·拉什迪、霍米·巴巴、加亚特里 ·斯皮瓦克等人在西方英语世界不同程度地传播或真实或扭曲的印度声音，这使得印度比较文学界的东方之音在世界比较文学大合唱中格外响亮。由于本文只涉及印度本土比较文学的发展不涉及海外印度学者，因此按下不提。 客观来看，印度比较文学研究也存在一些不可忽视的问题，其中之一便是与某些中国学者一样，患有程度不一的"远视症"。17这是一种变形的"西方中心主义"。印度学者往往将目光对准西方，而对于历史上与印度文化联系紧密的中国、日本、东南亚等东方国家的文学关注不够，其比较文学触角没有感受到东方近邻。如前述一本1998年出版的关于诗学比较的著作《全球美学与梵语诗学》便只是纯粹的印度与西方诗学比较，换句话说，"全球"等于印度加上西方。在这样一种不健康、不合理的学术理路指导下，怎能有真正的全球诗学比较。据笔者对印度学者的广泛接触和了解，相当长的时期内，这种症状不会得到缓解。这将影响印度比较文学在全球化时代的进一步深化发展。由于对近年来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状况了解不够，一些印度学者对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评价就显得有些偏颇，如阿米亚·德夫先生认为，中国学派是以西方主义去理解东方主义，是没有必要的。 不过，印度仍然有极少数目光敏锐的学者关注着广大的东方世界。例如，泰戈尔国际大学中国学院第一任院长谭云山先生的儿子、印度尼赫鲁大学退休教授谭中先生、2003年刚刚谢世的比较印度文学创始人S. K. 达斯先生、尼赫鲁大学中文系主任邵葆丽女士及该系中文教授马尼克先生等人一直在进行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或中印文学文化关系的清理。18但总体说来，这远远算不上理想状况。另外，虽然印度学者提出了比较文学印度学派的口号，但依据笔者在印度期间的访问观察，近期他们过于执著文本研究，对于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建设探讨明显地热情不够，这与目前中国学界形成反差。理论往往是文学研究的向导，如果印度学界继续忽视学科理论的建设，这将使其研究视野和水平受到制约。如印度比较文学界没有强调具有印度特色的梵语批评，相反，一些著名学者如阿米亚·德夫等对此保持一种冷漠姿态。这就使得梵语批评游离于正宗的比较文学圈子外进行。还有，一些最著名的印度比较文学专家在近期回答笔者关于比较文学定义的时候，王顾左右而言他，如阿米亚·德夫认为他没有关于比较文学的定义，S·C·达斯古普塔女士则认为，很难对比较文学进行定义，因为它的定义随时都有变化。 五、印度特色的比较印度文学简介 印度学者D. 普勒巴迪在1987年曾经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印度是否真有自己的文学？"许多学者认为，印度文学并不存在。印度只存在泰米尔文学、马拉提文学、孟加拉文学等区域性地方文学。因此，普勒巴迪怀疑："人们究竟能否谈论这样一个词语：印度文学？"19普勒巴迪的问题正是对印度这样一个人称"世界缩影"的特殊国度的深层思考。印度号称"人种学博物馆"、"语言博物馆"和"宗教博物馆"。单就语言而论，其地位重要且拥有自己文学的至少在20种以上。有的学者如奥罗宾多认为，印度文学是一种，但它却是用许多种语言创作而成。正是在这种语言背景上，印度学者认为，印度文学既是单数，也是复数。如S. K. 达斯便以"Indian literatures"和"Indian literature"两个并列术语来指称"印度文学"。20独具印度特色的"比较印度文学"（Comparative Indian literature）正是在这种单数印度文学与复数印度文学并存的基础上产生的。前述最新公布的印度比较文学研究目标中，第三条明文规定："通过在印度各语言邦形成比较文学意识而促进全国性的互动交流。"这使比较印度文学合法化。 所谓比较印度文学，是指印度内部各区域性文学如印地语文学、孟加拉语文学、泰米尔语文学、古吉拉特语文学等之间的比较研究。从时间上来看，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属于比较印度文学学科合法化时期。1974年，印度大学基金委员会批准R. K. 达斯古普塔的建议，在德里大学现代语言系开设比较印度文学文学硕士课程，后升级而为哲学硕士课程。1976年，那更德拉教授在德里大学组织了一场比较印度文学学术讨论会，次年出版论文集。1980年，比较印度文学学会在德里大学宣告成立，它于1984年召开了第一次全国学术会议。1988年，比较印度文学学会并入新成立的印度比较文学学会中，从此它以新的面貌继续着自己独特的比较文学使命。1992年，南古吉拉特大学成立比较文学系，比较印度文学成为其特色项目和保留节目，该系教师特长主要是印度内部文学比较。2003年印度比较文学学会会议上，A. K. 莫哈巴特拉博士在第一场专题讲演中演讲的内容便是有关奥里雅语、印地语和孟加拉语的语言身份认同问题。2005年3月第七届印度比较文学会议上，关于比较印度文学方面的论文有增无减。当然，印度学者也知道比较印度文学的尴尬所在，参加2004年第十七届国际比较文学会议的九名印度学者无一人提交比较印度文学方面的论文，就连南古吉拉特大学比较文学系主任A. 德赛也放弃自己在印度内部文学比较方面的专长，提交一篇并不是其主攻方向的关于泰戈尔与歌德平行研究的论文。 自从比较印度文学学科合法化以来，印度学界涌现出许多相关学术成果。1984年，由K. M. 乔治主编策划大部头著作《比较印度文学》（Comparative Indian Literature）第一卷出版，次年出版第二卷。其第一卷开头一章便是对该书重点涉及的十五种印度语言进行简介，然后是关于这十五种语言的民间文学、传统诗歌、现代诗歌、戏剧、小说的介绍。第二卷涉及文论、儿童文学等。最后一章介绍了英语、尼泊尔语等几种至今仍在印度使用的语言的文学创作。该书两卷计1460页的庞大篇幅和详尽介绍，使它成为比较印度文学发展史上里程碑式的作品。1987年，在希姆拉国际比较文学会议上，有几位印度学者提交的论文涉及到比较印度文学。1991年和1995年，S. K. 达斯先后出版《印度文学史》第一、二卷，这是对于比较印度文学研究的一种间接支持。1992年，I. N. 乔杜里出版《比较印度文学：几种视角》，对印度性等与比较印度文学相关的核心概念作了分析。近年来，比较印度文学的专著论文不断涌现，一派繁荣景象。笔者2005年7月访问南古吉拉特大学时，该校英语系主任拉马克尼希南教授便向我展示他的一本典型的比较印度文学专著。该书专门探讨印度马拉亚兰语、马拉提语和印地语文学的现代性问题。21 前国际比较文学学会副主席阿米亚·德夫认为："正是S. K. 达斯提出这样一种观点，比较印度文学可以提供一种必要的方法，使文学研究以印度视角而展开。"22S. K. 达斯在《为何比较印度文学》一文中为比较印度文学寻找学理依据。他认为："我们的比较文学必须成为比较印度文学，因为没有任何其他东西能够成为我们文学研究的基础。这不是沙文主义，只是对文学与人民关系的一种首肯。"他说，多语言是印度社会和文学的一个事实。印度文学史即为一部多语种文学史。其次，印度属于第三世界，这一事实提醒印度学界，不能轻易取法于西方比较文学。因为："第三世界语境已对我们作出某种精神限制。""为了使印度文学规避这些心理限制，我们必须从内部考察自己的文学，从而使我们不带偏见成见地观照世界其他地区的文学。"S. K. 达斯在文章最后向印度学界呼吁："我们不是从比较文学走向比较印度文学，而是从比较印度文学走向比较文学。"23 S. K. 达斯为比较印度文学正名的诚心可鉴，但若按照目前比较文学"中国学派"提倡的跨文明研究标准来衡量，它至少要在跨文化和跨国界上栽两个学术跟斗。实际上，多语言和第三世界语境只是印度学者自说自话，其根本目的已经隐藏在上面提到的印度比较文学研究目标第三条中。换句话说，比较印度文学的根本目的在于寻找一种Indianness即"印度性"，为多语言、多宗教、多人种、社会问题复杂的印度寻找文化纽带，从而达成国家团结统一的根本目的。 有学者认为，"印度文学"的概念形成较晚："正是德国诗人、学者施莱格尔早在1823年提出"印度文学"的概念，尽管他心目中的印度文学主要是指刚刚传到西方的梵语作品。"24这即是说，近代以来的"印度文学"观念部分来自于西方的外部话语建构。在印度这样一个历史悠久、文化发达但却语言、社会问题复杂的国家里，怎样统合民心、整合国力资源是长期以来困扰人心的事情。借用西方话语"印度文学"，通过比较印度文学研究寻找"印度性"，以期达成民族文化共识不失为一条良策。前边提到的一位学者借用泰戈尔小说《戈拉》为"印度性"辩护。泰戈尔通过表现戈拉的觉醒暗示印度性可以超越印度："真正的印度性是人性化的代名词。"（U. Joshi,p44.）还有一位印度学者认为，印度文学存在一种"泛印度意识"。尽管印度文学是由不同语言创作的，但其间的"泛印度意识"清晰可辨。这种意识暗示一种内在的印度性："这种泛印度意识来自于某些原型观念，这些观念是印度文化、历史和思想的产物。"25还有学者认为："最容易理解的是印度文学体现的差异性，最难明白的是它的一致性，这是一种内在和观念的东西……我们的问题是十五种或更多的语言怎么能够创造一种文学？我们怎么调适语言的复杂性与文学的单一性？" 该学者认为，比较文学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为象印度这样一个多语种国家的文学的民族性定位："印度性也就体现在这个国家的复数文学中，本书有助于更好地理解这一点。"26在这种借比较印度文学研究寻找印度性、民族性的过程中，一种比较文学的印度独特性也就一目了然。 在一般人看来，比较印度文学是一个怪胎，但它的确又是一种特定时期特殊国家的历史文化产物，简单否定之不是一种科学的态度。平心而论，这种独特的比较印度文学研究对于当今世界程度不同地与印度有同样语言和社会问题的国家而言，不失为一种有借鉴意义的方法。例如，中国文学内部存在一些支流文学如藏族文学、蒙古族文学、彝族文学、土家族文学、苗族文学等，如果将这些支流文学即少数民族文学与汉族主流文学进行比较研究，或者在这些少数民族文学之间进行比较研究，将会给我们提供一种新的视角，使我们更好地书写一部完整的多民族的中国文学史。当然，这种借鉴只能是一定的方法论借鉴，不能将之上升到与跨文明比较文学研究同等的水平。毕竟，这种内部比较文学研究的局限性是一目了然的。 印度沙达尔·帕特尔大学英语研究生系主任D. S. 米斯拉先生认为，比较印度文学不能算纯粹的比较文学研究，因为比较文学研究要求跨越国界和文化。但它又是一种必然，目的是寻找印度性。与D. S. 米斯拉先生同校的印地语系主任N. 乔汉先生认为，印度有这么多的语言和文学，进行比较印度文学研究非常方便。乔汉还同意这样一种说法，比较印度文学有助于团结多语种、多宗教的印度人民。阿米亚·德夫先生在接受笔者访谈时说，比较印度文学是真正的比较文学。比较印度文学对于研究互有关联的众多印度区域文学是一正确方式，因为印度次大陆每一区域都有自己独特的语言和文学。没有一种纯净的印度文化，它由许多种印度文化构成。从这个意义上说，比较印度文学是比较文学印度学派的重要特征之一。贾达瓦普尔大学比较文学系S. C. 达斯古普塔告诉笔者，比较印度文学这一名称没有起好，应该以“Comparative literature in India”来取代“Comparative Indian literature”。因为前者既比较印度区域文学之间的比较，又关注印度与国外文学的比较。 总之，比较印度文学业已成为印度比较文学研究的一个保留和拿手项目，它将对印度乃至世界比较文学产生多大的正面或负面影响，我们将拭目以待。 六、梵语批评：印度比较文学的傲世成就 一般的中国学者都认为，在世界文明发展史中，中国、印度和希腊创造了各自独特的诗学（文论），成为东西方三大诗学源头。印度学者虽然未对这一说法加以探讨验证，但许多人对于古典梵语诗学的重要性是非常清楚的。著名诗学研究家那拉辛哈认为，印度梵语诗学"应该成为世界文化遗产的一部分"。27 1947年独立以来，印度学者在印度与西方的美学和诗学比较上做出了许多有益的探索，其中涉及美学比较的论著有：P. 乔杜里的《比较美学研究》（1953），K. C. 潘地亚的《比较美学》（1959）， G. H. 拉奥的《比较美学：东方与西方》（1974）等。比较诗学方面的论著有：K. 查塔尼亚的《梵语诗学批评及比较研究》（1965），S. 达亚古德的《西方与印度诗学比较研究》（1981），M. S. 库斯瓦哈的《印度诗学与西方理论》（1988），R. 穆克吉的《全球美学与梵语诗学》（1998）等。在这种印度与西方的美学与诗学深层比较过程中，印度学者发现了印西诗学的共同点与差异处。更主要的是，他们建立了一种健康合理的文化自信心，即古典梵语诗学与西方现代诗学一样，皆具现代运用价值，二者可以互补，前者可以解决后者力所不逮的问题。例如，有的学者认为，用西方文论不能理想地解释莎士比亚后期力作，印度味论可借机填补这一学术真空。28梵语批评即以印度古典诗学原理如味论、韵论、庄严论、曲语论、合适论等批评鉴赏西方与印度乃至其他东方文学，正是在这种印西诗学比较基础上逐步发展起来的。 联系到印度历史与现实的文化语境，梵语批评的萌芽与发展决不是简单的事情，它有更为深刻的原因。 早在1965年，K. 查塔尼亚就指出，诗学体验具有一种普世性，但印度知识界熟悉传统文化的人却患有一种"精神分裂症"。他们运用梵语诗学理论评价梵语诗歌，但在评价英语诗歌或用印度其他地方语言如印地语、孟加拉语等创作的诗歌时，却采取西方的评论标准。查塔尼亚直言不讳："这不是一种正当之举。因为诗学体验的本质应该基本一致，不管它是采取哪种语言媒介。"29沿着这一理性思路出发，M. S. 库斯瓦哈在1988年指出："如果在亚里士多德的火炬光焰照耀下能够发现印度古典文学价值的话，为何不可按照《舞论》和《韵光》的标准来阐释斯宾塞、肖伯纳、爱略特、尤金·奥尼尔或华莱士·斯蒂文森？"301990年以后，印度学者对于这一问题继续进行深入探讨。有的学者严正警告印度学界和评论界："在我们的时代，印度文学批评显然已经遭遇深刻的身份认同危机。"他自己也清楚，对于或真或幻的文学批评危机的认识大概来源于印度的殖民地体验。大体上，现代印度已经与梵语文学文论失去了联系。"印度当代学者彷佛正被一种关于自己文学历史的健忘症所困扰。"31 2003年刚去世的比较印度文学创始人S. K. 达斯认为，印度学者所采取的文论标准纯属西式："西方知识界的每一种声音都有其印度回音。每一种西方"珍品"都左右着印度的评论观念。丰富的梵语和泰米尔诗性文学被当代印度拒之门外。……结果是，我们已经忘记怎么阅读阐释自己的经典文学。"达斯忧心忡忡地说道："现在我们正处在十字路口。"32尼赫鲁大学前任校长、英语教授K. 卡布尔先生认为，这种前述的"精神分裂症"与"历史健忘症"与印度的殖民地体验息息相关。自英语教育始，西方理论观念左右了印度知识分子的头脑，他们用西方标准判断印度本土文学。印西知识界交往成了接受与赠与的单向模式，印度知识界成为没有判断力的接受者。卡布尔曾经告诉笔者，三十年前，他就下决心改变这一状况，提倡在大学里教授梵语诗学理论，撒播民族文化自信的种子。他认为，印度学者的目标应该是："让西方的诗学成为论据（data），印度诗学成为理论(theory)。"D.S. 米斯拉先生则认为，梵语诗学必须现代化，并首先运用于印度文学的评价，验证其合理度与可行性，然后再运用于西方文学的评价之中。他还说，十多年前，印度学者也提出过"失语症"（aphasia）一词来解释印度批评界的不理想状况。米斯拉先生还认为，如果中国与印度学者成功地将自己的诗学用于西方文学的评价之中，那么，中印学界可以说从此在文化意义上是独立了。33 在"精神分裂症"、"健忘症"失语症"和"十字路口"等医学术语和交通术语的警示面前，印度学者开始了让世界比较文学界刮目相看的历史创举，并且是集团军式的主动出击。他们将古典梵语诗学六大流派即味论、韵论、庄严论、曲语论、合适论和风格论悉数拿来评价印度和西方的文学作品。下面根据笔者在印度留学时所掌握的资料和信息对此作一简介。 1988年出版的一本专论印西诗学比较的论著《印度诗学与西方理论》，在其最后部分收入了S. C. 古普塔的一篇文章即《印度诗学观照下的哈姆雷特》（Hamlet in the light of Indian poetics）。34这是典型的梵语批评路数。1991年，即查塔尼亚提出印度知识界"精神分裂症"后的第二十六年，由印度文学院与迈索尔韵光文学标准中心联合主办了一次历史性的学术讨论会，主题与后来结集成册的书名相同："East west poetics at work"即"运作中的东西诗学"，体现了印度学者化古典为实用、从清谈到运作的清晰思路。I. N. 乔杜里在开幕式致词中呼吁印度学界必须重建文学评论标准，以利西方读者以合理方式欣赏印度文学。他同时承认这是一项巨大的工程。 这次会议是梵语批评发展史上分水岭式的一件大事。这次会议共有来自印度各地的二十五位学者参加。其中包括梵语、英语和其他地方语言方面的学者。他们提交的论文多是以印度诗学标准尝试批评印度与西方的文学作品，如R. 穆克吉的《韵论的运用：评"希腊古瓮颂"》，D. 梅农的《味韵诗学能否有助于我们理解济慈的作品》，C. N. 拉马钱德拉的《曲语论的运用：一次检测》，C. N. 斯利纳塔的《霍普金斯诗歌中的曲语》，K. 克里希那穆尔提的《印度理论与实践中作为文论标准的"味合适"》，A. 潘尼迦的《文学评论中的合适论》等。这次集团亮相吹响了梵语批评嘹亮的进军号。尽管观望者有之，讥讽者有之，反对者有之，但梵语批评的学术溪流却从此开始荡漾。 1994年，印度卡里库特大学梵语教授C. 那更德拉在其关于梵语诗学跨文化研究的新著中，附录了一篇典型的梵语批评论文《作为诗艺的曲语：关于麦克佩斯的研究》（Vakrokti as poetic art: A study in Macbeth）。35 同年，印度古吉拉特邦沙达尔·帕特尔大学英语系博士生V·朱普拉在导师D·S·米什拉指导下完成学位论文《关于莎士比亚主要悲剧的印度式研究》（Shakespeare"s Major Tragedies: A Study in The Context of Indian Approaches）。作者利用味论等古典诗学理论对莎士比亚悲剧进行了出色的分析。 时间跃进到2005年。在第七届印度比较文学会议上，J. 曼达卡提交并宣读的论文仍与梵语批评有关：《重构味论原理：关于吉利希·卡南达的特里丹研究》。笔者在印留学所在大学梵语系主任A. I. 塔戈尔博士曾经告诉笔者，他在1990—1995年内曾多次运用味论、庄严论、韵论等评价印度地方语言文学即古吉拉特诗歌、小说，还打算今后用它们评价英译的中国诗歌。据他介绍，目前印度学者这样作为者不在少数，尼赫鲁大学K. 卡布尔先生也有类似说法。 以上学者都是以单篇论文形式、从某一诗学理论出发来评价单篇作品或单个作家。1997年，印度学者P. 帕特纳克出版了一部足以令世界学界瞠目结舌的新著即《美学中的味：味论之于现代西方文学的运用》。这部历史性的论著是梵语批评继1991年迈索尔会议之后的一块新的里程碑。著名梵语诗学研究专家、曾经翻译过恭多迦《曲语论》和欢增《韵光注》的K. 克里希那穆尔提先生在该书前言中承认，在梵语或印度其他语言文学中，运用味论来进行评价者非常罕见。他欣喜地说："我钦佩帕特纳克博士的韧劲和虔诚。他将味论分析用在了当代经典上。据我所知，这种尝试乃是同类书中的第一本"。该书将九种味用于活生生的作品分析，实在是"一大突破"。帕特纳克在自己的序言中也认为，在一个理论正变得越来越技术化的学术世界里，干巴无味而又错综复杂的辩论正困扰着现代文论家。幸运的是："味论使人感到神清气爽，明白易解。" 36 该书主体分为十一章。第一、二章介绍味论一般原理和九种味之间的关系。第三至十章分别利用九种味（艳情味、滑稽味、悲悯味、英勇味、暴戾味、奇异味、恐惧味、厌恶味和平静味）点评西方文学，偶尔也涉及东方文学。在其点评的西方作家中，包括英国作家约瑟夫·康拉德、科勒律治，德国作家海尔曼·赫塞,法国作家加缪，奥地利作家卡夫卡、里尔克，西班牙的加西亚·洛尔迦，智利诗人聂鲁达，美国作家海明威，T. S. 爱略特，希腊诗人塞弗里斯等。难能可贵的是，帕特纳克在第三章关于"艳情味"的分析运用时，分别举出了印度梵语诗人马杜拉和中国《诗经》中的一首完整的英译诗，其中就有"一日不见，如隔三秋"。（P. Patnaika, p70）第九章关于"奇异味"的运用中，引用了日本俳句诗人松尾芭蕉的俳句三首，内中有著名的"青蛙"诗。（P. Patnaika, p210）第十章关于"平静味"的运用中，则引用了中国古代诗人寒山的诗歌（P. Patnaika,p229）和两位日本诗人的俳句（P. Patnaika,p235）。帕特纳克认为，中国道家文学、日本禅宗文学于印度文学一样，能够导向一种"平静味"。（P. Patnaika,p249）该书视野宏阔，包容东西古今佳作。在"结语"篇中，作者清醒而理智地设问："九种味真的能包容人类所有情感吗？"（P. Patnaika,p251）看来，作者已经认识到，现代社会中的现代文学已经带给味论不可忽视的挑战。但他还是自豪地说："非常有趣地是，一种一千五百年以前的古老理论还能用来评价现代文学，而西方文学家却不得不提出新的理论来应对之。"（P. Patnaika,p254）他的自信心来自于这样一种思路：运用味论来评价当代作品，肯定会遇上一些困难。但理论是活生生的，它会在成长变化中适应时代的需要。他说："希望味论这一珍奇的理论能被现代论者所继续采用，以使古老传统长存于世。"（P. Patnaika,p256） 经过七年的等待，印度诗学界在2004年见证了第二部梵语批评论著的诞生：印度古鲁古拉·康格里大学英语系主任S. K. 沙尔马教授的新作：《恭多迦之曲语论原理在英语诗歌鉴赏中的运用》一般中国学者对于味论不同程度地有所了解，但对于现今在印度比较诗学界渐成热门话题的曲语论（至今尚未有中文译本）可能比较陌生。"曲语"即vakrokti是由两个梵语词汇组成：vakra（印度梵英词典给出的解释为crooked, indirect, ambiguous即"曲折的"）和ukti（speech, expression即"表述"）。曲语论来源于第一部真正的梵语诗学著作即婆摩诃的《诗庄严论》中的"曲语庄严论"："这种曲折表达方式在其它庄严中随处可见……没有曲语，怎有庄严？"37恭多迦在前人基础上构筑了一个体系严密、操作性强的曲语论体系。他的曲语论由词音、词干、词缀、句子、故事成分和整篇作品的六种曲语构成。沙尔马循着恭多迦操作性强的曲语论体系，对英国诗人雪莱、拜伦、济慈、华兹华斯、科勒律治等人的诗歌进行曲语阐释。由于英语与梵语均属分析性语言，在性、数、格、词缀、分词、语态等诸多方面有共通之处，所以该书第二章"词音曲语"、第三章"词干曲语"、第四章"句子曲语"等的运用分析最为引人入胜，某些地方甚至比前述1997年帕特纳克那本运用味论进行梵语批评的著作更见功力，也更具说服力，当然对于梵语批评也就更具示范价值。作者在"结语"中说，该书有两大目的，一是探索梵语诗学与当今时代之相关性，二是按照印度传统知识视角，利用曲语论对英语诗歌或用世界上任何一种语言创作的诗歌进行评价。通过检测性评估，沙尔马教授的结论是："总之，经过恭多迦曲语论原理之检视，英语诗歌被证明是名至实归。"38 从目前看，印度梵语批评已成一定气候，但其存在的问题也不容忽视。前述帕特纳克的清醒便是一个例子。另有学者认为，梵语诗学必须进行自身的现代转化。梵语诗学严格说来，尚未发展成为一种严密的文论体系。G. K. 巴塔也认为："不幸的是，梵语诗学似乎太过执迷于诗歌本质的理论探究，而未进一步发展成为一种独立的文学评论。"39单就味论而言，有些学者认为，九种味的处理太过简单化，不能完全包容现代作品。用味论阐释西方作品可能导致削足适履的结局。因此，在运用于评论之前，味的概念必须先进行修正界定。40 学术理路上，梵语诗学承继了奥罗宾多和泰戈尔的梵语批评衣钵，这是印度学界吹向世界比较文学界的一丝清新的春风。尽管梵语批评还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我们还是有理由相信它会存活下去，且会慢慢改变世界比较文学和比较诗学的格局。一部分印度学者对于中国学者倡导建立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用中国文论阐释东西方文学表示极大兴趣，因为这是两国学者近几十年来在该领域并无实质性接触的前提下，各自独立提出的理论或进行的文本实践，其间既有相通处，也有差异点。某些学者如D. S. 米斯拉先生希望中印两国从此加强联系交流，携手前行，逐步改变西方文论话语一霸天下的局面。41印度学者的想法既是梵语批评一定程度上的成功带给他们的文化自信，同时何尝又不是中国学派提倡"汉语批评"、倡导"西方文论中国化"者的一个新契机。 综上所述，印度比较文学源远流长，至少可以追溯到1200到1300年前梵语诗学家檀丁和伐摩那的风格论那里。在这个有着比较文学古代萌芽的国度，近代世界目睹了奥罗宾多和泰戈尔两位世界文化巨匠关于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的卓越实践。他们给后来的印度学者提供了足资模仿的经典范例。1956年，印度独立后贾达瓦普尔大学比较文学系在艰难中的诞生预示印度比较文学的春天悄悄来临，尽管还有乍暖还寒的味道。走过二十世纪五十、六十年代的艰辛创业，七十、八十年代见证了印度比较文学从寂寞走向繁荣的过程。九十年代以来，印度比较文学进入全新发展时期，开始体制化、规范化，与国际学术界的交流互动进行得有条不紊，加上海外印度学者如加亚特里·斯皮瓦克和霍米·巴巴等人的独特声音，在后殖民和全球化时代，印度声音在世界比较文学界正变得越来越重要。单就本土印度而言，独具特色的比较印度文学研究和抗衡西方话语建立文化自信的梵语批评是印度奉献给世界比较文学界的两朵奇葩，它们带给包括中国在内的东西方学者的文化信息可谓丰富之极。就中国学者而言，轻易的否定只会是浅薄的心态，理智的分析和恰当的借鉴不失明智之举。有理由相信，印度比较文学在未来世界比较文学领域会占有更重要的分量。关注近邻印度，中国比较文学研究将多一个有效的参照系. （原文删节后载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研究所CSSCI来源期刊《南亚研究》2006年第2期） 1 Dandin: Kavyadarsa(梵文版), varanasi, 1952, p2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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