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戏剧导演张广天:格瓦拉为自己而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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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来是给《切·格瓦拉》配乐,却被“哄”成了导演,然后又连续导演了《鲁迅先生》、《圣人孔子》和最近的《红楼梦》,作为先锋戏剧的“一位奇人”,张广天似乎一直处于争议的漩涡中。喜欢他的人说,张广天是个“具有格瓦拉气质的理想主义者”;而厌恶他的人说,张是“伪先锋,是精神骗子,在剧场里面营造一种类似传销的气场”。 无论如何,《切·格瓦拉》使张广天一举成名,使他成为“格瓦拉符号”的受益者之一。追踪一下这位先锋导演的感想,有助于我们理解格瓦拉的现代价值。 记者:时间越久远,切·格瓦拉的符号意义就越强烈。你导演过格瓦拉的话剧,这个舞台“形象”与真实的格瓦拉接近吗? 张广天:没有什么真实的格瓦拉,因为作为真实历史的每一部分都是“我史”,1000个人心目中有1000个格瓦拉。只有尊重自我的判断和选择的格瓦拉,才是真实的格瓦拉。 一个历史时期或一种风尚、一堆人群需要的格瓦拉,甚至比一个个体需要的格瓦拉更虚假。在我的戏剧中的格瓦拉,是我的格瓦拉,与别人怎么想无关。 在我看来,那个40年前牺牲的格瓦拉,是在为他自己而牺牲,并不是为了某个集体的事业,也不是在感召革命的后继有人。他明白玻利维亚丛林的战争是注定要失败的,但他需要在失败中成全自己。 记者:有人说,要求用暴力进行“革命”、从而实现纯粹社会理想的格瓦拉,如今成了“小资”和城市白领最推崇的偶像,而这些受众似乎又是最不具备“革命性”的群体,头天晚上看完《切·格瓦拉》大喊痛快,第二天就去写字楼无奈地接受资本家剥削去了。你怎么看待这种“悖论”? 张广天:这是一个消费文化的问题。当革命只是墙壁上或车窗外的花鸟鱼虫时,革命的血腥也是灿烂的。人们需要花点钱,廉价地宣泄一下,埋怨一下。醉酒和成为酒本身,是两回事。这里没有什么悖论,你要允许遭蹂躏的人喊痛。喊痛不是反抗,而是一种反应或反响。 记者:而作为一种文化消费符号,切·格瓦拉不断地被开掘成各式各样的“商品”,这是不是对切本人以及其精神的一种背叛? 张广天:当革命成为革命的时候,他们吃得消吗?当革命成为消费品的时候,是对他们的客气。才花几十块钱,就想看真革命?昏头了吧! 记者:在你的生活中,有没有格瓦拉的影子?你上学学的是中医,音乐是后来自学的,还当过街头流浪汉……在这个过程中,你所坚持的“理想主义”是什么? 张广天:我的理想主义,是我自己的个体理想主义。我要是有被别人认为不一样的地方,那就是我从来都不迷信。既不迷信格瓦拉,也不迷信摇滚乐。既不迷信无知,也不迷信文化。 记者:如果你有机会与格瓦拉这样的革命者在一起,你会追随他吗? 张广天:如果我有机会与切·格瓦拉在一起,最好的选择是,谁也不要追随谁。但或许我们在同一条战壕里持枪战斗,恨的是同样的美帝国主义,不同的是,我可能是为了承诺我的女人而去,他或许是为了讨厌他的女人而去。 记者:能否清晰地解释一下你的自我形象设计:胸前的毛主席像章,拿一把吉他,老式的圆边眼睛,偶然头戴一顶镶有红星的军帽,手里夹着香烟。这些符号,与格瓦拉的贝雷帽和雪茄烟,有哪些相似之处? 张广天:毛主席像有多年不戴了。你戴了,我就不戴;你弃之敝帚,我就当宝贝拾起来。因为我不能忍受毫无幽默感的生活,不能忍受万众一心的严肃的愚昧。有人说切·格瓦拉的一切外在行为更像一个“革命的模特”,如果我能有幸和他比,那么,我的一切外在行为更像一个“恶作剧的模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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