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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晖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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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我的工厂
轻轻地咬一口，一块肉就在皮肉还来不及疼痛的时候，死了，没有一点声息，那块血呈铁青色淤积在鲜活的肉体中，象玉里的瑕。更多的时候，会随手用拿起的物件切割我的皮肉，血红得发黑地流出来，那块掉下来的肉与我没有任何关系的掉在石灰堆里。
第二部：工厂DV人物
呼吸没有了节奏，裤子像被埋在尘土里的一具尸体。被那些绿色的枝叶一点点吸干。
那人转身看了我一下，没有变化表情，从西边走过来，经过我身后，踩着那最小的楼梯下到走廊里。他走了不到十步，我听到关门的声音，
第三部：工厂照片
人和植物的声音被钢铁彻底取消，
我走了没几步，又回头，向她身出三个指头，又用食指指着料坑的对面。她把口罩取下来，看她的模样，她肯定在骂我罗嗦。
机器突然转动，他的左手和右手被钢丝压在了铁的转筒上。那年，他二十四岁。他们说那年是他的本命年。
第四部：细微工厂
墙，倒塌过，就是379号那个窗户，大块玻璃砸下来。一地的碎玻璃，完整的阳光突然破碎，街道上的人开始惊恐，他们在玻璃上找到了自己的脸、手和腰，开始是一下围过来很多人，七十多米的碎玻璃现场。
不自觉地把手伸到玻璃上，随着身体的走动，手在玻璃上滑过。血出来了。
第一部：我的工厂
线条
青色的工作服落满了石灰，挥舞着粘满了石灰的披肩帽重重的往身上打，一下一下，灰尘一次次飘起又散落。几分钟后走开，站的地方落满了一圈的石灰。把手闷、披肩帽挂在休息室的墙上，到其余工地走一走。
我们上班的时间是八个小时，工作的时间只有二个多小时，但，其余的时间是不能够离开工厂的。实际上，到其余工地走也是不允许的，称之为串岗。
我喜欢这些高大的厂房。
二分厂是一个冶炼分厂，七台电炉在电量充足的二、三季度是全部启动的。现在是初春，只有三台电炉在工作。厂房有八层楼高，大部份是开阔的，一望到顶，许多钢铁搭的架子，左一根往里倾，右几根往厂房的顶上走，从这个角度伸出一根三角形钢铁与垂落下来的钢条错落成无数个多边形。有时候几跟钢铁同时搭到右边的电炉上，四、五十米长。交叉搭配是简单错落的，似乎没有规则，几十根上百根钢条在四千多平米的厂房上空交差、流动，凝固成线条。三角形的侧面、四方形的异变，流动的线条表达着钢铁的硬质。它们时而上，时而斜插过来，在这巨大的生产铁的空间里，硬在这里柔软下来，它们交叉流动、凝固成线，
我喜欢这些线条，仰望它们，几台房车这些钢线条中穿行，切割着重新组合着线条的图案。
注意，你的头在手上。
一个女子粗旷的大声说话，随后，我听到了一大串天车的铃声。叫声和铃声是与我同时进厂的女工发出来的。
她挑衅地提醒我，别把安全帽拿在手上。我晃了晃黄色的安全帽，大叫：小心你的钩子。
她开的天车下面有一个巨大无比的铁钩子，重达百十几斤，只要碰上，无论有无安全帽，人必死。天车的钩子，象一个倒置的问号，轻而易举的钩上千把斤是没问题的。天车钩子被她按了一下开关，收了上去，轻悠悠的一个钢铁问号，向五号炉那边开去。
我低头走进三号炉的辖区，围着炉底转一圈。这个硕大的炉底，可能要我十五个唐朝晖才能合抱，因高度问题，我不得不时刻提防着头上的钢条，它们没有了厂房左边那么巨大的空间，几米一根钢条被焊接成各种图案，通过拉、顶、交叉、撑住一些或大或小的物件。这些线条触手可摸。
置身于这些钢线条中，很多次地联想到当下一些艺术作品。
美国有位艺术家，他把一根根钢条竖靠在白色背景的展厅里，几十根钢条随意斜靠，白的墙，青灰色钢铁的硬，生发着艺术的氛围。艺术家穿着随意的走过来，把一根钢条推向另一根钢条，一个元素活了起来，随着惯性另一根钢条倒向另几根钢条，钢条落地，声音与工厂里的声音不同。
后来我又看到了贺的底层油画，他画的就是钢铁的线条。我看到了、听到了他的钢铁通过密集的色彩发出自己的声音。
青灰色的石灰石
几乎都是这个时候，下午1：20，原料坑的大棚是安静的。
水泥和钢筋分割着地下的空间，形成百来个坑，长与宽保持在七米乘七米之间。坑的墙有水泥和钢筋构成。由于天车的不停敲打，水泥一块块的掉落，露出来的钢筋几经撞击后，也越发扭曲了。
某个坑角，几根钢筋弯曲着突在水泥外面，钢性和它的硬度在它的弯曲中更加显目。水泥的角是粗糙的，一般是被天车的铁爪给碰掉的。除此之外，是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碰坏这些结实坑墙的。
几十个坑，大小均衡，多少给人一种气势。一大半的坑里堆满了青灰色的石灰石，每块大小控制在二、三斤左右，每天几乎有近百吨的石灰石被运到这里，又被石灰窑给吞吃炼成石灰。每一块石灰石在这里呆的时间并不长。
下午1：20，石灰石在坑里堆成一个个小山，它们与周围的钢筋、机器和工作场地形成了区别：石灰石上没有一点石灰，因为它们都是刚到。石灰石的青灰色鲜活地堆积着，一块块，是那种很有品味的色调。
我一次次走出休息室，站在几千吨石灰石的小山上，它们与我的命运差不多，在等待另一种命运。
在来此料坑之前，它们在矿山里，被大炮、钢凿、机器碾压，从各条流水线的皮带上被火车运来，被天车抓放在这里，它们在噪音之路上抵达这里。短暂的宁静，我们暂时不会打破，过二小时，它们将被送进烈火中，变成另一种事物。我也一样，在同时刻，将开动机器，成为机器中一个活动的奔跑的零件。
找一块平整的石灰石，坐下。
石灰石一块块安静地呆在坑里，左边是一条火车道，上面落满了石灰，两条钢轨被车轮磨得光光滑滑地发着亮，或混淆或隐藏在石灰中。许多脚印零乱地留在每条铁轨的两边，深深浅浅的脚印，叠加着，脚落下去，白粉扑上来。
许多脚印沿着铁轨伸向料坑的那一边。料坑大棚由几十根一百来米高的水泥柱支撑着，顶棚层顶斜斜地镶着一块块巨大的水泥板。
时间已经是2：30分，我只要转身，按下三个开关，这里的的原料就马上会被剿杀一半。青灰色的石灰石也就改变成石灰了。
宁静多少是一种保持，而声音，是一种改变的信号。
厂门
四扇厂门，有人轮流把守。
每天几乎是同时，许多人从这里进出。
时间一声不吭地下达着进去和出来的指令。
几乎所有人都骑自行车，经过十米宽的厂门时，从一条白色的线开始，我们必须下车，推着自行车走十米，这是一种打断的提醒。
打断：几千人骑着自行车从门里往外流，在门口下车，在这里，流动的节奏突然间产生了第二种节奏，这种节奏在下车、上车的动作间变换转合着。
提醒：从这里进出是另一种生活的开始，进去的人是用劳动来代替外面的游戏。出去的人可以随心所欲，工厂里的事情可以不再理会想象半点。
路
一堵围墙围着工厂。
围墙内，四条井字型马路包围划分着九个分厂，一个格子一个分厂，大小错落的散布。
我们兴奋地成为一个格子里的六百粒棋子之一。心甘情愿成为一粒棋子，与王菲的棋子无关。我们是快乐的棋子，我们是游走的棋子。
八小时之后，可以到其余格子里去任意走动，只要不去拧开关，捡拾东西。没有任何棋子可以吃食你。
几乎所有的格子我都去过，感觉格子里的机器、电火花，围墙内的马路、树都是自己的。
八小时后，通过井字形的任何一个方向的门，可以到各个生活区的体育场、俱乐部打球、借书、散步，这些也是我的。
没有飘的情绪：这些东西都是固定的。
没有虚设的感觉：这些设施和东西都可以去坐一坐，可以用手抚摸。
没有孤独的滋味：有一些同甘共苦的工人兄弟，一起进厂，一起长大的朋友。
井字形的路两旁，巨大的法国梧桐和白玉兰树，绿着，香着。每天从这里经过。白玉兰花开时，偶尔站在自行车上，摘一朵，带到石灰窑的休息室，送给某位女士，她会用心养起来。
休息室里石灰的气味没了，白玉兰的香浓中有淡。
没想过离开
我从来就没想过会离开铁合金厂。想都没想过。
最大限度就是从石灰窑出来，调到分厂做一名宣传干事，最大的愿望是去编辑《湖南铁合金厂报》。他们不会要我去的，这一点我最清楚，我只是偶尔靠幻想来激动自己的情绪，来一次次上演自己到了那里后，可以改观很多事情。
最后的结果只是改观了我的幻觉。
我始终留在石灰窑，从一名工人到班长，就这样，成为一名永远的石灰窑工人，被人称为窑工。
我喜欢这种窑工的工作生活，原来就是为了养活自己的肉体，干什么都一样，只要让肉体健康地活着，就行。
工作之余，百分百地投入其余任何事情中，与工作毫无关系。有些人工作完八小时之后，工作还如细菌一样感染着业余生活，那肯定让人难受。
把工作想得简单点，并且，我的窑工工作，每天有三十分钟的体力活，让自己出身汗，对身体是有好处的。推小板车、铲石灰、搬石灰石、挪动钢铁是我的工作。
站着干活，可以避免肩、颈、腰的劳损。
在石灰窑里，工作越多，身体越好。
工作的时候，我就是一个钉子、一个零件、一块石灰石，只要按部就班就行，只要随程序走，不要太多思虑。这比当老总好，比做记者好。
我没想过离开石灰窑，我喜欢在那两座高耸的石灰窑里工作。
我们最怕它
它隐藏在任何一个地方，它的随意性很大。
很多次，感觉到自己的手摸到了它诡异的笑容。
偶尔，它会一声不吭地飘走。有时，轻轻的咬一口，一块肉就在皮肉还来不及疼痛的时候，死了，没有一点声息，那块血呈铁青色淤积在鲜活的肉体中，象玉里的瑕。更多的时候，它用随手拿起的物件切割我的皮肉，血红得发黑的流出来，那块掉下来的肉与我没有任何关系的掉在石灰堆里。这些，只是一种随时的玩笑，一招没有谱的剑术。
它与众不同。
在我们农村，说它最怕钢铁和火，火燃起来，它就会逃遁，钢铁的坚硬，会让它逃之不及。而在工厂里，它却完全寄生于冷的钢铁，寄生于让铁成水的高温和冲天的红光中。
昨天，它还随铁水一同扑在一个工人的安全帽上，安全帽全熔化了，脑袋的五分之一在半秒钟内熔解。
今年上半年，一个人的手就来不及与身体一同逃走，被天车的铁轮与天车的铁轨合谋咬了一口，二米宽的车子经过，手先于身体一步从几十米高的房顶摔下来，它与那人的嘴巴一道大叫了一声。
去年，它藏在一个巨大的变压器里，与电一起布阵，来来回回的在工厂四周闲逛，也许是它的衣袍太长，不小心在往回走的路上，衣带被风吹到了来时的路上。火花四起，它火龙般，从二百米外狂奔过来，象个烈妇用头直冲变压器，几千伏安的变压器在它的尖叫声中炸向四面八方。
它第一次吓得呆在原处不敢动，就在那么几十秒钟里，火炉、石灰窑的机器一个接一个同时炸响，所有的声音在突然间全部消失。偌大的分厂突然间被它们一刀砍断了噪音的脖子，身首异处。恍惚之间，没有了巨大噪音的工厂我们不在熟悉，象突然临身于另一个地方，另一个世界。突然的静突然淹过来，它也担心自己的走动，会让我们听到。
我，一个人看到了它。
在石灰窑，我三次看到它的影子：死神的可笑的模样。
偶尔的点
时间不是线条，是散落在不同地方的点，从这里到那里，不是由东往西的概念，只是我们的脚因为偶尔，从这一点踩到了那一点上。几乎同一时刻，时间阴谋的流动，生活的点自动串成了线，时空交差在点与线之间形成，一切交差相融。
1/
工厂里，没有动物和植物的死亡，只有矿石的死亡，变成石灰或铁合金。
夭折的，也只是钢铁(偶尔也有人)。它们最后的呼吸只有我们工人听到。就象一头牛的被杀，只有那个牛群里的牛知道：又少了一头牛。
2/
我们每天都可以见面。
虽然分为四个班，有时候，就因为喜欢看见那个班上的女孩，我们就可以到那里上十天半月的班，等她走了或找了其余男朋友，我们就回自己的班。
石灰窑这二十多个人的集体里，没有一个人需要我的文字。实际上，全厂四千多人（不包括四千多离退休的），也没人需要。
这是我的原因，我在试图改变。
3/
母亲看了我的诗集，说，心情太灰色调了。
在词语里，我是灰色的。
词语直达我的内心。
工人们快乐的火光，每天都旺旺的燃烧着，火的阴影铺在词语的河面，词语借着光亮，发现了我心的沉重。
工人的快乐火焰，让词语看到了我的阴影。
4/
与石灰灰尘打了十年的交道，每天都要闻它的味道。
与电视报刊文字打了六年交道，每天把那些文字翻来覆去的读。
我喜欢前十年白色的气味。没有它，我就不能在气味中分析出某些毒素来。石灰是可以杀菌的。石灰灰尘的姿势是轻舞、弥漫，然后融入它到达的地方。它是轻态和随意的。
5/
十年里，湖南铁合金总厂二分厂四工段石灰窑丁班始终是我的通讯地址，十年没有换过。
六年来，我在八个文化单位长长短短的干过，在那些名人、文化人、商人云集的严肃脸孔的单位，我依旧快活如一位工人。不断变化的是陌生的办公环境，惟一与我相伴的是简单的快乐，对每个人都直来直去，都是简单的笑，不想让自己卷入一些纠风中。象工人那样，用劳动生存。
我本来就是一个做工的工人，无论在湖南经济电视台还是长沙市文联和湖南文艺出版社，其他的人都是厂长、书记和正式工人，我也是工人。
在任何一个工厂里，我一直快活自由。
6/
每天上班的前三十分钟，有一个人提着一桶茶水（工厂有专门一个叫锅炉分厂的部门），倒进我们休息室的大茶桶里。
我们二十多人共用一把大竹勺子。一次次把勺子按进水缸里，舀水喝。
十年来，我毫不担心生活的细节会被石灰窑烘干————因为，每天有这一桶茶水，供我们大勺大勺的喝。
7/
我每天用字记录着工厂的事情，虽然很不准确。
我不是在挤压工厂生活的水分，恰恰相反，是工厂里的生活，滋润调节着我今天的生活。消解着事情的怨和不平，最终让我一步步远离旋涡的最低点。
8/
人与某物的结缘就会是一辈子。
五岁时，为了几支花炮，我跳进建筑工地一个十四米深的石灰池中，里面是沼泽般的被水稀释融化了的石灰浆。我的身体在往下沉，快淹到肩膀时，奇迹在我的手停止乱舞放在石灰浆上时发生了，身体停止了下滑。我大叫着，被人救了上来。一旦“滑”不停止，我溺于石灰浆中，要不了一分钟，我就会消失。
十五岁，我招工进厂，岗位是日产数十吨的中国最大的两座石灰窑。工作是把石灰石烧成石灰，一烧，就是十多年。在石灰窑，我从无知到有知，从混沌到清醒。
三十岁，我用文字复活着石灰窑的细节。虽然词难达意，但我在努力。
欠
晚上十二点到早上八点，是我们的上班时间。这个班叫：零点班。
我是班长，十二点钟我们六个人全都到齐，开始劳动，一点钟不到，劳动就宣告结束。
我们开始在休息室里睡觉，只要不怕领导查到岗，就可以躺着睡，我们都躺着睡。两个人一条凳子，头顶头，正好三条凳子。碰到有实习生，就会有一个人坐着睡，但实习生几乎都是女的，一到睡觉时间，总会有年轻工人陪实习女生出去。那个时候的我们或他们出去也不会做什么，逛逛工厂，或者到她们的其余同学那里去玩。
睡到六点半，才有一个年龄大一点的老师傅先醒过来。把大家叫醒，做一个小时事情。就打扫卫生。有时候，所有的人都睡过了头，没办法，只好不干活就下班，就当我们欠工厂一个小时。但，这种现象很少出现。
水
我是班长。
我一个去二楼工作，按动按钮，机器缓慢的一进一出，石灰窑底部有四个洞里面各有一台机器一抽一送，把石灰拖拉下去。
三个工人在下面工作。
我围着石灰的底部，一个人转悠着，转一围，就用粉底在石灰窑的墙壁上写一行字，很多关于工厂文章的草稿就是这样完成的。
从楼梯口，我看到一个工人走了出去，离开了他自己的岗位。我又写了二十行文字。我看到那个没有戴安全帽的女工人也走了去。我又写了十行。我看到留下来的她象个醉汉。象个梦中人，慢悠悠的往地上躺，身体软绵绵的，骨头象石灰被水淋到了一样，一点点的稀释。
我冲下楼梯。煤气穿过我的口罩，恶心。
把她拖出工作场地，她还处在昏迷中。
第一个走出来的工人正从水池里爬出来，他说，本来是头昏，想用水冲冲，没想到失脚掉了进去。
那个没戴安全帽的女工人，也站在了我身边，她说自己是从澡堂里刚冲完水出来。
他们的共同点是：目光呆滞，脸上没有了表情，以前奔放的热情，没有了，被一中莫名的气吞噬了。
昏过去的她，马上也醒了过来。
我陪他们三个人，坐在厂房外的草地上，几十分钟后，表情才在他们的身体里死灰复燃。一定有只手在一点点抽掉各种姿势和表情。等全部抽完，并抽走最后一口气时，他们 也就与我永远别了。
但，他们在水中恢复过来。
人，就是一株草，需要水。
技术
八年时间，我们二十几个人没有一个人坐过那辆小车，最大限度也就是到车上面站几分钟。人终究是不相信机器的，担心哪几个小地方会出小差错，小车从近于垂直的几十米高的铁轨上掉下来，砸到一个坑里，人，不死才怪。
我现在想说的就是那个坑，为了给坑打扫卫生，我们又不得不胆颤心惊地暂时相信机器，相信小车不会掉下来。在石灰窑，工人们说它的高度是91米，实际是94.5米，还有落到地面下的那两个坑。我痛恨而又最爱那两个坑。
按正常的工作程序，清扫坑是工作完成的最后一件事情。我们高兴地站在离坑几米外的地方，把铁锹准确的丢下坑，不会有任何失误，坑近于正方形，入口的长与宽是1.5×1.6米。铁器与水泥、钢铁砸响的声音传达着我们男儿的豪爽气。如果哪个班上的年轻女人在坑下，我们就会笑话班上最年轻的“小男人”，说他不会怜香惜玉。
坑有3.5米高，铁轨一直伸到坑里，小车滑下来，接纳了坑上的石灰石和焦碳，再沿铁轨往上走，把这些原料运到91米高的窑顶，在小车接料时，总会有些原材料跳出小车外，清扫这些洒落于坑里的杂碎原料就是我们的工作之一。这需要手法和力气。
站在2.4平方米的小小坑里，使用的铁锹木柄比常用的短了一截，这样才能把铲里的东西抛过头顶，以有点垂直又能够让一粒粒小小的焦碳、石头成圆状的斜落在地面上，这种技术是教不会的，必须去领会，领会必须经过实践，一次次把焦碳抛上去，又一次次落在自己的头顶，必须有这一经历，才能把东西抛上来。
我们都是老熟练工人。一铲下去，满满的一铲小粒焦碳，往上抛2米，带点斜度落在地面，成堆状，而不散。一铲接一铲。要不了三分钟，就把坑里的卫生打扫得干干净净。把铁锹抛出坑，自有女学徒或女同事来收拾。但意外的事情，一个星期总会发生1-3次，那就让我们在目瞪口呆之后，筋疲力尽。
事故一般发生在实习女生或我们打瞌睡时。
当小车接了原料往上走后，有一块石灰石或一粒焦碳卡在下料斗的门里，小车开走了，门没有关，下料斗的料在就一直下，这样不要二分钟，石灰石或焦碳就会全落在地底下的坑里。
一旦发现，全班七个人围着快被填满的坑发呆。
动手。
我第一个跳下去，其余无辜者轮流跳下去把石灰石或焦碳铲上来，有些女徒弟会在一别急得哭。我们说几句，也就很有气慨的说一句，下次一定一定要注意。大伙干完，每个人都是一身汗与灰一窝峰冲进自己的澡堂洗澡。这些与文化部门的冷漠与不肯伸出指头来帮个忙是有天壤之别。
坑
1/
戴着很厚的手套，抓住铁轨，脚踏上去，手脚交差着往下移。刚开始，手和脚放在哪儿都不自在，二个月后，我在坑里坑外，串上串下，准确无误。
2/
清扫抗时，发现坑角有几铲堆状的焦碳、石灰石，这是上个班的人偷懒留下来的，顺手扫在这里的。有了这次经验，下次接班时，就会认真到坑里看看，发现又有就大叫一声：娘西痞，下次不能再这样了。
3/
有女徒弟来，让她铲好一铲，往上抛，东西又洒在坑里，失败了几次还没成功，我们就会跳下坑，两个人钻在一个小小的坑里，教地拿铲抛铲，力用在哪里，怎么把铲里的东西送上去。有些女徒弟，把铲子都抛了上去，而焦碳却落回坑里。
手把手教她们拿铲。想起几部看到的电影：男主人公教女主人公做陶，最后慢慢到做爱，我们那时，改革刚开放，我们也还未成熟到那份上，只是感觉到些不同寻常。我们累了的重重的喘气声，真是累的声音。
4/
我在坑里铲料，女徒弟合上电闸，小车开动了，我狂叫着：快关快关。
我赶紧跳出坑。我会很机警地对女徒弟说一通怎样安全操纵：合闸时先要看有人没人………我的语气多的是：骄傲和能干。
5/
这种料坑，石灰窑有两个，铁合金厂也只有两个，听说中南亚地区也只有这两座大石灰窑。
善良的样子
操作室悬在铁架上，高出地面三米，三面的铁皮漆着灰色，面向坑的这边，有两扇玻璃，可以从里把玻璃窗向外推开，东西两头的门是铁门铁框。每次出入我都用脚，踢开，又用脚关上。
透过玻璃，可以看见下面灰尘厚厚的从机器房里飘过来，一点点加厚。不得不一次次经常去擦拭玻璃。
我负责下面推车倒渣，她负责在操纵室按开关操作。她是实习生，来了两个月了，只有半个月就要回技校了。
“我痛恨你们那学校。”
“为什么”？
“我痛恨你们那学校，尤其是里面的男人”。
“你热吗”？
“我哪天不出汗”？我斜躺在她对面的一个椅子上。
“我就不热，不出汗”，她边说，边解开沾满白色灰色的青色工作服，一粒一粒的解开。五粒全解开了，她拉开衣服。
我清楚的看见了，她白色的胸衣和丰满的白色。
现在我才知道了，从那以后，为什么我认为白色内衣的女性很性感的原因。
她让我看，我看见了。十七岁的我看见了。
我现在都不知道，为什么她突然有这样一个举动，在我三十二年个经历中，也就这一次有女性勾引我的经历。唯一的一次被勾引。
并且是莫名的，她把我的手拿过去，放在她胸上。
“热不热”？
“不热”。
后来，什么事也没有发生，我还想留连时，她把衣服扣上了。
后来，什么事也没有发生。
现在，我忘记了她的名字。我记住了她善良的模样。
声音
我短时间的接触过哈萨克人。
他们住在天池。在那里的几天，有四个小孩子陪着我。
天一亮，我们就往山里走，出门就是山。我们就在山中。
他们喜欢唱歌，不停地唱，他们不太爱说话。
“我爷爷生前是县长，他很少说话的”，那很小的孩子牵着我的手说。
他爷爷我见过，气质纯朴得高贵，我与他坐在雪融成瀑布的山水边。他知道我来自湖南，我们坐了大半天，我看蓝的天，蓝的水，有种声音很静，显得很宽阔，我很激动的听见了蓝色。
他说：“我知道湖南，毛泽东就是湖南人”。
之后，又是宽阔的静的声音。
在石灰窑不是这样，完全不是。
“走”。
我第一个走出石灰窑的休息室，按动两台抽风机，巨型马达的电源在我手指的用力下，突然接通，声间尖叫着，象炸弹的那一声巨响，但它与炸弹完全不同的是，它把突然的尖叫始终保持了下来，瞬间成为永远。巨叫着，十分钟，声间完全浑浊，尖叫声被抹平，只有巨大的尖叫声。
另一组是有节奏的狂躁声。
八十米长的振动机之后是二十米的运输皮带，之后又有二十米的振动机，在五台马达的带动下，铁板与铁板碰擦，形成振动，上面的石灰在振动中向前流动。在振动中流动。
几百片钢板在分合合分之间碰擦，形成十万次的狂奏。
原材料从几十米的高度几百车次的倒下来，砸着窑里的石灰和铁壁。
声音没有任何理由的占领了时间和空间的所有，无所不在。声音从钢铁的冰冷中狂吠而出，平地而起，把几百平方的石灰窑充塞着。
我们完全置身于一片声音的浪涛中，其余的所有与钢铁无关的声间被完全淹没。
我已经习惯。在这大声音之中，我的声音也能够出发，此以往要自由要自信百倍。
我可以大声的骂，取下口罩，向着几寸厚的灰墙，大声骂，骂一些简单的词，没有具体的人，没有具体的理由：猪XX的，啊！啊！啊啊啊啊！！！！大声叫，只有我听得见，我感觉到了轻松。
在我之外的任何声音被机器彻底的碾碎，也只有在这碾碎中，我才能体会到自己的声音。
几十种巨大的声音，把石灰窑胀满，又流到分厂厂区。还向外流。
我的嚎叫，与热舞吧里的嚎叫有点相同，我的嚎叫自己是听不见的，吞噬我嚎叫的是我对面的：钢铁，不是人。而热舞吧！只有电子音响和另一些人的嚎叫。在石灰室，嚎叫的只有我和钢铁。
我要身边的同事做一件事，只能通过手式，伏在耳边的叫喊也是徒劳，在石灰如激流的空间里，不会有人为一句话而取口罩。
所有关于人的交流的声音，在钢铲的碰撞中完全失效。
行头
2000年，我到朱发东家，就是那个戴帽子，穿兰衣服，身背“此人出售价格面议”的人，我看到了他挂在家里的这身行头。后来，听人说，一位外国人把他这行头买走了，并且价格挺昂贵的。
我不知道每个人都是否有自己记忆深刻的一付行头装扮。
而我的行头呢？莫名的消失了。
我那在石灰室工作时的行头：
黄色的安全帽下面是一顶日本式的披肩帽，白色的纱口罩外面加戴的口罩与防毒的那种相似，是很夸张的突出，整个脸部都被布与皮占领。
身上穿的是印有湖铁（湖南铁合金简称）字样的工作服。
四肢是沉重的。手上的手套只有一个大姆指，其余四指与手掌成板状，我们叫它“手闷”。手在里面还真有点“闷”，手套很厚，可以把发红发热的石灰抓出来，手不会受伤。
我的一双“手闷”戴不了多久，大姆指就露出来。我经常把姆指伸出来做“手指”运动，逗女同事开心。
脚步上的皮鞋，结实得有点过分。在我爸爸当工人时，在农村里的亲戚就以能得到这样一双皮鞋为荣，又结实又暖和，并且是工人阶级的象征。
到我当工人时，这一荣耀还是残留了不少，妈妈就说，“节约点，送双皮套给你舅舅过生日。
我在石灰窑以外的时间，是不穿这些鞋的，太土了。
我还是很喜欢存放在石灰窑铁柜里的行头。
灰尘
我一直在小心翼翼地呵护着这些白色的悬浮物。
在我的念头里，这一章必须在一个时间成熟和充沛的空间里展示。
没想到第二天，它就迫不及待地蘸满了我所有的想法，似乎不写出“灰尘”这两个字，它就永远把我想见的想说的一切都包裹其中，让我无法辩认。
房子
我的第一个房东是对中年夫妇，他们的房子就在工厂下生活区后面。
我住二楼最西边的房子，与一位文学爱好同住一室。阳台也就是公共的走廊。
每天下班，穿过工厂家属区，经过一条小渠道，这是工厂的排污渠，我总是下车，喜欢看水的颜色，里面的水今天是绿色，明天又掺点黄。有时候，甚至中午和下午的水色都可以完全不同，这里的水就从未相同过，各种色彩，深淡不一，渠道两边用水泥和石灰整洁的砌起来。
我过了水渠，便置身一大遍田地中。
一到晚上，田地与水渠一起成为一条界线，在小渠的流响中，那边是一间灯火辉煌的汽笛声，传出电视里的打斗声和俱乐部的歌舞声。在田地界线的这一边，是稀疏的楼房和灯光，只有田野的安静。
有二年时间，我就临于这界线之上，在静中看对面的喧哗，我讨厌那些人和物的聚居。人物太多，事情就会变乱，乱由人生。
田地中的路比较宽，也就是在这里，我带着少数不多的朋友从城市里走出来。一转到这个生活区的背面，心情也就转到了身体的后面，看到了肉体狂欢后的汗水。
一个大我几岁的女朋友，一个星期不到我这田地里走一走，她就说：“心里会有种奇怪的焦躁”。那是城市喧哗的原因。我无法想象“一天八个小时在工厂与几十个人几百人泡在一起，下了班还与几十个人在一起，我想象得出其中的滋味。”她每次来，都会把当时最流行的歌星磁本借给我听。费翔、张行、王杰、伍思凯等等。后来，她说，要回家了，原因是她妈病得太厉害，姐妹三都在城里，必须要一个人回去照顾。她正好也想回家开个小商店。
走之前大约三天，她说要当我老师，教我口技，也就是接吻，现在想来，她还真是我的第一位老师，在我成长的路上，也就这一位老师教过我。
在田地与水渠之间，我学会了接吻。周围，很静，一点声音也没有。
在这位房东家里，我住了二年。我记住了那不时变化着颜色的水和这位老师。
舞台
我有过一次辉煌的舞台经历，是在铁合金厂俱乐部，这是湘乡三大俱乐部之一，有宽大的舞台，有上千个座位，音响、灯光在当时是一流的。
工厂每年有六场大型节目在这里举行。我参加过唯一的一次。
节目是与我们工段（一个车间下有七个工段）的团支书演小品。
在普通话通行的舞台上，我与他用湘乡土话来完成。我做儿子，他做父亲。
一上台，我标准的湘乡土话逗乐了台下的工人，一片哗言，一片掌声。当时我上台的一瞬间，灯光白晃晃的照过来，我什么也没看见。
那次什么奖也没有拿到，听说在二等奖的取舍问题上，对于我们的方言小品争议太大，终归只是笑了一场。但应该也算是开了方言小品的先例。
上俱乐部舞台表演的机会并不多，工厂有比较业余的歌舞队。每个车间又有自己的表演队伍。那次，我们还差点与另一个车间的表演队发生了拳脚冲突。
我们车间共有两个节目上台，除了我们的方言小品，另一个是八个人的歌舞，四男四女，坐在我旁边的女同事，也许是太紧张，膝盖往两边拉得开了点，坐在对面准备上台的另一车间演员，看到了我这女同事的内裤，她青春的样子让我记忆深刻。其中有一个男的（是技校一位刚毕业入厂的学生）走过来，对我这位女同事说：“别太嚣张、太露了，暴光了”，最后还丢了句“有点搔”。
女同事的脸更红了，我与另一位同事上前一步，抓住那男人的衣领：“谢谢你的提醒，但不要伤人”。对方两话没说，反手一掌打在我的右肩上。我左手象触电反应一样，啪的一拳从左边扫过去，打在他脸上，他大叫一声，鼻子出血了。
两边的人一哄而上，后台差点成了打斗场。
这是我与技校生结怨之一。当然，在技校生中也有我很多关系很好的朋友。
石灰窑
石灰窑。
我必须重复这三个字，我必须严谨地对待这三个字。我所有的发展和转折都在这里发生。
我人生的第一个师傅领着我走进石灰窑的休息室。房间是位于工厂偏东方的一间平房。房子不高，阳光难得照进来，大白天也点着亮晃晃的两百瓦的大灯泡。
三把长条椅摆满了三堵墙，上面横七竖八地躺满了老中青年工人。他们与我父亲一样，一身蓝卡布工作服，穿一双劳动布鞋。墙上、桌上都是安全帽。手套、口罩里面的人豪爽得像东北汉子，是以后难得碰上的豪爽性人种。
与我一起走进这间叫石灰窑休息室的还有二个人，他们比我还小一岁，他们两个人成为了我进城的童年朋友。以后不要联系，不要说话，不要写信，反正是还是朋友内心有那份感觉的那种。
我成为了一名正式工人。一名端铁饭碗、拿工资的工人。我的兴奋是平静的，是没有知觉的，我当时还处在一种懵懂的年龄。当时的我，正好处于自我将醒的时期。我平静空白地成为了一名工人。我走在回到古庄的路上，可以看到许多羡慕的眼光和问侯，我是古庄里的同龄人中的第一个吃国家粮的工人。我这一生就不要愁吃愁穿。我从村人扑来的眼光里读出了这些。
实质上，石灰窑的工作内容是一望而知的，就是烧石灰的窑。窑有两个，从第一层到最高一层有近十层楼房高，具体多少层，我忘了。我真该怀疑我的记忆力了，后来我当副班长时，我可知道每层多高、多厚，由多少块砖组成，而今却只能记个大概。窑有两座，里面是砖，外面是铁。我在窑里呆了十年，我是从窑子里出来的。
转折
事情在一件件地结束。我被叠加的往事赶了出来，从表面来看，我是退出来的。我们始终被事件驱赶着，我们顺应着一条路。每拐一弯，每上一条新的道路，进入一扇新的门，新的生活便会覆盖以前的生活，以前的生活是被取消还是被抛在后面或是被弃遗在另一个地方。
小学，初中的读书生活，更多的只是读书，与父母住在一起，压力是单方面，我在这一阶段没有拐弯和改变的心理。我似乎从出生到上学，是一条直线路，直至1986年12月23日，我的河流突然拐了一弯，河水撞着前面的岩石，我到了石灰窑当工人。
环境
十五岁半我离开了常规学校，离开了老师、校园，突然落在社会的一个熔炉中，我所在的单位全名是铁合金厂，主要就是靠冶炼为主，一块块矿石运进来，通过电火，把各种混合物的矿石冶炼成钢铁之母：铁合金。
我工作在底层，一名不能再普通的二线工人，把石灰石锻炼成铁合金的原料之一：石灰。上班时间平均每天八小时，工作时间只有2-3小时。其余时间最好坐在那里，我就有了许多剩余的时间。
在工作场的一个角落里，一间诺大的休息室， 我舒适地躺着，鼓风机、振动机、上料机、天车、火车、汽车在门外工作着，运转着。但它们的声音搅拌在一起，在休息室里形成一种轰鸣，也不那么刺耳，让人厌烦，我们在这里休息。巨大的噪音成为一种习惯。
白天，我们在这种轰鸣声中说话，聊天，打赌，吵闹。一切的计谋相比于官场，那简直是白痴的举动。我们开怀大笑。
工作完之后，打掉一身的灰尘，脱下汗渍衣服，换上休闲服，自我感觉成了“白领”。
我们有一种班，是晚上零点上班，第二天早上8：00下班。中间有五个小时时间休息，起初年少的五年，在这五年时间里，是没考虑睡觉的，看书写东西可以打发时间，很大一部分世界名著就是在轰鸣的夜晚读完的。有时读得我豁然开朗，有时也更加迷惑，但更多的时间是打牌和与女徒弟逛夜晚的工厂。
晚上的工作是有情调的，铁合金属厂下辖十个分厂，联成一大片。周边几公里，一个晚上也走不完。我们走在工厂的小马路上，灯光是明亮的，或者说是惨白的，照着一行行玉兰树，花朵的芬芳在灰尘的味道中清晰无比。
晚上各个分厂的冶炼炉依旧运转，不时传来声声巨响，但这些声音在夜色中犹如一朵朵小玉兰花，只是更加增深了情调。冶炼炉巨大的电弧光，射向天空，巨大的光扇，一闪一闪。
真正的夜工厂，是一种有响动的有光的静。
重复的词语：石灰窑
我又一次写下这三个字。
并不是说，是因为这两座石灰窑不在了，我才如此反复追忆，是因为他在我生命中承受着太多的份量。我必须用文字一次次来搬开它，消解它，我才能更好地走下去，也才能远距离地来看这段生活。
我到石灰窑工作的那年，十五岁，初中还未毕业。就成为了湘乡最大一家企业的工人。成为四千多名中的一份了。无论是当时还是今天，我很高兴自己曾经有过那段日子，如果没有那段灰尘搅着汗水的日子，我三十年时间将会是枯燥的。石灰窑的十年，时间如石灰，飞扬着，落下来，十年时间，铺垫了一层层白而又厚实的石灰。让我感到时间与生命一样厚重和沉稳。
当时的我，尤其是刚进石灰窑工作的前五年，我认为自己已经生活在天堂中。
痛快地劳动，与不识字的工人一起按动电钮，一起推三轮车，一起把石灰石配上焦碳，，通过煅烧，再把石灰通过振动机振出来，一切全是半自动化，人不要去拖拉石灰。但必须有人在现场监看，必须做机器的另外三分之一的事情。我们的石灰窑，每天被白色的灰尘包裹着。我们的机器一开动，整个分厂就会看见一团白色的灰尘在加厚。
我在飘飞的石灰中，空闲下来，读数理化，读初中未读完的课本，读高中。一年以后写诗，写自己莫明其妙的冲动，一切在完全莫明其妙中进行。五年后，我有了想法，肮脏的污垢溅湿我的衣物，我的生活被完全打乱。我想象着另一种生活，我写诗。我想离开石灰窑，做一个工厂的宣传干事或厂报的一名编辑。但那职位太神圣了，我知道自己做不到，今天也不行。
时间在我的幻想与努力中渡过。我的许多诗和梦想都是在石灰窑产生的，感谢石灰窑，虽然它现在已经不再存在于工厂里，石灰窑因为成本太大而废弃，但它那高大的庞然大物却真真实实地烙在了我的五腑六脏中。
重量
与石灰窑里的石灰相处了十年，我走到哪里，远远的，都能从千百种气味中扑捉到石灰独特的味道。我喜欢这种气味：有点刺，有点辣。它的味道是直接的，没有柔软和其余杂质。
十年时间，我几乎每天都要在石灰的飘扬中走来走去。这些石灰是我一手弄出来的，在高温的煅烧中，硬冷的石灰石慢慢燃烧成红色，石头的燃烧，是重量的燃烧。重量在燃烧中消失。石头一层层冷却下来，保持着它原来的形状，但颜色已经由青变成了纯净的白，由重变成了青。
石灰灰尘是时空的化身，我看到了飘扬的石灰灰尘，白茫茫的整个空间里全是，它也粘在了我的身上，但我却无法抓住灰尘的任何把柄。它飘起来，在我的视线之外，它悄无声息的落在地上。日积月累，灰尘在大地上一点点加厚，虽然我们每天清扫。但一到年底，飘落的石灰灰尘已经积淀下来，与土联为一体，用铁锹用力一点点铲出来，我看到了时间的重量。
植物
我不缺乏任何东西，够生活的钱和时间这就够了。
当一名石灰窑的工人与电视台中的制片人有差别，后者只是让更多的钱、房子、汽车、压制着自己，只是让荣誉、浮躁、名利的细菌蚀食着自己善良、平和的心，让这一切以整齐的方阵彻底的把自己的时间给摧毁。
我做为一名石灰窑工人，一切恰到好处：有空气、阳光和水。
快乐劳动
我必须全副武装，安全帽、披风帽、口罩、厚厚的手套、蓝色工作衣裤和沉笨的皮鞋一件不能小。只有留出眼睛。
石灰在震动机上流动，我们站在两旁。铁与铁在碰撞、近十台马达在发出轰鸣，石灰落在四条流水线上，灰尘完全占满了机器的房间，人也成为白色灰雾中的一台机器，只有手在不停把没有烧透的石灰石检出来。两个人无论多近，是听不到对方声音的。我们就靠一个个怪异的手势来表达发散着人的情绪。
每次工作完，我们就走到外面，互相拍打对方，灰尘飘起一个个人的形状，有那么三、四年，我完全沉侵在劳动的快乐中，没有其余任何杂念，感受着汗水的痛快，还经常把盐霜浸染的工作衣自我欣赏一回，那种心满意足的超脱，恢复还原了劳动的内涵。劳动的光环清爽地虚脱了疲劳。我快乐在劳动中。金钱、光荣、幸福凝集着劳动的意义。
劳动是生活一部份，我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享受着劳动单纯的快乐。我回到休息室，身体放倒在由三根圆铁连着九条皮带组成的并不干净的长椅上，柔韧的斜弯中，还能闻到石灰的气味。
学会独居
我必须远离他们。我们的工厂分三个生活区，我属于上生活区，几十栋家属、单身宿舍楼中的人们，相互几乎熟悉，我努力从一大堆工人中搬出来，我没想到，离开工人阶级。他们的生活就是一条粗糙的河流，我欣赏认同这条河流的魅力，但我更喜欢一种独处的向内的道路，那会让我快乐。我想进入精神的领地，想流动着思想者清新的血液，再来与生活区的人们共同生活。
怀揣着被思想者激活的血液，再与工人兄弟们共同生活，我虚幻地构思着，我尝试着远离他们。我必须有一个远离的过程。
从十六岁离开古庄开始，我只在小城的工人同事们的群楼中生活过一年。一年后，我开始不停地搬家，喜欢上一条河流，我就搬到河边，我喜欢田野，就搬到一个农户家。我每天八小时的工作，有那么几年，我同时工作于机械化的工厂，穿行于街道楼房，散漫于农村田地，这三种状况，共同存在于一个人的一天之中，天天如此，交错重复了近十年。
四周是熙熙攘攘的人群，我走出来。我面对的这条河叫涟水河，它在我这里流动时，是奇怪的。它一反河流自西向东的习惯，我喜欢这种叛逆，哪怕是暂时的。夜是从江对面的山群中下来的，河面是最后暗下去的，水声随着夜色的加浓，声音越来越大。清晰得可以听见每一滴水的流动声。
我还在搬，让生活离开城市人流，我想闻土地的味道，我踩着三轮车，里面是我的家当。经过工厂生活区，经过一片草地，又在一大块菜园中停下来。我住二楼，一楼是房东：一对老夫妻带一个孙女。
我的工作时间是24小时轮着倒班。所以，我可以做到上午、下午、晚饭后的各种时间随时出现在菜地里。
看着菜农把一条条丝瓜藤扶上竹架棚，与他们交谈，有泥土的气息。
逃不开环境
十五岁半我离开了常规学校，离开了老师、校园，突然落在社会的一个熔炉中，我所在的单位全名是湖南铁合金总厂，主要就是靠冶炼为主，一块块矿石运进来，通过电火，把各种混合物的矿石冶炼成钢铁之母：铁合金。
我工作在底层，一名不能再普通的二线工人，把石灰石锻炼成铁合金的原料之一：石灰。上班时间平均每天八小时，工作时间只有2-3小时。其余时间最好坐在那里，我就有了许多剩余的时间。
在工作场的一个角落里，一间诺大的休息室， 我舒适地躺着，鼓风机、振动机、上料机、天车、火车、汽车在门外工作着，运转着。但它们的声音搅拌在一起，在休息室里形成一种轰鸣，也不那么刺耳，让人厌烦，我们在这里休息。巨大的噪音成为一种习惯。
白天，我们在这种轰鸣声中说话，聊天，打赌，吵闹。一切的计谋相比于官场，那简直是白痴的举动。我们开怀大笑。
工作完之后，打掉一身的灰尘，脱下汗渍衣服，换上休闲服，自我感觉成了“白领”。
我们有一种班，是晚上零点上班，第二天早上8：00下班。中间有五个小时时间休息，起初年少的五年，在这五年时间里，是没考虑睡觉的，看书写东西可以打发时间，很大一部分世界名著就是在轰鸣的夜晚读完的。有时读得我豁然开朗，有时也更加迷惑，但更多的时间是打牌和与女徒弟逛夜晚的工厂。
晚上的工作是有情调的，铁合金厂下辖十个分厂，联成一大片。几公里，一个晚上也走不完。我们走在工厂的小马路上，灯光是明亮的，或者说是惨白的，照着一行行玉兰树，花朵的芬芳在灰尘的味道中清晰无比。
晚上各个分厂的冶炼炉依旧运转，不时传来声声巨响，但这些声音在夜色中犹如一朵朵小玉兰花，只是更加增深了情调。冶炼炉巨大的电弧光，射向天空，巨大的光扇，一闪一闪。
真正的夜工厂，是一种有响动的有光的静。
时尚
很多年以后，我才知道有时尚杂志。
我们的时尚是自己参与而形成的，我们工厂今年寒冬发了一件外套，浅白色，下面两个口袋，是按扣加拉链的，外套里面有一个毛茸茸的内胆，可以同钮扣一起取下来。
工厂五千多职工，人手一套。
晚上下班后，我们就三五成群地在湘乡城里散步，城市不大，我们往外一走，一个湘乡城就到处可以看到穿这种衣服的人，要不了几天，另外几个拥有四、五千人的企业，也会分发不同颜色，而式样相差无几的衣服。你想想，一个几十万人的湘乡城，经这样一着色，那些衣服商店，也就大量进这种款式。今年冬天不穿这种类型的款式衣服就是跟不上时代。
湘乡连续三个冬天，流行我们工厂发放的外套款式。
从湘乡最新的电影院出来，因为是散场，也许是一个人的脚碰了这一个人的脚，也许是踩了两脚，这个人就扬着拳头喊打。踩的人也是街上的小混混，他肯定不能在小哥们面前显得无能，他也回叫起来，拳头打在各自身上，过往的人流突然改向，形成对立的两边。被踩的人穿的衣服就是我们工厂里发的那种，一下子就有五个、十个、二十个、三十个穿同样衣服的站在了一起。几十个拳头，几十条腿大打出手，对方稀稀落落的几个人，不得不跑。
衣服成为铁合金人的标识。
铁铺里
湘乡城有三个最大的“铺”，每个“铺”里有在职、退职职工八、九千人。
大家随口一问：“哪里的？”
“铁铺里”。
从这两个字中流露出来的是一种把自己讲小，而又在小中显示出大的傲气来，三个字，前两个字一般说得重，而后一个“里”字，很轻很弱，充当了语气词的作用。
另一个“铺”，叫“铝铺里”，全名字叫“湘乡铝厂”，也叫“三0五厂”，与“铁铺里”一并成为湘乡城的两个无与伦比的老大企业。我厂职工中学一学生面对考卷填成语：“三＿＿五＿＿”时，他得意地做出了：三0五厂。
可见两个“铺”在湘乡城深入人心。
铁铺里话
湘乡话不好懂。毫不夸张地说，在湘乡县范围内，每隔三十里，所说的话就不同，那舌头就会往另一个方向多转或少转一个半个圈，尤其在农村。隔十个小山就不同。
在湘乡城里，四里之外就有两种完全不同的话系。
我们工厂在城市的东门，与城市西门相距四里，我们工厂的话叫：铁铺里话，与湘乡话不同。“铁铺里”是一个让电火把石头煅烧成铁的地方，是个把硬的变成硬的地方。三十年如此，几千人干的就是这一行，人的性格也就受了些影响。话，也如此。
铁合金厂是1950年按照中国冶金部的要求成立，当时把全国各个行业的工人往湘乡铁合金厂调，山东、山西、江西、湖南各个地市几乎都有。几千人来自不同的地方，在黄土山上开始用砖用铁铲建工厂。大家要交流，所有人都是陌生的。湘乡人不足五百，比例上还是占了优势，如是，在湘乡话的基础上，加上湘潭、长沙、浏阳、攸县、临澧、津市、山东、山西的语调，形成了一种标识性的话，让铁合金九千人全懂。
如此十几年下来，就形成了中国独一无二的新语种：铁铺里话。
手闷
从小到大到现在，我划分不清句子的成分，谁是主语、谓语、宾语；谁是地主、贫农；谁是知识分子、工人、农民；谁是有产阶级、无产阶级，谁是主人、仆人；谁是诗人、散文家、小说家？为什么要分得如此清楚，分清楚是为了别人，为了满足私欲，与句子和那件事无关，与人无关。
这些东西与我无关，只有“手闷”与我有关。
它是我上班的接触的第一个工具，必须戴着它去捡发热发红的石灰。“手闷是名词，还是副词、动词。
说它是副词，没错，我的手很闷。
说它是动词，我的手在闷。
说它是名词，这是我的手闷。
我工作的手闷，只有一个大拇指，其余都成板状结构，由厚帆布与棉花做成。
戴着手闷夹住一块块没有煅烧好的石灰，抛出去，抛了一个星期，手套就会坏一个地：大拇指与板块之间。
在女同事面前，我们们经常用两个手闷一拍，让打出来的石灰扑她一脸一身。把手闷按在她们背上印出一个手闷的样子来。
手闷是有模样的，一个大拇指突出来，其余四个手指与手掌完全相连。
沉默
连续好几天，放肆的笑与大声说话离我而去。
我从宿舍里搬出来已经三天了。新家花半天时间就全部安排妥当。
每天天微亮就起床，房子后面有一个小山包，暂时还荒着，四周的田里插满了青青的秧苗。远处的空地已经堆满了房子，因为这些田地，暂时把噪杂的声音挡在那边。
今天是我休息，在小山包上蹲几十分种，起身，沿着一条以一个伟人名字命名的渠道往下走。水是完全的清，很深。两边的农舍不多。我走出很远，中午才又折回到房子后面的小山包，太阳由强到弱，到夕阳西下时，我还在这小山包上转悠。
躺在草地上，天空才真正空起来，没一点遮拦，只是空，只是远，那些虚幻的云，亦幻亦真地更加显出天的空。
只有躺下，天才能叫天空。
看久了，眼睛晃晃的，有点虚，背上的地气微微有点凉，微潮湿。翻身又趴下，脸贴着土和草，地才不原为地。
不说话————沉默，是人的一种品德，但我们正一点点彻底地抛弃这最后一点美德。在张承志的文章中，他写着他的大西北兄弟，他也写着他自己。他在我头脑的印象是：张承志，一个山民（不只是一个山民的模样，他就是一个山民），与他的兄弟坐在西北的群山中，晒日，从早到晚，烟有一根没一根的抽，无话，无语言，但他们的交流是无人可比的。
太阳的光，一点点弱下，更温暖，懒洋洋的。我的四周有些响动，是声音，但不是对话的声音，交流不只是通过对话，对话解决不了问题的本质，只是暂时的缓和之用。不能长久，只是临时各怀鬼胎的伎俩，一个幌子而已。在山包上，没有对话，但我们在交流。
喜欢张大力的画，就因为他理解了对话的几个层面。张大力不是通过语言来对话，恰恰相反，他是在剔除了所有语言之后，对话才开始。他在交流，渴望对话，渴望人与人、人与大自然对话，他摒弃了复杂的色彩。赤、橙、红、绿、青、蓝、紫，他抛弃了这些。
他还抛弃了名、动、谓、定、副等话语，这些被他的行动抛弃了。他把自己想要表达的暂时用简单的线条表达出来，在张大力的挥舞中：金钱、权力、暴力的主宰者一次次露出它那狂妄的嘴脸。人又被金钱、权力、暴力所玩弄。
张大力也已经疲惫，已经不想太多的表达，他就用符号来象征一些东西。
人就困在这些符号中。
人对金钱的追求，金钱对人的奴役，张大力用18K表示人在金钱中的无力。
“AK47”，是权力，是暴力，它是枪的象征。
“侧面人头”像，是张大力的第三个符号，它就是我们人自己，我们的“脑子”，我们的“智慧”“知识”，化简为一根表示嘴和鼻子的线，
人与金钱、权力的对话？在权力、金钱和暴力下人还可能对话？
问题千百个，这是张大力的目的，越不具象，人想象的空间就越多。
当全国的许多城市墙上被张大力这三个符号涂抹后，我震动了，震动得：六天无语。在我小山包上。
我，一个工人，一个四班三倒的工人，工厂里千万台设备中的一个机器零件，又能怎样。
我已经不能怎样，躺在地上看天空，趴在地上感知土地，太阳光一点点变红，染红身边的树木。我感觉到了它们的声音。
站起来的一瞬间，垂暮老人的心态已经安然坐在我心中，他的气息正在扩散，一点点。
金钱、权利、暴力与山上的树、草、花有关吗？
我为沉默而活。
零件
石灰窑有二台引风机、六台鼓风机、两台石灰窑、两个水泵，几乎都是双数，为什么？道理很简单，每个时候都有休息的，每个时候也有工作的，保证生产不停，机器如此，人也如此。我们石灰窑有四个班，每天三个班各上八小时，另一个班就休息，两天一换。
机器是工厂里的零件，我也一样，是工厂里的一个零件，一个活动的机械的零件。
石灰窑的工作，每天都是在重复着昨天的事情，这就是工业化时代。
我的零件的角色是班长，我与其余机器零件的区别是分工不同。班长零件的用途是：接班时看上个班的纪录本→开鼓风机→休息一个小时→开振动机（工作半个小时）→停机器→开鼓风机→休息一个小时→开振动机（工作半个小时）→开鼓风机→休息→吃饭→开振动机工作半个小时→打扫卫生→下班。
我作为零件每天几乎就这样重复着。
我没想过要挣脱这零件的命运，到哪里都一样，都会成为一个零件。只是形状、形式、服务、工作，不同而已。在工业化初期时代的今天，我们，人，无法逃离一个零件的命运。
人活着是为自己，许多人充分知道这一点。其实，我们没有做到，我们为别人活着。别人认为我生活舒适，我就生活舒适，别人认为我当了官，有钱有美女，我就有钱有美女。
不是这样。
今天，我在努力为自己活。当工厂里的一个零件，比在杂志社当编辑好，工厂里的零件只有八小时的时间被占，并且被占的只是表面。我可以在石灰窑读完一本又一本的书，想一些想入非非的事。在灰尘里写下一行又一行的诗，边工作边写。
工厂里的零件，为自己活着。这是在简单中简单地活着，没人来争夺你的位置，没人来嫉妒你，没人关注你。想说话时，可以与青、中、老年大哥大骂一通，大吵一架。一分钟后，又在一起说笑话。
有一半的时间，我会爬上十层楼的石灰窑窑顶，站在上面，可以看到铁合金厂区的三分之二。钢铁、浓烟、火光、灰尘、躁音，不会伤害我的心。
我是一枚健康的零件。
第二部：工厂DV人物
罗成
石灰窑的一楼和二楼都沉在一间巨大的房间里。
二楼往南有一扇还保留着窗户框的通道，从那里走出去，就到了卷扬机房的屋顶，平平的，长条形。爬上左边一条很陡的铁楼梯，上面赫然开阔，这是石灰窑最大的平顶。平顶中间长出两座石灰窑来，窑体四周是平台。东、南、北三个方向可以最近距离的看清在工厂里走动的人，西边有着更高大的厂房，遮住了视线。
现在是晚上。我的左脚还停在楼剃上面的最后一级，身体靠着楼梯的扶手，眼睛没有往开阔的地方看，那是二分厂的其他部门，只有我眼下的平顶房和存放石灰石的高大厂房属于石灰窑。不经意间，我看到西边暗色的墙上有东西在动。那里高出我站的位置，与厂房屋顶相距不到一米，我抬头又看看了看。
爬上楼梯，等眼睛适应了这里的光线，那是一条工作裤，应该是青色的，那是几年前工厂发的，与我身上现在穿的工作服有些区别。它挂在那里，像是挂住了腰的一个人，已经挂了很久，它的脚已经没有多少力气来挣扎，只是偶尔象征性的动一下，它已经不寄予希望有人来取下它，要想让人穿就更加不可能。裤子挂的地方灯光完全照不到，尤其是裤头以上，安全处在屋檐的阴影深处，就像看一个人，看不到上半身。
一只垂下来的裤脚又动了一下。那么高，裤子是怎么挂上去的？
我继续往上走。
在石灰窑已经六年了，我刚进厂时没有十六岁，比唐朝晖、潭良还小。我们三个人是排着队走进石灰窑的，那天我们刚搞完军训。
刚开始我是最矮的，现在我最高，身体强壮得很，所有的人都说铁合金厂的饭最养人。在食堂里我们三个人一餐可以吃八两饭，有时候不好意思一个碗里放那么多那么高的饭菜，我们就分两次来买，一次买四两饭两个菜。我们才不会吝惜那么点菜钱。家里反正是从不要我们给钱。
刚开始的时候我没有住宿舍，爸爸怕我学坏，叫我住在一个远房的表哥家里。实际上爸爸还不知道我表哥就是黑社会里的一个小角色。表哥家不是铁合金厂的，他们住在工厂附近的红村。另一个紧靠着我们工厂的是煤村。
这两个村都是县城的郊区，从铁合金厂在这里安扎下来后，就不断地收购了这两个村的很大一部分土地，不断地建厂房和家属宿舍楼。工厂子弟很多时候依仗一种等级的优势经常与这两个村的青年发生打斗事件，少则十几人，多则近百人轰轰烈烈地打。
表哥家与工厂隔得最近，他家后门正对着工厂的正门。马路从工厂最大的厂门开始，笔直往前五百米，在快接近表哥家和大片的农田时，马路突然向左右两边转，左边直通工厂的上生活区，右边往下生活。表哥家就在这三岔路口的第四个方向开了家小商店，做工人们的生意，所以他在村与工厂的立场大多是中立的。无论是打架还是找我们工厂要钱，他们全家基本不参与，到最后他们总是可以分到一份的。
我与表哥出去玩过几次，他的脾气不是很好，但他不是那种无理取闹的地痞流氓，他只是年轻气甚。我终究也没有成为爸爸担心的那种流氓地痞。我还与姐夫很多街上的朋友一起混，我知道自己是学不坏的，我只是喜欢与他们在一起，没有理由，也不是说他们多么坏或者多么好，说白了，这些与我没有关系，我只是好玩，这样打发时间快一些。我从不参与打架。
在学校里，我身边就有很多喜欢打架的孩子，我今天都不明白，为什么许多人都喜欢打架，干什么不好，要出血，要痛。只有一个理由：精力过甚。
进工厂之前，班上很多男同学特别羡慕我终于不要读书了。我可不这样想，我才上了初中一年级，虽然成绩不好，但还是想读书。从离开学校那天起，我就在想着要自学。表哥家里经常有很多人，他们总是叫我出去玩，我就下定决心，等我离开表哥家，有了自己的宿舍就会开始看书。
后来我在工厂弄到了宿舍，但里面每天都是牌局，他们天天邀我打牌，不知道怎么回事，我打了很多次，并不像谭泉他们说的那样刺激和有味。牌我没有学会，烟倒是学会了，爸爸最不喜欢我抽烟。
开始三年，我只能在工厂里抽，爸爸还经常到工厂里来打听我是否抽烟打架。时间久了，他的老同事告诉他，我没有学坏其它的，就抽一点烟没有关系。我后面就想搬回家再自学。为了这个理由，家里给我买了辆摩托车。
住回家，姐姐、姐夫和郊区的朋友们一起玩的时候总不会纳下我。自学的事情拖了几个周期，三年过去了，我已经提不起学习的兴趣。我知道这辈子是没有机会读书了。
我一直在石灰窑窑顶上转，四层之后是六层、七层。偶尔感觉下面有人走动，我们班上的工人断断续续从休息室出来，准备回家。可能已经快到零点，下班时间快到了。我转回到平顶的铁楼梯口，墙上的两只裤脚还在动，可并没有风啊？裤子又动了几下。
裤子是挂在墙上的一株植物上，在水泥结构的垂直的墙角竟然能够长出这么大一株植物来，上面沾满了石灰灰尘，但那种绿在夜晚依旧那么刺目。七八根枝叶从裤子的各个部位伸出来。那模样有时候感觉是被一种生命呵护着，又有那么一刻，感觉到阴森，无数只长满疙瘩的手穿过身体的很多部位，吸允着生命。
我明显地感觉到了自己的呼吸没有了节奏，裤子像被埋在尘土里的一具尸体。被那些绿色的枝叶一点点吸干。我匆匆下楼。
我明天就要到新的单位去报到了，这是我爸爸的意思，他总是说石灰窑灰尘太厚（是太厚，不是太多），我们三个人是石灰窑进的第一批青年男工人，以前调进来的全部是将要退休的老师傅。我是第一个离开石灰窑调到其他岗位工作的。窑长不冷不热地强调，还从没有人离开过石灰窑，除非他退休。姐夫却说，要我暂时离开工厂，跟他去做生意，他话没有说完，就被我爸爸毫不留情地呵斥了回去。
我们全家很看重这工作。
我已经完全下到了石灰窑的最底部。心情有点像看到的那条裤子。
谭泉
他比我小一岁，我们同一时间离开学校，以顶职的方式同时成为一位石灰窑工。我们在一起十多年，有着太多的相同之处。我曾经尝试着以第三人称的方式来写他，但文章永远开不了头，写了一行，不满意，重写，又是几行，似乎永远找不到进入他的世界。原本是写我们在一起时的事情，意外的一个“我”字，让文字流动起来，“我”成了谭泉？我成了另外一个人。
———作者手记
湘乡城里到处是这种小公共汽车，车身不高，几百台车的车型似乎都差不多，但车主总在不经意间让自己的车子区别于其它线路的车。车站里、车子上，还有人手里拿着的小木牌上到处都写着“娄底”“双峰”“虞塘”字样，字歪歪扭扭，错字别字同音字处处可见。
我们踏上一辆去“双峰”的车，脚踏板很低，车里谈不上脏，只是到处堆着东西，椅子底下和后面，司机右边那一点空档更是堆成了小山，每个人身上都还抱着大包小包。
车里坐的全部是农民老大哥。他们的衣服跟我那些乡里亲戚差不多，因为来一次城里不容易，身上是不允许有脏东西的，衣服很干净，他们甚至还可能着意地打扮了的，来县城的早几天就把要穿的衣服给洗干净了。他们的共同特性是不会搭配衣服，也没有想过穿衣服还要搭配，，在他们的概念里衣服只要干净就是最大的讲究。他们可能几十辈都不知道衣服还有搭配一说。所以，整个车上，显得很凌乱。我们三个人穿的都是当下流行的款式，所以格外引人注意。车上慢慢地有人与我们答话，他们知道我们都是湖南铁合金厂的工人之后，我们感觉到了他们的那份羡慕。
七个小时后，小公共汽车把我们丢在乡政府旁的公路上，又卷起一阵黄尘左摇右晃地走了，往左拐了一个弯，消失在山那边，卷起的黄土逐渐弥漫开，稀释在宽广的农村，我闻到了熟悉的尘土气味，与石灰窑里的灰尘是完全不同的，感受都不一样。
我带着唐朝晖和罗成往右边的一片田地走，几百亩稻谷的绿色，从这边蔓延过去，越往前，绿色就被一座座山划分割成很多细小的块。
山里人最了解大自然，从老祖宗开始就知道顺着大自然的脾气来做事。山路和田地，都是随着山水转。我们沿小溪往上走，迂迂回回的从小溪的这边走到那边。小溪上面不时的出现些小桥，两块长短不一的石头随意地搭在小溪两边，粗糙的石块与石快之间的空隙也是粗糙的。一切都是那么随意放置的。
我们已经步行了三个小时了，越往前走，大面积绿色的稻田就被山切割挤压得越厉害，最后它们只能够小心翼翼地出现在山脚某一点不被注意的地方。山只要来点脾气轻轻地动下脚趾，这些田就会被山上的土和石头淹掉。我家里就这样淹掉了很多地。
我们望着前面山顶爬去，爬到上面，我让他们看，我们只是站在另一座山的山脚。我们爬了已经不知道多少座山，我听到他们两个人不断地发出惊叹：山顶上还有无数个山顶。
他们从没有看见过这么多山。
过了一座大山，我们眼前突然开阔，是一个水塘，绿得让他们两个人发疯。这还是半山腰。从我出生到参加工作，我每天都要经过这里。特别小的时候，放学回家，我们姐妹再怎么风玩，两个姐姐一定会在这里等我一起回家的。她们怕我掉进池塘里。从小到大，她们就一直让着我，好吃的、好用的、好玩的首先给我。
我现在出去工作一年了，才回味出她们曾经是那样地对我的好。一个星期以前我与几个女孩子一起在街上给两个姐姐买了三件衣服，二姐喜欢戴首饰，我还挑了一个手镯。
我爸爸退休的事情乡里大部分人都知道，因为就我爸爸一个人在国家二级企业工作，并且是国家工人。爸爸办了两次退休手续都没有成功，都是因为我的年龄不到。我那时候就想，姐姐的年龄不是早到了吗？大人们对我的问题根本不理睬。而姐姐也只是笑。她已经二十岁了，她知道我们农民的规则，是不可能轮到女孩子顶职的。
从我爷爷那辈开始，我们家就是一代单传。爸爸的退休手续最终办下时，我还在读初一，十六岁不到。当我知道自己真的可以到爸爸那个城市里去工作时，想到那么多的人和来来往往的车，就让人兴奋。这种兴奋完全掩盖了我对不能读书的失望。
唐朝晖他们在我家里玩了两天，我们就一起回石灰窑上班。他们分发着从我家里带来的土特产给班里的每个人吃。
我一直在寻找某种让自己发挥自如的东西。
工作两年不到，我就完全学会了石灰窑的所有事情，没有任何技术上的问题可以难住我。我是第一个二十岁以下就当班长的人，我在工厂里大声地说话，他们有些时候听不懂我的双峰山里话，我就尽可能的做普通话和铁铺里话说。
从领导到同事，我与他们风风火火地说话，没有遮拦，这样我就与所有人的关系都处理得很好。与领导打牌，我赢他们的钱，但我还是不敢多赢，就稍微放他们一马。与同事打牌，我可是毫不手软。
我们工厂的效益很好，很多时候签字领钱就可以，问都不要问今天发的是什么钱，反正名目多的是。尤其到了年底，几千几千的发。
离过年只有三天了，我与二分厂宿舍大楼里的兄弟们打牌，（我基本上不与外单位的人打牌，一年最多三次稍微打大一点的，这只是为了显赫显赫一下我的实力）我的手气和技术绝对一流，我与兄弟们打牌基本没有输过。我有两个诀窍没与人说过。我打牌喜欢大声叫嚷，从邀伴到打牌，我的声音最大，这叫气势压人。打牌结束，我会大大方方地叫第二个赢了点钱的人与我一起宴请大家喝酒，如果那个小赢家不爽快，我就说他很多不够意气的话，但这确实也是我心里的想法，赢了钱请客是应该的。这样大家认为我很大方，不过我确实如此。
这次我们在宿舍里连续打了三天牌，结束时，我的朋友小萧已经输得没有回家过年的路费了，他已经输掉了所有的钱。而明天正好是过年。我把八百块钱往他床上一甩，这钱随便你什么时间还我就可以，兄弟们，我们现在马上各自回家过年，所有的人都要回去，我发话，他们还是蛮听的。
与我打牌的对家大部分是小曾，（是我们石灰窑最后一批来的青工，后面我们就再也没有进过青年工人。）我们两个搭档基本没有输过，外面传闻我们有暗语手势，其实我们也只是在关键的时候才用，主要还是靠配合和技术。
没出一年的时间，我们二分厂宿舍基本上做到了无人无房间不赌，这应该有我的功劳。我的十几个兄弟都玩牌，大家一影响就都带动了。但也有很多例外。家在农村的半边户男人有些不打。青年人中唐朝晖没有打过一次，他是我比较亲近的人，叫了他几次，他不喜欢，他喜欢读书，我知道那是好事情，我们又是朋友，也就真心希望他不要玩，我就叫兄弟们以后不要去骚扰他。不过唐朝晖也很神，一次，与他同宿舍的朋友小枝与人打牌连续打了两天一个通宵，他小子下了四点班回家，睡到凌晨三点时候，他二话没有说，一拳把灯泡打碎，让里面四五个熟人朋友很没有面子。而通常情况下，一般是没有打牌的就到其他人房间去睡觉。他倒好，把灯泡给打了。
从那以后，没有再敢去他房间打牌赌钱。
在我掀起这打牌热浪之前，我与唐朝晖一起成立了启明星文学社，因为他在省级杂志发表过诗歌，何况他是我们工厂最具影响力的炉火文学社社员。他就理所应当的成为了社长和刊物的主编，后来，有了新任社长。我是副社长。再后来，与我一起打牌的几个兄弟曾经都是文学社社员。我买了些诗集和书在看，还写了很多的诗歌，大概写满了两个笔记本。
搞文学社需要钱，除了我们的会费和一点赞助外，我们想到了自己弄钱。
文学社有三十多个人，都二十岁不到。我们接手了红星村团委的婚姻介绍所。负责人是我和唐朝晖等四个人。介绍所位置在工厂西大门不远的一个快倒闭的工厂楼上。我们规定谁不上白班谁就来这里上班，我们一般总有两三个人坐在那里等着来登记的人。
最后，好象也有那么几十个来登记，至于我们给他们配对的结果就不知道了。我们还搞了个舞会，让婚姻介绍所的登记者们一起见见面，婚姻介绍所是我们文学社搞的，所以那天的舞会，文学社的所有成员也必须参加。那是我们婚姻介绍所最大的一次活动。
以后不久，婚姻介绍所就停了。
我的女朋友不是在婚姻介绍所里找的。我的身边经常有些女孩子。最疯狂的莫过于一个技校女生，她是我的徒弟，她的疯狂让我们石灰窑所有的人大跌眼镜。她一天到晚地跟着我，没有看见我的时候，她就疯狂地寻找与我到一起的机会，我也不知道出于什么心理，就一个劲躲她。
她有时候就在石灰窑休息室向同事打听我的去向，一点都不注意自己的形象。实际上追她的人也挺多的，她虽然个子一般高，但长得不错，她还是厂矿子弟，就是说她家就在我们工厂里，父母是双职工。
还有几个女孩子也喜欢过我，相处过一段时间。最让我心里难过的是一个叫升宝的女孩，我喜欢这样叫她。我们在一起分分合合很多年，分的理由是她家里父母反对，合的原因是我们相互喜欢到一起。她家也是双职工，都是城市户口，不象我家，父母姐姐们都在农村。她不喜欢我的地方是很多时间是与朋友在一起玩，与她在一起的时间不够多。
我喜欢我的朋友们，我喜欢我的农村。我经常回去看我父母，现在我的两个姐姐都出嫁了，我每次回家必定到姐姐家呆两天，她们还是那样的对我好，那种不动声色的爱，我看得出来甚至超过她对老公的爱。一次次，我为这种完全不求回报的爱而深深感动。我身处石灰窑那灰尘弥漫的空间时，总会莫名地想起她们。
李运
他又回来了，连续四五天都没什么说话。
我一个人靠在宿舍的单人床上看书。门开了，是李师傅，我叫了他一声。他没有像以前一样亲切的叫我小唐。他把包还是放在进门的左边。
我与他两个人共一间房。我的床靠右边墙，他的床靠左边。在不自觉的生活中，我的所有东西就放在右边，他的东西就放在左边，房间一人一半的格局就形成了，这是生活的形式。我与他一直相处得很好。在工厂里，老工人是讲究这种格局规矩的。
当天晚上上班才知道他老家的村里发生了鞭炮连环爆炸，三户在家里制作鞭炮的邻居，当场炸死了四个人，其余六个重伤住在医院。死伤的人都是与他们天天生活在一起的人，虽然没有什么血缘关系，但感情远在一般的亲戚之上。天天挑水，天天下田，天天都可以看到的人，转眼间化为烟尘。而李师傅家里也一直在制作鞭炮。发生这件事情以后，李师傅回去的时间就更有规律了。
这两个星期他每天连续上两个班，十六个小时的上班，不象以前，隔那么两三天才上连班。
我与他同在石灰窑丁班，他开始是副班长，我师傅陈芳是正班长，后来师傅当了窑长，李师傅就成了正班长，我是副班长。很多时候，我们一起上完白班后，他一个人留下来继续顶替别人上四点班。
半个月下来，他就替别人上了九个班，这样在他回家期间，其他工人就要给他上九个班。这种现象在我们石灰窑比较多，我们称之为“兑班”和“还班”，就是互相兑换上班和我给你上了班你就要归还一个班给我的意思。
他很少提起家里的事情。与他同事十年，同在一个房间三四年，我才勉强感觉到他家的模糊样子。
我把刚洗了的衣服凉在窗户外面的一跟铁线上。李师傅回来了。这次他是回家修房子，他说以前的老房子实际上住起来还挺舒适的，只是老了些。什么东西老了，多余的东西就多，显得有些脏。屋子与人一样，老了，他的脚趾和皮肤就在一点点失去生命。
没有生命的风
慢慢的进入身体的每一个部位
功能在慢慢的丧失
这是我那天写的几行诗。
李师傅家里起的是平房，与毛泽东故居结构差不多，地坪是水泥地，平平整整的，这样好晒稻谷。每间房子里东西不多，卧室里还是以前那张老床。李师傅说，床还是结婚时候打的，睡久了，换了床不舒服。
我与谭泉他们约好了在他寝室里见面，谈谈《启明星》杂志的问题。我走出房间，对着走廊说，李师傅，我走了。李师傅在房间里整理东西。我好象听到他低估了一声。我早已经站在了门外，随手把门重重的关上，手又不自觉的反推一下，整栋宿舍里的门清一色的在门木板外面包了一层白色的铁皮，说可以防盗，好象铁就比木结实一样。只过了几个月，这些铁皮就翘出一个包包来，不翘的部位就凹进去了一块。手一推，凸出的那些地方就会凹进去，凹的地方就会凸出来，声音在十九间相对的房子形成的走廊里变形，一种怪怪的声音连续响五声才会停止。多推敲几次，那会是鬼怪的声音。与李师傅住了很多年，形成了不象另一些几个年轻人住在一起的一些习惯：放肆的捶门推门。
我刚掏出钥匙，宿舍门开了。
李师傅回来拉。
这次回家，是他的大儿子考上了县城的重点中学。李师傅一直希望大儿子能够考上大学，自己找一份工作，那么就可以让小儿子来顶职，他算了一下时间帐，儿子读大学与他退休的时间正好差不多。
我老家农村与李师傅的醴陵相差几百公里而很多习惯是一样的。就说顶职：家里有男孩子女孩子的，不管是谁大，是男孩子顶职。女的来顶职只有两种情况，就像与我一起进厂，后来自杀的小周一样，因为哥哥已经有了工作，那样女儿才会来顶职。像李师傅家里是两个男孩，一般情况是大儿子来。但如果两个儿子都大了，就又算特殊情况。李师傅县里就有这样一个例子。两个儿子都想顶职，那就抓阄。李师傅说，实际上父母还是做了手脚，最后还是大儿子抓到了“顶职，但妈妈归你赡养”的纸团。
李师傅在我们石灰窑属于第二批最老的人物，我到了石灰窑以后，我只能计算出我是石灰窑最后第三批进来的。
二十多年，李师傅只与两个窑长吵过两次架。原因是他兑班太多。尤其到了后面几年，随着半边户工人的减少，李师傅的兑班就更加的明显。其他人不要这么频繁的回家，但李师傅没有办法。他总是经常回家。
今天晚上做零点班。下午，我躺在床上看书，迷迷糊糊地睡着了，都不知道李师傅是什么时候回来的，他每次开门都很轻，他不属于那种风风火火的人，他沉静、安稳、实在，略带点女性的气质，正因为加了这些气质在里面，他就更加具有了一种可以完全信任的大哥风范在里面。
李师傅回来了。
这次他晒得很黑。他跟我说了很多半边户不好的地方。一个月甚至几个月，家里远的夫妻半年才能够见一次面，一年才有一次探亲假。虽然说孩子生病可以来工厂治疗，但谁会把生病的孩子带那么远来看病。到这里是工人，一回家就成了农民，有时候人很恍惚。在这里上班，经常想着家里不要发生什么事情，家里很多事情女人是不好做的。在家里做事情，也担心工厂里的领导批评。
工人就这样，说了就说了，我就听着，他说的是事实，我们不会把话隐在话里，更不会只说些鸡皮好话，而把一些真实的想法留在肚子里再来害对方。我在工厂里生活了十年，我相当了解工人，他们决不会这样做的。他们即使有所谓的计谋，也是那种不害人的计。工人们的计谋在很多所谓的知识分子阶层那里根本不是一回事。可以说已经不叫计谋了，只是一些善意的小聪明罢了。
李师傅说自己半边户怎么不好怎么不好的时候，我还是听出了，他话里的生活不是那样的，他对这样的生活很满足，他把两边的事情处理得很好了，儿子考上了大学，再过几年，小儿子就可以来顶职，家里的经济收入一年比一年好。李师傅没有精神的厌倦，只有来回行走于两地时身体有一些疲倦。
他跟我们一样，喜欢工人这一身份。
肖彪良
我们谁都不知道他为什么会到我们石灰窑来。
在二分厂有一种说法，老弱病残的人就往石灰窑放。就像我与谭泉、罗成三个人进来的时候，是惟一的年轻人：不足十六岁。我们属于幼和弱的范畴。其他几个进来的十几个人要么身体有点小伤残，要么就是到了快退休的年龄。不过，在我们工厂里，大部分都是提前退休，好让儿女们早点进厂，工厂为了感谢这些兢兢业业干了几十年的老师傅，就破了很多规矩来成全他们的心愿，何况上面一次又一次的传闻，以后要取消这种顶职制度。这样像我们这些青少年就大量流进了工厂这个铁炉。
肖彪良为什么要流进石灰窑？一直是个迷，大多只是猜测，而我天生对猜测和看热闹的事情提不起半点兴趣。肖彪良是我们工厂职工大学的大学生，是学校学生部或者是团委的一把手，是部长或书记的职务。他的成绩一直好，并且有一段在铁合金工厂里工作的经历，所有的人都知道他毕业后会分配到总厂（至少也是分厂）厂办任个干部职。
我是上白班，刚做完上午的第一次事情。四月的天气凉凉爽爽的。我师傅陈芳这个时候还是我们班长，他从工段里回来，像往常分配什么人来一样说，等会而有个叫肖彪良的人分配到我们石灰窑来，正好丁班缺个人。
师傅那种随意的姿态和腔调是装出来的，他在想尽可能的自然，但他天生是个单纯的人，他装不出另一种样子。他每次玩牌，他的表情都会告诉牌友他的牌好坏如何。他后来就故意装出抓到了臭牌或者是一手好得不得了的牌。大家还是知道他的牌到底怎样。师傅就是这样的人。
大家从我师傅的口中感觉到了某种与其他人不同的预感。我们没有反应就坐进了休息室，几个人分别坐在三条凳子上。几分钟时间，我们都听到了工段长和老窑长说话的声音，断断续续的，好象是在交代窑长一定要把石灰窑附近的卫生彻底干净点。领导一般到了我们这，他们总要指指点点出一些无关痛痒的问题，让工人感受到他的权利。
还有另外的脚步声，应该有三四个人。门推开了，工段长、书记和另外一个陌生人进来了，窑长走在最后面，像个主人。工段长叫那陌生人坐，他介绍说，这是我们石灰窑新来的同志肖彪良，实际上我们早知道了，只是需要领导的证实。大家还莫名其妙地拍鼓掌，这在我们石灰窑是从没有过的，哪有这一套，大家拍到最后可能感觉到了不自然。书记又说了几句话，他们都座在休息室最里面的椅子里，老窑长靠在门口的工具柜边，他没有坐。
我突然感觉里面的光线不是很好，我站起来，把放开水桶那边的窗户推开。在我走回椅子的那几步距离之间，突然清晰的回忆起我第一次进石灰窑的场景。
大家也是这样坐着。坐着迎接新来的同志，这是一种仪式，一种姿态，进了石灰窑的门，坐下来大家就是同事，我们进来的那天，不是生产期间，石灰窑的所有职工都在，我当时听到的是很多个人的议论声，有几个声音以长辈的形式与我们说话，问我们是谁的儿子，父亲以前在哪里工作，那是长辈式的亲切。
现在只有文妹子和师傅两个人与他简短的说了几句。
我们这里好多的灰。
我们以后是同事，好好做事情。
前面那句话是文妹子说的，后面是我师傅的风格，他总是在关键的时候严肃。文妹子和我师傅这两个人经常用调侃的方式唱对头戏，但他们关系很好，我们石灰窑里每个人的关系都很好，只是好的外在形式不一样而已。
我很清晰地感觉到了我们进来与肖彪良进来是两种不同的气氛。
肖彪良只是开始上的三四个班没有说什么话。刚来的时候我们是上的第二个白班，接着是两个四点班，后面就休息两天。到我们上第一个零点班的时候。肖彪良开始说话。
前面一个月他很有分寸地讲笑话，不急不慢地说，说完了，我们笑了一会，他才突然发笑，并且会很简单的再重复一次我们已经听清楚了的重点部分。他又会让我们笑一次。他是个讲笑话段子的高手，除了后面我认识的写《国画》的王跃文比他厉害外，就无人可比了。但那个时候还是一个没有流行讲段子的时候。
一个月以后，肖彪良除了偶尔说笑话以外，他有了自己的立场，立场就是他永远站在我们话语的反方。刚开始是与我，因为我喜欢争论。我说的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把中国文化彻底的以不同的方式焚烧的皇帝。肖彪良马上站出来反对，他插进来的话很快，直接打击我还没来得及加固的甚至还有漏洞的观点阵地。他步步紧逼，最后我只能够顽固地守着我剩下的一个光秃秃的观点，支持的理由被他打败，他把我的观点剥了皮去了肉。与肖彪良的辩论，我几乎以百分之九十九的失败告终。
他可以站在任何人的反面，只是表现出来的态度不一样。因为我不同于其他人的是，读的文学文化书其他任何人没办法来比。这样，他与我论的时候，就以他惯有的平缓的方式，并且站在普通人的情感立场来与我唱反调，以争取周围同事的认同。
他第二个开始争论的对象是我师傅陈芳，我师傅是个急性子，肖彪良就使出对付我的方式，等师傅急了，师傅霸蛮的脾气就会出来，这时候，肖彪良就使出在我面前不使用的招数：知识招。并且每句话里都带着复杂的笑，这一点让师傅更气，更加语无伦次。最后肖彪良在笑声中大获全胜，因为是笑的结尾，师傅多少有些面子，输了也就输了。肖彪良与我师傅争论胜败的比例是：肖彪良百分百胜。师傅偶有取胜，最终在师傅的脾气中，肖彪良在心理上也还是胜利了。
肖彪良与文妹子的争论倒是输过几次，因为文妹子不仅读书多，综合素质还可以，什么问题都可以应付一些，又是女孩子并且脾气有很硬的一面，看得出肖彪良很难对付得了她。文妹子有些时候能够一一化解肖彪良的招，但也不是经常，肖彪良胜的机会还是大部分。
他不仅与我们丁班几个露风头的人争辩，肖彪良还经常与其他班上的人一一过招，甚至是找招来过。
乙班罗成性格本质是内向的，他又喜欢故意装出外向的样子，他是输得最惨的，几乎从没有辩论完就已经输了，他是输在肖彪良那种气质上。后来肖彪良调到乙班当班长，他们两个人的私交倒是很好。
肖彪良与石灰窑所有有出风头迹象的人都有过或多或少的辩论。很多人后来不想与他争，但因为肖彪良是以反方的立场出现，所以争辩根本没有办法避免，除非不说话。一说话，他就可以站在你的对面进攻。
叶军兑
在年轻一代人中，叶军兑是我们厂里最早的文学社团发展者和文学青年，他发起成立了一个炉火文学社，并任第一届社长。
他在铁合金厂工作的那几年我一般是隔四天就去他家一次。他没有住在工厂里，在湘乡县城毫塘口村上有一栋房子，这里早就不是村的概念，与县城中心点只隔一条马路。我每次骑着自行车去他那。
他家是栋两层楼的房子，紧靠319国道，一楼外面一间租出去作为汽车小修理厂。为往来的汽车提供一些修理服务。从公路往下，一个三十米的小坡。把自行车靠在他家的墙上，上五级台阶，就是他家的走廊。正对着的是大厅，我一般是不进去的，而是直接往左拐进楼梯间，三楼左边的一套房间就是叶军兑住的地方。其他房间是他爸爸妈妈和妹妹在住。
楼上客厅不是很大，他的书是我们所有人中最多的，我把上次拿的书重新插回到书架上，又从里面抽出两本。
我与他以七字型的方式坐在两条沙发里。他没有具体看过我写的东西，他属于一种力量型气质的男人，他在无形中感染着我。他说，他不是很想在分厂电炉里当个小负责人，他可能会去考大职工学。
后来，总厂在职工大学的教室里开会，我在学校里看见他时，他已经在准备大学毕业论文了。
我从车子前面的物件篓里拿出一个信封，里面是一本《古诗三百首》。楼梯间的门虚掩着，推开，门的左下脚与地面太近，发出一种断断续续的声音，左手习惯性地在黑夜里举过头顶，从前面往身体后面移动，手就碰上了一跟垂在半空中的线，抓住往下一拉，灯光马上照亮了整个楼梯间。
叶军兑在小客厅里等里，我告诉他，我早几天在中山书店里买到了这本《古诗三百首》。他说像这种带工具类型的书完全可以买的，他告诉我，他已经回分厂准备到团委上班，可能是分厂的团支书。
后来，几次在总厂搞活动，都看见他带着他们分厂的队伍在参加。
我刚上台阶，把自行车放倒在台阶上，发出一连串的声音。他老婆说叶军兑在后面房间里吃饭。叶军兑在里面叫我，朝晖，在这里。我穿过一楼的大客厅，正墙上端放着一个神龛，摆了些祖宗的牌位，用红稠把木缠了一圈，不论是红稠、牌位还是神龛，都已经褪色，上面落满了灰尘，呈黑色状。大厅左边有扇小门，下七级台阶，经过一个小院子，他坐在厨房里吃饭。还有他家里的其他人。他几口就把饭吃完。
那天，他说，他准备去另一个分厂当厂长。那是我们工厂刚收购不久的一个化工企业。听说还在收购我们工厂周边的一些濒临破产的企业。
后来，叶军兑利用分厂厂长的职务之便，为文学社团拿了点赞助，搞了几次大的活动，其中最大的一次是到我们总厂的疗养院里搞笔会。文学社几乎是全体会员，都参加，骑着自行车，从县城出发，沿韶山灌渠往西五十多公里，疗养院在水府庙的洋潭水库边上，现在是湘乡市最好的旅游度假点。山与水互相映照着青与色的恬静。
这是他再次进入文学社团领导层和准备离开文学社团的时期。
叶军兑当领导不久，总厂给他安排了一套房子，在我们的宿舍后面的第九栋，同属于第二生活区。七十多栋四到五层高的楼房，按着一定的规律比较整齐的排列着。五十年代初，有一批德国专家帮助我们工厂搞建设，所以，这里有些房子外观稍有国外的气派，一行行高大的法国梧桐树，房子的红砖全部露在外面，暗红的砖、白的石灰浆和绿色盎然的树，三种颜色搭配在一起，舒适得让每人在这里都很放松。我很容易的找到了他那栋房子。他住一楼，我们坐在外面的阳台上。他说，手续已经办好了，他准备成为铁合金总厂成对外开发办的负责人。
后来，我很多年没有看见他，只是听说他出事了，总厂在通缉他，好象是欠了工厂很多钱。后来听说他在一个省城里做生意，做得很大，买了很多车，在几个省里都有分公司。
我见过他两次，一次是离工厂通缉他之后的第三年，我去西北玩了一圈回湘乡。在离县城不到六十公里的地方，我一上车，就看见了他，没有多少变化，还是那个样子，说话很平稳、亲近。我看到他是激动的，他相当于我的一个老大哥，比我大了十多岁，我感觉他一直在照顾着我。我是一个不会当面说对方在我心目中是一个怎样好的人。但我看到他，内心真是激动的。他说，他正在东北的一个省城里发展，他还问我知道他出事的事情不。我说当然知道。
他留了手机号码给我，后来我经常去他那个发展的城市，但我没有任何理由给他打电话或者是不打电话，一切就没有理由，结果就是没有找他。
后面一次见到他是在我们一次小型的老乡聚会上，刚开始是另一个人给我打电话，突然换了一个声音，是叶军兑，他的声音我太熟悉了。
我马上赶了过去，与六七老朋友又见面了。
叶军兑在说他昨天的事业。他说，为了发展义务他陪行长局长们豪赌豪嫖，一次上万的赌。还说他太相信朋友，最后刀子捅得最深的都是他身边的朋友。他曾经回到湘乡家里时，还在半路上就被几十台警车追捕，而他回湘乡就他那朋友知道。他躲在一个山凹凹里，听着警笛长鸣。他也说自己被黑帮的人追赶过。他已经完全是一个社会旋涡中的人物，说到后面，他说现在生意不好做，又有朋友的不断坑害。他设在很多省份的分公司在一个个的撤消，汽车在一台台地卖，但他在坚持。
分手之前，我们又交换了新的电话。现在又有三年没有联系，他在我心里永远是那个有着独特气质的男人，一个好心的男人。
我记得他说在自己老了的时候，一定要重新拿笔来写自己轰轰烈烈的这些事情。我真不知道什么叫轰轰烈烈，我感觉工人的日子比任何人更健康，都比轰轰烈烈有意义。
民工
上完六个班，休息两天，就这样八天一个轮回，不断重复地转。我们把休息的这两天称为轮休。
轮休日我一般是回老家农村，虽然家里没有什么事情要我做，但回去一趟心里才塌实。有点像盆景，必须定期补充营养。在家里，父亲几次提到民工，他说，实际上工厂里效益的一半是民工创造的。以后的一些日子，我才感觉到他们的存在。不然他们就像我们工厂里的铁和矿石一样，虽然在那里起着作用，但永远都不被人注意，
我们石灰窑的二十四位正式工人分成甲乙丙丁四个班，上两天零点班后，第三天和四天就上白班，第五天和六天上最后两个四点班，第七天是上帝的休息日，我们也休息，但我们是工人，比上帝辛苦，所以在第八天可以继续休息一日。
每个班两天两天地工作，真感觉就是我们工人把石灰石煅烧成了石灰，跟本没有考虑还有其他人的功劳。我们的大部分工作是由机器来完成的，一般情况只要按开关就行，按动开的按钮，各种机器根据各自的不同，到了一定的程度就会自动停下来。机器会把石灰石和焦碳自动配比好，倒进石灰窑里煅烧，再由机器把烧好的石灰一点点移出来，微带点温度的石灰被机器运送进破碎机的大口，破碎完了，它回自动吐到下面的料坑里。我们石灰窑正式工人的工作就是在不同的工作段里开动不同的机器，看管它们是否运作正常就行。
每次开会，领导都会说，我们是工厂的主人，要努力工作得更好。张贴在工厂宣传栏里的大字报写着，工人，我们是工厂的主人，工人，要有主人翁精神。
我每天在工厂里以主人的姿态快乐地劳动着。而我们，尤其是铁合金厂的领导根本就没有把那近千名民工当成主人，只要不拖欠他们的工资就可以，这也是民工最关心的，现在电视台不断地报道哪里哪里又拖欠了民工多少个月的工资，那些民工一般来自农村，没有特别的技能，就是有力气，他们就在外面一年半年地干活，最后还不给钱，我一次次诅咒那些没良心的倒爷们。铁合金厂是不会出现这种状况的。
与我们石灰窑相关的民工有三十多人。
上午九点半，我做完第一次事情，爬上石灰窑第二层，这里的三个方向视野开阔，左边可以看到分厂办公楼，前面不远是分厂的主要生产场地：六台冶炼电炉。再远点是总厂第一办公楼，是我最羡慕的地方。石灰窑的右边是工段领导和部分工人上下班经过的地方。我的身后就是石灰窑的料坑，与料坑最远的那堵墙相差一米的地方有一条铁轨。
火车开过来了，速度很慢，料坑再过去五十米不到，就是铁轨的尽头，那里杂草丛生，一堆的乱石。火车一点点在走，一个属于火车工段的工人早已跳下火车，站在火车车厢的最后面，摇着手中的两面旗子。指挥火车把车厢准确地停在料坑边。火车头开走了，冒着黑烟，把六节车厢留在五个料坑旁。这种火车真像个疯子，把自己的后半部分斩断留在这里，自己的头，一遛烟地跑了。
五分钟不到，十多个人，骑着单车从外面马路直接进入料坑的厂房里，有些人把单车支好，有些人就把单车随手放倒在外面的矿石堆上。他们的穿着不象我们是统一的服装，穿什么衣服的都有，他们的衣服都是从家里穿来的，也有部分是些工作服。但看上去还是蛮统一的，那就是所有人的衣服都比较破旧，色调都是褪色后的那种泛白，鲜艳的颜色只有大热天才有那么几个人穿红的背心。现在是晚春时节，他们都穿了两件衣服。
所有的人都从单车后座上抽出一把铁楸来，统一的模样和工具会让人想到敌后武工队。
他们基本上是一半的人爬上火车车厢，另一半人在下面把火车车厢门打开。用铁楸敲打车厢门环扣，铁皮与铁的碰撞发出一种有柔有刚的声音，十几个人一起敲，声音在没有墙的宽阔料坑厂房里传出很远，近十次的敲击声之后，就是铁环掉落后随着惯性来回撞在车厢门上的声音。车厢门就是整个车厢的长度，一边车厢从下面被完全向上掀开，他们把门挂在车厢最上边的铁栏杆上。
工作的前奏一完成，就是布阵。两个人一组一个车厢，一个在车厢左边，一个在车厢右边，两个一小组，站在料坑里，相对着把铁楸沿着车厢的底部往里面用力，再抽出来时，就是满满一铁楸的石灰石，在用力往后面丢，他们是没有必要看后面的，反正料坑很大。
铁楸进入车厢底部，铁和石灰石发出精细的颗粒摩擦的声音，抽出来，伴随着铁与铁的摩擦，石灰石松动滚落相互碰撞的声音进入交响乐的高潮，铁与铁的声音，铁与石头的声音，混杂一起。从铁楸里飞出的石灰石击落在料坑里的石灰石上，这个时候的声音是纯粹的，石头与石头撞击和滚落的声音。
他们有时候发出的声音是完全一样的，进入、出来、抛丢。但有时候，只要某个人的速度稍微有点改变，声音的节奏就会改变，但再怎么样的变化，声音是有规律的，因为他们劳动的整个节奏、音符和内容是不变的。
我坐在上面看着他们挥汗如雨，听着他们发出的声音。十分钟不到，就有人断断续续的停下来脱衣服。光着上半身干活，他们发出的声音似乎更有力度。
回到休息室，他们的声音轻易地完全进入了我们的房间。我像在听一个乐队的演奏。
后门被轻轻推开，一个民工把微笑的表情挂在脸上，从门到我们的开水桶，正好呈一个对角形，他走过来，舀起一勺子的水，咕咕地喝下去。他转身走不久，又会有三个人七个人十一个人进来喝水。
只要这天有民工过来做事情，一桶水肯定早早的没了。我们有时候叫那些送水的多给我们一些。但有些时候，后门是关的，敲门也没人去开，自己人就大声喊，是民工肯定敲几下门，推一下，见门没有开就走了。
因为我们石灰窑工人喝水全部是共用一个勺子，有时候用勺子在开水桶底下接水喝，但大部分为了徒个快和方便，就直接把勺子往水桶子里按，水满了就提起来，痛痛快快地喝。但民工来喝水，原本就不愿意他们共用我们的勺子，有些人还这么直接往里按，想起来水就不干净了。
民工是在帮石灰窑做事情，但所有的人都不这样认为，包括整个工厂就从没有过把民工当工人来看待。
民工是完全临时的，从乡里跑到城市打工，到这里工作一段时间就换一个地方。后来我们在闲聊时，才知道成为我们工厂民工还要认识人，有一点关系，尤其要认识那些包头。包头也不是工厂里的人。但包头们必须与我们工厂的某些领导关系不错。
是不是工厂里的正式工人，区别是巨大的。
我与几个民工聊过天，才感觉到他们的快乐与我们完全一样。只有一个区别，他们最后总会说这样一句话，哪有你们正式工人这么轻松。
从很多干部的口气中，他们从不与民工平等聊天。很多工人也在轻视他们。我看到了两个不同级别快乐的阶级。
在工厂十年，我不知道这些民工中他们任何一个人的名字，他们只有一个共同的名字：民工。
刘琴映
写下她的名字我就想起海子的诗歌，想起他那些诗歌里的姐姐，温暖的阳光里充满着诗歌的意象，诗人像个孩子在大地的月光下，望着自己昨天的影子，感受着姐姐的温情。
在很多人，甚至是所有人的眼里，我与她只是简单的三个月的同事关系，但我的内心情感很早就告诉了我，她是我的姐姐。
刘琴映，就是我姐姐的名字。她是石灰窑自成立以来的第一批实习生。从现实的角度来说，技校生她们的整体知识结构是石灰窑工里最高的，早几届的她们，是读了高中再考铁合金厂技校。后来的很多技校生，为了早点参加工作，初中一毕业就直接考技校。
技校生在我们工厂是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一般是铁合金厂双职工家属的子弟，从经济地位来说，他们就优越于半边户工人（就是老婆在农村的工人），也优越于顶职进厂的农村青年，他们相当于是铁合金厂的公子哥们一代，大部分人喜欢打架、闹事，每年都有技校里的学生进湘乡市拘留所，在工厂里流传着这样一句话：铁合金技校是红仑上拘留所的培训班。因为湘乡市拘留所的地点在一个红仑上的地方。但也不可以否认，工厂里的很多骨干也有一批技校生。
对刘琴映产生姐姐式的感情是因为她没有技校里其他女孩子那种娇气和跟着混混们鬼混的生活经历。她有一种大姐大的气质。
刘琴映穿着随意，宽宽松松的衣服，颜色一般是白色，不是那种纯白，很大方的样子。
因为她们是第一届来我们石灰窑实习的技校生，所以我们是相当重视的，每个实习生安排一个师傅，刘琴映的师傅就是与我同房的李师傅。但真正教她做事情，很多方面是我在说，从配料、装探测线和拣石灰石，到打扫卫生和一些安全注意事项。因为李师傅是副班长，他一般就在上面控制着卸石灰的多少。而我是不断地在石灰窑的各个岗位上轮着干活。
石灰窑的一般性工作程序操作半个月就可以学会。刘琴映半个月不到，她就一个人开始自己来操作。
没有想到在她已经很熟悉工作的时候，出事了。她在下料斗门没有关好的情况下，就按下了石灰石的配料开关，严重的是，她跟本没有发现，一直在放。几乎把近三米深的料坑给放满。我发现时，已经有几百公斤石灰石和焦碳混合着积满了料坑。
班上所有人都来了，围着这个井状的下料坑，看着青灰色的石灰石，发呆了。姐姐不停地说，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她跳到下料坑里，想铲起那一砣砣石灰石来，她失败了。她根本就没有力气和技巧把铁铲铲进石灰石里面。她就用手一块块地拣。我跳了下去，井里的空间基本上呈正方形，长与宽都在一米三的样子。两个人站在这样小的井里，自然会两个人都不好动。
上去吧，我来。我的铲子边轻微晃动边用力往前面推进，石灰石就到了我的铲子里。我叫刘琴映快上去。
我铲了几十分钟，爬上来，另外的男同事又跳下去铲。三个比较青壮的工人轮着下去铲。
最后我们已经脱了上衣，一身的汗和青色的石灰灰尘。这天我们就没有再做其他事情。回到休息室时，我们三个人累得瘫在椅子上，什么都不想动。那天我们下班较晚。八个人是一起走的，以往，我们一般是三三两两的走。
我与刘琴映经常一起下班，尤其是上四点班，下班时间一般到了晚上十二点，我们三两个人就骑着自行车出厂门。我没有住在工厂宿舍里，在外面租了一间房子，我希望清静地看看书写点文字。刘琴映的家在下生活区，近百栋房子在上千棵大树的下面，路灯透过密密麻麻的树叶，班驳的光影铺满了小路，刘琴映家的房子在生活区的最里面，快靠近后面的水渠，到了最里面的时候，我们住的方向就完全相反了，但我还是绕些路先送她回家。
要是上白班或者零点班，刘琴映就邀请我到她家里去玩，她总是在她父母面前说我这个小弟是如何在上班的时候帮她的，又说我很懂事，喜欢看书写文章。
她的父母是我们工厂的工人，她的妹妹刚读完书，准备进厂，因为去她家里的次数多了，与她妹妹也很熟悉，她妹妹比我大几个月，几年来，我每次看到她，在她家里或者是马路上，她说话的口气很让我感动，是那种发自内心的随意的关心。与她妹妹交往确实不多，但我把她做亲人对待。
刘琴映的弟弟是与我同时进的厂，他也是抵父亲的班，他长得高高大大，很阳光健康的样子，很帅气，不胖不瘦，可以感觉得到，我与他认识的前半年，我们是没有任何交情的，到了后面我与他的内心有了隐约的友好默契。
刘琴映的妈妈身体微胖，身体不是很好，四十多岁的时候就在工厂办了内退手续，工厂反正效益好，工资基本上没有少，只是奖金和福利少了很多。她说话缓慢，不急不忙，慈祥的模样，她经常问起我老家的情况。
刘琴映爸爸的生活就是退休老工人的生活，到处走走，会会老同事，与他们说说话，不伤人、不害人的闲话一通。他经常到工厂菜市场里与老婆一起提着竹篮子买菜，家里的饭菜他也喜欢做，我就吃过他几道好吃的饭菜。到他家里吃得多了，我妈妈就要我从老家里带一些土鸡土菜过去。
我经常跟我父母说，我在工厂里认了一个姐姐。父母很高兴有这样的姐姐来关照我。
认识刘琴映的时候，他还没有找男朋友，不到一年，他就找了一个在海南的军人，问她为什么不到工厂里找，她说，没有适合的。我想这倒是，姐姐又不是那种小妹妹一样的女孩子。她对工厂里那些公子哥们的形象和做法跟本就看不来。他的男朋友我没有看见过，每年都是她到他那里去，有时候他写信过来。我感觉姐姐不是疯狂地爱着那个男人，不过姐姐本身就是一个安静的人，她不是疯狂的人。也许这才是爱情，这样的恋爱才会真正走到一起。后来姐姐有了孩子。他们起先是在工厂外面租的房子，后来在工厂里以并不很高的价格买了房子。
老廖
他在湘乡啤酒厂工作了十年，在五个岗位上干过，我到过他三个岗位，另两个是机关部门，没有机会去。
刚开始，他在二楼，工作场地不是很高，微暗，他很精瘦。他的工作是把啤酒包装纸箱从东拖到西，东边的箱子一堆接一堆，他一箱一箱地拖。东边总是堆满了从流水线上下来的箱子，他一次几箱几箱的拖，但西边的箱子总是马上被运走，那边总是空的。
他就没完没了的：从东拖到西，从西走到东。
来来回回的走，来来回回的拖，我说他前世肯定是受了一个小小的阻咒，这一世要他由东往西地来回拖几件完全同样的东西：四方形的啤酒纸箱。
他一听我这话就骂笑我：酸，有点浪漫主义气质。
实际上，他的骨子里一样的沉淀着，也正萌生着这种气质。
可喜的是他前生的阻咒并不要他一生来偿回，半年就行。
之后，他到了另一个单位：啤酒酿造车间。
也是在一栋房子的二楼。高大明亮宽阔的房子里，六个巨大的圆形铜缸，有盖有底地兀立在着，每个罐缸要六个人才能合抱。
老廖停止了由东向西，由西往东来回奔走的生活。他在宽阔的房间里，踱步。他喜欢踱步，尤其在写小说卡住了时，就在房间里来回踱步，只是没有来回搬运纸箱，没有六个大酒罐相伴。
有几次，他打开酒罐，让我闻浓浓的麦香，我看到了酒罐里沸腾的“酒”。
第三个单位是他和我梦寐以求的工作，几乎隔二天，我就骑着单车，由东往西，穿过城市的街道，过涟水老桥，到老廖那里去。
他们每个班就一个人，为了把时间化碎为整，他们一个班就上二十四小时，这样他们上一天班就可以休息两天。老廖的工作场地是小山包下的水泵房。
我们站在小山包的水塔上，水塔上面是一个二百多平方米的圆形平顶，整个酒厂酿酒用的水就源于此。
临于水塔之上，感觉是宽阔的，所有建筑物都在山脚下，不远处，就是农田，水象一些打碎在田地上的镜子。还有远处的树木，铁合金厂的那几十根烟囱更是清晰可见。
老廖的休息室在山下，里面可以睡觉，他的工作就是上班关开两次水阀门，按两次水泵开关。其余时间，他就是一个班看一本书。他看的书与我们看的都不同，《性心理学》、《我的女神们》、《男论》、《一个婚姻专家的咨询笔记》等等，几乎是清一色的心理学。
也是因为他，我才接触了这些书，
他思想的成熟、苏醒，是在这小山包下。在土地、树林、花草中的人，才能够与土地、树林、花草一起共同领悟大自然的一些情和理。
我后来与老廖一起离开了“铁饭碗”单位，没人给我们交养老保险，没有了医疗保险。成为一个彻彻底底靠自己来养活自己的人。
与老廖交往了近二十，我们现在很少见面。
文映
石灰窑里老工人占了大部分，每年都有退休的老师傅。石灰窑开始进年轻工人，其实应该从文映她们算起，可工厂里总不自觉地把女孩子也归入了老工人行列。
文映比我们早一年进石灰窑，与她同时进来的还有另外两个女孩子，她们三个也是从农村顶职进厂的。一个个心地善良和朴实，在她们中间文映算是比较调皮的一个。后面几年又不断有年轻女孩子进来，十多年以来，在我们石灰窑她真还一直算长得最好看的，当然那些技校实习生不包括在内。我们就把文映评为石灰窑的窑花。其中就包括了古时候窑子妓院里窑花的意思。在我们这里，“窑子”“窑花”“进窑子”“窑子里出来的”等话都是带着点那个黄色的意思来说的，何况我们的单位确实就叫石灰窑，在我们的工作证职务一栏里就写着：窑工。所以说文映是窑花她还是比较开心的一件事情。
我一进石灰窑就与文映同班。她与我那几个小兄弟一起打牌，她的气势丝毫不会少于他们。她是那种外表柔和其实内心刚强的人。几次她就与几个女孩子一起干男同志认为她们干不了的活，她们硬挺着干完，并且不止一次。她最讨厌的是重男轻女，他想让同事知道男人能做的事情，她们女孩子同样可以做。后来我们进厂了，她们才大度的说，她是老姐，还是让年轻人上。
她是六十年代末出生的。她的老家与毛泽东故居相隔一座山，我们集体骑自行车到过她家里，才知道并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么近，那座山其实是一条山脉。但还是属于同一个区。
在工厂里就她与刘琴映两个人在我心里有姐姐形象。文映喜欢说话，声音也大，但她说的是一些并不重要的事情。
她对我的那份关心是不可以用语言来表达的，在今天这种重故事的年代，要么用墒情的故事来勾引你的眼泪，要么是低俗的故事来搞些所谓的笑。《知音》《家庭》杂志、《真情》《故事酒吧》等电视节目就深入到了老百姓中间。甚至是中国的文学，也到了所有的小说全部在叫故事的地步，把故事一去掉，就只剩标点符号了。
我与文映的关系没有任何故事细节，但我感受到了她眼神和语气里对我的关心和照顾之意。她很懂事，她没有像其她小女孩一样，刚进厂就找一个混得开的“黑帮老大”或者“小混混”做男朋友。她安静地工作，安静地与很多人成为朋友。她每天上下班比较准时。纠缠她的男人肯定是有的，但她会很聪明的避开，而又不至于发生什么事情。
男朋友是要找的，她只是在适应环境，等她适应了这里的光线和温度她就知道自己应该找哪种人做男朋友。她谈的第一男朋友就是他后来的老公，他姓陈。一个精瘦精瘦的小伙子，一米六八的个，与文映站在一起，两个人差不多高。
小陈是顶职进厂的，一个高中生，进厂不久他就考上了职工大学，从我们工厂职工大学里出来的学生，一般再进工厂时，要么是分厂领导要么是技术员。小陈文质彬彬的模样，有着另一种气质。
第四年，她们结婚了，新房在小陈四分厂的宿舍里，原先与他同宿舍里的男青年搬到了另一间房子里。小新房在宿舍的二楼，上楼梯左走，最尽头左边的第一间，房子外面走廊上放着一个液化汽灶，长条的课桌上摆满了油盐酱醋的瓶子。门框两边和门楣上的对联与门上贴着的大红双喜字，整个门都被红色淹没了。
推开门，首先看到的是房子中央的一张新婚大床，很多床被子垒在靠墙的床头，床的左边是桌子，上面摆放着一些小事物，看得出这应该是一张用来吃饭的桌子。窗户那边的墙上放着一个梳妆台，一面大的椭圆形镜子清清亮亮地靠墙而立，里面映照着窗户外面的一些树木。右边一堵墙基本上被一排家具占领，家具的顶已经挨到了三米四高的屋顶，装了柜门的里面放着被子，挂着他们的衣服，露在外面的大小不一的木格子里放在一些小玩意和书。
我们去她那里玩得不是很多，毕竟房子还是小了点，但看得出来，文映还是把这个很小家弄得干干净净、舒舒服服。小日子还过得不错。
后来，他们在工厂附近农家里租了一套小房子住，房间在二楼中间的一套，有了自己的厨房和卫生间，再也不要到走廊里煮饭了，不要上公共厕所了。
后来，单位在第三生活区分给了他们一套很好的房子，虽然远了点，终究是自己的房子。文映每天坐班车上下班，有时候就骑自行车。
后来有了孩子，我们看着她的肚子一天天大起来，我们所有的人不约而同地就只要她按按开关，不要她再干体力活，弄得小陈每次来都是笑呵呵说，真不好意思。我们经常对他说，不要不好意思，买点小东西贿赂我们就可以。为此，小陈还正儿八经地买了些小吃过来。我们工人就这德性。
后来，孩子出生了，在铁合金厂医院生的，一个长着小鸡鸡的男孩子。文映说，自己喜欢女孩子，觉得带起来有味些，但我们看得出，小陈希望是个男孩子，他说，他们家从爷爷辈开始就是一代单传。我们只是笑，我们确实没有想到这个平日里知书达理的小陈，竟然有这一面。不过，他又说，即使是女孩子他也喜欢，毕竟这里是城市，不要干重力活，女孩子一样可以做。文映只要听出小陈有点重男轻女的苗头，她就毫不留情的骂小陈。
一般单位不喜欢分配女的来上班，就是因为她们一谈完恋爱结了婚，马上就要休产假。就像我们丁班，文映一休假，原本是六个人做的事情就要我们五个人来做。我们虽然在领导面前发发牢骚，但其实并没有真要文映调到其他单位的意思。
再后来，文映休完了半年的产假，又回到了我们班上。
唐辉鸿
唐辉鸿是我同父同母的哥哥。我们就两兄弟，可他小时侯总是说，他不是爸爸与现在这个妈妈生的，而是爸爸与他第一个妻子的儿子。在十岁左右他还经常与邻居说，他根本就不可能去顶爸爸的职，因为他们不喜欢他，他是前面的妈妈生的。有几次爸爸打了他，他就冒着雨在前面那个妈妈的坟头去哭，说现在的爸爸妈妈对他不好，总喜欢打他，不打弟弟。
六年后，真的是我去工厂顶职。其实爸爸妈妈也没有料到会是我去。是哥哥坚决让我去，他说，他自己在重点中学读书，成绩又好，随便考上一所什么大学是没有问题的。而我当时在乡中学读书，虽然成绩总是班上前一二名，但把我的成绩放到哥哥他们班上去，我就到了十六七名。
那天下午，爸爸提早了一点时间下班，到湘乡二中去问哥哥。爸爸告诉他，明年国家可能取消孩子顶职的制度，所以必须想办法今年退休，想要他不读书顶职算了。
爸爸回来跟妈妈说，唐辉鸿真是大孩子，懂事情了，这种事情，换上一般孩子，在弟弟年纪稍微少点又不争的情况下，肯定自己就去顶职了，但哥哥说，还是让弟弟去顶职吧，他的成绩没有我好。
而我其实希望哥哥去，我还不足十六，何况他是老大，再说，都是兄弟谁去不都一样吗？爸爸妈妈说，哥哥说了，你就去吧。
在我们乡里，像我们兄弟不仅不争而且推让着去顶职，是绝无仅有的。
在我参加工作的第二年，哥哥没有考高中，就直接考上了江南工学院，一所四年制的中专学校。我已经进入社会两年了，而哥哥一直在学校，我的社会经验相比较而言比他多一点。那次是我送哥哥去学校报的名，从缴费到宿舍，我以老大的身份帮他来做。
在父母眼里，我也是最懂事的，家里要买个什么大一点的家电，基本上就是委托我来买。哥哥读书的这么六年，正好是我们青春期成长的年龄。他一直在学校，而我早早地一直呆在了工厂，并且可以自己赚钱。我偶尔还给哥哥一点零花钱。
四年时间，很快过去，哥哥马上要毕业了，他开始想随便分配到哪都行，后来听说他的档案已经抛到湘乡市一个很小的企业。这下我们全家着急。
爸爸工作了几十年，他是一辈子不求人的，也确实还没有求过人，但事情到了这一步，爸爸与我一起到他最要好的工人朋友家里，请他帮忙。这是爸爸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求人帮忙。
我们一直叫他王叔叔，他是爸爸的班长，王叔叔说，这个忙应该可以帮到的，他说可以去找一个人。那个人是王叔叔的一个亲戚，姓刘，曾经是一个工厂的厂长，他们关系很不错，经常在一起玩，后来，刘厂长受人暗算，进了监狱，那几年很多人远离了刘厂长，而王叔叔去看他的次数比以前更多。没有几年，刘厂长又恢复了厂长职务，现在是我们湘乡县一个经济部门的局长。他答应帮我们的忙。
后来，我和哥哥两个人跑了几次湘潭，把档案重新退回再抛。
哥哥终于进了湖南铁合金厂，与我同一个工厂，只是他在一分厂，我在二分厂。
我舅舅他们说，其实真正顶职的是我哥哥。因为我爸爸是工厂里的电焊工，哥哥后来成为了工厂里的钳工，也会一些电焊。爸爸找了个农村里的老婆，是个半边户，哥哥的妻子也是农村的，他们是读书的时候谈的爱，哥哥也是个半边户。
我认为哥哥像爸爸最主要的是表现在他们的穿着上。
哥哥是个不讲究生活质量的人，随便一件什么衣服都可以往身上穿，只要暖和。无论是好一点的衣服还是差一点的衣服，往哥哥身上一穿，所有的衣服都一样：不成形，皱巴巴的。所有的衣服，经哥哥一穿，所有的美与精致就会被一一取消。他与爸爸一样，衣服的衣领总有一边经常被卷在脖子里，衣服的下摆部分，也总有一个角会被不小心地卷进衣服或者裤子里面。爸爸和哥哥就这样天天的不小心，衣服我就没有看到过他们俩穿得精致过。尤其是哥哥，一个年轻小伙，受过中高等教育，就不会讲究？妈妈对此特别不理解。
他有一套理论我认同一半。他认为，最放松最自然的状态是最好的，尤其是农民的那种随意，这讲究那也讲究，那么多拘束，生活就会没有意思。
哥哥就那么随意地生活了很多年，刚开始，我还与他的几位同学一样，我们发自内心地喜欢他那种与世无争的自然态生活，不执著于什么东西，在工厂里他是有干部的指标和身份，但他没有干部的职务和权利，他一直是个工人。他说，他看到那些为了往上爬而宁愿做狗的人就想吐，他甚至会当着那些狗和狗主人说他们。
他的这些，包括他的穿着不讲究，我认为是很好的状态。但后面，他有了执著的事情，那就是风靡于中国的赌博狂飙。在我们工厂的一个广场中央，我曾亲眼看见过一场龙卷风，在中央的某个位置，狂啸的风突然在一平米大小的空间里平地而起，把堆在中间的几块条幅甩向天空。但赌博的龙卷风卷起的是整个平地，很难得有幸免的地方。
哥哥变了。以前他进厂不久，就与我在外面租的房间里一起煮饭吃，他一下班，就坐在我的房间里，随便拿起一本书就看，包括《百年孤独》《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等书，这些书会被他二三天的时间精精有味的读完。我做饭，停水了，要他下到一楼到房东家的摇水井里摇水上来，他就用最快的速度把一桶水提上来，再接着看他的书。我们经常谈小说，并且全部是那些一般人不会看的纯粹的小说。我们还谈生活、工作和家人。我们回到老家，就会邀上两个堂兄或者是一位邻居，四兄弟一起玩升级牌，但不打钱，只是玩，为了胜负大家大声地叫喊争论。有时候妈妈也来参与。至于爸爸他只是刚开始坐在边上看看，要不了多久，他就去睡觉。他看牌是假，他是想与我们兄弟说说话。我们有时候在老家就是几个人一起聊天，说鬼怪故事，说得整个房间里阴森森的。
以后我们就没有这机会坐在一起了，几次回家，他就与人去赌博，我一个人呆久了，回家的次数就越来越少。现在，我们兄弟几乎没有了多少交流。
最近几年，我哥哥的角色在转变，他以前是学生，我是社会上的人，他的角色有点像弟弟，我反而像哥哥。现在，他为找回哥哥的位置，他就有了点哥哥的架势。就没有了那份随意聊天的氛围。
我昨夜做了个梦，场景就在我与哥哥上班的工厂和老家，主人公是我与哥哥。具体是什么事情我忘记了，醒来的时候还感觉到有一种极度的紧张和恐怖笼罩着我。我想我们兄弟之间出现了问题。
我的其他文章他可能永远看不到，因为他已经不太喜欢看书，但我希望他看到这篇文章，毕竟这是写我们共同的工厂的，毕竟是写给他的。我喜欢童年和青年时期的兄弟感觉。
对于我们来说，这也许都需要一个过程，少年的纯真，到中年的远离，再到暮年的交流。但我不希望等到老年，希望就是现在。在我们的工厂生活还没有彻底远离的今天。
王新
每天中午十一点半的时候，宿舍里就开始热闹起来，工人们从一扇扇门里走出来，开门、关门、踢门的声音此起彼伏。我们用筷子或者勺子敲着自己的饭碗，叮叮当当地从走出房间开始敲。我住四楼，往一楼走，敲碗的人流越来越多，声音越来越杂，什么声音都有，因为每个人的碗和力度不一。我们因为各种理由敲碗。有人明天就轮到他休息，他高兴。有人是打牌输了钱，就用力的敲，敲掉这些霉气。有人是出于习惯告诉别人和自己，吃饭时间到。
我来到一楼，往左走进宿舍的开水供应房，一排十多个水龙头，在其他时间这些水龙头里流出来的是冷水，只有在早中晚吃饭的一个半小时里，流出来的水绝对超过一百度。我稍微站在一个工人的后面排半分钟的队，就轮到我把开水瓶加满水，再习惯性的用开水烫碗。
把热水瓶放在快出开水房的门边，这里已经有一排的热水瓶，各种形状的都有，很奇怪，四五十个热水瓶竟然没有两个是相同的。
食堂在我们宿舍四五百米的地方，要经过十一栋家属楼，左右两边是高大的树，就是那种工厂里到处都是的法国梧桐树，高大的枝叶把整个生活区笼罩在绿色之中。
绝大部分人，是买了饭就边吃边走，几百号人，自由散漫地排队买饭，自由散漫地吃吃停停，还不停地说话。快到宿舍时，饭也吃得差不多了。在离宿舍大门还有三四米的地方，一个陌生的高个子男人赶上我，站在我边上。他的饭碗里还残留着几粒米饭。他与我打招呼，可以肯定他是我们分厂的，有点面熟，但同样可以肯定，我曾经不认识他。
我们边说话边进开水房洗碗。他要我到他房间里去聊天。他住二楼，206房。房间里与我们宿舍里的所有摆放是一样的，左右两边两张床。他的书桌靠着窗户。上面摆满了书。他介绍了自己，他叫王新，是二分厂天车班工人。他说，他一看见我就感觉亲切，像他的弟弟，没有陌生的感觉，他还说，重要的是，他感觉我气质不同，应该写诗。我真的想笑，我从来就没有写过一首诗歌。翻着他桌子上的书，上面大多是国内中青年诗人的诗集。
他借给我两本，要我看看。他经常去我的房间谈诗歌。
轮休的第一天，我骑自行车回家，其中要经过一个十多里路长的林场。这是一段沙子路，没有泥巴和灰尘，干干净净的路，细小的沙石均匀地铺在马路上，骑着自行车上，放眼看去，到处都是挺拔的杉树，郁郁葱葱。我大口大口地呼吸着绿色空气。突然，前面出现一个光秃秃的山头，六天以前这里方圆十多公里全部是绿色的树。我下了车，黄土鲜嫩地露出来，像一个剥了皮的人，黄土黄得让我的眼睛一下子适应不过来。整整一座山，从山顶到山底，只留了那么三四棵大拇指粗的树，像孤独的守灵者。一部分树是砍断的，但有些树被连根拔走，留下一个个洞。我把自行车斜支在马路边的水沟里，爬上到处是黄土的山，看着周围的树。风刮过树林，我以前很喜欢听树与树互相摩擦的声音，我认为风是树为了交流而吹起来的。现在树的声音在我周围环绕，这里是个空洞，声音的空洞。
回到工厂，我把自己写的第一首诗歌，给王新看，他一看，大声叫好，把树和人的悲凉写出来了。
接下来，他就开始一句句地给我指出好的地方和不好的地方。并且给我修改这首诗歌。
他是我们工厂里炉火文学社里的诗歌主要力量之一。在他的推荐下，我成为了炉火文学社成员。王新理所当然的成为第一告诉我：文学的门在那边的人。
像我们这些年轻人，在宿舍里一般是三四个一间房子。刚开始还基本上是同一个班的同事，一起上下班，到了后面，时间一久，有些工人调动了班，甚至是到了其他岗位，那房间里就开始热闹了。我上白班，他上四点班，他又上晚班。有时候，你要休息，他又正好刚休息完。这样想做点自己的事情是有难度的。王新找到我说，我们干脆到外面一起租间房子。
就这样，我开始了租房的生活，很大一部分脱离了集体。我们的房子离下生活区最后一栋只隔三百米。工厂最后一栋楼是厂长楼，五层楼的新房子。我从来就没有想到进去，也从来就没有踏进过半步。那里没有我要找的人。我每天从这栋楼的右边经过，一过这栋楼，我就必须下车，下面是陡坡，两块水泥板相伴就成了一座桥，桥下是我们工厂的污水处理渠。下面的水每天颜色都不一样。后面是一大片田地。我与王新就住在田的那边。
两年不到，王新找了我们工厂里的一个大学生做女朋友，她稍有点胖，圆脸，一看就知是那种心地善良的人。她是我们工厂化验室的职工。她经常到我们租的房间里去玩。我们一起做饭菜。
有几次我不小心碰上他们在接吻，我赶紧退回到楼下，与房东聊聊天。
由于诸多不便，我们就没有再住在一起。第三年，他结婚了。我们的文学活动他有一年的时间没有参加。他小孩出生的时候，我去看他小孩，很像他们两个人，这个时候，他们已经在工厂的第二生活区开了个桌球台室，他是老板，每天有很多人到他那里打球。一个球一个球地被不同的人打进洞。全部打完，他再一个个掏出来，用三角形的木制工具把球圈在固定的一点。再让其他人一个球一个球地打进去。变化在球的位置和进洞时间的长短。不变的是王新重复的套球、圈球和收钱。
楚夫子
楚夫子是我们这帮青年文学爱好者中的老大。
他比我大七岁。他不象我们中的许多人，要么写散文要么写诗歌或者小说，他全部都写。他还画画和写书法。我生日的时候他就曾经赠过一副书法作品给我，是辛弃疾的词，我们都喜欢辛弃疾那股男儿气。他写的字笔墨丰富，一开笔，就可以感到楚夫子的霸气，小张小张的字他很少写，他一开笔就是一长幅。
在艺术方面，我除了在体验着文学的美妙外，其他的艺术门类我只是特别喜欢。而楚夫子是全部在亲历。他全部艺术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与传统意义上的艺术有所区别，我们都认为他的艺术是不断探索的先锋艺术。在我们这近百人的文学爱好群体中，就他一人有如此多的才华，无人可比，老大也就当之无愧。只是很多人不说出来，但经过一件件事件之后，也就默认了。楚夫子是大家默认的老大。
老大的精神生活与我们一样是快乐的，而在工作上就不同于我，我在工厂里工作没有怨言，只存希望于厂领导哪天心血来潮给我一把厂办报纸的办公室椅子我就满足了。楚夫子就有点不同，他的想法是他本来就应该坐在厂办编辑负责报纸，甚至还不够，因为厂报里面的人水平太低，他应该是在宣传部门，来领导指导他们把报纸编辑好。
一年年下来，楚夫子一直是厂里的电工。偶尔被厂里的领导叫去写什么先进人物报告文学，他就会全力以赴地来写，他始终在认为厂领导正准备重用他。失望次数的增加与怨恨是同正比的，这是阻碍他艺术前进的原因。
楚夫子所在的工厂叫三0五厂，我们工厂子弟小学有一个学生在成语填空“三（ ）五（ ）”时，他就填上了“三0五厂”字样，可见企业的影响之大。三0五厂与我们工厂只有一华里的路程。他们工厂与我们工厂很多方面是完全一样的。同样是一个拥有近万名职工和家属的国家二级企业，在湘乡市里我们同属于最大的三大企业之一，另一个企业距离县城有六十多公里。在城市里就我们这两家最大。
楚夫子上班也是倒班制，只是具体怎么倒与我们区别还是有的，尤其是他工种比我们好，环境比我好多了，没有灰尘和这么大的噪音。我几次到他上班的地方，才看到我们工作环境的差距。我几次与他说，楚夫子，不要有什么怨言，这样更有利于你的写作，你真的上去当领导了，你肯定会慢慢放弃艺术的。
他那工作场地我去了好几次，现在还是不知道怎么走，只知道他那里门很多，左边一扇门进去，再往里走，穿过七扇门，往右，从进了他们厂门，离开工厂的大马路开始，我们就一直在房子里走，他们的房子不像我们工厂是那种高大宽阔的厂房，这里的房子比较矮，而且里面的东西很密集，要不断避让一些钢铁、铁丝、电线。他的工作间很隐蔽，像是工厂里的特工。
他说，到了，就这里的时候。我们还穿过了五扇门，他把几扇门一一关上，最后才在一间整洁的小房子里停下来。他把书往椅子上一丢。楚夫子的很多书就是在这里安静地看完的。
找他的人大部分是打电话。说哪里哪里坏了，要他修理。他起身，穿好工作鞋，把一条挂有试电笔、中小型起子、钳子、绝缘黑胶布的暗红色带子往身上斜斜一系，有点像上世纪的汉奸形象。
他要不了多久就会回来。他电工技术相当不错。我盖的房子里的电线都是他一手弄的。帮这种生活上的忙，对于我，他是有求必应的，所以他在我心目中一直是老大形象，哪怕是很久没有联系，他依旧是我生活中的内心的朋友。
楚夫子一共写了四部长篇，我从头到尾读过他两部，一部是手稿，一部是他自己掏钱出版的书。他的小说我喜欢读，他不象中国的很多小说在不停地讲故事，只要把故事编得有点意思和看头就可以。楚夫子的小说充满了诡异。他的所有作品都不注意细节。他的小说唯一的缺点是：读到某一章节某几句话的时候，读者会像吃到一跟鱼刺一样不舒服，这种不成熟的地方时不时地冒出来，他患的都是一些小儿科的不大气的错误。但就是这些小地方使人不舒适，使他的作品没人欣赏。
像他一样写了这么多小说的人，在我们当中就他一个，但就因为书里有这些刺，他的书就一直搁在书房里。
楚夫子写了几十首长诗，还有几百首短一点的诗歌。他的诗歌，让人一进入，就有那种这里刚刚经过了一场世界性混战的感觉，这是一场没有明确的敌我的战争。每个人都是敌，每个人都是在战争和撕杀。在战争开始之前，导演已经叫参战人员首先在战场丢了几百枚烟雾弹。然后是一场上千人的混战，任何一个人都没有自己的团队，临时的队伍最多可以坚持十行，之后，身边的任何一个人的子弹都会射向我。有多少人参战就有多少敌我和对立双方。很多很多的人不喜欢楚夫子的诗歌，因为他的混乱。我喜欢。我知道，他只输在了细节和自己的处世境界上。
他的诗歌很少能够发表和出版。他的书法和美术都遭到了同样的命运。
他晋升工厂领导干部的路一年年的渺茫和完全没有希望。他就去湘潭市报社应聘，成为了一名新闻记者，如我所言，现在他离他的艺术越来越远。他每天像个小青年一样在城乡结合部和城市的街道里穿梭，采访是他的任务。《一妻三夫》《为寻被拐女儿十年买淫》《情妇炸车诈妻子》《黄赌毒她一路走过》，他的这些文章受到湘潭市读者的广泛关注，他的收入和名利是工厂十年的总和。他有了很好的社交关系。
与楚夫子通电话，他总在恨时间不够，每天忙些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事情。他还是与我谈小说和诗歌，但里面充满的是无奈，他还是以前的那些作品。我后来看到了他的几篇文章，没有了烟雾和战争，有的是那种平和，但不是韩少功式的大平和，而是有些死气沉沉，没有生机和斗志。
不久楚夫子还是回到了湘乡城，买了房子，他一边做湘潭报社驻湘乡市的记者，一边在家里开设了作文、美术辅导班，一个学期总共有近百名学生。他与我谈起了现在的新概念作文，他充满了不肖，那是什么作文，是误人子弟。我说，但还是有些很不错的。他不肖于这些作文的时候，我就开始怀念他那些充满烟雾的好小说。
贺湘水
在我这批文学朋友中，贺湘水是到石灰窑去得最多的人，我对李师傅他们介绍说，这是一公司的工程师贺湘水。我们班上的所有人等他走后，就在休息室里议论说，不像工程师，倒像个从没有到过城市里的农民。他们一听说贺湘水还是湘乡市最有名气和实力的诗人，就说，这就对上号了，很像诗人，神经质的。
我不知道为什么在工人的印象里诗人就是神经质。但贺湘水在我们所有的朋友中，是最神经质的一个，如果说这就是诗人气质，那么，他把这种气质发挥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
在我的影响下，石灰窑断断续续有七个人爱好过并写过一些文学作品，但坚持写的就我一个人。但可以在石灰窑休息室大谈文学和诗歌的就贺湘水一个人。
我与他坐在休息室东边的椅子上，贺湘水坐在我的右边，李师傅他们几个人坐在另外两条椅子上。我们做完事情已经有三、四十分钟，大家躺在椅子上有了一点睡意。
开始，我与贺湘水在小声地谈着法国现代派诗人波德莱尔的散文诗，但他不断地谈自己的爱情诗，最后他完全抛开了其他话题，直接连续地谈他的诗歌，说自己的诗歌是中国最现代最高级的诗歌，无人可以媲美。为了证明，他转身从包里拿出他的诗歌本来，翻到后面几页，用短小的右手指指示给我看他新写的诗歌，他开始一行行读起来，声音从一开始就很大，越到后面越激扬，声音越来越大。他的普通话里掺杂着湖南攸县的口音，他不仅像个行吟诗人，更像个布道者，他大声宣读着他的爱情悲情过程。同事们的睡意被他的声音驱赶得若有若无，有些人睁开眼睛，看着他读，有些人坐起来。贺湘水永远不会认为是对他水平的否定，在他的思维里，对他的精神所有人只有认同，他认为这么感人的诗歌，无论是谁都会感动。
我从同事的话里感觉到了一些调侃，而贺湘水还以为他的诗歌已经打动了他们。贺湘水的诗歌在我们几个人的诗歌中写得最长。还有最后一段没有读完，我干脆把他的诗歌本拿到我手上说，我自己来看，这样才稍微阻止了他的朗读。我看了不到三行，凑过来的贺湘水，又开始默读起来，我知道，要不了再半分钟他又会大声诵读的。
从我内心来说，我特别感谢贺湘水的这种神经质，如果不是他狂热的诗人气质，一次次点燃我将熄的诗歌热情，我怀疑自己的诗歌追求精神会被那些世俗的事物淹没。
没办法记清楚有多少次，我一下了班，就骑着自行车出了工厂的正卫门，往贺湘水的宿舍里走。他是中国有色二十三冶一公司湘乡公司的技术员，后面我才知道中国有色二十三冶一公司几乎在每个城市都有分公司。
也许是因为他们自己是建房子的，所以贺湘水他们的宿舍房子很大，楼梯间宽宽敞敞，上了二楼，往右转，走廊最尽头右边一间，就是贺湘水的房子。他一个人一间，房子很大，两张床，另一张的主人已经到外省施工去了，四五年，我们就从没有看见过那人。两个简易的书架看上去就是自己用几根木板钉成的，有几块木还没有打制很干净，有些木材是粗糙的。
我是看着书架慢慢变黑的，书零零乱乱地放了两排，基本上是外国文学。窗户开得很大，是四扇的那种，外面是一个大池塘，我们就没看到水池干净过，垃圾一点点向池塘中间淹没过去，开始是水淹垃圾，慢慢就可以看出是垃圾在淹没池塘，还有白色的垃圾漂浮在池塘周围。水是不流动的，呈深青色，一种死的颜色。这是宿舍的后面，墙跟那里也堆满了从楼上仍下去的各种垃圾，五层楼，六七十个窗户天天有些小东西仍下去，时间稍微久一点，一楼的窗户 ，除了厕所门是开的，其他窗户门为了阻止臭气都紧闭上了。这种宿舍我们工厂也有。
贺湘水从来就没有觉得这里脏，他的房间与外面差不多。
可以不夸张的说，在湘乡搞文学的青年人中，基本上全部到过贺湘水的这间房子，我去的次数比较多，在他的房间里，听他大声地诵读自己的诗歌，听他激扬地表达着对文学的热爱。
他大我很多，贺湘水已经三十多岁，他的婚姻已经成了大问题，我们这帮大小兄弟们帮他想办法，终究没有成功。女孩子对他的看法是：人好，不会生活，不懂生活，身上脏有气味，太神经质，自我意识太浓。
有人说是文学害了他。他自己才不信这些。在短短的三年里，我们给他饯行了六七次，他认为是湘乡这地方禁锢了他的发展，他的世界在外面。他去了广州、北京等地，后来去了长沙，在几个报社呆了一段时间。
他在外面完全放弃了他工程师的职业，他依靠体育评论来生活。他是个体育迷，我看过他发表在《足球》《体坛周报》等国家级大报刊上的体育评论，真还很好读，诗歌的味道基本上找不到了，但比其他人写的评论多了些性灵。
最后一次看到贺湘水是在几个老朋友的聚会上，他来了。还是老样子，头发总那么稀疏凌乱地堆在上面，身上的衣服可能还是一个月洗一次，他一进门，就大谈他不写诗了，现在怎么怎么混得好，他所有的话里都是自己，他偶尔会问起在坐某一位现在在干什么的时候，对于对方的回答，他一般不会太认真听，你说不了几句，话还没有完，他又插话来说自己。
那天他走得最早，所有的人都认同，贺湘水现在不写诗，以后永远不写诗，但他永远是个诗人。而对于我与他，可以用类似的话说，无论他与我现在怎么样，他一直是我大哥级的人物。他给过我文学的热情和生活的激情。让我一次次从飘扬的石灰中看到了生活的快乐。没有怨恨和不平。
献身
这个词语突兀而来，没有预谋，是有备而来，没有另一个词语可以准确地替代。
场景一
在她的面前，我全副武装的工作服装扮多少让我有点尴尬，刚把小推车的泥石推倒在不远的一个废料坑里，我一转身，她就站在操纵室的下面，她刚到。
她是工厂技校的实习生，她们学习三年，每年都有三个月的时间到工厂里实习。她与我同一个分厂，但是在另一台电炉的操纵室实习，与我同一个横班。也就是说，不同的岗位和单位，但上下班的时间是一样的。
她穿着新蓝色工作服，白色的衬衣领，勾勒出她纯情的的模样。
她经常过来陪我上班，一起与我做点小事情。
场影二
我们工厂的每一个单位都分甲、乙、丙、丁四个班。每天三个班各工作八小时，另一个班休息， 两天一换。我与她同在丁班，所以，虽不在一个单位，而工作的时间是完全一样，可以一起上班，一起下班。
那天我是上中班，即从下午四点上班到晚上十二点下班，我与她11:00不到就下了班，反正事情都做完了，我与她都骑了自行车，但都没有上车的意思。我们都住在工厂的东边，我们心照不宣的往工厂的西大门走。
我们推着车，出了西大门，上了319国道。
一辆辆汽车亮着白晃晃的车灯开过来，我们陷身于光芒中，什么也看不见，几秒钟后，汽车的速度带走了光芒，路灯的清凉又回到我们的视线里，看得见工厂的围墙和马路右边的农田。
光太多了。
“我们可走小路吧！”
小路是零乱的，给人时断时续的错觉，但还是有着让我们并排推车的宽度。
我们围着工厂的围墙走了大半圈，由西往南几里，又往东几里。到家的时候是凌晨四点。
我不知道在那种年龄，我们都说了些什么。唯一肯定的是，当时我们心中充满了惊喜和激情，但表现出来的，并不是狂燥而是平静的释放着激情，未来是谈了的。
夜、菜园子、菜市场、小卖部、汽车配件厂，一个个似乎极端熟悉的场地，在凌晨的微微光亮中，有种陌生的异样感。它们与人一样，在静的夜的氛围中，它们露出了另一种模样。我们有点象闯进了它们的睡眠中，我们成了它们的一个梦。我们在它们的梦和卧室里走了约五个小时，要不了多久，它们就会在人们的喧哗中醒来，恢复它们的名字：夜、菜园子、菜市场、小卖部、汽车配件厂。
场景三
我们班在人丁旺盛时期，包括实习生有十一、二个，更多的时候就我们六个固定工。
我们一般在下班前一个小时就把事情全部做完，留一个人把这个班的生产情况告诉下一个班，我们把这工作称为交班。我回去反正是一个人，回家也是看书或者睡觉。加之我又是班长，年纪算最小，所以大部分时间就是我留下来交班。
我与她认识后，我就更喜欢交班了，她可以过来陪我，两个人坐在休息室里，感觉很温暖。休息室里的三条椅子都有近十米长，足以让她完全躺下来，我靠坐着，膝盖给她做枕头。不知过了多久，我们没有说一句话，这与以前的嘻嘻哈哈有种莫名的不同。我看着她，我们的嘴唇在靠近，唇无语的交流成为一种澎湃的言语。
门开了，我的第二个工人师傅已经走进了房间。我们两个人象断电一样突然跳开，他呆了几秒钟后，转身走了出去。我们两个人又呆坐了几分钟。
场景四：
工厂又有新通知：凡不住在工厂里的，一律取消其住房权。
在文件颁发的一个星期内我又回到了工厂宿舍，等文件过去一两个月，我再准备搬到一条河边去住。我住在二分厂的宿舍里，房间号是：222。三个人住。
是下午，其余两个人是上下午班。敲门，她走进来，把门关上。她在发抖，我还来不及问。她象位圣女，她站在两张床的中间，解开上衣，一件件解开。裸露着她十八岁的身体。我与她同年。我们交往八个月了，我第一次看到她的身体。那时刚从农村出来的我是懵懂的。我一动没动，我不知道自己应该干什么。
她的表情略带些坚毅。她是喜欢我的，即使是她走出我的房间以后，我还这样认为。我感觉到了。让我看她的身体，是让我记住她的身体，这只是其中的一个连她自己也不确定的理由，她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这样做。只有一个理由我们同时明白：她让我看她青春的身体，她在献身。在她进我房间以前，她应该有过很多次的演练。所以才一进房间，她就开始实施。
一切在没有声音的圣洁中进行。
年少于她的我，还是站着，只是多了一种激动与紧张。
“我们必须分手”。
“分手，为什么”？我还没有从美好的身体中回神。
“对不起”。
“为什么”？我什么都不明白。
直到现在我都不是很明白理由。也许只有两个理由可以成立一点点，一个是我家在农村，条件不如她们家，她家父母反对；其次就是我个子不高，我还是个工人。
陈翊爱
停下手中的任何事情。
我彻底的告别了那段生活？
他的离开，他的追悼会在明晚举行的事实，我知道了，人是生活在某个时间里的。
去了的人，他与我共同走过了一段工厂的时间。我们在灰尘中工作，我们在游戏中笑纳自己的青春。
他在试图进入中年的门槛时，他的妹妹告诉我，他已经是去了的人。
他带走了那段往事。很久以前的昨天的那些树和路，慢慢的滑向我更难以涉足的黑色中。
痛与祝福同在，我与他同在。
祝福与痛同在，他与我同在。
同在。他走的那天是2002年2月21日。
很久不见的日子，我知道他是真诚的想着我的。
陈翊爱，一个我不敢轻易去碰的名字。他的身上承载了我太多言说不名的情感。
陈翊爱以前在我们班上实习，开始的时候，所有的人看他就像看一个稀奇物一样，包括我，他矮得就是一个侏儒，不会超过一米二的身高，头和身子其实是正常的，只是脚太短，就显得身体过分的大。他与同学一起走进我们休息室，他走在中间，其他同学都是女孩子，就他一个男孩子，来我们工厂实习的技校生都是女孩子，男的一般到各电炉实习去了，高温和体力活只有男孩子才可以做。女孩子一般到控制室和我们石灰窑。陈翊爱是惟一一个也是最后一个到我们石灰窑来实习的男同学。他一到我们班上，我们谁都不相信他可以做事情。
但他的同学熙熙攘攘的说他很行的，几个小女孩还在附和着说他什么事情都可以干的。师傅们听出了她们话里的话。
后来我知道了他真的大部分事情都是可以做的，除了一些过强的体力活，也没有人要他去。他在石灰窑的工作一般是在配料室里按开关，只要按焦碳、石灰石和小车的蓝色开关就可以。
他还从配料室楼上走下来推垃圾小车，他一般在只有小半车垃圾的情况下就赶紧下来，把车子里的垃圾推倒到五米处的垃圾坑里。而我们一般要等到垃圾车里的东西已经溢出来了，才大吼一声把车子往后拉几厘米再借着惯性用半口气把车子往前推，小车轮子一碰到料坑的边缘，小车厢就会往前面倾，车子就会翻到料坑里，刚开始倒料的人这时候是最着急的，怕车子完全翻到料坑里去，就会在慌张中想抓住车子，其实这些是没有必要的，料坑边缘的高度正好只让车子的车厢往前面倾斜，而轮子和车身会留在外面，这个时候，只要推小车的人在车子被阻、车厢往前倾、扶手往上翘的那一连续的瞬间，能够用手稍微带点力在每一个环节上就可以，具体怎么带点力、带多少力就没人可以说清楚，要在工作中去感觉。
我们不要陈翊爱倒垃圾车，因为当车子倒立时，长长的铁杆双扶手是竖向天空的，他的个子完全没有办法抓到扶手的，在这些连贯的动作中他没有办法用上力气，就只有彻底的丢开小车，随它去，开始有几次，他把整个小车都丢进了垃圾坑，害得我们跳进去，下面的人推，上面的人拉，才把小车给弄上来。好在我们这个垃圾坑里的垃圾是一些不能烧成石灰的土和混在焦碳里的杂质，没有其他脏东西。
他坚持要倒，他在摸索丢开小车那一刹那哪里用力的感觉。最终他可以倒了。石灰窑就有很多这种事情需要感悟，具体说不清楚要怎么样？就像我带陈翊爱和另一个实习生到震动机旁去拣石灰石。震动机不断地连续震动，石灰从上面你贴着我我叠着你流过去，这时候，我们老一点的师傅就可以从这些流动的石灰中抓出其中一块来，这一块石灰基本上就是没有煅烧彻底的，我们就把他丢出来。
所有的石灰看上去都一样，怎么挑？怎么知道他们里面还有一点没有烧透？
这就需要感觉。陈翊爱拣石灰的感觉出来得比较早。他在我们那里实习了三个月，之后不久，他毕业了，准备分配到我们石灰窑来，当时，从分厂、工段到我们石灰窑，甚至是具体的组，都在讨论这个问题，接不接收他。因为涉及到具体的问题。就像我们班，规定是六个人，他来了，就算一个名额，而他还是有些事情没有办法做的，毕竟个子太矮。上面主要看我们石灰窑的意思，因为事情就靠我们二十四个人做。大家后来同意了。
陈翊爱在石灰窑人际关系很好，他不与人发生争吵，他甚至很多时候还让着一些男孩子女孩子，也可以明显地感觉到不论是他的女同学还是石灰窑的师傅对他还是挺好的。
陈翊爱正式分到石灰窑后，我与他就经常在一起，可以说，在石灰窑，我与他在一起的时间是最多的，我们不仅同时间上班，下班后还经常在一起玩。
他的另一巨大爱好就是玩游戏，在游戏室玩，在家里也玩。他妈妈是我们工厂里的医生，一个善良慈祥的人，他妈妈说话很柔和，她经常要陈翊爱与我一起看看书，写点文章，但陈翊爱不喜欢这些。陈翊爱为了让我上游戏瘾，他连续在工厂大门左侧的游戏厅里请我玩了一个星期的游戏，最后一次他说，这下有瘾了吧，下次想来你就要请我玩游戏。可是我就是没有来瘾，也就没有能够请他玩游戏。
陈翊爱的爸爸话不是特别多，他是我们分厂的负责人，后来我道听途说他爸爸出了点事情，受了点处分，我天生是个极端厌恶官场和生意场的人，我对这些从不过问，太无聊了，你在后脑弄我一下，我从背部捅你一刀，尤其在一个没有游戏规则的游戏圈里，我就一直不去理会所有的官场游戏，与我无关。我从没有打听过他爸爸的任何事情，他爸爸依旧喜欢我到他们家去玩。我依旧尊重他爸爸。
陈翊爱的家在上生活区的最下面，靠近工厂，属于工厂家属楼的最中间位置。出了厂门，往左五十米，就有一条直线的水泥路，路面不宽，但周围很干净整洁。他家就在里面的第五栋，因为楼房太多，结构差不多，我总是记不清是哪一栋。陈翊爱后来指着他们家蓝色的阳台说，就我们家是这种阳台，我这才勉强记住。
他家住三楼，他与哥哥一间房子，中间通过一个床和柜子隔开成两间，他睡的是靠近客厅这边。他哥哥长得特别像早年出道的刘欢，他是我们工厂里最早的乐队成员，是一名鼓手，陈翊爱说他哥哥经常在家里有事没事敲筷子。他哥哥身高一米七，身子骨壮实，一头长发。
陈翊爱的妹妹也有一米五多，将近一米六，长得很清纯秀美，是那种小鸟依人的简单的美，清清瘦瘦的个子。她是技校毕业，也许是我与他小哥哥的这层关系，我对她也有种兄妹的亲切感，很多次我进入工厂生活区，就希望看到她，毕竟很多年没有见面了。希望与她说说话。
就是他的妹妹，在我准备睡觉的一个晚上，我接到了她的电话，她告诉我，弟弟陈翊爱的追悼会明天开。一个完全没有任何预兆的电话，把我彻底的放置在一个黑色的停电的休息室，我听他在说话，陈翊爱与我的声音是那样的亲近。我经常抓住他的手。他以前不会骑自行车，后来他有了一辆很小的女式车，为了学会骑车，他摔了不知道有多少跤。哪怕是后来学会了，也时不时摔几下。
陈翊爱妹妹简单地说，我弟弟前天晚上不舒服，家里人认为他是感冒，送他到医院时，第二天早上就去了。
陈翊爱在我的心目中就是一个永远的孩子，他内心很多想法特别单纯。他有着小孩子的身体和小孩子的想法，但也有成年人的需要。年轻的我们在一起，经常就谈到性爱。
我问他，你有性需求吗？
肯定有。他望着我憨憨的笑。
你与女人发生过关系没有？
没有？
那你与XXX、XXX有过肉体的接触？
陈翊爱对于我这个问题的回答，我记不很清楚，他的回答好象是没有。
有几次上完四点班回宿舍，在路上，我问他，有个女人让你上，你行不。
我们还没有出厂门，两边路上全部是玉兰树，开着大朵大朵的白色玉兰花，香味浓浓的。路上基本上没有什么人。
陈翊爱的回答是：可以的。
如果他真的没有尝试过性爱，我想那是他惟一在世上的遗憾。
陈翊爱，我相信你在另一个地方过得很好，因为我们一直是快乐的。
虔诚地祝福我的兄弟在另一个地方快乐。
摄影师
十年，我到总厂开过四次会。
第一次是五月一号，总厂要我为分厂的劳动模范陈志强写篇报告文学。开会的人比较多，领导也多，我们不断鼓掌欢迎他们发言，我遛出来。
走廊尽头有个平顶，走过去，才看清楚这是个相当于三四间房子的阳台，走廊的天然光线就来源于这敞开的平顶。一架中国最小的五级楼梯斜靠在齐腰高的走廊与阳台垂直的距离之间，那架楼梯宽度比一只脚稍微大点。我是不会踏这么小的楼梯上去，只有那些领导为了风度才踩着细步这么上去的，我两手抓着两边的门框，一跃，上去了。
平顶东西北三面的大树都高过平顶很多，仰望这些树，它们绿得兴奋地往上长，无数大的枝桠与绿色的小片叶子和谐地把天空装饰得错落有致。
稍稍转头，看见平顶西边很边缘的地方上站着一个人，穿一身褪色工作服，浅浅的颜色，证明他是个老师傅，这身工作服就是证明。从他的背影也可以看出他的大致年龄，将近四十的模样。他怎么会突然站在阳台上？我跳上来的时候，上面肯定没人。平顶宽宽阔阔的三五间房子大，没有任何遮掩的地方，一望而明。何况我的位置距离走廊与平顶的通道口就一米，他不可能是从这惟一通道上来。
那个人转身看了我一下，没有变化表情，从西边走过来，经过我身后，踩着那最小的楼梯下到走廊里。他走了不到十步，我听到关门的声音，他肯定是进了会议室附近的某间房。
我走过去，站在那个人刚才站地方，这里与墙很近。
我发现了一个秘密，有一扇门，说它漆成了墙的模样还不准确，应该说是画得像墙。门的颜色与墙完全一样，门上画有红砖，白色的石灰浆在砖与砖形成的流线中特别惹眼。我完全相信漆这门的时候，上下左右是在墙上拉了线的，不然根本不可能与真正的墙那么吻合。要不是门没有关紧，留了一条较大的缝，我是发现不了这扇门的。
把门更大一点的拉开，里面还垂挂着一床厚重的黑色门帘，用手去推，外面是一层塑料，太重了，我只能推开一定的距离，侧身进去。里面黑漆漆的，稍微适应了才勉强看清楚里面的东西，几个高矮不一的三脚架，站在房子比较中间的位置，像三个人随意地站一个位置在聊天，桌子上放着两个大小不一的包，离我最近的那个包，黑色，带子悬了下来，暗示每一只看见它的手，伸进去，就可以把包打开，里面有什么东西在召唤。左边的桌子上并排放着三个盒子，没有盖，敞开朝上，还有一些没有亮的灯，三五只的挤在角落里，这里好象都是一些照相的器材。
有了这一次，我就经常在不同的场合看到那个穿浅色工作服的中年人。
省里的领导来工厂检查，除了总厂领导相陪外，工厂电视台、报社都全程跟拍。我们在宿舍里看电视频道的时候，基本上就是看工厂里的闭路电视台，只有我们工厂自己的职工才可以收到的台。
是晚上，我坐在电视室的前一排看着工厂的新闻。我很小心地看到在领导的右前角，有一个人蹲在那里，举着照相机，他背向我们，镜头对准指手划脚的领导。他出现在屏幕的左角，只有十几秒的时间，但我看见了他，是我们的摄影师。
我停掉了石灰窑的机器，爬上石灰窑第三层，通过一个个小的孔，来判定窑火的情况是上移还下降。我面对窑壁，听到了几声在石灰窑里一般不会有的声音，像一个中乐队里，突然进来几声电子音乐节奏。转身朝下，我看见了摄影师，他刚拍完照片，是按钮声。他站起来，把照相机往胸前移了移。
他是我们工厂惟一一个专业的为工厂拍照片的人。为给分厂一本宣传手册配几段文字，我按照工段领导给的门牌号码，来找他，敲了几声，没人应答。我来之前，就预感到他不会在这，我跳上阳台，找那堵门墙还是比较容易的，自然的与人造的还是有所区别。他好象知道我要来一样，把门帘挑开点，让我站在里面等等。里面灯光比较大，我还不是很适应这么强的灯光。
房间比我上次看到的要大很多，上次那么多的东西全部沉在黑暗中，一言不发，它们肯定看到了我。现在的灯光太强了，什么事物都暴露无一。这是间很不正规的房间，里面的墙像是不断的碰到前面的岩石必须不断地避让，墙是歪曲的。
为什么这样？
墙只能这么砌。
它总是遇到楼梯、屋顶、办公室、外墙，左避右让之后，就砌成了这七弯八拐的房子。这是他第一次与我说话，之后他就忙着把底片一张张分别放在一个个小包里。
里面摆放着三张大桌子，下面有几个洗照片的小池子，房间的所有角落里堆放的全部是各种照片。有的保护得很精细，有些完全像垃圾一样垒在那里，都变形和褪色。像上个世纪的照片。
工厂里从任何一个地方开工挖土、任何一个领导的剪彩，到烧着旺火的电炉、各种文娱活动，到一些花花草草，到高大的厂房，他都拍了照片。
他拍的基本上是黑白照片。
这样我可以自己冲洗。所有的领导喜欢彩色照片。
他对着一堆的黑白照片冒出这句话。
房间里凌乱，但没有一点灰尘，随便拿哪里都是干净的。就像他每天穿的浅色工作服，虽然有些地方旧得都出了纱，衣角上还有两个小洞，可能是洗衣机洗坏的，但衣服是绝对的干净整洁。
他的办公室与工厂里其他办公室一样，靠墙摆了两张桌子，上面放了几十份文件，报架上有我们《铁合金厂报》和一份党报《湖南日报》。
我想顺便找找有我们石灰窑的照片，他说没有正式照过，只是有四个领导以它为背景拍过一张。那照片可能是领导拿走了。我们又去了那间房子，终归没有找到。
后来，我们在下班的时候遇上，他从单车前面的篓子里拿出一个信封，里面有几张拍了石灰窑下半身的照片和石灰窑的一些资料。
就这些，他说。
周香
（一）
她喝了很多酒，从医院里跑了出来。
我们是同一批进厂的，她还算漂亮，她的丰满是我们几个人把她抬回医院时感觉到的，
我们都感觉到了。三个男同事、二个女同事都是二分厂的工人。
（二）
她死了，在老家。
五个小时后，我们来到了她家，一个有很多大山的的农村。
她喝了农药，把自己关在从小长大的屋子里。
（三）
他的男朋友没有去看她最后一面，她完全是因为他才死的。
他是二分厂一名电工，他害怕周香的父母和亲戚的责难，他始终没有去。要是我，打
死了也没关系。
她的父母不同意他们交往，她就自死了。
（四）
她的棺材停放在她家房屋地坪前面的田里，由两条长板凳架着黑红色的棺材。
乡里人都这么说，死于非命的女孩子，不能把尸体棺材放在客厅，也不能在客厅里做“道场”。
我们要见她最后一面，我们七个人关系是比较好的。
乡里的人认为没这必要，就说出一个假风俗来：要打开棺材看人，只有在夜里十点以后。
我们就按照他们说的做。
那夜很黑，没有一丝光亮，完全是黑的，整个乡村象一个黑色的湖。
一个女孩站在地坪边，左手提马灯，右手拿手电筒。我与另外四个人，各站一方，把棺材打开。
她，一个十七岁的女孩，静静地躺在里面，空间很窄，意想不到的窄，有红、白等布包裹着她。她一脸的安详，我们象偷偷的溜进她的卧室，看她睡觉的模样。唯一的不同，只是脸色白得彻底。
她舒适的躺着，我们无法达到的时空。
把盖盖上，有点怕惊醒她，让她安安静静的飘走。
我们在她曾经的房间里，围着火，守了她一夜。守了我自己一夜。
（五）
一年后，我与她的妹妹，一起到过她的坟前。她十八岁了，土堆上面和周围长满了草。
她位于水库边，青山绿水，倒是一个独特的好地方。
我在她坟上捡了两颗小石子，放在书架上，一直放了很多年。
她肯定在里面也看了我，神秘的事情，谁能说清？
陈芳
到今天为止，陈芳是我第一位也是惟一一位手把手教过我知识的师傅。
我们坐在二分厂的教室里，课桌是新的，木材都是原木那种新鲜的白，只是到处缺胳膊少腿的，是工人上课没有事情做的时候，就用各种工具来玩桌子。这是工厂子弟李志勇告诉我们的，他说，他哥哥就在坐过的十多张椅子上刻下了德国纳粹的标志。他还说，他哥哥曾经在上课的时候把一张课桌给烧了，老师开始很严厉，后来，他哥哥理直气壮地说，因为他的同事把日本的国旗刻在课桌中央，他说他很讨厌日本大部分人那种死不认错和猥琐的形象。结果是我们最担心的，因为在课堂里突然冒出了浓烟和大火毕竟影响太坏了。后来，那老师说，因为你们都是工人，要我哥哥下次不要这样。最后那老师还说了那个刻日本国旗的工人，说他什么不可以刻，要刻这些。
我们几十个人坐成六排就这样胡说八道地培训了半天。
我的座位靠窗户，我就喜欢坐临窗的位子。
教室外面是两个巨大铁皮桶子，有三层楼房高，里面冒着白花花的蒸汽，六跟管子从桶子的不同位置拉出来十多米，在教室前面重叠着一起转弯，不知道通到哪里去了。后来才知道这是供应澡堂的蒸汽。
桶子里不断发出咕咕的声音，白色的气体一阵阵腾起。
我来工厂已经一个月了，以前是在工厂生活区搞军训。今天是第一次真正的进厂，才正式开始我的工厂生活。我们八十个人中，大部分人不知道自己会被分到一个怎样的单位。我根本就没有考虑工种问题，只想到终于要成为一个工人，一个可以自己挣钱养活自己的人就高兴。
在我们村子里，能够进城当工人的没有，尤其是这种大型企业。经常有人说我们工厂厂长比湘乡县县长级别大，他们是不可以管我们，工厂属于中央冶金部管。谁大谁小对我不重要，重要的是我马上有单位工作。
培训技术，老师说等会有各单位的负责人来领我没走。
我们在等着被人领走。
我与谭泉、罗成三个人是这次进厂年纪最小的，听说也是工厂历年来最小的工人。我十六岁不到，其余两个比我还小。也许是刚搞完军训的原因，我们三个人整齐地跟在来领我们人的后面，我走前面，铁轨上全是石灰，我们的黑色皮鞋马上变成了白色。宽阔的厂房下面是一堆堆青色的石头。我们横着在两个料坑中间的一条水泥墙上走。两边的石头高出我们个子的三倍。我两边看看，真不知这些小石头是怎样堆上去的。
领我们来的人已经推开不远的一扇门，我们隐隐看到了里面的人，门打开着，我们三个谁都不肯先进去，最后有两个理由应该是我先走，我比他们大，他们说刚开始是怎么走的现在就怎么走进去。
我第一个走进石灰窑休息室，他们跟在后面。里面坐了好多人，我根本不可能看清楚他们，就赶紧找个坐的地方，因为带我们来的人说，随便坐。他们两个人也跟我坐在一起。后来他们俩就成了我在工厂里为数不多的走得很近的朋友。
我被分到石灰窑丁班，师傅就是班长陈芳，他还兼副窑长。后来老窑长退休，他就理所当然的成了正窑长。
他不适合当官，因为他没有领导的魄力和那种惺惺作态的老练。我们很多人都弄不明白，一个与领导搞不好关系的人，一个喜欢冲动的人，一个经常与年轻工人混在一起打牌，又经常输，输了还请到家里喝酒的人，怎么会当上窑长。
但把石灰窑的二十四个人一排，想想又确实没有比他更适合的人选，他不仅有资历，而且技术又好。人又不坏。
师傅陈芳嗓门很大，喜欢叫人不断地做事情。尤其是停产期间，四个班的人不倒班了，就一起每天上白班，大家闹哄哄的，他就喜欢今天这里做点事情，明天那里叫我们去做。这个时候，以前与他同班的，我们班上的文映就喜欢开他的玩笑，美眉效应在师傅陈芳身上经常得到体现。她说，陈师傅，你一次说了，我们这两天都要干些什么活，我们今天上午干脆把事情一次做完，下午就到你家里去会餐。每人凑份子。其他美眉工人附和着，还会盲目的夸陈师傅很会体贴人，是我们石灰窑的好窑长。这样一折腾，事情就这样定了。事情也很轻松地做完。
美眉们与师傅陈芳的关系是那种绝对的朋友和父辈的关系，她们才这样明目张胆地在他面前撒娇。我们同事十年，这个我保证他的纯洁性。
在后来的接触中，我隐隐感觉到他其实是个很喜欢安静，但他又害怕安静的人。
石灰窑他是家长，我们是成员，这是事实，我们每个人都发自心底的认同，并且做到了，这一点完全区别于那些所谓的企业文化说的空洞的家的概念。我们就是一个自然的家。
上料工作场地最里面的机房里，灯不是很亮，他转身才两分钟就拿来一个白枳灯泡换上。这里的灯不可以熄，要一直开着，要让上面配料的人清楚地看见里面。他已经是第三次跟我说，钢丝跑槽了，你第一步要做的是自己赶快按开关停了小车，之后拉电闸，让上面的配料员按不动开关，再把钢丝调回到槽里时，一定要配料员下来配合，不然会有生命危险。石灰窑的所有工序我都是在与他有关的情况下学会的。
很对不住他的是，我经常与人说起师傅陈芳的时候就说一个很让他恼火的故事。
我们上白班，中午不到，是人精力较好的时辰。石灰窑引风机坏了，我们开始工作，以前开动引风机，工作场地里到处都飘满了薄薄的白色石灰，现在可好，引风机坏了，所有的灰尘一点不剩地飘满了工作的所有场地，开始还看得见人，随着工作时间的累积，灰尘也在累积，慢慢的我们看不见站在对面三米外的人。因为是大生产期间，一线要大量的石灰，所以，我们没有办法也要工作。
实在没有办法工作，灰穿过两个口罩进入口腔，我的喉咙闻到了很厚的石灰味道。要做的事情都看不清。有人与师傅陈芳去说，没有办法工作，他把口罩一拉，大骂，再坚持十分钟会死啊。我们坚持完十分钟出来，完全成了石灰人，身上任何一个地方都是厚厚的石灰。那次创下了一个记录。我们班上六个人站在外面，像六堆石灰。师傅陈芳一身灰的想去喊钳工来修理，正好那钳工经过我们石灰窑。师傅陈芳大声叫他过来。对方说要去一线三号电炉，没有理会陈芳。
一线一线，你们其他钳工死哪里去了，你给我到这里来。师傅陈芳有点来火了。
你们这老弱病残的单位急什么急？另一个来的钳工附和着。
师傅陈芳一急，冲了上去，什么？你说什么？老弱病残？
你这个猪X的还要打人？
钳工开始骂人。
你这个X猪的，再骂，老子真打了。
师傅陈芳虽然身子骨不强壮，但有一身的力气,打两个人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师傅陈芳真的与他们两个人打起来了，我们五个人以拉架不要打的名义拉着他们的手，让我师傅陈芳好好的凑了他们几下，然后拉开他们三。
后来，打架的事情我们没有怎么提，但陈芳式的“倒式骂人法”成为石灰窑的经典。
你这个猪X，
你这个X猪的。
我X死你的娘，
你娘X死我？没有那本事情。
以次类推的骂人法，在我们工厂流行。
我与师傅陈芳每天上班都在一起，直到他当上了窑长我们才分开。因为窑长是每天上白班，而我是要三班倒。我们表面的疏远不是从分开开始的。而是后来，我们石灰窑又进来一批新工人，他们六七个人经常在一起打牌喝酒，而我这两方面都是不沾边的。
我与师傅陈芳表面在疏远。我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我们在一起六年，我了解他，他了解我，从我每次有工作上的失误时，他看我的眼神可以感受得到，他把我当很亲的人。这么多年，我一直没有对他说过什么，但在我心里我知道，我一直把他当长辈和最好的朋友，是一辈子的亲人。
我想给师傅陈芳画个像。
头发，稀稀疏疏的几百跟，很细，微卷在头的后半部，前面光秃。一身浅灰色工作服（上下班都是），一双永远没有新过的工作皮鞋。一眼的单纯和直率。
刘卓
刘卓是一个双重性格的人，这是在我写下她这个名字之后突然想到的。
她刚分到石灰窑的时候，与我是一个班。她眼睛大大的，谈不上漂亮，但长得有个性，脸上的皮肤长得比较蛮，但还是细腻的那种，只是有种蛮的感觉。在我见过的女子中，没有一个有她这样的皮肤，她刚中露出柔。
在所有工作过程中，刘卓都会穿戴整齐，安全帽防止脑袋受伤，厚重的工作皮鞋是保护脚的，她把浓密的黑色头发藏在披肩帽里，不让灰尘沾上去，口罩是每个石灰窑人都会自觉戴的，没有口罩，根本就办法工作。每次看到她一件不纳的穿戴上，我就想笑，她越穿戴整齐，越不像我们里面的一员，总觉得有些地方别扭，不自然。这个时候，她就取下安全帽对我们做出威胁的样子，不让我嘲笑她。她虽然皮肤有点蛮蛮的，但性格是那种柔的女子。
做完事情，我们几个小伙子，都是迫不及待地跑到外面，恨不得一口气把身上所有的东西赶快拔光，把安全帽摘下来就往地上一丢，几乎是突然之间，安全帽滚得到处都是，我们几个人的安全帽顶全部是砸坏的印痕。我们拼命地挥舞着手中的披肩帽，拍打得到处尘灰飞扬。她总会最后一个从工作场地不急不忙地走出来，她绕过我们打灰的地方，一个人站在风的上游，一件件不急不慢的解除掉，她把安全帽取下来放在稍远的一块铁板上，把头轻轻后仰，把披肩帽的带子拉开，用右手抓住帽檐，由前往后地把帽子摘下来，她的黑发露出来了没有一点灰尘，她再一粒粒解开那件青灰色新工作服扣子，很小心的衣服脱下来，里面她穿了一件不是很抢眼，但也还算好看的外衣。我们几个人才不会这样麻烦里里外外穿几件。她甩着工作衣上的灰尘。之后，再用衣去拍打裤子上的灰。这个时候，我们的清理工作早完成了，而她才开始。从来就没有看到她急过，只看到别人急她。
她妹妹无论从相貌到性格与刘卓都不相同，她妹妹更柔一些，不是这种慢性子，属于那种聪慧型的女孩子。她妹妹在湘潭读书，经常到我们石灰窑来玩，与她姐姐一起上下班，班上的人就要她叫我姐夫。看得出她对我是友好的，这个时候她总是笑。
我们约了很久要到刘卓家里去玩，终于等到了大家都在的一个时间。
师傅陈芳一听刘卓说她家的位置，就说曾经到过她家附近钓过鱼。他夸大口说，可以找到她家，要她提前回去告诉家里人我们会去玩。
去刘卓家的主要是我们班上五个人，加上已经是窑长的陈芳、几个实习生和另外石灰窑几个与她玩得好的男男女女。还有一个是与她同时进厂，同时分配到我们石灰窑的女孩子，她们住同一寝室，我们经常在一起玩。这么一下来，我们的队伍大概有十一个，每个人骑辆自行车，浩浩荡荡地从工厂出发。
穿过县城，往东方向走。刘卓家住东郊。出城三公里左右，陈师傅带队，往右拐进一条还算可以的乡村级公路，沙石路面，干净得没有泥巴和灰尘，从一条铁路的桥洞下穿过，陈师傅说，这是一个去刘卓家的标志之一。还是往右，出现了一个小型水库式的发电站。这里立刻开阔起来，附近没有一栋房子，没有人就没有脏的东西进入我们的视野。到处是发黄的草，浅浅地铺满了整个河床和河堤。外面是大片的稻田。没有人真好，我的感触又来了，文映用她一贯的口气说，那你不是人，你今天是到你岳母娘家去，买了什么东西。
大家借着这个话题开着我的玩笑。我与刘卓表面上从来就没有谈过什么爱，但内心我是喜欢她的。她是我们石灰窑惟一一个还喜欢文学的女孩子，是我惟一一个还可以交流的人。她也经常借我的书去看，《朦胧诗选》《北岛诗选》，我还极力向她推荐过《日瓦戈医生》。她都读得很认真。我们经常在一起，还有很多次单独的机会，我经常上她宿舍去吃饭。
她住下生活区，房子就是我刚进厂住的那一栋。她住五楼，窗户靠马路。晚上，我总是可以站在马路上就可以判定她是否在家。白天，有时候我就站在窗户下喊她，她的回答稍微带点嗲声，我可以感觉到她是从房间那头跑到窗户边来看我们的。“上来吧”。我们慌慌张张的骑车快速离开，因为我们站的位置是这栋房子的西边，几十个窗户都朝向这边，经常有人往窗外泼水，我就不止一次亲眼目睹着几个人被上面泼下来的水活活浇到，浇湿了问题不大，重要的是谁知道上面倒下来的是什么水，可以设想，完全干净的水，是不可能泼掉的，那就可能是洗脚水？洗衣服的水？洗碗的水？反正是洗过东西的水。可幸的是，我们从没有被淋过。
那次我们到刘卓家玩到快天黑才回厂。那次我们大家是很开心的，也就是那一次，我知道了我的身高是个问题，因为我从小到大就从没有怀疑过我身高的问题。刘卓事件过去没有半年，我又忘记了我的身高问题，我总认为自己虽然不是很帅，但绝对在中等之上，另有一种气质，这是我真实的想法。但终究这只是我的想法而已，与现实的距离还是很远。刘卓的爸爸，是从我们二分厂退休的老师傅，他们家就两姐妹，一切按老规矩，姐姐刘卓自然而然地顶职进厂。刘卓的爸爸她说，小唐人不错，又爱学习，又有长进，就是身高不理想。
这个“就是”彻底地断送了我与刘卓的另一种可能。在她那房间里，就我们俩，在我们没有过开始的情况下面，就正式结束了我内心的那种喜欢和爱意。分别之前，她主动拥抱了我。我的眼泪出来了。
不久之后，她找了我们工厂里一个画画的青年，个子肯定比我高，当时的他在我们县里小有名气，并且他还在我们的一文化部门做兼职的设计。不久之后，他们结婚了，那男的有一套父母给他们的房子，他家是县城里的，不象我家在农村。我还是很高兴，毕竟她找了个还不错的男人。不久之前的一个晚上，在我完全没有料到的情况下，刘卓给我打了个电话，说他想来我这里，我问她怎么？她在哭。哭得我也很伤心。我说可以的。
后来，她终究是没有来。
这么多年了，我像想念我的所有工人同事一样想念着她。她是我一个在没有入睡，就宣告梦已经结束的梦想。
女一号：与迎春花相关
场景一：
在总厂的团员通讯会议上，第一次见到她，她是工厂职工大学的代表，她与众不同的是那一头天然蓬松的丝丝弯曲的头发，用一根短短的蓝色松紧带扎着，不怎么说话。会议室是在总厂的中心，也是总厂的第一主要办公楼，厂长、书记等要职部门分五层，各个办公室里的人都是我们所羡慕的。
场景二：
出宿舍，一百米，一个小斜坡，我上下班的必经之路。
初阶段的她，我只记住了她在我自行车的左侧，在斜坡的加速中，她一次次背着书包，在斜坡下往上走，我们相向而行，只有一瞬间的交叉，自行车的速度在加快，她步行的速度在减慢，就在这种快与缓慢中，我记住了她。
只有一次，她在上坡，我在后面看见了她那一头具有特性的头发，我在她身边下了自行车，我的速度与她相等，我第一次与她同速度同方向的上坡。
时间是缓慢有致的，只是我们每个人都被不同的方式加速或缓慢。
“你好”。
“你好”。
“我们认识”
“对”
我们在另一种环境中的认识改变了我们的生活。
以后，我们又有了几次相等速度，相同方向的机会，从职工大学到斜坡，到她的家和我的宿舍，中间是一大段的马路，两边生长着苍郁的法国梧桐树，树高大，两边的树枝经过打剪，都向马路中间靠，形成一个天然的绿色马路屋顶，路右边是工厂家属宿舍，称为上生活区，八十多栋房子，新旧不一，格局基本是一样，每栋六单元，每户一个小阳台，两室一厅。高矮控制在六层，只有西北角的一片房子有所不同，是五十年代德国专家设计的八栋房子，四层高，没有粉刷，红砖露在外面，白色的石灰浆在细小的红砖中形成一根根线条，很多年了，一直好看。
上生活区住着近400户工厂家属，马路左边是一大片农田，属于梅坪乡，一条污水渠道穿过田地。工人对梅坪乡的人没有太多好感，说他们不讲究，脏、懒。工人也经常与他们打群架，多少年影响了一些感情。实际上问题的根本落在一个钱上。梅坪乡的很多地方与工厂接壤，说水污染了他们的田地，烟尘害了他们的菜地，等等。
我与她走的这一段马路，就是一条分界线。
场景三：
她敲门。
我的单身宿舍房间里光不是很亮，我住四楼，顶层，与一位老师傅同住，他的妻子在醴陵县，一个以产瓷器出名的地方，也产花炮。他的妻子和一儿一女都在农村，家里就经常自做花炮。他经常回家探亲，一个月要回去一个星期。她来的那天他回去了。
我当时也买了一些书，分两个地方堆放着，书桌上一排，床上一排。她很漂亮的翻着我的书，我一直认为她很漂亮，只是个子不高。她性格很好，无论是在享受快乐还是在承担痛苦。她的性格让我觉得她很美，一个安静的女孩子。
我们坐在光线并不是很亮的书桌前谈话，美妙的文字，在当时真是美妙。没有后来对的清醒、沉重和轻松。那时的美妙中，最主要的是有一股激情，不是酸。
我说了，我只记得她神形的线条，交往了这么久，她的话、我的话，一句也没记住。但她很清晰、很丰富的留在我的记忆中。
我不得不相信，人的声音在记忆面前，在时间中，是毫无可取之处的，没有意义的。声音被时间轻而易举的抹掉，不留一丝痕迹。
声音只是当时试图深入对方的手段，实际上，没有手段同样可以进入对方的生活。
当声音成为表白、燥音和真诚的假象声，我就开始厌倦声音的一次次重复，久而久之，历经一定的阶段，这种声音的厌倦就成了厌恶。
如果说声音是有效的，那为什么？她的声音我没有记住，哪怕是一句也没有留下来。只有她的神、色、形、气，并且一切是那样活灵活现，甚至是有色有香。
声音是时间的第一个弃儿。
场景四：
她身体不是很好。
在白色的医院里，我抓住她的手，她心脏病突发，是因为我们一次剧烈的争吵，那时我们两个的生活有许多部分是交接在一起的，互相影响着对方，我们各自保留的生活已并不太多。
她不想告诉她妈妈，她妈妈多次警告过她，暂时不可以交朋友，因心脏有问题，要平静的学习生活。
针一次次扎进她的静脉，当时我们去了湘乡市比较正规的医院：湘乡市第二人民医院。
回忆那病房，并不怎么光亮洁白，甚至有一些阴影和黑色的脏，也许是痛苦和心急影响了记忆的光亮。记忆同样是一个时空，有具体的事物，只是这些具体的事物在实践中，不再具有可触摸性。它们只是一些符号，摆设成一个可以分辩场景的道具。
我们看见记忆，也必须有光。记忆的光就是思想和心情。那天我们两个人的心情极端复杂，我只有一个念头，只要她心脏病突然死去，我一定不活，并想好了怎么死：抱着她一同跳涟水河，从桥上往下跳，不再浮起来。四天后，她出院了，医生说以后要注意，不要要死要活的。
场景五：
她妈妈到我房间里来时，我已经搬了宿舍，住在一栋与稻田相距不到十米的小楼房里。
从我见到她妈妈第一眼开始，我就感觉她妈妈的硬和冷，绝非软弱之人。她父亲是从另一个单位调过来的，一看就是那种明事理，但不太管事理的中性人，不刚不弱。
她昨天晚上一个人爬起来，拿了一把长剪刀，就往屋子外面跑，她妈妈说，她昨晚想自杀。实际情况是，她是听了妈妈唠叨了一个下午后，她一个人关在房间里，又闷了一个晚上。到凌晨两点多钟她还没想通在我与她妈妈之间的选择，她就想一死了之，她妈妈夺过剪刀，就以为她在梦游。
我对她妈妈一句话特别深，“我没想到，我养了她二十年，还不及你与她一年的感情”。这句话有一点像一部电影《兰陵王》，从上集到下集，对话特别少，几乎全靠肢体语言来表达，主演是以孔雀舞闻名于世的表演艺术家扬丽萍，她们用身体语言求神去魔，求情达意。从表面上看，许多艺术家在她们的初期阶段，都是有章可循，有物可辩可触，可越往后走，艺术家就进入了一条玄而神秘的河，无象无物，无形无体，只有意会的观赏性和冥冥中的共鸣。
她妈妈这一句话，把我与她女儿的其余声音全部取消，只留下这一句。她妈妈的话、我与她的生活、她姿媚的线条构成了我们的那一段生活。
后来，我远离了她，一个偶然的机会，我看到了扬福音不同于以前的美术作品时，我几乎是顿醒，口中直呼他为大师。各种女人的神、形、气都在他随意的线条中起伏成形成色，种种线条都是对女人的感觉，线条在生活中呈现，突显出来。生活是他画的正面，反面是过去和明天，扬福音去掉的是生活中繁杂的琐碎的共同的生活细节，留下的是大写意中的小写意。
———那么一根线，就是人共同的记忆。
从千万种丝弦中，挑离出几跟细微的线构成块，包容着千万年的生活，这需要一种境界。
结尾：
我与她后来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从没有过说分手，两个人就在一种至今我都不明白的原因状况下，越走越远，远得她的生活与我很陌生，回到两个不再相干的世界。
王兰
不论是湖南铁合金总厂还是它的所在地湘乡，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和九十上半叶，那地方干净得像座村庄，所有道路两边的玉兰开着清香的白花，早起的贩卖蔬菜的人，天蒙蒙亮他们就从城市的各个地方走进菜市场，城市的居民或者是从农村进城不久的农民，他们都在用劳动经营着每一天的快乐。不象现在走进这座城市，麻雀虽小，但里面蕴涵了所有大中小型城市所具有的淫乱的功能场所，霓虹灯在夜晚分外显眼，货币就在这些灯光的屋子里通过男女的交配（不再为生育）而流通，今天似乎是一个肉体狂欢的年代，在狂欢的长假里，谁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回到平常的日子里。经历了狂欢的肉体节之后的我们——人，状况与以前相比我想是有益的。我相信我们的呼吸会有那么一天平息下来。日子可以比我生活的上世纪更干净平和。只是需要一长段时间的磨砺。
王兰是我曾经的女朋友，也是一个试图结婚的对象。知道她的名字是从贺湘水和楚夫子口里，他们经常说起她，楚夫子想办法在撮合贺湘水和王兰他们成一对，每次聚会我们也会为贺湘水打劲加油。可情况一日不如一日，后面听说到了王兰不开门不让贺湘水进去的地步。楚夫子证明了这件事情的真实性，说王兰一再重申她们只能是普通朋友，再这样，连普通朋友都没得做。果然，后来在贺湘水的再次表白之后，她们已经不再往来。半年后，贺湘水已经与另一个女孩开始了他所谓的爱情长征路时。我很偶尔地认识了传闻中的王兰，她完全不是贺湘水他们说的那种泼辣的女孩。
她是我的女朋友中惟一一个没有去过我们石灰窑的人。我与她说过很多次，希望她去看看我最喜欢的给予了我太多快乐的石灰窑。她一直没有去，她认为她爱的是我，与其它无关，但我真希望爱我与石灰窑有关，因为那里弥漫的白色灰尘，是纯洁干净的，我喜欢这种干净的快乐和直接。没有任何的暗斗，什么事情都是摆在两个人或者是台面上来说。不象所谓的很多“知识分子”，他们表面笑呵呵的在与你聊天，在关心你的生活，而实质上对你深怀嫉恨，他们的计谋已经在这种微笑的后面实施。很多年以后，我就亲历过这些事情。而在我们石灰窑不存在这种情况。有意见就冲天而说出来，有时候甚至做打架状。说完之后大家还是朋友。
王兰终究没有去过石灰窑。她知道大致的情况，毕竟她爸爸是工人，她也经常到她们自己的工厂里去，知道工厂一线和二线会是什么样子。她从未看到过我满身灰尘的样子，每天我都是穿着干净的衣服去上班，到了工厂再换上工作服，到下班之前洗澡的时候，我就把工作服往水龙头下面一丢，把水开到最大，让水冲击着衣服上的灰尘，再用脚使劲地踩几十脚，洗衣服的工作就算完成。
从我们工厂到她们工厂要经过很长一段路，王兰是那个工厂医院里一个不错的医生，是名牌学校毕业的大学生，我不愿意穿着一身灰尘仆仆的工作服让她的领导和同事碰到，我不认为穿工作服是丑事情，但我在外面可以穿得干净和稍微时尚一点。
我昨天上的是四点班，回到她那里的时间已经是十二点多，两个人一说话，就到了凌晨两点多才睡着。起来的时候已经是上午十点钟。他在桌子上给我留了张字条：保温壶里有热牛奶，桌子上有我刚在食堂里买的面包。你好好睡觉，中午我回来做饭。
吃了东西我就再也睡不着了。我把昨天没有读完的《浮士德》拿起来重新读，我不知道为什么，这部长诗我以前跟本就没兴趣读下去，而现在就像读通俗小说一样一个字一个字的读它，还做了一本厚厚的笔记。
中午十二点不到，她就敲门回来了。我们一起下楼，这是她们工厂里唯一的一栋公寓楼，她是一个人住，但里面是没有办法和不可能做饭菜的。我们就在她家里做。
说到她父亲，是我最内疚的一个人，他是一个善良的老工人。王兰的父亲已经五十二，到了退休的年龄，但他就两个女儿，王兰是他的小女儿，大学毕业就分到了工厂医院。问题就出在他二女儿身上，我叫她姐姐，她已经结婚了，并且有了一个儿子，工厂政策是顶职子女必须是没有结婚，因为儿女的户口是跟妈妈走的，如果让她姐姐顶职，工厂不易于还要把她儿子的户口一起迁过来，这就多占了一个城市户口名额。王兰爸爸的老伴在十多年前就去世了，他很希望大女儿进城，那就他没有什么遗憾，今年是她父亲在争取努力的第二年。看来希望还是少。
我们回她父亲家正好要经过菜市场，我们就在市场里把菜买好带回去。
王兰以前与她父亲的关系极端恶化，已经到了父女不说话的地步，原因主要是父亲找了一个后妈，王兰很不喜欢那女人，甚至与那女的有过正面的交锋，她父亲肯定在姿态上站在那女人一边。我反复跟王兰说，你父亲那么好的一个人，最亲的人肯定还是你，他的话是站在你的对面，但行动你们终究是一个人，你是他生的。王兰与他父亲还有很多有意见的事情。我是个把人生看得很短暂很突然的人，一切事情都可以在不可意料中发生，所以应当与所有人为善，珍惜亲情友情，尤其是对父母，我们在长大，而他们在一点点衰老。
自从我与王兰相处以来，她不仅与他父亲非常和睦，而且与她那还没有进门（但已成现实）的后妈也开始说话。我与王兰交往以后，几乎与我的所有朋友没有了往来，一次，因为远在衡阳的文友叶口到了楚夫子的宿舍，我去了，那天聊得兴起，王兰突然在外面大声叫我，她已经不是生气，而是在发怒，整栋房子的人都听到了，楚夫子他们叫我马上回去。王兰是关心我的睡眠问题，但我那天确实生气了。从那以后我们的关系有了阴影。
当然感情上的事情不是可以用事情说清楚的。我第一次向她提出分手时，她晕倒了，马上送她去医院，医生说了她的情况，说这很危险。吓得我不敢再提。我想找个她心情好的时候再说。
后来我们还是分开了。她是我很内疚的一个女人之一。
这篇文章我为什么要在最前面写一段“肉体狂欢和放纵”的内容，我是有原因的。我与王兰相处一年多，但我们没有发生过性关系，我这么说，并不是想说这样与高尚有什么关系，不要认为我是在故做姿态，或者怀疑我有生理毛病。我想说的是：“没有肉体的狂欢和放纵”的我们依旧幸福健康。
有一点我是相信的，在我们经历了：没有肉体的狂欢和放纵，到肉体的狂欢和交易，再到后来的肉身和精神的平和。这几个阶段过后，我们会更健康的。我希望现在肉体的狂欢快点过去，包括所谓的绝对的商业现象而与心灵相距甚远的文学艺术，也告别商业的狂欢，行进到自然社会的艺术本身里去，告别过多的商业。今天，还有很多我们需要告别的事情。
我感谢我有个健康的工人身份。我不会与工人身份告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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