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艺术

 唐诗，当我们说出这个词时，我们不禁要问，它出生何处?它是什么样子?它从哪里来又到哪里去?犹如长江黄河是从最初的一滴水开始的那样，唐诗漫长的故事(或出生)也有一个开头。

    第一声唐音是从隋末卫州黎阳的一株神秘之树奏响的。黎阳城东十五里处，有一户人家叫王德祖。相传这一年，他家一株林檎树生了一个巨大的瘤子。三年后，这瘤子朽烂了，德祖见状，将那裹在瘤外的树皮撕开，其中蹦出一个孩子来。德祖大惊大喜，当即收养。这孩儿长到七岁时，突然开口问道：“谁人育我?复何姓名?”德祖指点院中树木并告之为林木所生。遂得名王梵天，后改为王梵志。

    从那株树开始，我们首次听到唐诗中王梵志预言家式冷酷的声音；接着是寒山忽东忽西的狂言，再接下来是王勃彗星般短暂的清歌、苏味道的小杰作、宋之问的小忧歌……接着是更多的声音，更多的样子，更多的道路，更多的光。而其中最激动人心的是陈子昂那近乎天人的歌声。他在幽州台发出了真正意义上第一声具有开国气象的浑厚力大的唐音。初唐的光荣由此在他手中完成了，唐朝的大道也从此被最初的青铜之光照亮了。

    接下来，唐诗的天下被三分春色：一分为仙，一分为圣，一分为佛。马蹄在嗒嗒地响起，当李白已在长安城笑傲江湖、狂歌痛饮，过着他飞扬跋扈的诗仙生活时，盂浩然仍在鹿门山或醉卧松月或怀愁独行。而杜甫刚以少年天才的文名出入于岐王李范的华宅。在那里，这位“开口咏凤凰”的小诗人正安静地听着闻名帝国的歌唱家李龟年的歌声，也许在座之人都没想到，这位少年日后会成为“暮年诗赋动江关”的一代诗圣。几乎与此同时，另一个奇迹出现了，老王维写出了《辋川集》，“世界被创造出来，实质上就是为了达到一本美的书的境界”(法国诗人马拉美语)。《辋川集》所达到的美的境界是中国精神中最宁静、最自然的部分。它所定下的标准从此成为中国诗歌的—个标准。如果说李白是仙人，只在天上飞；杜甫是圣人，只在地上走；那么王维就是佛与美的化身。

    在经历了仙、圣、佛的“三国演义”之后，开元盛世也随之落下了帷幕。然而盛唐之音并未就此中断，王维、孟浩然依然后继有人，韦应物、刘长卿等辈承传其香火并续步其淡泊宁静之后尘。白居易(一位了不起的人物，笔者至爱)、元稹、韩愈等辈也沿着杜甫辟开的大道各发一枝鲜花。元、白为老杜的新乐府正其大名，韩愈则全力采摘老杜的语言，并从其古诗中蜕变出之。这时虽有“大历10才子”的伤感，以细致之笔反盛唐伟岸高华之气，但终由于其成就不高，无法代表中唐之音，仅学了点王、孟的皮毛，无多大独创性。真正属于中唐自己的声音还须时日，直到孟郊、贾岛的出现，才以其瘦骨清寒、硬语盘空的诗格，别开出一个小生面。闻一多曾说孟郊的诗有一种陀斯妥耶夫斯基的味道(说得很怪，笔者厌恶)。但二人绝不能担当中唐的重任，中唐的大旗还得等另一个人来树起，他就是李贺(已成神话了，又觉无趣)。这位身体细长、青春早逝的诗人几乎是在诗中自铸语词，并独创一个传统。纵观中唐，虽未出现巨人式的人物，但仍是诗家辈出，其数量之多，不可不谓群星璀璨也!

    世间万物，有兴必有废，有生必有死。当唐朝结束之时，自然也是唐诗寿终之时。但最后的歌声总是瑰丽夺目、催人泪下的，在“梦里不知生是客，一晌贪欢”的晚唐，当杜牧这位“嗜酒好睡”的风雅公子梦醒“玉人何处教吹箫”的扬州后，温庭筠却再接再厉，走马灯式的迎接着满楼红袖。韩偓这位“雏凤清于老凤声”的诗人在一边悄悄写着色情的《已凉》，韦庄只为古金陵的消失而连连叹息。富贵温柔的暖风、江南镕金的楼头，晚唐诗人争相陶醉在这迷人的风月里。

    然而另一颗星辰却以无限忠贞与痛苦唱着“昨夜星辰昨夜风”，他就是李商隐。这位晚唐最守身如玉的诗人以“夕阳无限好”的预感，提前感到了黑暗将临的那一刻。短暂美丽的夕辉是那样刺人心肠，那样让人流连，那可是大唐最后的白银啊!李商隐点燃了这光，杜牧及其他诗人也点燃了这光。之后，一切便很快地沉入了黑夜。

    1997年11月，我与一位画家朋友张奇开在德国南部作了一次游历(此行的目的是去图宾根大学见我多年的诗友张枣)。大约是11月10日一个黎明，由于前夜的兴奋我很早就起床了，独自一人来到斯图加特Solitude城堡外这片开阔而青翠的高地，远望南德的壮丽山川(是周遭天地悠悠的景色还是某种自我的伟大悲悯?我一时很难说清)，突然，一种油然而生的内心悸动竟使我脱口朗诵起陈子昂的《登幽州台歌》：“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这一具有中华民族开国气象的唐音如此亲切而真实地响在了我的耳畔，而我面对的却是异国他乡的风景。这似乎有些古怪，但声音又是那么真切。

    几乎与此同时，我还想到了离开柏林前夕在接受一位德国汉学家采访时曾问过我的一句话：“你们中国自古以来写诗的人就很多，有趣的是为什么当官的人都要写诗。毛写诗，邓不知写不写?”对于这个突如其来的问题，我竟一时不知从何作答。后来转念一想，要回答这个问题并不难，可以如是简略地答道：从写诗到当官，再从当官到写诗，这是中国的一个文化传统。以唐朝为例，科举考试中就有写诗这个题目，而且唐朝的诗人几乎都当过或大或小的官。为何单指唐朝?因一般人所说的中国诗其实便是唐诗。话又说回来，要回答这位汉学家的问题，还得从唐诗说起。还得从中国诗与中国人生活的关系以及为何如此多的中国人喜欢写诗的原因说起。

    孔子早就说过：”不学诗，无以言。”可见学诗对每一个中国人的成长多么重要。孔子又说：“小子何莫夫学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孔子这段话又可见学诗之益处多多，当然学诗者也就多多了。从古至今，小孩发蒙，家家户户无不必备《唐诗三百首》作为最优秀、最踏实的文词与修养的训练教材。

    有关中国诗歌(即唐诗)的议论，林语堂却说得更全面(他不像孔子仅以微言大义来说)。他说：“中国文人，人人都是诗人，或为假充诗人，而文人文集的十分之五都包含诗。中国科举制度自唐以来，即常以诗为主要考试科目之一。甚至做父母欲将其多才爱女许配与人，或女儿本人的意志，常想拣选一位能写一首好诗的乘龙快婿。阶下囚能重获自由，或蒙破格礼遇，可能就在于他有能力写二三首诗呈给当权者。因为诗被视为最高文学成就，亦为试验一人文才最有把握的简洁方法。”

    接着林先生又说：“吾觉得中国诗在中国代替了宗教的任务，盖宗教的意义为人类性灵的发抒，为宇宙的微妙与美的感觉，为对于人类与生物的仁爱与悲悯。宗教无非是一种灵感，或活跃的情愫……而中国人却在诗里头寻获这灵感与活跃的情愫。”

    再接下来，林先生还说得更好：“诗又曾教导中国人以一种人生观，这人生观经由俗谚和诗卷的影响力，已深深渗透一般社会而给予他们一种慈悲的意识。一种丰富的爱好自然和艺术家风度的忍受人生。经由它的对自然之感觉，常能医疗一些心灵上的创痕，复经由它和享乐简单生活的教训，它替中国文化保持了圣洁的理想。”

    的确如此，我们心灵中各种复杂的感受与情愫，比如痛、爱、恨、乡愁、离别、苦难、欢乐、光阴流逝引起的无常之恸以及人人必须面对的生死关头等等，无不一一都能在唐诗中找到相对应的解答与表述。它是良药，可医治我们的创伤；它是一种特殊的气，或可使我们延年益寿；它也是美酒，能振起我们难以言说的狂喜。总之，“它是心灵的健身器与心灵的常用品”(马松语)，它让我们的身心永葆健全并完美如初。

    不是吗?又且看如下说来。

    我在solitude城堡时，就曾因感叹生之有涯而朗诵胨子昂《登幽州台歌》，以其来安慰我对光阴流逝的哀痛与死亡的恐惧。我似乎在朗诵中精神为之一振，刹那间获得了永生的感觉。

    我过去的一个朋友曾在表达对我的思念时说过：“匡山读书处，头白好归来”(杜甫)。那意思是邀我同居山中，共度余生，彻底放弃人世的纠缠与烦恼，做一名现代隐士。这样风雅的人生不觉又让我想起了“迷花不事君”(李白)的孟浩然。在李白的眼中，他可是”风流天下闻”啊!

    而在平和的家居生活中，我们又会对孟浩然“散发乘夕凉，开轩卧闲敞”的形象心领神会。这可是孔子所说的“寝不尸，居不容”的形象呀。在此，我们似乎已彻底抛弃了终日劳碌的紧张而让身心完全松弛下来。

    当我们要破译死亡的密码时，我们自然会想到寒山的“冰水不相伤，生死还双美”。

    当我们要表达友谊时，我们会在洁白的纸上写下王勃那家喻户晓的二行诗：“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

    当一名青年书生决心投身军旅时，他定会朗诵杨炯的“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或岑参的“功名只向马上取，真是英雄一丈夫”。

 一夜风流之后，思妇们会吟唱：“少妇今春意，良人昨夜情。”(沈佺期)

    倘在春夜里把酒歌唱，我们会低吟：“银烛吐青烟，金樽对绮筵。”(陈子昂)

    老游子们归来，会集体背诵“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未改鬓毛衰”(贺知章)。

    面对像春节这样的良辰美景，我们又会对海峡对岸的同胞高唱：”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张九龄)

    如今每一个“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的小学生都知道，“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王之涣)

    如今中国人对早春的一般感受仍然是“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孟浩然)。

    毛泽东曾在王昌龄的“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二句诗中发现了“意志”，我们也在他的“一片冰心在玉壶”中发现了冰清玉洁的人格之美丽。

    王维不仅为我们传达出“渔歌入浦深”的人生妙悟以及他那“随意春芳歇，王孙自可留”的山居生活的况味，也为我们指出人之一生有明也有暗，但最终人生是有希望的，那正是“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这不又正是刘禹锡那二行名诗：“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吗?

    去过新疆的汉人，会再次为“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王维)的画面所感动。

    处于相思的情人最爱说：“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王维)

    在年复一年的新春佳节之时，我们永远只说一句话：“每逢佳节倍思亲。”(王维)

    在年复一年的别宴上，我们又永远只说两句话：”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王维)

    在一代又一代人途经三峡的船上，谁人不凭栏背诵太白的“朝辞白帝彩云间”呢?

    有人说：“捉酒须结韵友”，那不正是太白式的“我醉君复乐，陶然共忘机”吗?

    观妓时，我们会说；“十里长街市井连，月明桥上看神仙”(张祜)；对月时，我们会说：“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李白)；赏花时，我们会说：“花开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杜秋娘)；登山时，我们会说：“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杜甫)；待雪时，我们会说：“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白居易)；泛舟时，我们会说：“水面细风生，菱歌慢慢声。”(王建)

    如今一些都市中人欢喜过灯红酒绿、纸醉金迷的生活，此种生活不正是唐朝“夜市千灯照碧云，高楼红袖客纷纷”的生活吗?那正是晚唐富贵温柔的扬州生活。“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杜牧)，“天下三分明月夜，二分无赖是扬州”(徐凝)，如此“葡萄美酒夜光杯”的生活，今人虽在夜夜经历，但又有谁人能像唐人那样表达得透彻入骨、刺人心肠呢?

    今天的中国已是一个全民经商的时代，那些商人之妻当然最能体会太白《江夏行》中二句：“悔作商人妇，青春长别离。”

    然而重压下的商人有时也去乡间别墅度假，消得长夏的光景，享受简单宁静的生活，这时他们也会尽情体会”老妻画纸为棋局，稚子敲针作钓钩”(杜甫)的乐趣。

    一种“农家乐”式的生活正在都市风行，那其实又是在重返唐人的感受，即盂浩然的“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或杜甫的“肯与邻翁相对饮，隔篱呼取尽余杯”之感受。

    张爱玲年轻时最爱说一句话：“出名要赶早呀!”看来她是相当深入地体会了“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杜甫)的至深道理。

    下面我还想说两个真实的故事。我的一位朋友曾因事下狱，入囚室的当天本应遭同室犯人一顿毒打，然而由于他朗诵了李白的“床前明月光”，结果反而让一室犯人痛哭起来。我的另一位朋友长期被他所在单位的宣传科长打压，一天他终于忍受不下去了，突然高唱“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接着便破门而出，从此走上了江湖之路。

    人生如此之短暂，大快活又如此之少，我们理应倍加珍惜光阴。”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李白此首《将进酒》，正是我们苦难人生中最大的欢乐颂，国人至今无不能倒背如流。

    唐诗的大道还在继续向前，它的美还在令我们应接不暇……

    当怀乡时，我们说：“忽闻歌古调，归思欲沾巾。”(杜甫)。

    当颓废时，我们说：“谁能更拘束，烂醉是生涯。”（杜甫）

    当忧愁时，我们说：“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李白)

    当追忆逝水年华时，我们说：“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李商隐)

    当恋爱时，我们说“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刘禹锡)，或说“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元稹)，或说“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李商隐)。

    当失恋时，我们说：“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李商隐)

    当面对一位贤德的妻子时，我们说：“未谙翁食性，先遣小姑尝”(王建)；而面对白发苍苍的老母亲时，我们又说：“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孟郊)

    当遭遇一桩未竟的艳遇时，我们却说：“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崔护)

    当功成名就、激流勇退之时，我们就说：“江村独归处，寂寞养残生。”(杜甫》

    最后当衰老时，我们说：“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天涯怜幽草，人间重晚晴。”(李商隐)

    唐诗无穷的魅力，还可以无穷地这样写下去，但就此打住吧。问题已经清楚了。唐诗虽是发生在中国7世纪的故事，至今已有1000多年了，其中又经历了多少物换星移、朝代兴废，但依然离我们那么近，那么亲切。唐诗甚至成了我们每个人饮食起居的一项，就像我们的身体需要粮食、肉类、蔬菜、水一样。我们的心灵无时无刻不需要唐诗的安慰，没有唐诗，我们的心将会麻痹，“失去活跃的精愫”(当然也永失灵感)，又犹如我们没有空气会死一样。

    唐诗的确与我们的人生息息相关，唐诗的日常性的确堪称中国人的宗教。中国人如果没有唐诗，我们又的确难以想象，中国人能够活到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