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评刊：关注王安忆长篇《启蒙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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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忆：《启蒙时代》（长篇），《收获》2007年第3期 小说讲述的是“文革”时代的上海，在政治风暴的台风眼中，一群身处边缘、出身中产的城市失学少年的成长故事。确切一点说，是一群被革命遗忘的少年如何在一个“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时代中被资产阶级生活情调启蒙的故事。 自从《八十年代访谈录》问世以来，“八十年代”的思想解放究竟从何启蒙的话题就从未休止。一贯善于把握思想界动向的王安忆，写出这样一部探讨青春、理想与成长的小说，或许也是某种意义上的“命题作文”。既然用了如此大的一个标题，作者的笔力却过多地留恋于“启蒙”，而忽略了对“时代”这一背景的深刻刻画。尽管《启蒙时代》中堆砌了大量的时代说明，却并没有把握住时代的精神本质。作品中隐然存在着一种矛盾：既想回避时代的强大力量，又想利用时代来做文章。于是，小说中的时代感云遮雾罩，面貌混沌，举止暧昧。正因如此，屡屡出现的人物之间的长篇对话和讨论便远不如雨果在《九三年》中的辩论更为必要和有吸引力。当小说中的两个60年代的少年用“祛魅”、“嬗变”这样的我们这个时代才出现的“后现代”词汇谈话时，我们仿佛置身于当代的学术讨论之中，浑然忘了小说里的那个时代。 王安忆过于强大的理念性和控制性在《启蒙时代》中体现到极至，整个小说都堆砌在仿佛DISCOVERY解说词的笔调里：“这时候，他们的军服，马靴，板刷式的发型，还有自行车，似乎不止代表着某一个阶级，而是时髦。这个城市就是有这样的功能，那就是将阶级的权利属性演变成街头时尚。而在这同时呢，它又表现出一种坚持，貌似保守，其实是中流砥柱，这从那几个女生的穿着可以见出——她们都还是依着自己的风格，也就是这街区里向来对服饰的理解。”《启蒙时代》大量地建构在这样一种解释、说明、论证的陈述当中，却缺乏足够充实的、鲜活的感性细节，仿佛上帝般驾临于生活与时代之上，难以引起读者的情感共鸣与精神认同。 在这部小说里，见不到真切的时代经验，有的只是“隔岸观火”，“雾里看花”。来自于书本上的想象始终停留在“虚”的层次，无法沾染上真正具有烟火气的“实”，令小说徒有“史诗”的姿态，而缺乏可触可感的现实色彩。令人疑惑不解的是，本应作为那个时代的亲历者的王安忆，为何抛弃自己的情感记忆，舍弃自己更为游刃有余的生命体验，而将有血有肉的亲历变成了冷冰冰的教科书口吻？连那些少年懵懂的初恋情怀都写得那样木然、干瘪，让人既感受不到王朔《动物凶猛》中那般跋扈的青春，也感受不到她自己早期作品“三恋”中那股悸动的生命力。一方面，这部作品缺少《叔叔的故事》中那种放低姿态、却将触角向上的知识分子人文情怀；另一方面，又缺乏《长恨歌》中那种笔蘸世俗、满身烟尘的现实表现，这使得《启蒙时代》既缺乏革命的又缺乏世俗的激情。 小说中写感情，却见不出感情，无论是人物还是作者，都仿佛变成了符号或者棋子。人物一个接一个上场，从小兔子到南昌，从南昌到陈卓然，然后是小老大、七月、敏敏、珠珠、舒拉、舒娅、丁宜男、嘉宝、高医生…… 每个人都是主角，每个人又派生出相关人等，父亲、爷爷、校长、老伯伯……一本令人昏昏欲睡的人物流水帐链条般展开，当链条越拉越长，前言便难搭后语。这样的构思造成了叙事的低效，除了“省事”之外很难有积极的意义。由于缺乏足够的叙事动力，《启蒙时代》仿佛一潭难起微澜的死水，人物和故事黏着在封闭的空间之中自我繁衍，冗长、沉闷，令人昏昏欲睡。 《启蒙时代》的强大理性色彩遮蔽和抵消了文学中特有的感性呈现，使小说几乎游离了文学的边界，堕入到读书笔记、总结报告和心得体会之中。“理念化”、“不冒险”几乎成了王安忆近年创作最大的诟病，看来并未引起作者的重视。王安忆仿佛受到了某种鼓励，仍然沉浸于一种写作惯性中无法自拔，愈演愈烈，直至气韵衰微的《启蒙时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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