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评刊：关注格非长篇《山河入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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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非：《山河入梦》，长篇，《作家杂志•长篇》春季号。 首先必须承认，我是抱着一种先期的热情去阅读格非的这部长篇新作的，我希望能在“先锋作家”们普遍退守的今天看到一个人的前行姿态。我承认，处在“先锋写作”时期的格非曾让我深深着迷——或许正因为如此，阅读《山河入梦》更失望。 失望首先来自格非在语言上的退化。他完全放弃了先前那种具有粘性的、透明感和张力的语言，选用的是日常的、叙述化的、介绍性的文字，是那种大众话语，与一般的通俗小说并无二致。当然，其早先文字所带给人的冲击性和迷醉感也全然丧失。格非先生颇为自得的那些“旁白”（它们在文中用的是黑体），其实也是很简单化的，这种对心情思考的直接表达实际是在现代写作中被有意略弃的部分，格非的重拾并没有给它们赋予新东西，而是回避了写作上的难度，损伤了小说语言作为艺术的质地。 “经过了怎么写的技术训练，现在应该考虑写什么的问题了”——这是格非近年所说的在文学界颇有影响的一句话。那么，在“写什么”的问题上，他又做了什么呢？ 不错，从《人面桃花》开始，格非意图深刻起来。这次的《山河入梦》面对的是理想主义的“乌托邦”。格非野心勃勃，然而——所谓的深刻只是平面的，表层的。 小说中的思想资源完全在大众化的层面上，给我们列出的仅仅是“理想主义”的外壳，没有去追问内因，没有去剖开审视。我们所面对的人与物都类似于简笔的卡通，县长谭功达的理想主义属于一种简单幻想，它尚未得到贯彻，就被阴谋（格非所设计的阴谋也是简单的，卡通化的）算计，丢了县长的职务；文中设计的“乌托邦”花家舍及其掌门人郭从年的诡秘行踪都让人想起卡夫卡的《城堡》与《审判》，那种监视的无处不在，那种处罚不须起动它自己就会自动运行等等……然而在此只取了皮毛的部分。 小说在叙述上也是平面化的。由于小说的内容是“现实性”的，叙述是故事性的。然而，格非的叙述过于简单明晰化了，远不及生活本身浑浊多义。小说的前三分之二，主要写的是县长谭功达的婚事和几个女性的纠葛，人物心理和性格都显得简单，某些变化都是出于作家设置的需要而不是人物性格和历史的促成。而后半部分，谭功达进入到花家舍，几乎是顺着他的眼光去看，是一种介绍，它的文学味变得更淡，平面化倾向则更重。 建构史诗的野心，对生活的所谓 “正面强攻”，也使这部小说凸显了“现实合理性”的问题，它经不起推敲。小说点出了故事的时间背景，可多少忽略了中国当时种种政治事件对人的影响，具有乌托邦情怀的县长似乎是独立的，是种弱势，甚至得不到上级的支持，他的下台早有预兆而不只是水库倒塌事件所导致，这与当时的真实相悖；同时，谭功达是行武出身，可他除了拔枪这一被用俗的动作之外完全是知识分子式的，在他妻子张金芳布置房间时他会生气地问为什么没有书房，然而这个知识分子式的县长，常看书看报的县长，竟然不知道铁托是何人。更为难解的是，他竟然也不知道毛泽东的名言；在给谭功达信中写下“云泥两隐，无奈纸尽”，写下“青鸟不传云外信/丁香暗结雨中愁”的女主人公姚佩佩，却在参加县里工作时闹出无知村姑才能闹出的笑话，这个工作两年还不熟悉大院的人，她的精与笨都显得假；一个有着历史问题的（姚佩佩的父亲是历史反革命，被处决）女孩竟然可因县长一句话由无业人员而成为县办工作人员，在那种历史条件下竟然没有谁追究……我们也可以看出，格非不知道党委和政府各是干什么工作的，所以它们似乎是一个大院一套人马，职责不明……这类违背常识的失误，在这部小说中可以说俯拾即是，更不用说小说前半部分过于写实的手法和后半部分的寓言化处理上的脱节。格非没有顾及到生活的逻辑，太想当然了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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