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评刊(2007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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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邵燕君】 年末一期,期刊多有匆匆之色。《收获》继续第三轮的五十周年庆典,久不露脸和未曾谋面的新老作家齐上,却有强弩之末之感;《人民文学》推出“青年作家专号”,众多一线新锐作家云集,阵容虽整,惜乎锐气不足;《上海文学》破例推出“中篇小说特大号”,十个中篇颇显厚重,可惜无一篇特别出众。本期最值得看的作品是两个长篇——阎真的《因为女人》(《当代》)和黄蓓佳的《所有的》(《钟山》)。两位作家都将笔力聚焦于女性情感,尤其是《因为女人》,以最老实的写实笔法全程书写当代女人情感的历程,尽管对女性问题的见解可待商榷,艺术水准也未必高评,但感情真挚、笔法细腻,令人难以释卷。阎真作为一个男性作家,在一个男权如此膨胀泛滥的时代,能够如此诚恳地为一寻常女子作传,为弱势女性说话,令人感佩。此外,孙惠芬的《天窗》(《十月》)、李晁的《朝南朝北》(《上海文学》)都注重以事件写心理,虽各有生硬之处,但力道紧致;田耳的《一朵花开的时间》(《钟山》)和李云雷的《无止境的游戏》(《大家》)都涉及对古代文本的戏仿拼贴,但不是文字游戏,而是涉及对严肃人生命题的探讨,内容和形式结合得较好。 看《收获》 晓南 第6期《收获》依然高举“50周年庆典”的大旗,但显然难以保持上一期的势头,作品不约而同地陷入到一种衰微的疲态里,或装腔作势,摇头晃脑地说着得咯吱自己才笑得起来的冷笑话;或自以为是,不着边际地任性抒情,发着既不高明也不巧妙的感叹。 杨争光近来发表的小说并不多,此次作为头条的中篇《对一个符驮村人的部分追忆》当然引人期待。“符驮村”这个地名把我们带到了作者《从两个蛋开始》营造的那个乡村地带,不过,这一次的话题是关于一个山沟里飞出的金凤凰与家乡人的恩怨纠缠。城乡之别、上下之分、公私之异,均让走在仕途上的主人公在传统与现代、乡情与操守之间遭遇苦恼的折磨。与以往不同的是,此次杨争光毅然抛弃旧笔法,换了一副新笔墨,采用《生命不可承受之轻》式的结构与形式,从多侧面多角度展现和剖析了这种无奈。成熟作家锐意求新当然是好事,然而,米兰•昆德拉的论文式写法不是人人能学的,若没有相当深透丰厚的哲学思考,在小说里肆意发表常识大道理,就像是赤膊上阵。不甚透辟的议论和不厌其烦的交代使小说失却了杨争光所特有的简练利落、不动声色,变得饶舌唠叨,拖泥带水。作者过多的题外话又让小说仿佛是一个皮厚的包子,咬了几口都咬不到馅,不仅令读者在作者的游戏笔墨中逐渐失去了耐心,也减损了这篇作品内在的悲剧性力量。 与试图尝试新笔法的杨争光不同,一直以来也鲜有新作的老作家谌容这次拿出的《空巢颂》(中篇),着实让人重温《懒得离婚》的旧影。笔墨虽旧,却也透着几分瓷实细密,其中所描绘的老人孤单的生活细节,蔓延成一幅凄凉的晚景,令人唏嘘。擅“以小说书写围棋文化”的储福金的短篇《棋语•冲》,玄妙中充满了的禅机。“冲”这个围棋术语,指的是在对方棋子的关联处下一着,阻断对方的连横阵势。小说先写一次棋局,继而写棋局导致的人生,棋之走势,恰如人生之走势,暗应了“世事如棋,棋如人生”。可惜,小说后部写几个人物的内心波澜异象有些潦草,须再多些迂回照应,才够得上丰润与圆满。 池莉的中篇《香烟灰》让人看到失去了“传奇”,素面朝天的“新写实”便只能沦为一声乏味的叹息。荆歌的中篇《县城》写一个县城中的已婚男子的性幻想与道德经令他走火入魔,以至分辨不清幻想与现实的界限,精神恍惚。作者将故事徘徊于中学教师秦波夫妇、底层修车铺里的大马三兄弟及其女友、以及离休在家的岳父母之间,以人物内心涌动着的恶的潜流为动力,赋予人物一相情愿的执拗,将故事带向莫名其妙的终点。曾楚桥的短篇《幸福咒》用一种夸张的、超现实的笔墨写底层遭遇,将悲剧引向滑稽,委实不知其意义何在。 最莫名其妙的是路内的长篇小说《少年巴比伦》。一个刚满30就自称老了的男人回忆自己20岁左右的光景,文艺腔十足的感伤和粗俗的调侃交织在一起,故作真诚的背后散漫着自恋和撒娇,显出小题大做的无聊。整个小说没有多少故事情节,无非是主人公在化工厂或惹事生非或无所事事,却被作者拉拉扯扯成一个长篇。终其全篇,也不知作者题目的用意,即使在名为《巴比伦》的尾声之中也未见出交代。或许作者想以陷落的古文明废墟巴比伦城作为逝去的青春的隐喻?然而,他笔下的那个无聊透顶的青春实在无法和巴比伦曾经的辉煌相比。匪夷所思的是,这样一个在思想上、艺术上都不成熟的作品却登上了《收获》五十周年庆典的献礼台,实在让人怀疑《收获》是否还能稳踞纯文学期刊的头把交椅? 《收获》2007年第6期推荐篇目:空缺 看《人民文学》 陈新榜 第11期《人民文学》是“青年作家专号”,虽然阵容整齐,却较为平淡,看不见青年作家该有的蓬勃锐气,不免令人有些失望。 徐则臣的《人间烟火》(中篇)是本期中较为出色的作品。小说延续着作者“花街”、“石码头”系列小说的故事和叙述风格,讲述一对夫妇悲喜人生。从因妻子婚前偷情打胎不能生育的互相怨怼到抱养儿女之后的相濡以沫,他们屡遭不幸却渡尽劫波终能向善。小说前半部分讲述乡村的偷情传闻,虽然作者文笔老练,处理得颇有趣味,然而所讲述的内容总让人感到似曾相识。而在下半部分中,这对不幸的夫妇对未婚先育的养女的宽容与爱以及他们对邻人的善意,倒能打动人。这正是人间烟火的温暖之处,也是这篇小说真正力量所在。 小说叙述的时间跨度甚大,从“文革”一直写到当下,这对夫妇数十年间的命运流转变动也很繁复,要将如此巨大的内容在一个中篇的篇幅里呈现,对作者而言是个考验。尽管作者巧妙地采取了一个“我”的角度去观察、转述,将之整合为一体,但是作品中还是有稍许溢出和不圆润的地方。但小说中那对平凡夫妇身上所展现出的生命的坚忍和包容,如作者在创作谈《众生》中所说的,是来自凝视芸芸众生生命内在的敞开的结果,这也意味着作者的写作进入了一个更为广阔的空间。总体来看,这篇小说大约是作者过渡到另一层次的中间物,展现了作者更多的潜力和可能性,让人对他今后的创作充满期待。 和不久前发表且颇受好评的《莉莉》(《钟山》2007年第1期)一样,“80后”作家笛安的新作《请你保佑我》(中篇)又是一篇写女性成长的小说。如果说在《莉莉》中,作家是将真切的情感体验化入一个童话故事,这篇小说里则明显具有自我书写的性质。小说讲述一个迷恋文字的女孩“我”和其女友与一个小混混之间的情感纠葛,“我”的女友和那个小混混最终过着平凡的生活,“我”也在经历种种世事之后看破绚烂而归于平淡。如果不计较内容的单薄和表达上的自恋倾向,这篇小说似可以看作笛安本人甚至是一代人成长的心史。在“80后”如今已然迈入成年门槛的今天,笛安的文字中仍旧带着青春的疼痛感。作者选择了第一人称视角,一种自我中心的表达方式,透过“我”倾诉着“颠倒众生”的梦呓和对文字、虚构的迷恋。或许出于对自我中心的警觉,在作品中,她刻意地拉开距离,闪躲着,让“我”在和“上帝”对话中成长。于是,小说在呓语般的自恋独白和超拔其上的观照之间摇摆不定。尽管作者设置了一个“上帝”来对话,那种青春本位仍然根深蒂固,小说整体走向仍旧是内倾的。作者今后的创作能抵达何等境界?这或许取决于她能在多大程度上容纳外部的世界。 田耳的《环线车》(中篇)小说中有侦探跟踪、婚外情等吸引眼球的元素,却在淡漠的讲述中隐而不彰。虽是头条推出,仍让人提不起劲。整部作品相对值得称道的是其开头部分对于小城及环线车舒展而鲜活的描写。然而其后的叙事展开中,小说游离于种种琐碎而黯淡的细节,令人如入密林,举“目”维艰,读来甚觉疲塌。这种隔膜、松弛和芜杂应是作者有意为之,却又让人对其指向莫名其妙。或许作者所要呈现的是当代现实生活的平庸和人际的淡漠隔膜,然而读者能感觉到的只是作品本身在制造这种感觉。 魏薇《李生记》(短篇)的主人公李生是一个普通的进城农民,他在生活的压力下盲目地活着,终于假戏真做地上演着跳楼。与其说是小说人物李生的莫名其妙,倒不如说是作者本人的一厢情愿。叶勐《宇宙制造者》(短篇)显得有些故弄玄虚,这也是众多学博尔赫斯者仅得其形而遗其神的共同毛病。 第12期的《人民文学》也以新锐作家为主打。晓航的《你见过恐龙吗》(中篇)是一篇有意向老舍的名篇《茶馆》致敬的作品。小说的场景选取了一处临湖的茶楼,一群附庸风雅的茶客闲散随意的情调被一个神经质的闯入者“你见过恐龙吗”的追问打破。由此引发了茶楼改革、斗茶等多重风波,揭开原本平静覆盖之下的层层暗流:看似老实的茶楼服务员涉嫌敲诈茶馆女老板,精明能干的茶楼经理可能是隐退的警界之花……作者在此构建了一个现代“江湖”,读来饶有趣味。而神经质恐龙爱好者在政界、商界、娱乐圈寻找“恐龙”的碰撞中,更显见对当今世态怪现状的笑谑。小说中所有的人物和事件实则一直处在一只湖中潜龙的观察之中,小说因此显得有些意味深长。 晓航在这篇作品中保持了其一贯的智性写作品质,以冷静的叙述经营着盘根错节的关系和扑朔迷离的气氛。不过在这个小说中,他虽然构筑了一个 “江湖”,却不再有以往《师兄的透镜》、《当鱼水落花已成往事》等小说中那样的故事内核,形而上的指向也隐晦不明,小说内在的玄妙劲儿被写实的笔法打散了——大概晓航是不适合学老舍的,他智性写作的追求与老舍大雅若俗的实在之间距离太远。 曾以《命案高悬》等“底层文学”广受称道的胡学文这次写了一个情感的故事。《背叛》(中篇)有一主一副两条线索。主线是一个殉职警察的妻子因疑心丈夫有外遇而对他的背叛耿耿于怀,千方百计地向那个被怀疑的第三者刺探奸情。副线则叙述了那个“第三者”和丈夫被村干部欺凌、上访、背井离乡等等种种遭遇。居于小说叙述中心的是两个女人的争风吃醋,为了打探“自己的男人”和另一个女人的隐情,她们交替着按小时付费,让对方说出自己和男人的情爱故事和细节,在诉说和倾听、夸耀和编造中,她们相互刺探、刺伤,也逐渐相互理解、同情,并最终了解和理解了男人,以致最后抱头痛哭。姑且不论内容的卑俗,核心情节的不合理就使这篇小说仿佛赘生了一条脊椎。更让人不舒服的是,作为副线,对“第三者”及其丈夫底层遭遇的描写仅仅是为那个女人勾引警察提供动机,于是苦难就变得轻飘飘的,异常没有分量。对于以“底层写作”立身文坛的胡学文来说,如何对待“底层写作”和如何突破“底层写作”都是十分严肃的问题。“底层写作”既不能成为一种惯性,更不该成为一种包装。 王大进的《礼物》(中篇)意欲写婚外情的脆弱。一个红杏出墙的有夫之妇为情夫买了一双昂贵的皮鞋准备作为礼物,不料丈夫突遭车祸瘫痪,灾变之中,情夫也悄然退场。最后,女人将已经遗忘多日的皮鞋作为礼物送给丈夫。这个具有反讽意味的礼物显然是作者精心安排的“包袱”,然而它实在不禁一抖,难掩整个故事的俗套。更难以忍受的是作者居然用如此冗长的篇幅讲述这等无聊的故事,孜孜不倦,又毫无新意。 郑彦英的《净》(短篇)讲述的同样是一个老套的故事,用的手法也是老的。一个戏班净角被情敌弄瞎眼睛后成为孤独的神算,而多年之后弟子私奔使他再次陷入孤独。作者满足于讲述一个宿命的故事,没有太大的毛病,却也没有多少余味。 张树国《梨花》(短篇)写当下农村现状,其写法却袭自延安文学,倒是一种不多见的趣味。然而,这种写法对于呈现当代现实在多大程度上有效?是否反而遮蔽了现实?这些仍是应该追问的。 《人民文学》2007年第11期推荐篇目:空缺 看《上海文学》 谢琼 第11期的《上海文学》中篇小说特大号着实厚重,收入包括乔叶、陈应松等名家在内的10位作家风格各异的中篇小说作品,且整体水平较高。不过,虽然在初读时有淋漓尽致之感,细细回味过来,却并无一篇能让人击节赞叹。 乔叶的《指甲花开》以一个小女孩小春的视角,讲述了一个独特的一夫二妻的家族故事。这个家族由一个男人和三代共五个女人构成。当年小春的妈妈柴枝嫁给了和姐姐柴禾相爱却未成姻缘的情人,柴禾则远嫁他乡。多年后饱受虐待的柴禾丧夫后回到娘家,而柴枝的丈夫成为姐妹共同的丈夫。这些看似深重的恩怨情仇,却能被女人们的爱、温情与宽容所轻易化解。小说由柴禾返家写起,追随小春的视角一点点打开这个家族尘封的秘密。小说的文风继承了乔叶的一贯风格,文字温婉细腻,却又熨贴感人。值得注意的是,纵观作者以往的作品,大多把这份温婉用于叙述日常生活中的微妙情感,这一次却用在了一个具有历史感的家族故事上。文字的舒缓与情节的突变形成了一种耐人回味的反差——世事难料,岁月却总如指甲花开般如期而至。唯一的遗憾是,作家驾驭家族故事这样情节曲折的题材,似乎还是有些缺乏经验:绝大部分家族悬念,作者还没抖包袱,读者早就猜到七八分,使得家族故事所通常具有的曲折韵味大减。 陈应松的《红丧》,则延续了他一贯的神农架主题,不同的是这次作者的笔触不再停留在神农架人的具体生活上,而是飞入神农架原始森林的最深处,写花草树木、猪虎豹鹿以及神农架猎人之间那神性、人性、野性彼此交融的荒野生活。或者说,在这篇小说中,最出彩的是抒写荒野狩猎生活的这些篇章,而那些抒写个人历史、乡镇传奇、甚至镇长清明断是非等故事的篇章,则显得力度不足,使得这篇故事的整体风格有些含混。不过,这篇中篇只是作者长篇小说《猎人峰》的第一章,各条故事主线都须埋下伏笔,风格的明朗统一自然不易。瑕不掩瑜,《红丧》中那野性的呼唤已力透纸背,我们期待着《猎人峰》全文给我们带来更多惊喜。 本期值得一提的作家作品还有台湾作家赖志颖的《表情》。赖志颖出生于一九八一年,年纪轻轻却凭借《猕猴桃》等作品数次获得台湾文学大奖殊荣。毕业于微生物与生化研究所的她,在小说写作中也特别重视心理与生理分析,将日常、浪漫与古怪、恐怖杂糅,写出一篇篇异色小说。本期《上海文学》选登的这篇作品,风格同样特异,在情人身上贴满鱼刺的女主人公、无法理清过去的钟表店老板、头脑痴呆的老人;模糊的故事情节、对时间的追回、对明信片的幻想、错位的爱情与性——这一切给小说读者带来的并不是阅读故事的快感,而是一种时间流逝的残忍、无聊人生的纠缠、爱情问题的无解;简单的说,是一种空无一物的重压。不过,也许是因为对这种行文风格尚嫌陌生,故事中有些细节给我带来的荒诞与突兀之感过于强烈,打乱了整篇故事的节奏,降低了故事内在的向心力。 除此之外,彭瑞高的《动土》,以写实笔法讲述了一家报社里正直者与腐败者之间的斗争,情节对话紧张生动,但偶尔的宣言式独白有《人民日报》社论之风。走走的《什色》是一篇味道颇足但不够老练的都市悬疑小说。那个定期要提着一箱子钱出门的男主人公,提了一箱子比钱不知道轻多少倍的卫生巾竟然能毫无感觉,这在悬疑小说中算得上大硬伤了。东君的《荒诞的人》,在设计荒诞情节上颇费了心思,荒诞故事中体现出的人情冷暖也有深意,但一些基本的荒诞情节如灵魂重量、心肺手术、隐形人等实在已不新鲜。 其余的中篇小说中,王新军《种瓜得豆》通过瓜农卖瓜的故事谴责社会对农民的不公正待遇,薛舒的《阳光下的呼喊》,用细腻的笔触讲述了一个贫家男孩的成长经验。赵凝的《迷城》写一个意乱情迷又最终迷途知返的已婚女人,故事和人物情感都已老套。老羊的《心锁》,小说其实不坏,但其中有数处没有得到呼应的包袱和伏笔,让人怀疑这又是一篇长篇的摘录。 第12期《上海文学》的小说数量虽然不多,但中篇小说部分仍然保持了上一期的水准,短篇小说则显得有些单薄。 这一期的中篇小说部分刊登了两位新人的新作:张怡微的《我真的不想来》和李晁的《朝南朝北》。两位作者都生于80年代中期,都曾在新概念作文大赛中获奖。张怡微的《我真的不想来》用细致入微的笔触写了女中学生罗清清的过年经历:父母离异,清清和母亲、年老的外婆生活在一起,每逢过年外婆都要大摆祭祀,却一次比一次冷清。清清势利的小姨在人前不断给她难堪,背后又要哀求清清去她家做客。清清的母亲活得辛酸,清清看在眼里却无能为力。清清与父亲见面,父亲的冷落和猥琐让她失望。人情冷暖过早地压在这颗年轻而敏感的心灵上,这个女孩的善良、压抑和无力时时让人感到心痛。年轻的作者笔法虽未必老练,但初经世事的敏感细腻往往为早已波澜不惊的成熟作家所不及。作者对罗清清的抒写使我们有机会细细体会那我们也许已司空见惯的人事冷暖,从而重新品味到日常人生的冷清和残酷。 李晁的《朝南朝北》以龙卷风作为通篇隐喻,书写挣扎在人性之恶漩涡中的几个中学生的片段故事。哥哥朝北是铁葫芦街著名的混混,对女生何朵却一往情深,处处保护她不受伤害。两人最终成为恋人,并偷尝禁果。何朵怀孕,朝北陪她做手术,却在医院意外被一个曾被他教训过的混混刺死。故事的另一条线在弟弟朝南身上展开,这个曾经为了要收留一只流浪狗而离家出走的孩子,最终却因为厌烦邻家老头养的鹅而设计毒死了他。李晁在小说技术的处理上颇显成熟,结构紧凑,通篇隐喻也用得精当而自然。在看似平淡客观的语言背后,我们也能感受到作者对少年们身上那份善良单纯的向往和对恶的无奈。不过,年轻作家往往因为生活经验不够丰厚,而不能把身边人之外的人物写到位。本文中的女主人公何朵便是一个稍显概念化的人物,感染力不足。小说不仅是“写”出来的,更是“活”出来的。我们相信,随着作者阅历的增长,将会有更精彩的作品问世。 短篇小说有毕四海的《烟》,徐岩的《白粮票》,章缘的《越界》和晓苏的《四季歌》。也许是整整两期出色的中篇小说抢占了太多的风头,本期的短篇小说似无亮色。其中徐岩的《白粮票》以写煤矿食堂老板娘春喜为切入口抒写煤矿生活,笔法写实,视角尚有新意。 《上海文学》第11期推荐篇目:空缺
谢俊 在本期《当代》中,最瞩目的当属阎真的长篇小说《因为女人》,当年曾以《沧浪之水》写透知识分子的作家阎真,这一次却将力气聚焦在了“女人”身上。作家显然雄心勃勃,在作品的开题处就向女性主义大师波伏娃宣战:女性气质到底是生理事实还是社会建构?女性的悲剧究竟是男权的霸道还是女人的宿命?然而以一个男性知识分子的所思所想,试图参悟“女人”的莫名奥妙,意旨虽大,却难免让人心生疑窦:这个作品当真能写透女人而不陷入一种粗糙与偏执么?。 然而故事一经展开,却是如此的行云流水,曼妙婉转。有别于女性主义作品的咄咄气势和极端经验,这个小说从一个普通女人的平凡人生写起,本期刊出的前半部分讲述了这个叫做柳依依的女子在大二以后四五年见的美丽年华,从拒绝霍经理的诱惑时的骄傲到找到一份纯真的校园爱情时的明媚;从不断被男友突破身体防线的惊慌,到发现男友背叛后的不舍与决绝;从曾经沧海后对待男人的狡猾与漫怠,到事到临头还有着对平庸与苟且的不甘;再从走出校园漂泊城市时心灵的孤寂与渴望到对一夜欢情的恐惧与迷失……小说确实在讲述女性的悲哀,讲女性青春与身体的悲哀,落花流水春去了,却一点点真情实感也抓不住。 或许女人未必真如柳依依那般耽于幻想、溺于感情,或许作家对女人意见实在过于执拗而偏狭,然而这些都无法形成对小说的诟病,甚至作品中很多明显的时代错误也被大部分读者轻易放过,因为这实在是一个以假乱真的作品,它的迷幻力让读者不自觉地追随着柳依依在都市的幻影里沉醉、破碎和流逝,让读者在柳依依的故事里意乱神迷、或喜或悲。小说的好处正在于它的通透和细腻,它几乎抓住了每一段典型的感情经历,抓住女性普泛的情绪,这些故事和情绪又能低到尘埃里去,每每落在我们这些凡人日常的周侧,于是当小说最终刺入女性生存骨子里悲凉中,那一份浮华与悲哀也就不仅仅是柳依依的了,它抓住了读者的内心。于是小说对人物心理和情感的细腻捕捉与反复濡染,读者就仿佛读到了自己在似曾相识的场景中的所思所想,而这些痛楚往往在生活里为我们所耽溺所逃避,当小说家以近乎自然主义的方式精确再现它们,一种恐惧与感伤便一下子刺入了我们尘封而麻醉的内心了,我们便仿佛在读自己的刻骨铭心的故事。 这个作品显示了现实主义强大的叙事魅力,日常细节的仿真和微妙情感的捕捉麻痹了小说思想、语言的陈旧和它教唆的意识形态,这实在是非常成功的叙事作品。相比之下,本期值得一谈的两个乡村题材的作品尽管在现实的展现上别开生面,却恰恰少了这样一股酣畅透彻的艺术力量和及于己身的刺痛感。胡学文的作品在书写农民面对残酷生活的反抗时,总是试图展示主人公的艰难地道德挣扎,这次的中篇小说《逆水而行》将这一锁链套在了一向强权霸道的村长霍品身上。当遭遇到更为凶狠贪婪的乡长,当经历到一次更加惨烈的乡村倾轧,霍品积郁多年的道德负罪感终于在最后关头反戈一击,于是成了逆水而行阻挡卖集体土地的悲剧英雄。小说试图以卖地事件为线索,串起残酷的乡村争斗的林林总总,并以此来合围主人公内部的人性困境,这固然突破了通常对底层善恶对立的概念化书写,却还是难以摆脱主要人物一根筋式的单薄感。问题的症结在于作家所叙写的争斗事件——经由作家特意提炼的乡村苦难——本身就是单薄的,从而在对主人公由恶从善的道德根源的探索上也就同样单薄,我们无法从一个全面的乡村包括家族、伦理、文化、传统甚至自然、地理来理解乡村,也无法以在日常意见和伦理中的人的角度来思忖人物,因而我们无法理解光棍的行为,哑女的情感和黄毛女儿的悲哀——除了加深成见之外。作家把这些关键点草草带过,省略了人性真正的复杂处,整个作品就有事件零碎而浮滑的无力感了,我们看到了乡村的苦难和人物的挣扎,但要理解和刺入这些却还是隔了一层。 这一“隔”在韩永明的中篇《鹧鸪天》上更为明显,读者如同那个下乡干部一样,只看到乡场上为争贫困户而引起的自残自杀、鸡飞蛋打,却对乡村的这幅惨烈画面无法理解也无能为力。这个作品的新鲜之处在于书写了一段朦胧的恋情和打秧鸡的浪漫插曲,从而使得作品轻盈起来,与《逆水而行》一样,这两个作品已经开始摆脱了写惨写血腥的底层书写方式,这在我看来是弥足珍贵,值得赞赏的。但放弃了暴力和恶的刺激,也使得底层写作艺术力匮乏的问题更加凸现出来,小说的“平”与“隔”成了这一问题的表层显现。 《当代》2007年第6期推荐篇目:阎真《因为女人》(长篇) 看《十月》 闫作雷 本期头条是孙惠芬的《天窗》(中篇)。孙惠芬“新农村”语境下的悲剧叙事没有仅仅停留在苦难的层面上,而是呈现了农村纷繁复杂的生活脉象和农民的心理表征。鞠老二和小久子在大娘们家挖地下室被怀疑偷了几百块钱和一部手机,从而导致了一场悲剧的发生。在怀疑和被怀疑的境遇下,原来和谐的人际关系变得冷漠了,人物的心理逐渐变态、理智开始丧失、行动变得抓狂。小说的一个维度是悲剧的发生不仅在于生活的困顿,而更在于人与人情感的隔膜与不可沟通。鞠老二不理解小久子,孔兴洋更不理解大娘们,鞠老二和小久子到死都被认为是愧罪而死。小说的另一个维度是“天窗”为小久子和大娘们压抑的释放和欲望的爆发开了一个通道。一心想像孔兴洋那样活着的小久子,窝囊、自卑、压抑、仇恨,而鞠老二的刺激最终把小久子变成了一只狼。小久子失手杀死了鞠老二,一番心理挣扎之后,却觉得是鞠老二成全了他,杀死了鞠老二自己成了一条真正的好汉,他偷了一辆自行车,回到村里想去砸孔家的老屋甚至去强奸鞠老二的疯老婆,恶在瞬间释放。大娘们与孔兴洋的情感并不和谐,在家庭中她感到空虚,情感无处寄托,只有在鞠老二身上才能得到些许慰藉。在发现鞠老二和小久子死后她的那些不可理解的荒谬行为和心理感受,如她的恋尸——在尸体身上找到通电般的快感,其实也是长期压抑的情感、欲望的爆发。但是靠一件小事引起一个悲剧的叙事,必须使情节发展的每一步都要有强大的逻辑支撑,否则一步失,步步失。作者的处理并非天衣无缝,如小久子被鞠老二怀疑后偏执的沉默,鞠老二小久子死后,大娘们瞒着一家人自己把尸体运出去等情节,虽然作者也都做了解释,但依然让人觉得不够有力。另外,作为一部注重心理小说,作者对女性大娘们心理的把握显然要比对几个男性人物深透,这也使小说不够均衡。 郭文斌的《恰似你的温柔》(中篇)讲的是现代人在“道场”中修行的故事,题材和形式在本期颇为独特,它挑战读者的阅读耐心和阐释能力。这篇小说如果不耐心读,可能会让人一头雾水摸不着头脑,不仅是因为里面陌生的佛教名词和修行规则,更因为行文的晦涩和情感的暧昧。整篇小说就笼罩在一团桃色的暧昧中。子莲、夏木荫、唐无可是师兄、师姐何师弟的关系,同时也组成了奇妙的三角关系。他们的“感情课”徘徊于彼岸与此岸、禅定与躁动之间。唐无可看似抛弃了“俗念”,真正皈依,但他在与子莲“缠绵”时唱的那首带有佛教色彩的流行歌曲又多少带有了淫荡意味,而且他与夏木荫的关系也浑沌朦胧。子莲与夏木荫在欲望和“色界”中挣扎,在修行的外衣下越走越远,借着定力与大爱的幌子欺骗唐无可并安慰自己,在佛法中为这种暧昧情感寻找合法性。现代人内心情感的荒凉并未在“道场”中无欲则刚,最后不得不因“定力不够”,“一失永失”。小说结尾夏木荫的父亲“心有所归”的死去,又昭示了保持一种信仰的可能,但无法突破小说整体呈现的信仰与实践之间的巨大鸿沟。这其实是一篇幻想的成人童话,人物的“零智力”和在现实中的“俗人”看来的“真愚蠢”并不能在包罗一切的“佛”中找到合理性解释,它的镜花水月般的玄虚仅仅是一次逃避而已。 刘建东《我们的爱》(中篇)讲述了一个灵与肉分裂的俗旧而无新意的故事。谢云娜的灵与肉要在两个人身上实现。灵与肉不能合一的爱也许是一种现实存在,问题是,谢云娜在被信仰、激情等形而上的非理性精神因素唤醒的时候,是否还会那么理智,对灵与肉做着截然的二分?小说无疑夸大了这种裂痕。实际上,谢云娜对老虎是“误读”,老虎的信仰并不是出世的,他是为了爱,所以当谢云娜得知老虎的那首歌不是写给她的时候,她看破红尘出家了——这样的情节安排不仅显得突兀、荒谬和不合逻辑,而且也显示出作者概念先行的叙述暴力。 “新小说干线”推出的是邵丹的三个短篇:《小镇的女裁缝》、《幻像》、《小兰仙》。笃定而从容,节制而舒缓、古典而细腻是邵丹小说的行文风格,然而无论是意象使用、结构安排还是情感表达都缺乏突破,小说仅仅是表现了功成名就的作者怀旧时的淡淡感伤和情感的微微落寞及对现实生活的些许牢骚。海外作者的归乡、忆旧及在海外的生活遭遇模式化且泛滥成灾,邵丹的小说最多只能看作是作者内心情感外化的习作。值得一说的是《小兰仙》。小说打动人的是小兰仙的纯真与隐忍。小兰仙残缺的美以及这种美的遭破坏,不仅是小兰仙一个人的遭遇,也反映了一个时代的症候。 刘庆邦的《灾变》(短篇)写一场水灾,小说只是对这个场景进行素描和速写,几乎没有情节,它仿佛把我们带到运古蛮荒的洪水时代,给人以寥旷、阔大、清冷的感觉。语言也如大水一样奔腾而来,气势十足。场景描写之外,小说也呈现了特定时代人们对集体财产对粮食对土地的热爱和眷恋,及人对自然的顽强抗争和这种抗争的失败与无奈。 《十月》2007年第6期推荐篇目:孙惠芬《天窗》(中篇) 看《钟山》 王斌 黄蓓佳的长篇小说《所有的》下半部在本期连载完毕。应该说,这部长篇没有让读者失望。阅读小说的过程,就仿佛睁开小说里提到的“时光之眼”,透视时间深潭中的历史变迁和命运浮沉。我们的视线,由黄蓓佳回忆的思绪和跳跃的章节牵引,在往事与当下之间不断切换,艾早、艾晚这对双胞胎姐妹所共同经历的幽幽岁月,就如同暗室中的底片逐渐显影。我们从中看到了成长的快乐与痛苦,看到了爱情的迷狂与坚守,看到了母性本能的强大与深邃,看到了一切女性命中注定无法摆脱的种种情感如何幽灵般主宰着女性一生的遭际。更重要的,我们看到了历史。这历史,是渗透着浓烈的人类共通情感、让读者感到熟悉、感到亲切、感到心折的个人生命史,又是一部通过形形色色的人物和生活细节折射青阳城乃至整个中国数十年发展历程的真实可感的社会变迁史。 小说是从艾晚得知艾早涉嫌谋杀张根本的消息开始叙述的。由这个巨大的悬念回溯,第一人称叙事者艾晚的思绪在不同的年代里穿梭自如,又与她在当下追寻谜底解救艾早的行踪见闻相间隔,形成了跳跃式的章节结构。与之适应,小说的语言也是相当有跳跃感的,仿佛珍珠一般在纸面上滚动,闪着幽幽的微光,并找到了各自最熨贴的位置,不粗鄙,不张扬,精准,洗练而传神。艾晚对姐妹俩童年和少年时期的回忆,向读者呈现了鲜明的女性成长经验。但这些经验并不是作者向壁虚构的空中楼阁,不是与丰富多彩的外部世界相疏离的纯粹个人的心理体验。它是开放的,是通过一些非常清晰具体的生活场景和生活细节一一浮出水面的。它穿越了一个个时代向我们走来,给我们带来过去生活的气息。作者详尽而细腻地描绘每一个人物的穿着打扮,神态举止;在场面和风景描写上花了足够多的笔墨,让“炊烟尘土,城镇和街道仿佛活起来了一样”;作者用细致入微的感受力,高效地唤醒那些蒙尘的往日生活细节,让读者仿佛走进了过去……历史,不仅仅是人物心灵在时间河流中漫游的记录,也不仅仅是一个宏大而遥远的政治背景。对于真正有所积淀的作家而言,可以说它就是过往的生活本身。正是因为细节的丰富和真切,《所有的》有效地还原了一段城市平民的生活史。这一切用功之处,让人感到这是非常严肃的,恪守传统的现实主义文学创作,从而与那些与世隔绝的顾影自怜的女性写作拉开了距离,也与黄蓓佳以前描写女性情爱的多少带有通俗言情色彩的小说(比如同样发表在《钟山》的《没有名字的身体》等)拉开了距离。 小说的不足之处在于,开篇那个悬念的谜底,也就是艾早谋杀张根本的动机似乎很难成立。因为精神崩溃而寄情赌场,将千万身家输得所剩无几,本来就匪夷所思。何况在生意场上打拼多年的艾早和张根本,竟然会在没有了解人身保险相关规定的时候就铤而走险,做了一笔赔本买卖。两个同样牵强的前提,成就了这场你情我愿的谋杀,而且这一切曲折仅仅通过最后才亮出的一封遗书来承载,而不是在前面的情节中引领读者一步步接近真实。这样的安排使得小说结尾处负担过重,在结构上和逻辑上都留下了一定缺憾。另外,陈清风亡命海外的前因后果,似乎有修改的痕迹,文气不畅。作者可能在回避某些人所共知的事实。当然,对于后者我们是不应该苛求作者的。 王安忆的《红光》(中篇)也向读者展示60年代城市生活的片段。作者以童年成长时期对城市杂陈的、繁复而隐秘的生活空间(作者形象地称之为“格子”)以及人与空间依附关系的逐步认识为线索,将上海的弄堂和街区里吉光片羽的人物、事件随意组织起来。最后,空间与人的神秘性,在“我”意外闯入的照相馆暗房里显影——“密密匝匝的格子里的人脸”,在“溶溶红光之中,栩栩如生”。小说将那些在作者记忆里绰约显现的人物放入各类生活空间,探讨空间对人的规训和塑造,看似随性而至、漫不经心的文字里暗含对于人类生存境况的隐喻。但论文般的词句和腔调搀杂其间,使它不像一篇故事性的小说,倒像一篇学术性的随笔。 与以前描写智障、偏执狂、肥胖症、疯子等非正常人的小说一样,黄咏梅的中篇《隐身登录》仍然是某类非正常人的自言自语。这次是一个年轻漂亮的女癫痫患者——小说中的第一人称叙事者“我”,和一个身患癌症不久人世的中年男人老M,以网络聊天为开端的真假和目的不明的恋情。借助非正常人的身份传达一些极端的心理体验,不失为一种另辟蹊径的努力。但是让读者担心的是,黄咏梅在这条路上越走越远,会不会越走越窄?把自己限定在一类偏狭的乏人问津的题材上,一开始确实能带来新质,吸引关注,但长此以往,会不会变成一种重复? 田耳的中篇《一朵花开的时间》改写水浒传中鲁智深的故事。小说中林冲阴毒,宋江奸险,武松狠辣……水浒英雄集体变小丑,许多经典的段子也变成可笑的闹剧。初看让人忍俊不禁,颇得时下“大话”文化甚至“恶搞”文化的真传,试图通过颠覆英雄人物来解构英雄视角,代之以市井小人的生活逻辑。但细读之下,作者的处理并不凌乱散漫,搞笑并非唯一目地,主人公鲁智深历尽波劫,由一个恶棍一步步看破红尘,最后真正皈依佛祖的过程,体现了对于人生意义的严肃思考。此外,小说语言洗练圆熟,叙述节奏平稳,颇见功力。 光盘的中篇《灵魂漂》,将一系列超现实的情节编织成一个孤女背尸认亲为主线的悲剧故事,人物面目模糊,语言虽有个性,但略显罗嗦。晓苏《天边的情人》(短篇)描写一个大学老师追逐情人的失败历史,立意比较直白,追求幽默和戏谑但流于浮浅。袁玉兰的《好坏人儿》(短篇)塑造两面三刀的典型机关小人物,平铺直叙,并无多少新意。吴文君的《虎皮鹦鹉》(短篇)和潘姗姗的《倾诉》(短篇)中规中矩,也没有太多引人注目之处。
看《大家》 刘纯 本期《大家》显然想在年末为读者献上一份厚礼,于坚、伊沙、孙甘露等名家纷纷亮相,阵容颇为可观。可惜作品水平并不算高,小说问题尤多,主要可归为三类:其一,作者意图淹没了故事和人物;其二,把握不住故事的主体或着力点;其三,故事的处理完全失控。 先说第一类。亢霖的《售楼小姐》(中篇),讲述的是由一部《水浒》引发的婚外情故事。“我”追求售楼小姐小郑,只因为她爷爷是研究《水浒》的专家,于是,追求小郑实际上成了迷恋《水浒》。大量的故弄玄虚背后,不但“我”对《水浒》的挚爱显得莫名其妙,所有人物也都有点神神叨叨。徐东的两个短篇《达娃的月亮》和《会飞的平措》结构极为相似,讲述的也是迷恋的主题:达娃迷恋女人,平措迷恋飞翔,最后人物都在作者的授意下宿命般地死亡或出走。作者努力想营造出纯净的效果,却只让人物迷失在各自的梦里,纯净变成了简单,也就无法让人感动。有时候作者甚至直接拿一些玄之又玄的语句为人物代言,把小说写成了哲理诗,阅读那些文字如同接受布道。 再看第二类。东君《风月谈》(短篇)的故事主体,是一个落魄文人被妓女的谎言感动,写了一部畅销书,妓女和文人都凭借此书飞黄腾达。然而这部分情节只占了不到百分之四十的篇幅,之前的百分之六十多全是对主人公困窘生活的描摹。全篇讽刺过于直白,即便理解为对当下生活的影射或隐喻也显得肤浅,作者自己却沉溺其中,写得兴致勃勃。阿舍的《白雾》(短篇)试图通过一次平常的省亲写出日常生活背后的暗流汹涌,可作者略嫌造作的语言却使故事支离破碎,描写家庭矛盾时使不上力,只好靠“白雾”这一飘渺的意象把这些碎片粘合起来。另一篇作品《游戏》(短篇),描写谵妄症患者“我”如何被疗养院的一位癫痫少年以跳棋游戏的方式启悟,小说的叙述始终无法抵达要害,只好在结尾通过“我”的心理活动三言两语点题了事。联系到阿舍专辑里的诗歌和散文,她更像是以写诗的方式去写小说。赵宏兴的《夭折》(短篇)写一个孩子因为母亲的一句吓唬喝了农药,抢救无效后家人悲痛欲绝,读罢让人一头雾水,不知道作者想要表达什么。 如果说前两类问题的出现让人感到或许作家创作经验尚不够成熟,故事完全失控的问题恰恰出现近年来创作颇丰的作家身上。或许,正是因为他们相对出名,下手更狠,更加一意孤行。吕翼的《秋夜的蚊蚋满天飞》(短篇)仿佛要写一个底层家庭的贫苦生活,可从何小满鬼使神差地看到姜寡妇洗澡开始,所有影响故事走向的关键情节都显得无比突兀;年仅十三岁的何小满杀害姜寡妇如砍瓜切菜般干净利落,颇有职业水准,这样失真的描写不一而足,整篇小说陡然滑为一出荒诞的闹剧,让人啼笑皆非。陈启文的《谁知道》(中篇)试图以诗化的语言平行描述两个家庭的悲苦境遇,可是作者无法在诗化语言与悲苦境遇之间找到平衡点,只能以儿子往父亲嘴里撒尿这样挑战读者心理底线的描写刻意将悲苦推向极致,并最终导演了一场没有必要的误杀。 此外,李浩《树叶上的阳光》(短篇)采取转述的方式追忆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的家事,对亲人惨状的淋漓叙写由于转述者的口吻显得没心没肺;尽管这种冷漠直指非常条件下的人情与人性,但李浩未免用力太狠,用意太明,其所要传达的东西也并无新意。盛兴的《我的家》(短篇)和《走投无路》(短篇),则完全是在拾残雪的余唾;尤其是《我的家》,无论是语句的风格,还是意象的选择,都像是对残雪粗糙而拙劣的模仿。这样的作品被归为“先锋”,不但谈不上进攻,其防守的价值也颇为可疑。 本期《大家》最值得关注的是李云雷的《无止境的游戏》(中篇),也可以说本年度《大家》发表的最好的小说之一。小说也有一个鲜明的主题:探讨当下坚守理想主义的意义与可能性;采用的则是不少《大家》常见的“实验小说”喜欢用的文本拼贴的形式:由一个当下落魄作家的故事进入西门庆的故事,再进入唐僧取经的故事,最后又回到当下。小说值得称道之处在于,它把一个古老又当下的严峻命题放置在一个后现代的拼贴结构中碰撞拷问,并且充分体现了这种结合的必要性和有效性。无论是开篇穷困作家对陌生女子的喋喋不休,还是进入作家小说里西门庆与唐僧的激烈论辩,对这一命题的严肃思考贯穿了小说始终。叙述视角的频繁转换也好,多种元素的杂糅拼贴也罢,甚至自然流畅的环形结构,都只不过是一种寻找答案的手段;从古代到当下,从文本到现实,作者上下求索,形式实验的背后有着极强的主导性与现实感。在执着的思考背后,小说有着苍凉蕴味:坚守理想主义的唐僧终于还是不敌坚持物欲追求的西门庆,孙悟空等人改拜后者为师,尊称其为“圣西门”,还把唐僧变成了白马,让西门庆骑于胯下继续西行,我们不难从中体味到作者的绝望。面对在物欲享受中乐不思蜀的西门庆和猪八戒,动摇于理想与物欲之间的孙悟空流下了眼泪,这一细节足以震颤我们的心灵。尽管人物独白由于作者追求思考的强度而显得琐碎,小说的张力也略嫌不足,但《无止境的游戏》在看似随意甚至胡闹的文字背后,提出了一个如此值得深思的命题,不能不说是它高于那些单纯迷恋于语言与结构游戏的“先锋”作品之处。 《大家》2006年第6期推荐篇目:李云雷《无止境的游戏》(中篇)
孙佳山 本期《花城》最值得看的小说是老那的《牛事》(中篇)。小说通过讲述农民吴水才家的老黄牛“打碗花”被盗的一连串悲喜闹剧,细致地描绘了当下农村各层官员和底层农民的生活样貌。老黄牛“打碗花”被盗之后,吴水才开始了漫长的寻找之旅,一开始他试图通过派出所来寻求帮助,无望之后又试图找镇政府帮忙,最后绝望的吴水才通过脚鱼贩子将自己的不幸报告到市委陈书记那里,终于得到了批示,之前所有的冤屈瞬间得到了昭雪,故事的叙述在第二部分有着很隐秘的反讽,不仅召四、刘村长、派出所长、周镇长这些曾经对吴水才丢牛事件无动于衷的基层官员们180度转弯,因为市委书记已经批示,市政府办公室的林主任、县委的张书记都亲自参与到为吴水才找牛的行列,整个官僚机构的运行机制在这里被惟妙惟肖地刻画,作者则在很深的地方嘲讽着。 王松的中篇《紫》是一篇调子相当阴冷的小说。叙述围绕着两次人体解剖而展开,医疗系大夫熊大方在“文革”前后的两次解剖课上,尸体的面部都由于被触碰到了韧带发出了微笑。由此作者在这两次“微笑”之间通过熊大方大夫的“文革”遭遇开始了关于命运的荒诞与残酷的讲述。故事气氛阴冷,作者将自己隐藏在叙述的背后,一丝丝地撩拨着熊大方大夫在文革中内心阴暗的过程,在小说最后,当她解剖被自己诬陷后自杀的宋成尸体时,宋成的微笑似乎嘲弄了他们一代人的命运。 盛慧的《小说二题》(短篇)也是鬼气森森。《月亮的花名册》中,女主人公师范毕业后因照顾生病的父亲耽误了工作的报到期,只好到偏远的月亮山小学任教,经历了一系列的古怪事情后,发现自己竟然被卷进了一个“鬼故事”:月亮山小学的师生在抗战期间被日军全部屠杀,分配自己去那工作的王科长在自己报到当天上午就葬身车祸,他的父亲当年被屠杀的一个教师。《他成了一棵树》写一个人被树妖俘获交媾,被不能回头的魔咒捕获,变成了一棵树。两篇小说语言颇为干净,意思不大,但有可读性。 本期头条是陈启文的《夜有多深》(中篇)。小说设置了一个循环的结构,讲述了医生吴桥在丧妻若干年之后再一次遇到了和妻子相同的心脏移植病例,在这个结构中用倒叙的笔法在主人公吴桥晦暗痛楚的生活中追述着他凄惨忧伤的人生经历。作家力图在这个结构中揭示命运的轮回和无常,世态炎凉中命运的不可窥见,但在谋篇布局中,对小雨这个波希米亚似的角色的安排略显失当,在小说的结构上未免无所依附。前半部分的叙述节奏也略显拖沓。 黄金明的《村庄的黄昏》试图在一个中篇里安排一个过于庞大的结构——通过讲述王永宝家庭的故事含概整个中国当代农村历史,过于宏大的意图以及对于“圣徒”王永宝形象过于完美的追求,导致了小说整体的塌陷。 《花城》2007年第6期推荐篇目:空缺 看《山花》、《西湖》 何不言 第11期《山花》最值得看的小说是赵刚的中篇《K》。《K》构思精致,扑朔迷离的意境之下深藏着对超越俗世生活的憧憬与唏嘘。在构成此中篇的四个短篇里,前三个短篇的叙事人称依次为“我”、“你”、“他”;相应的,K作为人物代号三个短篇里依次在变换身份:陌生而熟悉的音乐会起哄者,研究如何在大米上生出字、勾搭高中女生的逃跑者,和情人一起饲养熊猫又将之遗弃的有夫之妇。最后一个短篇的叙事人称重新回到“我”。婚后的“我”最终踏上寻K之途,结识原为市长千金而又自称“一把大米”的吧台小姐。小姐不告而别,为“我”留下半袋大米。煮熟的每一粒米饭上都显示同一字母:K。小说顺畅地设置叙事迷宫,游离于生活的真实与荒诞间,并以第四个短篇巧妙弥合前三个短篇因叙事人称与K的身份变化所可能产生的断裂感。K,在三种人称叙事与三重身份变化的映照之下,似乎现出了具有普遍意义的俗世之人的身影——在流逝的年华中只余对俗世生活无望的超越。与大多迷宫叙事小说中的零度情感不同,《K》情感饱满,内心情绪的流动真实细腻,结尾虽荒诞却感人,颇有“豹尾”之力。 “小说家自荐”中,许辉的短篇《在卫运河艾墩甸的高坡上》企图将揭露落后愚昧的思想文化状态的小故事置于宏大文化叙事的框架之中,但是作者过于刻意的企图使得小说显得头重脚轻。 “全国原创大学生原创小说展”刊出的是署名失秦的小说《失秦》(短篇),诡异迷离的故事由一名瞎眼艺人(也是一名乞丐)引出。并不成熟的“先锋”叙事最终导致作者无法讲清楚一个故事。 第12期《山花》“小说家自荐”刊出的是储福金“棋语”系列的短篇《棋语•借用》。储福金近期在推出的长篇小说《黑白》的同时,发表了一系列“棋语”小说中,以围棋之道状写人生世相,颇具特色。 苏尘的《追忆的飘浮》(短篇)是本期“全国大学生原创小说展”推出的作品。在低沉、压抑的意识流动与喃喃自语中,“我”与阿辉的感情作为一条主线引出一系列故事碎片。不过,冗长的独白,纷繁的插叙与倒叙的使用,让小说读起来颇有些“杀鸡焉用牛刀”之感。 第11期《西湖》“新锐”栏目推出陈集益的三个所谓“魔幻现实主义”的短篇小说。在《蛋》里,一位江郎才尽的北漂小说家施长春生了一个蛋,并幻想通过这颗蛋改变自己的境遇,但是最终却被当作危险分子,倒在警察的子弹之下。这颗或许可以视为对金钱与名声的欲念的蛋,在小说的一片荒诞图景中生动地隐喻了现代人一步步被推向极端的现实焦虑感。《特殊遭遇》讲述了一位漂泊在外的打工者遭遇了一系列离奇事件后,最后通过假死才捡回一条性命。故事里交织着工人与老板、异地人与警察、自身内心欲望等多重矛盾,这无疑透露出作者对当下外出打工者的生存境遇的现实观照与人道关怀。故事情节靠一股执拗之气推进,但在一些细节处理上略显生硬(比如在看黄色录像时“欲火”窜成现实之火在身上燃烧)。相比之下,《罗家大院》在气氛的营造上相对成功,在老邮差对年轻邮差煞有介事的讲述中,森森鬼气弥漫在字里行间:罗家的五个女儿在南方从事性工作,定期寄回自己的下体给父母修补后,像机器部件一样重新投入使用。最后,年轻的邮差在好奇心驱使下打开了从南方寄回罗家的箱子,发现罗家五个女儿的下体正撕咬着一个抢走她们生意的女人的头颅。故事的高密度叙述与残忍不留给读者些许喘息的余地。陈集益在创作谈中质疑当下的“现实主义”潮流,并声称“拜民间的高人为师”。在当下纠缠于平庸生活的“现实主义”写作的悲苦之声外,作者敢于重弹“魔幻现实主义”的老调,勇气固为可嘉,故事也写得流畅。但作者的叙述姿态颇有些“俯视”的意味,似乎并不十分“民间”;在故事的讲述过程中也有些急躁,时常以作者之力取代故事自身逻辑催赶情节进程。 第12期《西湖》“新锐”卢江良的三个短篇里,《探监的母亲》不失为一篇良好的小小说,通过两位母亲在公车上的谈话层层拨开探监的真相,颇为感人。看得出,小说结构颇费作者一番心思,但剥离迷雾后的故事本身有些俗套。《洪大的摩托车》写鱼贩洪大新买的摩托车的两只轮子因村口警亭的失职而被窃,不得已之下洪大向派出所反映情况。在派出所一再敷衍之下,洪大怒而拆卸派出所人员的摩托车车轮。故事末尾,在报社工作的小天写稿反应这一情况,却未能通过审核。小说只是简单化的平民与警察的二元对立,以及新闻媒体对这类报道的回避,小说骨架、筋脉与血肉一览无余,笔力嫌弱。《一个会飞的孩子》讲述一个因父母不良遭遇而被村里人歧视的孩子乌狗,为了在同伴面前维持自尊而欺骗同伴自己具有飞翔的能力,却又一直不肯“大显身手”。最终,同伴为了验证与观看乌狗的飞翔,而将之推下山顶。小说显然试图以个人化的叙事切入某段历史,但过多笔墨停留在儿童事件本身,历史的残酷真相未能得到有力凸显。卢江良的小说直面历史与现实,却似乎缺少对历史真相的深刻思考:毕竟那些有形或隐形的、关乎历史真相的“蛛丝马迹”是复杂纠缠的,并不像卢江良小说呈现的那么简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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