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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末年初，上海的话剧实在太火了！和往年一两个贺岁话剧打打擂台相比，今年的贺岁话剧就像“雨后的春笋”层出不穷——但一个事实是，真正的先锋实验话剧已经不存在了。
仅仅去年12月，来自上海、北京、香港、台湾的话剧就有13台之多。今年1、2月间，包括贺岁话剧在内大大小小的话剧演出更是多达19台，而在过去几年，上海话剧一年的演出数量也就三四十台，差不多是如今岁末年初三个月话剧数的总和。更为夸张的是，所有这些大小演出，几乎无一不卖座，赚得盆满钵满。个中缘由到底何在？上海话剧真的进入一个“掘金时代”了吗？这样的市场景象，究竟是虚火上升，还是真实繁荣？
现状 上海话剧，火了……
包括《两只狗的生活意见》、《暗恋桃花源》、《武林外传》、《无人生还》、《红玫瑰与白玫瑰》、《秀才与刽子手》等话剧从去年开始在上海都是因为票房火爆而一再加演，孟京辉甚至带着自己的“两只狗”在半年内接连来沪演出了四轮。这样火爆的市场，让很多“久经沙场”的业内人士都有些看不懂。很多不知名的民间团体在利好趋势下纷纷涌现。与此同时，孟京辉、赖声川、林奕华等来自北京、台湾和香港的知名导演更是在上海的话剧市场看到了充满希望的前景，纷纷有意从今年开始把自己的“半壁江山”移到上海。
上海话剧，是不是开始进入了“掘金时代”？
贺岁话剧纷纷登台
和往年一两个贺岁话剧打打擂台相比，今年的贺岁话剧就像“雨后的春笋”，冷不丁就冒出一个，而且层出不穷。从去年底开始，元旦、春节、情人节，打着贺岁旗号的各类小剧场话剧接连出台，竟有10部之多。这其中，除了可以算作上海贺岁话剧“始作俑”者的导演杨昕巍的《和谁去过情人节》、每年春节来沪的陈佩斯新创的历史喜剧《阿斗》、上海话剧制作中心人艺制作体的《中国式婚礼》之外，其他的贺岁剧几乎都是新面孔的创作团体，《我不是李白》、《13000000单身浴缸》、《想嫁有钱人》都是北京的民间制作，而《空即是色》、《欢喜禅》、《疯人院飞了》则是上海戏剧学院的创作班底。
赶着岁末档期，这些小成本小制作的贺岁剧几乎个个卖座，虽然是清一色的喜剧，观众却好像没有显示出审美疲劳。搞话剧的人们也就乐此不疲纷纷上阵，由此形成今年“十剧同贺岁，大家齐欢喜”的局面。
三地名导齐集沪上
除了民间团体纷纷投身话剧贺岁档，最近一两个月，北京、香港、台湾三地的名导也都不约而同“扎堆”来沪。孟京辉的《两只狗的生活意见》连演四轮依然场场爆满。赖声川的《暗恋桃花源》同样来沪三次一票难求，他的《这一夜，women说相声》更是开票不久就被抢购一空。香港鬼才导演林奕华虽然首次到上海演出，不了解他的上海观众依然给足了面子，《包法利夫人们》最后一场时，竟然有观众站着看完演出，这让怀着“探路”目的的林奕华颇为意外。而田沁鑫的《红玫瑰与白玫瑰》1月刚刚在上海赚到了200万元票房后，立马又被演出商相中，将在情人节档期再度上演。
大概是上海话剧市场的空前繁荣让所有这些名导们感到甚为欣慰。在几番来沪后，他们已经纷纷表示要在上海长期驻扎。孟京辉今年已经在上海成立了办公室，不仅计划和上海话剧中心合作，还有意在上海捣腾一个自己的剧场。今年，他会带更多的作品到上海，让上海和北京同时成为他戏剧演出的两大阵地。
与孟京辉相似的是，明年，上海也将成为赖声川“表演工作坊”的演出重镇，除了新戏《如影随形》将在上海排练和首演，还会在上海大剧院建院10周年纪念演出中开辟唯一的戏剧演出季。而表演工作坊更大的动作是，他们还会考虑在上海大剧院的中剧场开设连演一个月的定幕剧。至于林奕华，在明年，他很有可能把自己的两部颇受期待的新作《西游记》和《水浒》带到上海。
原因 市场怎么火起来的？
对于上海话剧市场前所未有的火爆，大部分从事话剧多年的业内人士也感到有些意外。不过，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去年的话剧市场是最近几年最好的。不仅外来的演出个个满载而归，上海的本土制作也几乎没有一个失手，上海话剧中心人艺制作体负责人王德顺统计了一下去年的创作演出，竟然没有一个剧目亏钱，只是赚多赚少的问题，而且大部分新创剧目都演出两轮以上。没有人能够说清其中具体的原因，但在不同人眼中，上海话剧市场的火爆有着不同的解释。
原因一：话剧和牛市一起“飘红”
有人笑称，2007年的话剧市场，是和股票的牛市一起飙升的。虽然是笑谈，但也不无道理。一位业内人士分析，由于去年一部分人在股市中获得了较大的收益，收入水平提高，因而也就愿意在文化生活上进行更多的消费。
观众收入和话剧票房的关系的紧密，最近几年越来越得到验证。尤其是这些年，岁末年初越来越成为演出的黄金档期。大部分观众在这个期间拿到了年终奖等大笔收入，而更多的单位在这个期间有聚会、社交、回馈客户和员工福利的需要。观看话剧演出，成为一项既有品位又不昂贵的消费形式，因而个体购买和团体包场都有大量需要。这也是岁末话剧竞争激烈，但是却集体“飘红”的原因之一。
原因二：制作方越来越了解观众需要什么
在整个话剧市场开始复苏的前提下，王德顺认为今年市场好的关键原因是制作方越来越了解市场的需求，剧目的选择充分考虑到了观众的因素，演员阵容的挑选也不无关系。
由于话剧制作人制度的日趋成熟，现在所有的话剧创作都在剧目挑选和演员阵容上有精心考虑，每部剧目都力求有一个卖点。包括赖声川、田沁鑫这样的导演，也都用明星阵容为票房打底。去年一年，濮存昕、黄磊、袁泉、喻恩泰、何炅、谢娜、夏雨、高圆圆、大山、郭冬临、秦海璐、高虎、辛柏清、李宗翰……不管是影视演员还是娱乐明星，几乎都挨个在上海的话剧舞台亮了次相。请不了明星的，就搬出编剧的大旗，像宁财神和阿加莎这样的，都是市场保证。同样是市场法宝的，还有畅销小说。再不济，制作方也可以祭起喜剧旗帜，因为在上海，喜剧越来越压过正剧和悲剧，成为票房保障。
原因三：话剧会员制的完善？
市场火，自然因为观众多。上海话剧日益重视会员制的完善，也被认为是市场持续看好的重要原因。据悉，今年上海话剧中心的VIP会员增加了近500人，增加了50%。普通会员则增加了3000人，增加了40%。目前，仅他们一家单位就有1500人的VIP会员和13000人的普通会员。而赖声川的“表演工作坊”在上海，也将近有4000人的可联系观众群。
上海话剧中心负责会员活动的刘雷告诉早报记者，现在观众的大规模扩张和发展，大多半还是市场自然发展的结果，但同时也是他们努力经营的成效。现在，除了“购票积分，积分换票”这样的优惠活动，他们还搞了大量会员联谊活动，包括国外引进项目、艺术高峰论坛，都对普通会员开放名额，甚至还有影音空间等完全免费的戏剧欣赏沙龙活动，任何人都可以参与。也因此吸引了许多不知道安福路的人来了安福路。每周，他们都会接到一些电话询问交通线路等，可见新观众的人数越来越多。当然，去年的“慢慢生活工作坊”也极为成功，争取了大量稳定的话剧铁杆观众。
原因四：规模效应的力量？
不过，在现代人剧社社长张余看来，去年开始所有的戏都票房大卖，还是有规模效应在。去年是中国话剧百年，北京的好戏名导纷纷来上海演出，包括林兆华、孟京辉、田沁鑫等人。赖声川的两部戏也一年在上海大剧院演出多场，包括林奕华等，这对于争取大批话剧观众起到了不小的作用。
上海自己的本土制作演出也呈现出繁荣局面，除了话剧中心制作了一大批口碑、市场都不错的作品，现代人剧社也在上海大剧院小剧场形成了长期演出，去年一年就推出了七八部戏，共有140场演出。包括阿加莎《捕鼠器》在内的一大批小剧场话剧都是一票难求。于是，孟京辉迷、阿加莎迷、《武林外传》迷……剧目数量的繁多和类型的多元，吸引了各类话剧观众走进剧场，观众基础队伍的日益庞大，也促进了话剧市场的共同繁荣。
张余说，过去，上海只有安福路话剧中心的三个剧场演话剧，现在同时还有上海大剧院的两个剧场和美琪大戏院，不时还有同乐坊、金茂音乐厅的演出。剧场数量增多的同时，制作团体也大增。因为看得见回报可能，越来越多的影视公司和文化公司都开始尝试话剧制作；另一方面，去年开始，各种上市公司都需要有文化板块，于是越来越多的公司开始在话剧制作上投钱。于是，现在做话剧的团体机构有十几家之多。去年新成立的尚戏文化公司也打算今年起制作六七部作品。话剧和观众同时“人来疯”，其实也是一种两者互相影响的结果。
虚火上升还是真实繁荣？
话剧进入“掘金时代”，人人都有钱可赚，对于大部分人而言，自然是好事。但是，话剧毕竟是艺术，而非产业。对于目前空前的市场繁荣，依然有很多人表示了忧虑：这样的市场景象，究竟是虚火上升，还是真实繁荣？火爆背后，究竟又有多少隐忧？
虚火一：票房不能代表剧目质量
“年末的时候，不管是个人还是单位，在经济上相对预算丰厚，话剧票房全面飘红，并不一定意味着话剧市场真实繁荣。因为很多团体包括个人购票者挑选剧目往往是随意的，有时候仅仅只是简单看了下剧名、剧情简介和演员阵容。所以，在这个档期，票房的好坏有时候不一定能够代表这个剧目的质量。”一位大型单位负责企业文化的曾先生表示，自己今年已经因为工作需要团购了大量话剧演出票，对贺岁档的话剧热颇有感触。在他看来，现在的贺岁档话剧其实还是艺术水平参差不齐，尤其是本土创作的好戏数量有限，但因为这个档期的市场属于“供不应求”，而且观众也不够成熟，所以很多质量低下的小成本民间制作也得以“有缝可钻”，抢到了市场的蛋糕。等到有一天好戏足够多到满足市场需求，票房也就可以检验剧目艺术质量的高低了。
“不过，另外一方面，这也说明现在话剧演出的质量有了明显的提高，数量类型上也有了可供选择的余地，不管是个人还是单位，都开始考虑把钱用在了看话剧上。也是一个可喜的现象。”
虚火二：观众层次过分单一
话剧市场的成熟，离不开制作人制的优势。但在执导过多部小剧场话剧的导演石俊看来，制作人制的弊端这些年也开始显现。由于一味以市场为标准，大量迎合观众和市场的剧目扎堆上演，以至于年末的话剧几乎是清一色的喜剧。而大大小小的贺岁剧名字，几乎没有一部不和“情色”相关。
“年末的舞台太闹了，确切地说，是喜剧不多闹剧多，戏剧技巧大于艺术精神。”石俊说，最近看了5部话剧，竟然有3部出现同性恋当作笑料，其中竟然还包括国家话剧院团的创作。5年前，有媒体批评当时的话剧是浅阅读，那个时候还有人可以解释这种行为是在培育市场，拯救奄奄一息的话剧。但现在，不少民间制作就是在明目张胆地赚钱。话剧几乎进入了个体户的时代，很多人完全被市场左右，连追求市场都谈不上了。
同样对年末贺岁喜剧不满的还有剧作家赵耀民，在他看来，现在充斥戏剧舞台的大量所谓喜剧都是闹剧，跟春晚的小品差不多，纯粹博人一笑。“现在是一个缺乏喜剧的自由精神的时代，没有自由精神是写不出好的喜剧的。”
事实上，目前的戏剧创作最缺乏的，也许不是自由精神，更多的是严肃的艺术精神。从去年一整年来看，上海的话剧制作确实偏于娱乐化。尤其是包括来自北京的民间制作，更是拒绝大师和精品，过分游戏化和低龄化。编导演几乎都是年轻人，在这样的趋势下，自然带来大量中老年观众和知识分子观众的退出。目前，上海的话剧观众仍然以年轻白领为主。观众层次的过分单一，很有可能是未来几年话剧市场最大的隐忧。
虚火三：全商业剧时代
北京戏剧人老象说：“就我这两年的观察，上海话剧市场比北京更趋向于个体购买。就是说观众都是自觉自愿地接近话剧，话剧成为时尚也好，成为生活一部分也好，总之话剧比较亲民，观众买账。”
这几乎是北京戏剧人的共识，虽然北京戏剧人时常会批评上海话剧的商业化，但是他们却乐于享受商业化市场带给他们的利益。在这样的状况下，有人质疑，上海现在已经成了话剧界跑马圈地的“淘金之所”，在资本和票房的诱惑下，上海话剧市场是不是会走向“全商业剧”的时代？
从事话剧制作十几年的张余认为，现在真正的先锋实验话剧已经不存在了。孟京辉和赖声川曾经是两大实验戏剧的标志性人物，但现在他们的“先锋实验”已经成为了票房号召的招牌。他们的演出基本具有了娱乐商业的三大要素：明星娱乐大牌、本地最豪华的演出场所以及商业剧场的反复轮演。当年像牟森一样的反世俗戏剧早已不复存在。
另一方面，现在北京和上海的民间制作几乎掉了个个，戏逍堂和大量临时出品的北京民间话剧几乎都是极端商业的娱乐戏剧，这些剧目纷纷来沪“淘金”，其实加剧了上海话剧市场的“恶性生态”。
对于外来剧目，上海话剧中心制作人王德顺认为，这样的演出既是竞争，也是促进。事实上，在一个人人争相掘金的时代，作为上海唯一的国家剧院，上海话剧中心有着特殊的责任。如何保持平常心，保持一个国家剧院应有的文化品格，在一个急功近利的环境下，实现商业和艺术的平衡，是上海话剧人应该思考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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