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艺术

1、昨夜梦见周氏兄弟
2、江湖夜雨录
3、吾友张成啸
4、吾友江离
5、吾友古荡
6、吾友泉子
7、吾友胡人
8、吾友余西
9、说鬼
10、发现
11、我的《蒙田随笔》

1、昨夜梦见周氏兄弟

    一向多梦，昨晚先是梦见自己走在一条没有尽头的长路上，天快黑了，迷茫，焦虑，这情形我梦见不下十次了；接着梦见两支军队打仗，我欲逃而无路可逃；再下来我就梦见了鲁迅和周作人两位先生。

    两先生的穿着、留有怎样的胡须、吸烟否，都记不真切了。鲁迅先生应该是第三次梦见了，他还是一声不语，从我身边走过去了。周作人先生到我桌前坐下，提笔写了一篇文字给我，我看了一遍就记在心里了，想，待我醒来，定可以一字不漏地把它抄出来，这也称得上梦中传彩笔了，谁知醒来却一个字也记不得了。

    “子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周公历文、武、成三代，辅佐武王灭殷，东征定乱，营建东都，制礼作乐，还政成王；此等事业正是孔子梦寐以求的，求之不得，自然要寤寐思服，乃至随风入梦的。那我梦见他的两位后人有何深意呢？

    先说鲁迅先生，白话文以来的作家中，我最爱的当然是他，但我算不得他的忠实信徒，比如我不太赞成他的一个重要信仰：“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他一辈子基本上恪守这一信仰。说实话，我更能接受周作人先生对于文艺的态度：“文字在民俗上有极大神秘的威力，实际却无一点教训的效力，无论大家怎样希望文章去治国平天下，归根结蒂还是种自慰。”我觉得，所谓国家国民的根本问题，大致应该归结到制度的建设等事情上来，无论如何不能通过文艺运动来解决的。

    若有人问我，既然如此，那你爱鲁迅先生什么呢？第一当然是爱他的文章，以前喜读他的三本小说、《朝花夕拾》以及《野草》，现在是他的所有文章都爱，他的搜集辑录校勘研究，他的杂文，他的书信和日记。我还爱他“不求闻达，但求自由的想或写，不要学者文人的名”。爱他的勇敢风趣和决不肯无辜牺牲的迂回，爱他的大爱和大恨……诸如此类的话，几十年来，大小文章里说的太多了，一张口便近乎抄袭。爱他，也愿意效法他，更愿意孔子梦周公那样一辈子梦见他。

    我爱周作人先生始于十年前。高考结束了，考的还可以，我觉得对父母和学校的责任已尽，接下来的时间要开始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了，于是跑到最近的一家书店去买自己想看的书，第一本便是《周作人散文精选》，这本书于2003年被笑笑撕破了。杭州十年，对他的阅读从来不曾中断，越读心越向往之。我很想谈谈他的人和文留给我的印象及施与我的影响，但总觉无力，这方面的文章废名的《知堂先生》写的很好。张中行在一篇纪念他的文章中写道：“他还有一种瘾，是思有一点结果，或说有所见，有所感，也忍不住，就拿起笔写，一生著译达几十种，上千万字，就是这样不声不响地出来了。” 但愿我这一生也能闷声不响地写出上百万文字，且其中的三五篇耐得人读，也就够了。

    鲁迅先生对我的三次沉默，意味着什么呢，或许依旧是失望吧，用九斤老太的话说是一代不如一代；周作人先生写一篇文字给我看，是鼓励我吗？

2006-9-13

2、江湖夜雨录

    当年杭大（98年称浙大西溪校区）有一个拉二胡的老人，很多学生喜欢他，我特意买了二胡跟他学。2001年夏天，97届学生即将离校，一天，吴大伯请与他交好的毕业生吃饭，意在介绍我们认识，印象中来人不少，就在这场酒会上我结识了查德盛、李伟光、童艳春、吴小羊和赵盛开。

    《史记》有句话，“白发如新，倾盖如故”，我与五人一见倾心，应该归于性情相投吧。此后一段日子，几乎天天去喝酒，喝必尽兴，不醉不归，可谓“落地为兄弟，何必骨肉亲。得欢当作乐，斗酒聚比邻。”我们放浪麯糵的所在，是学校西门外的一家小店，店主为一对年轻夫妇，小二为店妇的妹妹，我们常开她一点善意的玩笑。喝的最多的是安徽口子酒。不知哪一回，酒桌上，我们桃园结义，排了座次，年龄我痴长一二，推为大哥，查二李三，童四吴五，盛开最小，是大家的六妹。又一回，喝到兴头上，我语惊四座，“喝死无所谓”！这并非酒后狂言，外表我虽如许多朋友所说“比江南人还要江南”，而内心实有一种北方人的豪气，一壶浊酒进肠，整个人便从“齐瑟和且柔”一飞而入“秦筝何慷慨”了；于是四座纷纷起来敬我，喝到后来白酒入口如水；以至碰翻了烧开水的火炉，烫伤了右腕而不知。查德盛酒量不过中等，酒醉了睁不开眼，张口如喷泉，到处乱吐；乘酒兴深夜赤脚去西湖，让我为他提鞋。李伟光酒量惊人，醉了更惊人，不停用巴掌打自己的脸，查德盛和吴小羊也把脸伸过去让他打。最忙的是艳春和盛开，一会照顾这个，一会照顾那个，难为她们了。

（一）

    查德盛，安徽安庆人，杭州大学资海系97届学生。他是五人中我最早认识的。早在大一大二时，我就注意到了学校有这样一个人物。他走路快而有力，头发如波浪起伏不定。99年美国轰炸我南联盟大使馆的节骨眼上，日本一留学生在我校滋事，遂有了浙大四校区学生夜围留学生楼的事件。东洋鬼子被大批警察换装救走，就有了一批最坚定的学生静坐抗议，我和查就是其中的两个。天亮，学校让班主任认领各班学生，我们两人被吴大伯劝说到他的住所，他的喉咙哑了说不出话，我也是。

    一直到毕业前吴大伯的酒会后，我们才算真正认识。一个傍晚，先在他的宿舍，后在杭大路、曙光路上，我们进行了长谈。他的话多，讲他的哥哥他的母亲他的父亲，讲他一个写诗的大伯，讲与他有过恩怨纠缠的两个女孩子，也讲他写的诗（这时我才知道他是诗人白水）。他讲话坦诚率直，在我这外人面前，评价自己的长辈时，真刀真枪，一点也不避讳；而谈及儿女私情时，又完全是一个诗人的语气。我说得很少，我一向是个合格的聆听者。我肯定也讲了些什么，都忘记了，也许他记得一些。

    毕业后，他去了宁波工作，工地几换，换来换去总在大海边。经常回杭州，尽管从没有为我而来，然每来必过我处。五六年过去了，社会大墨池似乎没有改变他分毫，走路还是虎虎有生气，头发如波浪起伏不定；他还是那个第一等质朴忠实的查德盛，爱憎极分明，对自己不喜欢的人，天王老子也不在他眼里，一旦交下你这个朋友，就可以把整个心掏给你，是那种你可以放心托付大事的朋友。变化不是没有，比如他诗写得少了，一天比一天少；但不管他今后写不写诗，我总认为他比我这个常写诗的人更像一个诗人。

（二）

    李伟光，湖北武汉人，杭州大学资海系97届学生。第一次见他，就被他吸引住了。他那时的装束至今难忘：时已盛夏，他仍穿一双厚重军工皮靴，军裤，无袖蓝色T恤。他一上来就说，早听说过我，指的是97年第七届“求是杯”中文大赛我获全校第一名的事情。遗忘的陈年往事由一个陌生人口里道出，让我对他倍感亲切。不但装束，他思想上也是标新立异，多能道别人所不能道，记得当时他非常推许王小波，欣赏《挪威的森林》中的某些生活方式，向我推荐意大利电影《美丽人生》。若再加上他的“痛饮狂歌空度日，飞扬跋扈为谁雄”，真算得上一个二十一世纪的晋宋人物。

    《三国志•吴书•周瑜传》中程普说：“与周公瑾交，若饮醇醪，不觉自醉。”这里我改动几字，夸张一点说：“与李伟光交，投身醇醪，不得不醉。”在朋友们中间，他俨然是酒的代名词。几乎每次喝酒都是他的提议。酒座上也要靠他烘托气氛，制造笑声，有他在的地方就不会冷场，就有笑声，就有快乐。六人结义一事最先也是他酒后的灵感，此后几年我们进行的大小事情也多是他的主意，他是我们六人中当仁不让的主心骨。

    毕业后，他去了龙盘虎踞的大上海。上海滩，他游刃有余，身先躬行着《古诗十九首》的遗训：“何不策高足，先据要路津。”然而每过一段时间，他都要来杭州一次，说是厌倦了上海的游戏和敷衍。于是在杭州的山水之间，大小酒馆里，我们各自摘掉各自的画皮，于是觥筹交错，笑声四起。

    他性格外向，洞明练达，事业是我们六人发展最好的。对待朋友，他和查德盛一样古道热肠，2002年笑笑出生，在我生活至为艰难的时刻，他给予我的资助，让我有生难忘。

    2003年某次他来杭州找我喝酒，我为他写了一首诗，结尾是：

于陌生的小店，我开始发现
消失的一切，渐渐在你语无伦次的长句背后浮现
哦！繁华落尽，我们击打着酒瓶，白发颓然

    有酒，有朋友，活到老，喝到老，醉到老，这也是李伟光最期望的。

（三）

    赵盛开，浙江象山人，杭州大学物理系97届学生。见她之前，先听说了她的不少事情，比如查德盛、李伟光喝光了身上的钱后，饥肠漉漉，就拿着空饭盒去找她；查、李穷学生两个，学费若一下不能凑齐，偶尔也由她先代为垫付。还看到她的一首诗，她也许写过不少，我只读过那一首。

    第一次见她，就想起“莲子青如水”、“草与水同色”等南朝古句，是江南难得一见的清远不俗的女孩子，这一印象，几年来不曾改变。

    听查德盛说，盛开的妹妹不止一次抱怨：上天不公，把所有的好都给了盛开。在我看来，固然有与生俱来的成分，更多的当是后天的修为。大学四年，春雨春风；除此之外，她还学过二胡、小提琴、钢琴，学过绘画、舞蹈，学过法语，看了不少书，还写过诗。这综合的影响，必然造就了她的“清远不俗”。

    不管何种场所，我见她总能做到从容自然，话不多说，想好了才说，和风细雨地说。忠恕待人，有海边人的襟怀。她又凡事注重礼节，从她身上可以见到古代书香闺秀的背影。她还有一样了不得的好处，是待人细心周到，凡事为别人考虑。正因了这种种好处，我们时常半开玩笑半认真说，有了孩子，一定要交给盛开去管教。

    毕业后，她先到萧山工作，从事外贸；回杭州，做的仍是服装外贸；工作勤奋，印象中她总在加班。她在杭州几次搬家，我到她的住处去过一两次，东西不多，一堆书，一台收音机而已；离开杭州的前一年，工作的需要，才配了一台笔记本电脑。她在家也就是看看书，听听收音机，到了学琴的时候就出去学琴，几年间大抵如此。这种类似中世纪修女的生活，在她也许甘之如饴，在我们看来多少有点荒凉。我和她虽同在杭州，但见面的机会也不比查德盛、李伟光多，通电话居多；想想真是惭愧，她喊了我这么些年“老大”，我实在是没尽到“老大”的责任。

    今年夏天，她和校友王辉长时间、远距离的恋爱（王辉毕业后赴山东老家）终于结了甘果。她又做了一项其他南方女子所不能做的决定，远嫁山东小城。人人都向往着南来，她却北去了，如红楼迷梦中远行的探春。我们当然都支持她的决定，尽管不舍，记得我们私下多次说过，希望盛开不要嫁人，我们是太自私了。

    这几个月，她在齐鲁之地生活的不错，我相信她会过的更好。此处我借《诗经•齐风•甫田》中的两句诗赠她：“无思远人，劳心忉忉”。须记，心安处即故乡！

2007-10-14

3、吾友张成啸

    这几天最欣喜的事情，是在网上等到了成啸。我和他结识快二十年了，是朋辈中第一个给予我影响的人。然而项城一别，流水十年矣。十年间，尤其当我一个人在夜晚穿行于异乡的灯火街巷，我常常希望一个侧身，或一个回头，能够撞见某个熟识的人，也就是“他乡遇故知”，我最希望撞见的就是老友成啸：头发依然蓬松卷曲，挺着肚子，吞吐着香烟，不紧不慢的走路，既爱古人，又不菲薄今人，不曾迷信过哪一个人，能做好文章，却无意做，也可以说是懒得做。

    第一次见他时，我尚是十三四岁的骄矜小儿。据说他因打架在商水黄寨中学呆不下去了，转到项城我的学校，与我同班。他长我不过两三岁，却年少老成，看上去大我许多。学校离家很近，放学回家吃饭。成啸的姐姐与我同村，有时他与我结伴而行。那时我只当他是客人，一个会吸烟会喝酒喜欢独来独往的客人。

    两年后，我们考进同一所高中。离家远了，陌生人多了，两人自然亲近了。虽不同班，吃饭要端到一起吃，周末也约好一起回去。步行回家，除了谈些同学老师的事情，偶尔他也讲起他看过的课外书，多是些西方的名著，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知道这些东西；借过来，走马观花一看，便自以为懂了，向他夸夸其谈，他安静地听。假期他常住姐姐家，有空就来找我。暑假我在瓜棚看瓜，他一到瓜田，先找好中意的西瓜，不用刀，一拳砸为两半。寒假我到他家，他总要买上一大盆热豆腐，伴上足够多的辣椒。关于吃，还有一件趣事，高三那年，学习紧张，他上火了；为去火，他一口气吞下半斤白糖，害得拉了一个星期肚子，为同学所笑。

    97年，项城一别，他西南行，我东南行；四年后，我依旧留在东南，他转而北上了，去年又折而向西了。初别的一两年，我们通信，信写的很长；他的信娓娓而谈，如他平日对我说话，如周作人的文章。渐渐懒了，信写的少了，尽管彼此宿舍都有电话，却很少打，那时长途电话太贵，不是我们这样的穷学生能够承担的。网络兴起了，没人写纸信了，他是一个不上网的人，也不用手机，于是我们失去联络了。

    我和他都是挚爱朋友的人，我多的是火一样的热情，麦秸火，一燃而尽；他多的是温情，像炉膛里火焰过后长久不熄的余烬，而寒冬腊月最给人温暖的便是这余烬。我是常常把他忘了，只在孤寂的时候想起他，想象他在洛阳、西安古城里喝酒长望的样子，心想他若在杭州，我们可以一起买旧书，一起喝黄酒，一起赏山玩水，我又可以过去那样事事征求他的看法。我相信他是经常想起我的，他不太放心我这个鲁莽的兄弟，但他从未规劝过我，他愿意我多走些歧路，他相信我不会迷失的太久。

    这次网上见面，费了我不少周折。我的话比较多，这跟打字快慢没有关系，性格使然，我们都还是老样子。我一上来就谈起他在文学上施与我的影响，谈起《巴黎圣母院》《三国演义》《红楼梦》，以及意大利大诗人夸西莫多的诗，这些是我最早接触到的纯文艺，都是他借给我并指引我看的，自此才开始了我的文学梦。青春蹉跎，至今没有写出好的作品，可以说是百事不成，罪过，罪过。成啸，这些年更大的爱好却在法学上，所有他能到手的法学方面的书籍都认真读过了，他只是为一种喜好而读，全无著述之意，这正是我深为痛惜的：一个天生该写文章的人却不写，那么多小丑却在跳梁。

    追忆往事之外，我们谈的多是文史政，因我于法学是门外汉，他一字不提。我把几天来谈话的内容拷贝了下来，有空整理出来，且名之为《随谈录》，作为我们友情的一个纪念。

2006-8-27

4、吾友江离

    有一种朋友，即便朝夕相对，在分开的时刻，你仍然会想念他，发出“今朝郡斋冷，忽念山中客”的感慨；对于我，江离就是这样的朋友：同在杭州，见面的机会不能算少，但我仍然想念他，如同想念远隔千山万水的老朋友。

    第一次见面应该是2002年一个秋天的中午，在贴沙河边胡人的住所，筹划创办一份民间诗刊。江离、炭马、古荡都是初见，我把江离认作了古荡，闹了一点笑话；这三人，从外貌神情上看，可用岁寒三友比之，古荡如苍松，炭马似六月竹，江离乃清寒之梅。很快，我和江离的交往多起来了，我主动的次数居多，我对自己喜爱的朋友总抱以过多的热情。

    2002年是我写诗较为癫狂的一年，几乎每天都写，写好主要贴在苏梦人兄主持的“四季诗歌论坛”上。那年江离也写了很多。一有空，我就跑到浙大生科院研究生楼17幢316房间，找他去研习诗歌。其时江离已登堂入室，深得诗中三味，我尚未窥入门墙，有一望侯门深似海之感。江离也常在灯火初上时来到婺江路31号，找我喝酒。婺江路有小镇的风情，芜乱中透着谐和，嘈杂中驻着安静。我们多去包师傅的小店，多路边露天喝，一抬头看见星星，不远是钱塘江。盐水花生，酱爆茄子，西湖啤酒，两个相见恨晚的年轻人，当时情景可借王安石的古诗来描摹：“草草杯盘供笑语，昏昏灯火话平生。” 尽管后来我把2002年写的诗歌全都烧掉了，它仍是我深为怀念的一年，那一年，我在写作和生活上都是一个十足的狂欢者，也是一个进取者，那上升的快乐是难以言说的。

    此后几年，直至今天，我们间的交往大抵如2002年，温厚如酒，又恬淡如水。

    对一些朋友来说，他的待人不冷不热、处世自清高远（可参看他的《节奏》和《南歌子》等诗，读其诗，其人可知），他的本科、研究生哲学系背景，以及他克制、冷静的诗文，都有些让人却步的意味。然而，熟悉他的朋友才知道，江离实际上还是一个狂欢者，一个大玩家。他的狂欢有时体现在喝酒上，很多朋友都见识过他喝酒时兵来将挡、水来土掩的乱世酒徒气概。每每醉后便进入一种童话状态，我亲眼看他把书页撕下来，当作棋子与潘维下棋；又见他取下手链，当作钥匙去开门；也见他走在文三路上，一边高喊“No problem”，一边拦截女孩子。更有趣的是，酒醒后，这些事情他浑然不知。

    再说说他的“玩”。先说玩游戏，看他自己是如何说的：“触网八年，玩过游戏无数，痴心不改的惟有‘星际’。犹记彼时今日，和小南、鸟人、河马、主席等八千里路赶去学院路中国计院对面的网吧，大呼小叫而陶陶然乐在其中的情景。”如今，网络游戏仍是他每天的必修课。不知“四国大战”是怎样玩法的一种游戏，他常带着胜利的快意向我描述他的辉煌战绩。他乒乓球也玩的很好，本科时是院队二打，我与他交过手，输的服服帖帖。本科时，他还是院足球队的1号守门员。台球他也玩的相当漂亮。唱歌，不用说，简直天花乱坠。一言以蔽之，无论什么，只要他想玩，他总能玩的很好，玩的比别人出色，写诗也是如此。李小龙在《龙争虎斗》中说过这样一句话，大意是这样的：格斗是一种游戏，但我很严肃的玩这种游戏。我想江离写诗的态度也是如此。但愿他的狂欢精神和好玩性情，能更多地倾注到他的诗里，他的诗会因此一变也说不定。

    江离的诗歌，我同样熟悉，每一首都读过多遍，《节奏》、《几何学》、《南歌子》、《鹿群》等篇章，熟读成诵了。他写的不多，但篇篇是精品，打开他的“诗生活”专栏一看即知。在我看来，我的朋友江离早已是浙江乃至全国最优秀的青年诗人之一；对此，我是喜且惧，喜就不用说了，惧的是我不能见贤思齐，一贯放纵自己停滞无为。

2006-8-30

5、吾友古荡

    我最早接触的绍兴人乃越王勾践，我至今不喜欢他，尽管他十年卧薪尝胆，三千越甲吞吴，他不该杀了文种，逼范蠡浮舟隐于五湖。第二个便是鲁迅，接着是徐文长、蔡元培、周作人、马一浮、陆游、贺知章等等。蔡元培，近代教育界第一伟人。马一浮，一代大儒，在治学和做人上堪称现代颜回。徐文长，袁宏道极赞之，“先生诗文崛起，一扫近代芜秽之习，百世而下，自有定论”。这些生长于稽山镜水的绍兴人当中，最让我感到亲切的还是周氏兄弟，我近来才多少领略一点他们文章的好处，白话文一来，无人过之。

    2002年夏我结识了绍兴人古荡。我曾劝他师承吉本，写写绍兴的百代兴衰，写写那些杰出的同乡；他说早有此意，除此他还有写另外一些大部头的计划，他不止一次对我说他最想做的不是诗人，是在政治上有所作为的思想家。今晚，清秋天气，不知身在东海的古荡有没有开始写他的“绍兴通史”，而我却想写一点有关他的文字。虽然我想多写几篇“吾友”系列，下笔却不免踌躇，此刻写古荡倒觉得坦然，据他的性情，只要我真诚去写，不管写的如何，他都不会计较，于是这一篇我不妨拿他练笔。

    第一次见他时，他还在读大三，浙江大学政治系，印象中话不是很多，喜用手势。接下来的半年，除了朋友们聚会，我跟他私下没有往来过。到了十二月，《野外》第一期印出来了，他的《雪：致曙光》等十五首诗给了我很大的惊奇，我没想到他写的这么好。从第二期开始，他写的少了，第四期、第六期他的诗干脆缺席了。相反，我们的交往频繁了，他的话也多起来了。我在一篇日记中写道：“今晚古荡、江离来喝酒。用白瓷碗喝，碰在一起发出好听的声音。古荡怕喝酒，我也有段日子不喝了，但今晚都放开去喝。我们谈起野外的几个兄弟，几年来，外界是是非非，我们之间非但没有疏离，用《诗经》里的话来说简直是‘和乐且孺’‘和乐且湛’。谈起零二年、零三年我们都写了很多诗，接下来越写越少。我们都相信自己还算得上纯粹写作的人，我们相互鼓励要多写，要坚持下去。窗外下着雨，我想起两句古联：‘莫放春秋佳日过，最难风雨故人来’。三十年、五十年后，但愿我们能回忆起这个美好的夜晚，但愿那时我们都已写出了可以安慰自己的作品。”

    他的诗，有识者看到自当知之，不必多说，值得大说的是他这个人。首先说说他的沉静。新世纪以来网络文学烽烟四起，十八家反王各据山头，麾下各有一百零八条好汉，打打杀杀，好不热闹，古荡始终与这喧闹和纷争保持相当远的距离，这是他比很多人高明的地方，从这种意义上说，“古荡”这个笔名取的真好，与他的人般配，古荡水深，飓风微浪。他更愿意一个人漫步在杭州或绍兴的山水之间，静静思考一些东西，写一些东西，他在文种墓前写道：“你生前显赫如今静寂/这也是真实的，为此我满怀敬意。”

    再说说他的幽默风趣，他可能是野外诸友中最善言谈的一个，人群中一坐，香烟在手，俨然一南腔北调的说书先生，但见“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我总觉得从他身上能找到一些鲁迅的影子，其实鲁迅老先生也是最风趣不过的人，夏丏尊说他是幽默者，陈丹青说他是百年来中国第一好玩的人，我深以为然。2004年元旦，我在随笔《发现》中说：“来自绍兴的古荡，经历了如此多的变故，读过如此多的书，我深信，今后的生活中，不管多少狂风暴雨，他都能从容应对。”他的幽默淡定正根基在对世事的洞明，他称得上一个有智慧的人。他在一首诗里很好地为自己画了自画像：

当人们都急于忙碌，而我清闲
提起水、濯洗脚、打着石子
像散着骨架的泡桐，不在乎风筝的
高低。我一如我自己
地球在自传，空气散逸
我像一只独居的麻雀
在收割完毕的稻茬上
走来走去

    他以他的真诚和好性情赢得了朋友们的友谊，下面讲一点有意思的小插曲，颇能说明这一点。先是泉子把阿朱的堂妹介绍给他，这当然有泉子对好朋友热情的一面，另一面似乎多少也有些孔子的遗风。“子谓公冶长，‘可妻也。虽在缧绁之中，非其罪也’。以其子妻之。”“子谓南容，‘邦有道，不废；邦无道，免于刑戮’。以其兄之子妻之。”泉子之后，我也做起了媒人，想把自己家乡的一个妹妹介绍给他，结果也是没有成功，因缘自有月老注定，不可强求也。

    这两年，为了生计，他在东海的一个岛屿上工作，有些疲于奔命；为此我写了一首诗送他，其中两句：“那囚禁你的波涛/迟早一天，将被你囚禁。”诗的意思很明了。本文的最后我还是用这两句诗来祝愿他，祝愿他早写、多写好东西，我常有一种预感：我身边这帮写作的朋友将来能写出大东西的，古荡必是其中的一个。

2006-9-6

6、吾友泉子

    今年的8月27日我偶然写出了一篇小文章《吾友张成啸》，接下来，8月30日写了《吾友江离》，9月6日写了《吾友古荡》。一个多月来，屡屡提笔写这个系列的第四篇《吾友泉子》，每次都燕然未勒，借用帕斯捷尔纳克《人与事》中的一句话，就是：“写下去，过于艰难”。

    想来，难处大致有三：一是或如陶渊明所说：“谨案采行事，撰为此传，惧或乖谬，有亏大雅君子之德，所以战战兢兢，若履深薄云尔。”本文当然不是为泉子作传，但这样的忐忑之心多少还是有的。二是我们的交往多是琐事，而琐事最为难写。三是出乎友谊，在我感觉，对他的友谊，早在我心中转化成了一种亲情，这几年我一直以兄长待之，略微大一点的事情都是与他商榷后实行；每一个写自己兄长的人都不免会像我这样提笔四顾，细雪已落满庭院，纸上还空空如也。

    1998年，第一次在《西湖》杂志上，看到他的名字，当时他任《西湖》诗歌编辑。第一次见面该是2002年，何时何地记不清了，总归是性情相投吧，此后联系就频繁起来了，不出半个月总要见一次面，或通一个电话的。这样几年下来，他留给我的种种印象，登高回首：“唯见远树含烟，平原如此，不知道路几千。”

    先来说说诗歌中的泉子，这个泉子同样在我面前微笑，或许还可以在我的子孙面前微笑，似那川边古道上的青青幽草。在我看来，诗歌中的泉子是一个虚无者，他梦想抓住当下千千万万个短暂之美以通往那终极的大美，他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藉此我又可以知道，写诗的那个泉子也一定是个虚无者，然而他因虚无而宽容，而更倾心于现世的生活，现世生活中的泉子是一个躬行君子，一个孔孟的门徒。两个泉子的关系，用沈从文的一句话来阐释，我觉得最为合适：“我怎么创造故事，故事怎么创造我。”

    这里我更愿多费笔墨来写写后者，他于我更有意义。2004年元旦，我在一篇随笔中写道：“处世待人上，我从泉子那里学到的最多，热情，宽容，勤奋……”既然用心去学，自然能学到一点，并以此博得醉酒的江弱水博士的一点赞美，我真是喜且愧。

    泉子的热情是出了名的，这一点凡是和他接触过的人都很清楚，确切地说，是一种温情，暖如“晚来天欲雪”之时的小小火炉。他的宽容体现在他常说的一句话上，大意是：你把敌人当作朋友，有一天他就可能成为你的朋友。相交几年，不管何种场合，我从未见他诋毁过随便那个人，对那些恶意攻击他的人也是如此，我想，这正是儒家忠恕的态度，归结于仁。

    在说他的勤奋之前，我还想谈一谈他的细心，这也是泉子广为人知的一个品格。特别是对我们这些小他几岁的兄弟朋友，有时他竟如同一个白头老保姆，大事上处处为你考虑自不必说，那些针头芝麻大的小事他也时时放在心上，此类项羽式的“妇人之仁”不免为张良、陈平所讥，我们这些时常受益的人却很是感动。

    最后再说他的勤奋，上千首诗，几万言文，不知道的人可能会以为他天天都在写作；其实不然，工作、家庭和遍天下的朋友占去了他绝大部分的时间，这些他都和诗歌一样热爱；但是不管多忙，每个周末他总要抽出一天，一个人来到西湖边的一座小茶楼上，整天看书写作；他几个月写下的诗歌，比我和炭马、胡人、江离、古荡一年写的总和还要多，谈起这件事情时，我们总是羡慕。我们几个都是乐于偷懒的人，每次聚会，他总要劝说我们多读多写；说句客观的话，《野外》自从2001年创刊以来，多得力于他的参与和督促，我们当中的每一个都十分清楚他对于“野外”这个团体意味着什么。

2006-10-12

7、吾友胡人

    1998年夏天的一个中午，我躺在床上看书。风把宿舍的门吹开了，一个清瘦的大一新生模样的人走了进来，喊我的名字。当时我正是郁达夫的信徒，一句诗常挂在嘴边：“曾因酒醉鞭名马，生怕情多累美人。”那个狂放自闭的我自然没有把他放在心上，点了一下头，依旧看书。去年，胡人偶然提及此事，原来送奖状给我的那个人竟是他，两人追叙了一番，相视大笑。

    我和胡人真正意义上的第一次见面，是在大学毕业的前夕。这要感谢千岛湖的吴大伯，他做东，把一批与他交好的毕业生拉在了一起。这次聚会上，我结识了查德胜、李伟光、赵盛开，也结识了肖向云（胡人）——他有些腼腆，大多时候温和，有时不免性急，发点小孩子脾气，性子直，故难免得罪人。

    大学毕业，知音四散，初入社会的我陷入孤独和惶恐之中，这些情绪都忠实地记录在随笔《远处的青山》里。那段日子，我文学上的朋友，杭州只剩胡人一个。在他的劝说下，我开始习诗，以言志，以啸歌伤怀，以慰我心。那个阴雨连绵的冬天，我写出了几十首十四行诗，打印出来寄给胡人，自此踏上了我诗歌之路的天涯逆旅。

    入世三十载，追悔的事颇不少，值得庆幸的却屈指可数，写诗也许就是其中的一件。我常想，若不是早年爱读古诗词，我会选考杭大吗？假如吴大伯不拉二胡，我会亲近他吗？不走近吴大伯，我会结识胡人吗？不认识胡人，我会去写诗吗？一个不写诗的我，到今天该是怎样的一个我？这一切是偶然还是必然？

    在他的引见下，我先后熟识了江离、古荡、炭马、泉子，有了这些美好的朋友，我的世界一下子从“月夜归来，化作此花幽独”转入了“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2002年春，我们开始筹划创办一份民间诗刊，很多细节忘记了，印象颇深的是为它取名字，“引力”，“野孩子”，直到一天，胡人突然想出了“野外”这个名字，我们都觉得很好。同年12月，大16开、168页的《野外》诗刊创刊号梦一样的摆在了眼前，我们兴奋而紧张；事后想来，这中间出力最大的应当是胡人。不久，胡人提议创建“野外”独立的诗歌论坛，这一点同人之间出现了不小的分歧，胡人坚持自己的想法并很快使之成为现实了；时间证明，这件事情做的是对的。

    2003年1月创建“野外论坛”之后直到今天，我们再也没有出现大的分歧，友谊也一天一天地转变为兄弟般的亲情，诚如泉子所说：“这几年来，我想留给我们的最大财富与具有对时间最恒久的穿透力的甚至不是我们写下的诗行，而是我们之间比血缘更真实的亲情。”“野外”是一座青山，当我们为喧嚣所苦和世俗所累，我们就漫步其间，各自进行自己的独立思考；我们并不一起呐喊，我们每一个都发出了自己独特的声音，高低清浊尽不相同；天高云淡的九月天，我们就相约到山的最高处喝酒。

    最初喝酒时，我们每次都叫上胡人，后来就叫的少了。原因是他不喝酒，话也不多，当大家喝得百花盛开的时候，他呆坐一旁，闷声不响地吸烟，等我们吃好喝足，他站起来争着付钱。于是有一段时间喝酒我们干脆不叫他了，于是在我们“斗酒十千恣欢谑”的时候，他也许正一个人在“野外论坛”上回帖，或许在编辑《野外》第四期的稿件，正在迎战攻击“野外”的人也有可能，他不止一次说：“得罪人的事情我来做吧。”

    总之，胡人是我们当中的实干家，几年来，大小事情总归是他做的最多，只有他配得上“野外”管家这个头衔。

2006-10-15

8、吾友余西

    半年前，“野外”第24期沙龙在杭州印象画廊研讨余西的诗歌，我写了一篇小文章《余西和他的诗》，谈了一点认识，表达了一种欣喜之情。今晨路过万松岭，见秋色满山，又想起了余西。

    最早知道余西当是2001年的年底或2002年的年初，在“四季诗歌”论坛或“诗生活”网站上。第一次见面该是2003年的三四月份，当时楼河也在杭州，印象中聚会之后我马上赴广州出差。同年的六七月份，余西又从金华来到杭州，住在婺江路31号，我的宿舍，这是个安静的地方，春有紫藤瀑布，夏有茂郁的葡萄架，秋天有蟋蟀，冬天高大的烟囱上倒挂着白草。晚上我们在包师傅的小店剥盐水花生，喝啤酒；白天我带他去看了不远处的钱塘江，他写了首诗送我。

    那时他尚在浙江师范大学读本科，清，净，腼腆，话不多，一着急有点结巴，跟我以往接触的温州人大不一样。那段时间，他写诗很多，每天都写，有时一天写几首。我喜欢他的诗，他写好一首，我便读一首。他也关注我的写作，给了我不少帮助。我在随笔《发现》中写道：“写作时，江离和余西都是经常出现在我眼前的人，有时候我感觉自己像是在为他们而写。”

    2004年他来过杭州几次，大多住在婺江路31号，当时我已不住宿舍，搬到了城北大运河边。一天，单位领导深夜检查宿舍，见一陌生年轻人灯下看书，责问之；余西解说自己是飞廉的朋友，但我的这些领导没有一个知道飞廉是谁；余西不知道我的本名，联络我，我的手机偏偏关机了；真难以想象平时一说话便脸红的余西那晚是怎样艰难过关的。这一年他本科毕业了，租了一间门朝西、窗向东的民居，早上有阳光落到床上、床边的几百本书上，傍晚的时候在门前可以看到落日，房外有江南常见的樟树丛；在这样一个简陋僻静的地方，余西看书、写诗、写小说、准备考研。这里，他在博客上写了一段让我很感动的文字，题为“为什么我们要坚持下去”：

    “是的，我们早已经意识到自己的微不足道，意识到世界的阔大无垠，意识到我们自身之外的世界是那么不确定，甚至不安全。上帝稍稍动一下，就能置我们于死地。但我们必须坚持下来，既然我们已经出现在这个地方，我们已经找到一种活下去，并且活得有意义的方式。……就是这个库切，他在许多的小说里向我们发问：为什么我们还要坚持下去。他跟我们的想法多么相似呀。我爱他。我们坚持下来，我们希望有一天也能给他者带来精神资源，哪怕是微小的。”

    2005年他如愿进入了华东师大读研。上海的两年，他应该是我所有的朋友中最勤奋的一个，目不窥园，不逊前人。他不善交际或者说不愿交际，没有女朋友，家里也没什么劳他牵挂的，空空的皮夹也帮他把各种欲望压榨到最小，最紧要的是那不为人知的梦想时刻在激励着他，他几乎把所有的时间都用在了读书写作上。他读了多少书，写下了多少文字啊！“我的朋友早已不在我想象中的位置了，他又向前走了相当远了，把很多人撇到了后面，他正迂回地走向新的孤独，我为他高兴。”长此下去，他一定会得到他在一首诗里所写的完美的结局：“歌唱者得到掌声，静默者微笑。”

    旁观者不堪其忧，但我相信他一直乐在其中，他成了自己的朋友，他把白天变成了夜幕，上面缀满他亲手挑选的星辰。读写之外，他还做些什么呢，逛书店买书大概是他重要的消遣之一，他在博客中写道：“没事情干的时候，转着转着就会转到书店那里去了。有几次，快要走到书店门口时，都觉得不好意思起来。想想，昨天才刚刚来过呢。看来，我能去的地方确实不多啊。”

2006-12-13雨夜

附录：

余西和他的诗

    这个月的29号，第24期“野外沙龙”上将讨论余西的诗歌，他选了22首贴在论坛上。这些经过作者编排以整体面貌出现的诗歌给了我很大的欣喜。我突然发现，我的朋友早已不在我想象中的位置了，他又向前走了相当远了，把很多人撇到了后面，他正迂回地走向新的孤独，我为他高兴。

    这几年，他也许是“野外”中最沉静的一个。“我往往/藏在他们的中间，一言不发，/最好让他们觉得我是一个稻草人。/这样，我就可以/安静而又自然地看看这些人。” 这让我想起贾珂梅悌，那个每年焦躁不安地等着下雪的孩子，等雪裹住了大地，他感觉自己得到了庇护。如今，余西藏身在中国最繁华最庞杂的城市里，他无意发出自己的声音，但他的声音并不微弱，无论白天还是黑夜，只要你静下来听，总能听到他和另外一些安静者的合唱，哦，“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户，十月蟋蟀入我床下。”

    “我仍然没有准备好，和华丽的城市，/或者温柔的女人生活在一起，/因为我贫穷、怯懦，我的生活没有意义。”也许可以这样说，这几年，他生活的全部意义在于学习写作，为此甚至无暇顾及学习生存。广泛而深入的阅读思考，帮助他一点一点地解放了他的写作，同时也解放了他的生活。近两年，他努力的方向在小说上，诗歌似乎是偶然为之，却大有“无心插柳柳成荫”之势；也许正是对别种文体大量的读和写，才促进和改变了他的诗歌，这大概就是陆放翁说的“工夫在诗外”吧。

    这里我不想就他的诗歌和他本人展开论述，因为对两者过于熟悉，论述起来反而更觉困难。诗歌本身就是一种最坚实的存在，它会自我生长，而不是乐器那样需要外界才能发出声音；余西的诗歌很好地写出了余西这个人，我想把龚自珍的一句话放在此处以鞭策他和我自己：“诗与人为一，人外无诗，诗外无人，其面目也完。”

2006-7-23

9、说鬼

    昨晚散步，不知如何就扯到了鬼。小凤说她见过鬼。她说，儿时有一段时间，晚上灯一灭，她就看见到处是鬼，墙上，地上，大的小的，走的躺的，哭的笑的。家人想尽了驱鬼的办法，然而只要灯一灭，鬼就来了，她就哭个不停，于是那如豆的煤油灯只好成夜点着。把她送到干娘家、姨妈家、舅妈家，灯一灭，一切照旧，她哭着说鬼在被窝里咬她的脚指头。终于打听到百里外有个擅长驱鬼的半仙，马不停蹄赶过去；半仙说，她得罪了灶王爷灶王奶奶，边说边朝她额头一点，做了一番仪式，当晚就好了。

    我有点不信，但月霞证实确有其事。我怀着狐疑，问小凤之后有没有再撞见。她说几年后一个麦收的傍晚，家人都在田里，她回家烧饭，一进院门，就看到灶屋前有一只巨大的色彩斑斓的山羊。

    我父亲也见过一次鬼。说是有天晚上，他起来去西屋喂牛，路过堂屋，见他的父亲正坐在条几前的藤椅上。祖父站起身，说在那边没钱花了，让送一些过去，说完就走了。父亲第二天就去坟园给他烧了纸钱。父亲讲这次经历时，轻描淡写，给我的震动却很大，他是一个从不说谎的人，看来鬼是真的有啊。我二叔见过鬼，启山叔见过鬼，“老瞌睡”见过好多次鬼，在我家乡，见鬼算不得希奇。村西村南各有一户人家的孩子，生有阴阳眼，一只眼看人世，一只眼能看鬼界，这也算不上希奇，周围每个村子里都有这样的人。

    小时候的我，虽没见过鬼，却相信有鬼，怕鬼又爱听人讲鬼。夏天的晚上，家人都把饭菜端到户外大楝树下去吃，每每我的饭吃完了，也不敢一个人回家去添。走黑路时，紧紧拉住大人的衣襟，常会听到一些吓人的声音，像鹅叫仔细听又不是，像驴叫仔细听也不是。那些长满艾草的老坟，深深地刻在了我的记忆，提醒自己曾是一个多么胆小的孩子，现在仍是如此。

    稍大后，村里的鬼故事已不能满足我，我开始自己啃聊斋。看得多了，也开始在一些公共场合讲鬼故事。村里有一个绰号“老法猴”的人最擅长说鬼，他也讲聊斋，不轻易讲，架子比得上有名的说书人李三。闲冬，他若心情好，就倚在向阳的断墙上讲上一通，边讲边捉棉袄上的虱子；有时，捉着捉着，他忘记了讲，周围的人不敢催，干着急。按魏晋人的标准，他扪虱讲聊斋，远胜于喝酒读《离骚》，算得上大名士。在他看来，蒲松龄的聊斋没什么好怕，可怕的是某某人续写的后聊斋与后后聊斋。我很想找到这两本书，一直找不到；向他借，又不肯借我。我们两家的瓜棚离的很近，很多夜晚，我都缠着他给我讲后聊斋，我一首诗中的一段就是写那种场景的：

我们把木板床搬出瓜棚
并排放在青草过膝的小路上
坐下来，已是满天星斗了
远处孩子的嬉闹和狗吠停下来了
村庄慢慢沉入了夜的沼泽
四周，蟋蟀的鸣叫，像一场小雨
他们中先死的那个，还在
讲着聊斋的鬼狐故事
风吹过玉米，像无数双手在暗处
搅动野塘的水

    长大以后，不信有鬼了，说鬼的兴趣也淡了，但在这片自古以来就鬼气很重的国土上，我总有操旧业的机会，也总想起“老法猴”的音容笑貌。前年在一次电话里问起他，母亲说他已

    死去好几年了。这个最会说鬼的人，如今恐怕是一个最会说人的鬼吧，也一定有个小鬼在他乡时常想起他所讲的人间的故事。

2006-11-8零点

10、发现

    2003年5月11日的晚上，我写出了《发现》。在此之前的许多个夜晚，我都坐在同一扇窗前，对面高楼的灯火，给了我无数美好的想象；而月光也总是那么温和地照过来，仿佛早已知晓，一场小小的变化即将降临这个年轻人，且微笑着看他如何应变。那个群星乱飞的夜晚，我写出了它；诗中不尽人意的地方，像热恋中的几回争吵，回味起来同样美妙。

    《发现》为我打开了诗歌的一处偏狭的角门，我发出了自己最初独特的声音。我重新触摸到了生活那无处不在的神秘，街道在白天夜晚是多么地不同，多么顺和的一个人，突然变得何等暴烈。年少时，生活中总有鬼神相伴，手执兵器的门神总是让我们得到许多宽慰；渐渐地，除了盲目地相信自己，我们还能做些什么。而内心深处，对鬼神深深的敬畏从来不曾消失，用诗歌呈现生活的神秘面貌，探求隐秘控制我们命运的黑手，也许是我写下去的一个理由吧。流失、永不复来的生活，化为远处的一座座青山，永远那么旷远而温暖，永远是诗歌的绝好素材。

    “要想改变你的语言，必须改变你的生活”（沃尔科特）。诗歌本身改变人的速度毕竟是慢的，一群爱好诗歌的朋友在一起就不同了。某个朋友谈起我和胡人2001年7月第一次会面的情景，两个人交谈的如此热切，从头到尾将他忽略掉了，被忽略的还有一个拉二胡的老人。认识胡人后，我开始尝试习诗，开始上网，2002年底我把当时最好的作品《小习作》献给了他。很快我结识了江离，写诗的朋友中，与他一起喝酒的次数最多，酒醒之后，我们的交往永远是恬淡如水，也正如他在《节奏》里所写的：“但它们的相处/从没有多余的热情，默契更多地来自/某种简朴和节制的智慧。” 写作时，江离和余西都是经常出现在我眼前的人，有时候我感觉自己像是在为他们而写。羞涩的余西，我惊异他一次次否定自己的勇气来自哪里。来自绍兴的古荡，经历了如此多的变故，读过如此多的书，我深信，今后的生活中，不管多少狂风暴雨，他都能从容应对。炭马在诗歌和做人上，处处洋溢着纯真气质,写诗让他确信自己仍是那个打马过铜雀台的贵族。我有时会疑惑游离怎能写出如此冷峻的诗歌，生活中他是最有趣的一个人，我喜欢在他滔滔不绝的时候悄悄把一瓶酒喝干。四方漂流的楼河，眼睛里闪烁着忧郁和天才的光芒，他总是把朋友们的心带到很远很远的地方。方石英，堂吉珂德式的侠客，他总在不断地在寻找，我总是最先从他身上，看到花开、听到蝉鸣，引起类似时序变迁的感慨。苏梦人，一个近乎完美的诗人大哥形象，与他在一起，总是感到轻松愉快，总是希望一个转身就能再次见到他。处世待人上，我从泉子那里学到的最多，热情，宽容，勤奋；他的宁静而富有创造力的诗歌，仿佛让我得到了一种保证：看，一个何其平和、何其有力的人就在你的身边，你永远不会再孤独，不会再有迷惘……

    诗歌首先是生活的，诗意应该就是现在与过去的落差，理想对于现实的海拔。诗歌应当从生活中来，到生活中去。因此我乐意把自己满意的诗歌，献给我所喜欢的那些人，一起分享短暂的快乐。我不止一次把诗歌献给那些朋友(森子,张永伟,沈方,安歌……)，我对他们满怀亲切和敬意。记得去见心仪已久的诗人潘维，酒喝多了，他拿出我的诗歌，只评价了一句，对我产生的效果却是震撼性的。我时常想起他说过的一句话：永远要和最优秀的人在一起！我一直可惜潘维没有一个王国，否则我们可以亲眼目睹李后主当年如何失掉了他的江山。

    《发现》引出了我一大批诗歌的诞生。这首诗歌，我把它献给了江离，多少次我们就诗歌本身展开激烈的争论，曾几何我醉了酒，打电话给他，泼溅着梦话，而他则乐于在深夜将我从酣睡中拖醒。看《发现》以前的诗歌，我常常产生一些错觉，感觉它们的作者是另外一些人；也许将来我会发现今天的我同样可疑。但一切都会慢慢成熟起来，时间将无私地成全我们每一个人。

    很快，我写出了另外一首对我较为重要的诗歌《房客》。那天我去看了一场景德镇瓷器展，回到蜗居，突然生出一种豪情：我应该做点什么，达到一种极致，来呼应古代那些伟大的人物。一个平常的人在某些时候是可以接近神、乃至超越神的；只是这样的时刻常常不觉流失了，或者在漫长的等待之后，而不是我这样叫嚣着去做的时刻。别无事情可做，我就拿起笔，一个下午，《房客》诞生了。修改了多次之后，我只好承认自己的平庸和匮乏，人的创造力无法与神、与自然抗衡，一个孩子也永远比所有的诗歌尽善尽美。

    这首诗歌拓宽了我的写作之路：都市人不断变化的生活处境。悬浮、游离在都市里的乡下人，对故乡、亲人的思念情怀，回归的渴望；在都市里找回乡村、重建昔日美好家园的决心。以及对所有人命运的反复思考。

    我在后来的《傻子》中写到：“而我于南方这个浮华城市的不幸故事/故乡却几乎没有人知道”，这是我这些诗歌的基调，感伤而不落泪，颓唐却不颓废，像是那些夕光中沉思的老人。这段时间的代表诗歌《夏夜》、《蝙蝠》、《流放地》、《一个人的遭遇》、《老人十四行》、《朋友十四行》、《三段诗》等等。

    我对那些空中楼阁、天马行空的诗歌，一向敬而远之；这个阶段的诗歌，我注重从日常生活的细节切入，从平凡事物着手，大多数做到了朴实自然，极少的几首或许达到了真挚而深刻。诗评家刘翔老师在八千里路上评论这些诗歌，“是一种接近大地的诗歌”。以认真著称的福建诗人吴季评价说：“这些都是有情而平实的诗，有亲切或深切的同情，或有很深的感慨，或有蕴蓄的言外微旨，手法语调大抵都很老成，疏密有致，让人喜爱也教人回味。”

    随后，我写出了一些纯粹的乡情诗歌。余西说我诗歌中最优秀的部分，都是在写一种“乡愁”。湖北青蛙说我的乡村诗歌“温情多于感伤”。这样的说法我都乐意接受。《在人间》，一百多行，是我写时最快意的一首，挥笔而就，写完像是偿还了几笔债务：外祖母、外祖父的爱；对童年那个优秀孩子的缅怀，希望有一天能够再次接近他，除非实现，否则必须永远写下去。

    此后，我又写了几首《消失的家谱》、《外祖父》、《父子十四行》，来抒发自己对身世、命运的迷惘。我把自己喜爱的《消失的家谱》献给了杰出的诗人潘维，把温暖留给了自己。“飞廉具备了将历史记忆化的能力，我想历史和记忆毕竟是两种不同的素源，记忆更能唤起诗性，而一个能将历史化为诗性的人是值得敬佩的。”古荡所作的评价，也许放在这些诗歌前面较为合适。

    葡萄落叶的时节，余西再次出现在我的婺江路31号，接着是山叶、子溪。他们向我推荐了于小韦、爱德华.托马斯等人的诗歌（当时我正迷恋着米沃什）。在他们的影响下，我尝试了一些改变：开始有意识地从结构、从全篇上进行把握，把最后对主题进行升华的十四行似的写法进行了调整，试图写得轻盈一些，灵活一些。这样也产生了十几首诗歌：《婺江路31号》、《消失的时代》、《一位古代官吏》、《检冰棍的孩子》、《薅草的孩子》、《桌子》、《鸟笼》……

    值得信赖的伤水，读了这些诗歌，做出了让我感动的评价：继续他（飞廉）的平缓节奏的叙述，悲悯情怀构成他内心诗意的平实和纯粹，作品具有诗歌应有的回忆秉性。《捡冰棍的孩子》、《薅草的孩子》等几首，都是对记忆中的往事的抒写，以小境看人生大境，不夸张不造势，平淡中有力量。

    转眼2003年的最后一个月到了，早已不再期待奇迹发生的我，大半年来写下的一些诗歌足够温暖我了。可是一些零碎的印象还躺在练习簿里，大多数是记忆里难以忘记的碎片，以前的写法不足以使之成为一首首完整的诗歌。它们似乎希望通过我的笔，像腊梅那样，在年尾做最后的绽放。于是我又开始读唐诗，特别是孟浩然的田园诗。书未读完，就决心写一些短小的类似绝句的诗歌，力求简洁、含蓄，“让读者无负担的进入”（余西语）。写作的时候，我尽力避开身边生活的干扰，用燕子翅膀样的剪刀，选取一些轻灵的角度，贴着童年去写。《第一次远行》献给了一向关心我诗歌的余西，断断续续，写出了《乡村电影》等十首，收集在一起，命名为《童年纪事》。乡友张永伟评价的“小而开阔”给予了我极大的心理满足。

2004年1月1日杭州范家村，写完，顿感寂寞。

11、我的《蒙田随笔》

    很长一段日子没见到我的《蒙田随笔》了，书架上、寓所各处搜寻了好几次，终不见它的影迹。花城出版社印制的《郁达夫散文选》也找不到了。

    借人了？我喜欢把自己的书推介给他人，但最珍爱的一些是决不轻易示人的，《蒙田随笔》即是其中的一本。也许遗落在火车上了，也有可能留在旅馆里了。这几年，山川湖海，大都广漠，最常带在身边的书，一本是陶渊明诗集，另一本就是它；“不观天地之富，岂知人间之贫哉”，有陶渊明和蒙田在，人间就多了几分丰饶。在迷雾般的他乡海市，在客心孤迥的旅馆，打开它，如对往年老友，我听，他说：“我们所以觉得痛苦难受，完全因为我们不惯于在我们灵魂深处寻求乐趣。”“我们应该理解道德本身就是快乐，……，而道德赐给我们的最大祝福便是轻视死。”“世界上最大的事莫过于知道怎样将自己给自己。”“没有精力和头脑，就是快乐和幸福也感受不到的。”“我们最豪迈、最光荣的事业乃是生活得写意。”“懂得堂堂正正地享受人生，这是至高的甚而是至圣的完美品德。”“我以为，最美满的生活，就是符合一般常人范例的生活，井然有序，但不含奇迹，也不超越常规。” ……

    《蒙田随笔》版本不少，我买过几种送人。我的这本是2002年于文二路夜市买来的，梁宗岱、黄建华翻译，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封面上有一只黑色眼睛，细看又像日暮时分一湖好水凭依着山峦。买回匆匆一翻，喜欢的不得了，从此时常带在身边，记得某次登上了北高峰，俯临万物，心情激荡，拔出笔，在它的扉页写下了一篇《人生宣言》，满纸廓清天下之志。

    奄忽数年，西湖扬尘，北高峰上生了螺壳，往昔的志向当然早已灰飞烟灭；但是阅读它的热情不曾消减，我那系列随笔《无弦集》就是受了它的启发和指引写来的；现在回头想想，这本书先是教会了我两个字：怀疑。“我怀疑自己也像怀疑其他所有事物一样……”怀疑之后是另外两个字：认识。

2006-9-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