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艺术

北大评刊(2007年第5期)

 【主持人的话】

    文学期刊的第5期(刊征订前的一期)向来是一年一度的“收获期”,今年也不例外。长篇中,阿来的《轻雷》(《收获》)是计划中《空山》系列“六枚花瓣”的第五枚,在原有的高水准上继续推进;贾平凹的《高兴》(《当代》)将乡土文学引入“底层写作”的潮流,触及的深层问题值得纳入文学史的脉络讨论;林白的《致一九五七》(《西部•华语文学》)和韩东的《英特迈往》(《花城》)都从“个人化”的角度进入历史,尤其林白的作品呈现出鲜明的女性写作特征,为“宏大叙事”解体后的历史叙述方式尝试新径;麦家的《风声》乘“长篇热”、“电视剧热”和“主旋律”而来,需要从文化研究的角度解读。中短篇中,苏童的《我们家为什么没有电灯》(《收获》)和韩少功的《末日》(《山花》)都是名家保持水准之作,而毕飞宇的《家事》(《钟山》)从一个奇特的角度状写“新新人类”的“新伦理”,特别引人兴味。艾伟的《小偷》(《收获》)、刁斗的《人体解剖》(《山花》)、曹多勇的《说不出来的幸福》和《好好吃一顿》(《西湖》)都具有现代小说的形式感,尤其是《小偷》,简约均衡,干净漂亮

看《收获》

晓南

    本期《收获》依然延续第4期的五十周年纪念主题,不同的是,上期青一色的青年作家阵容为之一变,本期推出的作品均来自名家主力。阿来、格非、苏童、王安忆、迟子建、叶兆言、蒋韵、艾伟……散文作者也是大腕云集:余华、余秋雨、李陀、舒婷……名家纷至,这丰盛的捧场,足见《收获》在中国文坛举足轻重的地位。看来,《收获》五十周年庆典也是中国当代著名作家集体展现实力的舞台。不过,依旧令人失望的是,除苏童、阿来尚保持一贯水准、艾伟仍然高昂探索的势头之外,这批八九十年代文坛的主力军,大多呈现出恍惚的疲态。

    苏童的《为什么我们家没有电灯》(短篇)是作者《城北地带》系列小说“香椿街”故事的延续,驾轻就熟的题材、老练流畅的笔法一如既往,而境界却更为阔大幽深。对抗“专政”、拒不接受“下放”的“钉子户”一家为了争取安装电灯与供电处主任老邝之间的斗争是故事的“表”;理直气壮的老邝内心的逐渐动摇与倾斜为故事的“里”。因了这一层纠缠于表的里,小说便有了一种溢于言表的悲悯。渗出于故事之外的,是丝丝缕缕的人道思考与关怀。

    小说的动人之处,恰在老邝一点点被融化的过程,那过程也正是读者的灵魂一起被融化的过程。它微妙得令人难以察觉,却先天地存在于人性那高于一切的善中。电灯散发着城市一切令人向往的现代文明气息,它光明、温暖、充满了归属感,也意味着生活的勇气与希望。而不给那家人装电灯,让他们独自陷落在被光明包围的黑暗中,是“人民专政”孤立他们、驱逐他们、惩罚他们的手段。“为什么我们家没有电灯”这一执拗的追问,以及背后没有发出的“为什么我们要被驱逐”、“为什么我们就该如此”的诘问,直问到每个人内心深处,让我们在专政与人道、律令与人情之间做出未必理得也难以心安的选择。苏童回避了对那段历史政治正当性的审判,将目光温柔地投注于一个毫不起眼的角落,当善良和爱意拂过冰冷的时代车轮,我们不禁感受到一种温暖的颤栗。这颤栗像一只尾随而至的猫,悄然浮现于故事的层递演进之中。

    如果说八、九十年代之际的苏童还是一个技巧的顽童,通达世事的洞察者;那么现在的苏童,则绚烂而归于平淡,愈见慈悲关怀之心。小说素面朝天,却沉郁悠远,浑然天成。

    艾伟的小说往往体现出某种追求极限的冲动,执着于对人性深幽的挖掘,情节冲突看似隐忍实则激烈,如利刃般寒气逼人,但又轻巧顺手,决非粗笨之物。此次发表的《小偷》(短篇)主题未变,在出招上却有所调整,以精致的结构组织全篇,锋芒敛起,轻逸之气得以充盈。

    小说由五个相对孤立的片段组成,五个与小偷有关的故事,被巧妙地连缀在一起:五个人虽然都可能与同一个人发生联系,彼此却互不知晓;人物不明就里,而作者所选取的“上帝的视角”却让读者窥见了故事的全部。可是,读者见到的真的就是故事的全部吗?那小偷是同一个人吗?小偷是真实抑或虚构?小偷是从虚构的世界逃到了现实中吗?一个短短的小说里却有无数开放的可能性,其扑朔迷离,颇有庄生梦蝶之感。而“小偷”之外,看似幸福的三代同堂的五口之家却充满了不谐的音符,每个家庭成员的内心都各有孤独和痛苦,彼此缺少沟通,互不理解。小偷的存在,正验证了他们的隔膜。“小偷”偷去的,也正是他们所空虚的吧?于此,小说既解构了文本,也解构了现代家庭生活的虚假幸福,形式与内涵和谐统一,恰倒好处地传达出一种鲜气袭人的现代感和哲学意味。

    阿来的长篇小说《轻雷》是其近期长篇巨制《空山》系列的第五卷。阿来曾言,计划以“花瓣式结构”来组织《空山》的六个小长篇,各篇既独立成篇,又与其他各卷相呼应,以书写“当代民间村落史”。从2004年至今,阿来已陆续推出了《随风飘散》、《天火》、《达瑟与达戈》、《荒芜》以及《轻雷》。《随风飘散》、《天火》、《达瑟与达戈》、《荒芜》写解放后到文革期间的历史,而《轻雷》写的则是改革开放之后的二十年间的历史。如今,六朵花瓣已开出五朵,《空山》的宏大主题、繁复结构以及厚重内涵均颇具规模,显示出令人期待的耀眼光芒。

    此次的“机村传奇”围绕一个于连式的青年拉加泽里展开,拉加泽里是《空山》系列中最为一个出色的典型形象。他机灵狡猾又不失忠厚义气,胆大心细又不乏意气用事,在这个染缸式的小社会里,他不得不压抑自己的情感,接受现实的法则。他压抑那些自己明明意识到的美好而脆弱的生活价值——上大学、和女友相爱、保护机村的树林、去过清贫然而轻松的生活……;却逼着自己接受那些邪恶而阴暗的现实法则——不择手段以求迅速脱贫致富、以苦肉计获得别人的信任、为了钱不惜铤而走险……然而,在自甘堕落的同时也忍受着良知和责任的咬噬。尽管后者是不自觉的,但正是它的存在使拉加泽里这个人物充满了张力,也令其更为真实可信。逐渐谙熟于权钱交易潜规则的拉加泽里,最后竟然不顾后果地听凭了一次自己的情感,理想主义最终战胜了苟且的现实人生选择。

    阿来以丰沛的笔力书写了一幅深广而立体的乡村图景:各类人物之间的政治角力、生态保护与脱贫致富之间的矛盾、信仰与利益之间的冲突、乡村与民族文化的崩溃与消失……一切都纵横在《轻雷》的天地之中,回荡着萦绕不去的感伤。《轻雷》继续着《空山》系列小说中那特有的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追问,作者阿来的目光已穿透了人与人的世界,投向了更为深邃的宇宙。如果说《天火》是天灾烧掉了机村的森林,那么《轻雷》则是人欲伐掉了机村的树木。而森林树木的毁坏不仅意味着藏族长期以来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美好关系的瓦解和崩溃,也意味着藏族民族文化、精神传统在时代变迁中的异化与没落。小说以“轻雷”为题,显然积聚着浓厚的象征意味:“轻雷”原是机村河口的藏语名字,可是地名办公室的人却给它起了“双江口”这样一个到处都是的名字,因为“这个时代连停下来想一想,给地方取个好名字的心思都没有了”;也因为镇上的人们不再用藏语交流了,年轻人已不会吟唱动人的民歌了;更因为“这个世界早已没有那么安静,人的耳朵听了太多的声音,再也不能远远地听见涛声激荡了”,所以,“轻雷”这个原本形容河流交汇时那隐隐的轰响的名字,也就自然地淡出了历史舞台和时代记忆。这是小说里异常轻巧的一笔,却将主题抛到了历史的纵深痛处。

    杨少衡的《神老乡》(中篇),是一个抖包袱的官场小说,也算不过不失。其他中短篇都在名家们既有水准之下。头条格非的《蒙娜丽莎的微笑》(短篇),思想与故事之间的缝隙太大,彼此的论证关系无法令人信服。迟子建的《起舞》(中篇)仿佛池莉的《生活秀》,主人公丢丢其人也与来双扬颇有几分相近。除了对黑龙江土地的热爱外,几乎分辨不出这是那个人们熟悉的迟子建,如若不看作者,十有八九会误以为池莉。意外的结尾也给人的牵强之感。叶兆言的《我们去找一盏灯》(短篇),故事老套平庸,既缺乏更高的提炼,又发掘不出新意,好象一篇出道前的旧稿;王安忆的两个短篇《弄堂里来了一匹马》、《救命车》、蒋韵的短篇《红色娘子军》好象发错了地方,应该归到散文栏目里去。

    《收获》2007年第5期推荐篇目:阿来:《轻雷》(长篇)
    苏童:《为什么我们家没有电灯》(短篇)
    艾伟:《小偷》(短篇)

看《当代》

谢俊

    “我抬起头来,看着天高云淡,看着偌大的广场,看着广场外像海一样深的楼从,突然觉得,五富也该属于这个城市,石热闹不是,黄八不是,就连杏胡夫妇也不是,只是五富命里宜于做鬼,是这个城市的一个飘荡的野鬼罢了。”这是刊于《当代》第五期的贾平凹的最新长篇《高兴》的最后一句。“我”是主人公刘高兴,“我”连同五富、黄八、杏胡都不是城市鸟瞰者,“我们”埋身在海一样深的城市楼从中,是一群隐身的农民拾荒者。贾平凹的这个小说以“我”和五富进城捡破烂为始,以五富脑溢血暴亡,“我”背尸回乡而终;作品沉静细致地讲述了破烂群体的别样的生活——他们在城市中的潦倒困苦和自得其乐,他们艰难的生存以及他们鲜活生动的情感世界。

    作为成名已久的老作家,贾平凹对现实主义的坚持和对乡土中国的始终关照是值得敬佩的。如果说两年前的《秦腔》写的是80年代后农村的颓败,农民怎样一步步从土地上走出去,那么如今的《高兴》则从村里写到了城里,写起了农民在城里野草般无根的飘荡。小说提供了大量底层生活的细节,从城中村到垃圾场,从无耻地乞丐讨要到疯狂地卸水泥、挖地沟,作家迫不及待的希望把他体验到的社会实况杂乱地摆设出来,尽管有些草率,却也的确加重了作品的厚重感,给读者提供了惊心的阅读体验。但这个小说更重要的优点在于它始终紧贴着农民和乡土来写,因而关注的不仅是生活,而且是人生。在过往的底层写作中,作品重心往往放在写苦难、写事件上,并将复杂的人生百态简化为善恶对立的伦理剧。一些作家追求惊悚效果,另一些也只是流于同情,却始终缺乏一种对底层的体认和理解。但《高兴》却从外在写到了内在,从乡土的情怀里体认农民工,它大胆地让破烂刘高兴自己讲述故事,理直气壮地让这个被遮蔽的无声阶层言说话语——而最终也让读者对这一群体有了深入的认识和认同,从情感出发革除旧的意识形态成见,从而达成现实主义的人道主义情怀。

    然而从艺术上看,刘高兴这个人物形象易被指责:这么一个有着高中文化的小知识分子、这么一个爱吹箫的文艺青年、这么一个对城乡文化见地深刻的玄学大师是否具有农民的典型性呢?的确,贾平凹虽然在这个作品中以一个拾破烂者的口吻在叙事,却还是时不时地流露出颓丧文人的腔调,刘高兴身上或多或少残留了作家的倒影。但贾平凹不是不会写农民,困难可能更在于他企图塑造的是一个“新人”,事实上当我们考虑到当年颇有争议的新人“梁生宝”,考虑到80年代最具震撼力的农村青年形象《平凡的世界》中的孙少平,我们会发现刘高兴与他们之间有着惊人的相似。但在21世纪,刘高兴他们是被逼者离开土地的无名的流浪汉,他们的精神视景从不被肯定,他们无形地隐匿在这个混乱庞杂的时代里。于是知识分子的关怀在这个喜剧化的年代中丧失了价值理支撑,今天的刘高兴不可能再有梁生宝身上集体主义的豪情壮志,也丧失了孙少平当年个人奋进的执著理想,他只能让自己“高兴”一些,于是也只能让作者将一个阶层的悲剧故事装在一些喜剧的套子里。

    除了贾平凹以深刻的乡土关怀与老道的世情笔墨叙写而成的大作《高兴》之外,本期《当代》另外两篇关注农村和农民工问题的中短篇也盎有新意,值得一提。龙懋勤的中篇《本是同根生》可与去年罗伟章的《变脸》对照着看,同样是写农民包工头欺压农民工,《变脸》关注的是包工头内心的挣扎与蜕变,而本文则要详尽记录罢工讨薪背后的龌龊勾当。作者化身高考落榜生体验工地打工,终于步步探得事件真相,从而也深入了在底层的悲情叙事惯例中被遮蔽的阶级内部的污秽,因而尽管这个作品在艺术上乏善可陈,但在对现实的挖掘上还是其勇可嘉。邵丽的短篇《人民政府爱人民》也有着“反写”底层抗争,讲述底层“真相”的意图,小说里向政府要学费要女儿的农民老驴倔强而愚蠢,他考上大学的女儿满怀仇恨性格乖戾。作家似乎是站在县级干部的立场上,表达对这样一些需要政府“爱”的弱势农民的可恨、可怕与可怜。有趣的是,作家对政府人员的愚人权术与卑琐私心同样照写不误,这使得作品的内涵复杂与深厚起来。然而毕竟由于对当代农民现实苦难的政治经济背景避而不谈,小说显得有些避重就轻,也很容易被一种意识形态的主流话语收编,正如当年的赵树理一样。

    《当代》2007年第5期推荐篇目:贾平凹《高兴》(长篇)


看《十月》

何不言

    陈应松的中篇小说《八里荒轶事》以朴实粗砺的乡土现实主义笔法,叙述了农妇端加荣夹在两个男人间的艰难生存状态,着重刻画了一个忍辱负重、拥有顽强生存意志的穷苦乡野女性形象。端加荣因无法忍受前夫王昌茂的虐待而与之离婚,携带两个女儿独自到荒无人烟的八里荒开荒过活。同时,她又与曾在前夫强迫下勾引过的洪大顺产生了感情。在两个男人之间,在八里荒与二十五块半(分别是前夫与洪大顺所在的村庄)之间,端加荣最终选择了逃离纠葛,坚守八里荒。小说的这一部分是作者驾轻就熟的“神农架系列”的路子,对自然氛围的营造、对艰难生存环境的描写,读来都别具特色。但接着,林业站的人员出现了,端加荣因“滥伐树木”、“破坏地表植被”而被指责为违背了《森林法》与《水土保持法》。在小说的前半部中几乎已经与世隔绝停止了进化的村庄,在这里倏地被卷入现代的洪流。这个也许符合现实逻辑却在情节和场景营造上令读者缺乏心理准备的情节,虽让读者对端加荣的遭际不乏唏嘘同情,却也冲淡了小说前半部已经具备的回肠荡气之感。而赋予端加荣离开八里荒、进城谋生且不乏美满幸福这样一个结局,更是凭空放弃了直面乡野女性生存之艰这样的命题,稀释了此前小说中已经具备的悲剧内涵。

    王棵《如影随形》(中篇)取材当下现实,写的是十四岁的小梓如何沉溺、利用网络,直至触犯法律;并以重笔描写了舅舅黎海与小梓之间无法缩减的距离感。小说的着眼点还是比较有意思的,以“十四岁”这个卡在少年与青年连接点上的小梓为主角,这本为小说设置了一个相对丰富的表现空间。一成不变的“大人”黎海如何应对不时变换身份的小梓,从而导致二者之间强弱的对比:黎海以为自己在十四岁的小梓面前是相对的强者,但他的“强”却又常常被小梓的“弱”利用。其间复杂微妙的关系本应成为小说精粹的部分,但这一点作者显然并未做到。

    与上述两篇叙事脉络清晰、故事性强的小说相比,“新农村作品题材专栏”里漠月的《遍地草香》(中篇)则显得节奏舒缓,充盈着浓郁的抒情气息,描写打草的第十二章写得相对出彩。小说里所发生的事情,寥寥几句话便可较完整地归纳,但是作者从容书写,缓缓道来,似乎作者更注重小说所营造的氛围与它带给读者的感觉,而非故事本身。然而作者所倾心刻画的这种微妙感觉,略嫌单调,未能深入打动人心。同样注重在舒缓的抒情气息里刻画微妙感觉,石舒清的小说句式的变化可能更为丰富,气韵也更为流动。漠月的《遍地香草》相比之下有些稚嫩,特别是在第一章里,有些啰嗦的语言直接损害了全文纯净爽利的语感。

    关于狗的故事,大体有个相对固定的主题,那就是凸现“人狗情”:人对狗的关心照顾,狗对人的忠贞依恋。若情感饱满且能融入个人的身世之感,也许会成为一篇传世之作,比如《小狗包弟》;若道听途说,草草叙来,则不但难成佳品,反而会失去平凡人平凡事本应具备的纯朴质地。本期《十月》唯一的短篇《狗殇》(蒋子丹)当然不能被归入前者。

    《十月》2007年第5期推荐篇目:空缺

看《花城》

张 辉

    自《扎根》开始,韩东看来有一种书写平民版“追忆似水年华”的雄心,新长篇《英特迈往》显然是这一愿望的继续。故事从1969年一直讲到2005年。“我”和一帮南京小子们随父母下放到苏北共水,与当地少年结交厮混而生发出一系列故事——鸡飞狗跳的同窗生活、穷凶斗狠的街头碰撞、迷乱焦虑的青春冲动、飞鸟投林的无奈中年……在这漫长的时间跨度之中,命运在每个人物身上腾挪起落、大显其能。小说以“冷色笔调,淡书热闹”叙事语调,不厌其烦地描写日常生活中那些鸡零狗碎的事,但它没让我们觉得絮叨无聊的缘由在于,作者在描写这些被时代的炮火所抛掷的零泥碎土的同时,却让我们隐约感受到那个弹点的存在。上山下乡时代丁小海一家的饥馑,改革开放初期在“严打”中被枪毙的朱红军,市场经济年代时来运转突发横财的“我”……都在韩东的笔下达到了拨出萝卜带出泥的效果。

    韩东有一种残忍的才能,在面对苦难和死亡的时候,始终不动声色——他落忍。也许我们都只不过是历史的人质而已,任何挣扎都只能使自己显得可笑,因而小说的行文冷峻节制、诙谐智性。韩东以这种充满先锋意味的现实态度去追忆大历史中的小民,在揪心的怀念之中隐含了不动声色的批判,这使得他的冷眼深情充满了一种鲇鱼挂钩式的动人力量,这种力量也许来自于潜藏在他内心的悲悯:我最温柔的部分,来自于乡村。小说得名于“我”决定画一幅名为《英特迈往》鸿篇巨制,这种近乎自嘲式的幻想所引起的更多的是不能释怀的悲伤和怅惘,因此小说不是在作“青春无悔”式的炫示,而是象“农民痛哭自己庄稼”般的哀祷。

    小说缺陷在于部分行文的散漫影响了阅读的聚焦;韩东也有别于以往忍不住从旁边跳出来说话,而且似乎说得太多了;作品的删节也使小说结构受到了损伤,读起来感觉有些跳跃,文气有种被阻断的迹象。

    陈新桥的《她在弥留之际》(小说)通过望月老人弥留之际周遭人等对其遗产的反应,温和地去表现世态炎凉、人心流变的浮世之相。作者一副世事洞明、微言大义的姿态,但老套的故事、陈旧的叙事、冗缓的节奏,最终却让人兴味索然、昏昏欲睡。晓苏的《送一个光棍上天堂》(短篇)也是一个有关弥留的故事。小说写“我”为了满足老光棍金树的最后愿望,而不惜去充任“皮条客”。虽然有儿时金树为“我”摘石榴而摔坏脑袋的前因,但是内疚的“我”不无执着地“拉皮条”和最后自我奉献的无奈之举这个果,还是让人觉得诡异不已。对于这样一个用悲悯外衣包裹着的以荒诞为内核的怪味豆,只能让人在尝后涩涩地干笑两声。

    《开发区》(短篇)女主人公因不停地挑选男友被街坊戏称为“开发区”,经济因素的考虑也成了她开发的一个首选标准。在黄咏梅轻盈的笔法和略带哂笑的叙事语调中,开发区寻婿之行状令人忍俊不禁。她总是能在事前给出许多见面理由,也总能在结局的有始无终之后找到自我安慰的信心。小市民的机心、小女人的精明,使得她从不气馁,愈挫愈奋,最终俘获了如意郎君。这“如意”二字仍然来自于她的自我解释,好在她深陷其中却也自得其乐,结局倒也花好月圆。小说写得即兴颇类速写,轮廊清晰却也略显单薄。
 
    金仁顺的《云雀》(短篇)写一个美女大学生在韩国商人和校园帅哥之间首鼠两端的故事。是成为被富商包养的金丝雀,还是做一只在青春美梦中歌唱的云雀?这样的故事似乎老套,然而,富商年老却体贴,帅哥英俊却冷漠,这份对男女情感的微妙体味,是一般老套故事所没有的。

    《花城》2007年第5期推荐篇目:韩东《英特迈往》(长篇)

看《人民文学》

陈新榜

    第9期《人民文学》发表了四个中篇和两个短篇。其中《哭麦》、《姹紫嫣红开遍》、《霍林河歌谣》三个中篇各有看点。

    王松《哭麦》(中篇)立意不俗:一群知青为逃避割麦之苦,把一头羊变成肉食怪物,以造成村民恐慌从而使麦收告吹。作品一开始就渲染“割麦”之苦,然后描写知青和村干部以及村民间的“斗智斗勇”。最后,遭受损失的村民们绝望的哭麦让得胜的知青们对自己的“英雄壮举”产生质疑和负疚。小说充满了关于知青“上山下乡”历史的隐喻:正如作品中羊被异化为怪物一样,知青们也在“上山下乡”的“锻炼”中一步步变成“狼”。此篇小说一反诸多知青文学“青春无悔”的套路,使王松一直进行的“后知青写作”的道德情感立场以一种寓言化的方式呈现出来。

    作品中最大的看点是羊如何一步步被驯化成怪物,作者在这里化虚为实,显示了出色的想象力,细致地描绘羊吃田鼠、粘狼皮的前后种种细节,把整个过程写得有色有色,让人几以为真,使这个假定现实化了。然而,在将这个荒诞的故事落实到现实的逻辑上时,小说出现了一个致命的硬伤——视麦子为命根子的农民居然会因为这样一只神秘动物的存在而放弃收割,这有悖生活常理。或许作者也意识到其中悖谬,一再夸大狼皮肉食羊的恐怖,然而最终也没有做到让人信服。有这样关键硬伤的存在,作品的绝佳立意就难以落实,让人深觉可惜。

    滕肖澜《姹紫嫣红开遍》(中篇)讲述一对父女戏痴的情感遭遇,反映那种古典式情感在当下浮躁功利世俗生活中的失落。小说写得中规中矩,在情节上处处都有交待,铺垫和埋伏作得颇为到位。胸针等道具也用得恰如其分,如同舞台上演戏每个动作都有来历一样。不过,铺垫与勾连之处过于刻意,反而显出“做”的痕迹。而且,小说始终在当下现实这一个层面上展开,和同类中白先勇融合今昔之叹、家国之变的名篇《游园惊梦》相比,这篇小说还缺乏提升境界的一跃。

    白雪林《霍林河歌谣》(中篇)是一曲母性和生命的悠远赞歌。作品中老妇人对所养的两头母牛视同己出相依为命般的情分写得颇为充分;护犊心切而与恶狼同归于尽的老母牛、为主人殉死的小母牛也都个性化了。因此,小说的叙述虽然是老老实实的平铺直叙,但是在母性主题的统摄下,如作品中所描述的蒙古长调一样舒缓而悠长。不过,作品的叙述也有些过于老实平淡了,不够简练纯粹,而未能产生更强烈的感染力。

    近年来文坛声势浩大的长篇浪潮也席卷了《人民文学》这老牌期刊,该刊第8期曾推出邓一光的长篇选章,如今第10期版面作出了更大的调整,首次完整地推出了长篇小说——麦家的《暗算》第二部《风声》,占据了全刊 142页中的100页,可谓隆重。

    《风声》由上部《东风》、下部《西风》和外部《静风》三者组成,依然继续着《暗算》中的故事:伪军情报机构内的中共卧底以生命为代价送出情报。它的最大特色是用现代小说叙事策略把间谍战的推理故事和国族命运、革命历史的“主旋律”融为一炉。《风声》将故事设置在抗日革命的历史空间中,李宁玉这个共产党员形象更是引发了“英雄归来”的欢呼,这些为这个推理故事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意识形态合法性,无疑洞开了“主旋律”和大众文化新的交集空间。而且在刊物发表的删节本删去了顾小梦叙述中强烈的对抗性语句,而且还添加了一节对地下工作者的礼赞,其面目很接近“主旋律”。在拉拢大众文化市场需要和“主旋律”的同时,作者还大胆地使用“元小说”叙事策略,营造出一种仿真幻觉,使之成为将读者卷入叙述时空的“阿拉伯飞毯”。因此,《风声》不但市场反响热烈,而且还获得了《人民文学》年度大奖,并得到评论界的一片好评。能够在“主旋律”、大众文化和精英化纯文学三方的狭缝间周旋自如,《风声》真可谓处处逢源。

    作家自称的“真实”写作来源与小说的“虚构”本质之间的纠缠是读解这部作品的“密钥”。上部《东风》和下部《西风》叙述的来源分别是李宁玉的哥哥共产党员老潘和中统间谍顾小梦,因而可视作国共双方对历史的不同叙述——“不是西风压倒东风,就是东风压倒西风”,而潘、顾两人成为夫妻后的恩怨纠缠更可视为国共双方分分合合的隐喻。《东风》、《西风》中关于小说创作过程的叙述和外部《静风》,使整部小说成为讲述叙述者“我”追寻历史真实的后设小说。这使作品的意义空间扩大了,直接切入当下并回溯追问历史,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历史化”。《西风》中顾小梦的叙述否定了之前《东风》中的叙述,凸现的是当时国民政府在抗日中的作用。而后来顾小梦的叙述同样遭到质疑——因为对于“不相信眼泪的特殊的人”而言,她的叙述是建立在“感动”这样一个可疑的支点上。这也是对读者进行拷问:选择“同情”还是“觉悟”?不断的质疑和求证使得所谓历史“真实”更显得烟波诡谲。在《静风》中 “风声”趋于平静的当代,潘教授对老潘与顾小梦的说法不予置评:“你能对父母的争执说什么?”对于后来者而言,国共双方关于抗战历史的迥异叙述就如同一对离异父母的争执般令人莫衷一是。

    《风声》关于历史“真实”的叙述其实就是一堆密码符号,而叙述者“我”探寻“真实”的过程就是与之相应的解码破译。《风声》这部作品就是一个召唤读者跟随叙述者去“破译”历史真实的文本,它并不承诺提供历史的“真实”,而只提供叙述历史的“风声”,一些逃脱数十年时间捕捞的漏网之“语”。而这些是我们真正所能捕捉到的全部,作为后来者的我们其实只能是历史的“捕风者”。《风声》对历史“真实”的追寻,是在一个个情节和细节的推敲中进行的。因此,《风声》中的“真实”并不是块状的密不透风,而是充满无法填充的缝隙。不可思议的是,这反而能给人更强烈的历史真实感。对于如何处理历史叙述的“真伪”以及如何在当下叙述历史“真实”,《风声》颇具启发性。

    《风声》不能不让人想到风靡一时的同样写抗战间谍故事的《风萧萧》(徐訏,1944年出版)。《风萧萧》中充满着对理想人性的不懈追求,具有高度的哲理色彩,故而不但没有落入间谍小说的窠臼,反而超越故事达到更高处。《风声》通过应用现代小说叙述策略而在某种程度上超拔于通俗故事,尤其是《西风》中顾小梦和李宁玉的对峙触及了人性深处的幽暗一面。然而《风声》(即使是足本)中超越性的叙述只是蜻蜓点水般点到即止,作品在境界的宽广和深度方面还有很大的可挖掘的空间,却由于满足于讲故事而被略去了。因而《风声》虽有雅俗共赏之意,实难收化俗为雅之效。此外,关乎信仰的充满血肉和精神冲突的生死之战被简化成冷峻的“杀人游戏”,人性的丰饶因此销匿,这也是麦家令人不能满足的地方。总体而言,追问历史的“真实”不是《风声》的真实目的,它本质上还是一个置于革命年代背景的通俗推理故事,最可能的目的则是成为影视剧脚本,这恐怕才是作家臆想中的写作诉求。

    本期还有《派我一辆吉普车》(孙春平,短篇):一个干部被县长为难而得不到救灾备用车,并因此在救灾时丧命。整篇只有他在救村民时竟打着县长的旗号这一细节值得玩味。

    《人民文学》2007年第09期推荐篇目:空缺
    《人民文学》2007年第10期推荐篇目:空缺

看《上海文学》

谢琼

    本期《上海文学》中篇打头的是葛水平的《比风来得早》。最近两年,葛水平以一系列抒写太行山区乡土民情的中短篇小说,给文坛带来一股清新之风。《比风来得早》讲的则是一个一心要走出山区的山里人的故事。主人公吴玉亭为了进城做官,放弃了自己的梦想、爱情、自然率直的天性,给历任县长叠了几十年的被子才终于获得升职的机会,他借此机会回乡大祭祖坟。然而就在上任前夕,他却被告知年岁已到,安排退休。仕途惨败,曾经的梦想也再难拾。和许多文学作品中一心要远走高飞的农村人物形象不同,作者笔下的吴玉亭做官,最主要的并不是为了个人私欲或家族荣耀,而是为了那些穷得丁当响的乡亲们能有一个“说得上话的人”。因此,对吴玉亭的官欲,作者更多的不是批判,而是深深的怜悯,以及这怜悯中透出的对那方水土、那方人的深深的爱。不过,在结尾处,作者似乎要让吴玉亭重回他诗性的人生,可是在乡村的现实背景下,以“诗”来对抗仕途,未免过于理想化了。在布局行文方面,这篇小说颇似剧本,将主人公一生的冲突集中在祭祖这一单一场景中表现。不过,这部“剧本”的高潮——吴玉亭酒后倾吐仕途艰辛的独白,却写得单薄而又过于概念化,真仿若在朗诵独白,让人难有感同身受之感。正如本期理论与批评栏目中《当叙事遭遇诗——葛水平小说长短论》一文所言,“她很少进入人的意识深处,只要一遇到复杂的内心矛盾,笔触总在周围游荡,结结巴巴,力不从心。”

    戴舫一贯善写旅居海外的中国留学生和移民,这篇《手感》(短篇)涉及的主题更加深广。身居美国的孔令梵和他的东欧移民朋友鸠依自以为看淡了生死和爱情,但鸠依的卢旺达维和经历以及孔令梵与一位风流女外交官的感情纠葛,最终让这些人重新感受到生死与爱情之重。小说有浓浓的异国情调,在酒吧谈话、风流性爱等歌舞升平的享乐场景下,试图讲述的却是一个有关生死、爱情、战争、政治的沉重故事。小说具有本土小说中少见的国际视野,由此获得了处理生死等永恒主题的新途径。不过,相对于主题的宏大,作者切入尚浅、感受不深;另外,除了设置了一位华人移民以外,也基本没有考虑到与本土情感、经验相结合,这些都使人在阅读时颇有隔膜之感,而难生感怀。

    其余的几篇短篇小说中,辛铭的《你转身沙尘盖过头顶》流露着残雪小说中常见的那种诡异和冰冷,梦也的《边界》则讲述了一系列乡间的鬼魅故事。鬼魅若写得好,往往能带出一些别样的风土人情或生死苍凉,惜此二篇尚不能。刘利的《失踪》,细节上够微妙够生动,整体却少些承载。

    第10期的《上海文学》颇有些耐读的篇目,最突出的当属江一桥的《南岸尾数》(中篇)和戴冰的《斜视》(短篇)。

    《南岸尾数》的主人公尾数是一个具有传奇色彩的人物——“文革”武斗时叱诧风云,之后锒铛入狱,又在狱中学得一手川江捕鱼的绝活儿,出狱后便以此为生。小说分三个部分,分别写尾数对过去的回忆、深夜捕鱼的传奇以及平和低调的家庭生活。和许多涉及“文革”题材的小说不同,小说并不侧重于抒写过去的惨痛历史,而将着眼点放在这个背负着沉重历史的个人的当下生活上,由此来展现历史和现在的关系,看历史如何貌似转瞬即逝,却又不依不饶地在个人身上留下难以磨灭的痕迹。三个部分中“深夜捕鱼”的部分写得尤为精彩传神、淋漓尽致,节奏快而不急,文字细而不碎。捕鱼既是尾数如今的立足之本,也是唯一能让他重温当年叱诧风云的时刻,从而成为连接历史与现在的一座桥梁。这篇小说唯一的缺憾,是整体感欠佳,三个部分好似三个短篇分立。 事实上,在三年前,作者已经就相似题材写出了非常精彩的短篇《往事已飞》(刊于2004年2月《上海文学》)。看来,如何圆润流畅地驾驭长故事,当成为作者在艺术探索上的新课题。

    朱晓琳的《赛纳河底阳光》,延续了作者一贯的留学生主题,这一次写留法学生小张和法国人奥利的同性恋情感与地下探险活动。朱晓琳的小说,总带有浓浓的异域风情,故事性强,文字流畅,但在抒写个人情感上却笔力不足,使得她笔下的人物像一组“生活在他乡”的人物群像,风采各异,每个人的面目却模糊。这篇中篇亦是如此,地下探险活动写得有滋有味,两位主人公的同性恋情感却肤浅生硬。

    方格子的《我们的好日子》写了从农村进城务工的一家三口的悲惨生活,家门弄里的日常生活写得尚好,可每每写到城乡矛盾、暴力,不是没有来由,就是要借助大段的新闻报道来支撑叙述,实属败笔。

    短篇小说中,戴冰的《斜视》耐人寻味。主人公倪天琴花容月貌,却天生斜视。就斜眼究竟为她增色还是逊色,以及她是否应该做矫形手术,小镇人分作两派斗争不已,倪天琴本人也痛苦万分。她最终偷偷去外省做了矫形手术,手术十分成功,在回程的路上她迅速以美貌征服了一名男乘客,后与之成婚。数年后,她和丈夫看到了一张以她的老照片为蓝本的人物肖像画作。丈夫并不知道她的斜视历史,只觉得画上斜眼的她更美。在这个貌似普通而荒谬的故事里,在这些透着小市民气的生活瞬间中,作者写出了渺小个人在完美与缺陷之间、在他人目光之下的存在困境。很多年来,戴冰都执着于摹写博尔赫斯式晦涩难懂的“迷宫小说”,难以融入注重当下性的中国文学语境,《斜视》则似乎昭示出一种通过当下场景来探索一般人性的可能性。小说故事充满着市井气息,使读者容易进入,却又似乎并未指涉任何具体的个人与历史,而是搭建起一个个夸张、滑稽、反讽的寓言场景,迫使读者反观自身的无助、无聊、困顿与荒谬。不过,很多时候,市井与粗俗、滑稽与无聊只有一步之遥,作者对分寸的把握也许还可以更精准。

    其余的短篇小说有:赵长天的《西昌望月》,石方能的《白斑阿黑》,浦子的《望洋岗》。其中浦子的《望洋岗》描绘了一处乡间世外桃源,与污浊的现代社会形成对照,文字清丽,值得一读。

    《上海文学》2007年第09期推荐篇目:空缺
    《上海文学》2007年第10期推荐篇目:空缺

看《大家》

刘勇

    本期《大家》小说数量依然繁多,5个中篇和7个短篇的阵容颇为可观,远看也算丰盛的大餐,按类型可大致分为四大样,一类“家族往事”,一类“爱欲纠缠”,一类“处处前沿”,另有几个难以归类的,且算什锦拼盘。论及口味,则令人失望,满桌细嚼下来,只品出家常滋味,难称珍馐佳筵。时值金秋,大半年来表现平平的《大家》依然未有明显改观,不免让热心的读者有些黯然。

    先说第一类。曹明霞的《私生》(中篇)、修竹的《白鸟》(中篇)都和家族有关,跨度都在三代以上,情节也都未跳出惯常的套路。前一篇的核心其实是母亲至死都想要知道自己亲生父母是谁,但作者急于将所有关于家族的往事和盘托出,添置了太多旁逸而出的枝蔓,读者沿着这些侧枝走到尽头却往往发现竟是孤立的断崖,不免扫兴。虽然母亲贫寒持家等情节令人感动,但整个小说最大的问题正如结尾叙述人所说:“母亲的故事被我写得断断续续”。谈到叙述人,小说中的“我”暧昧不清,众亲人一一登场,她自己却习惯性缺席,如此生分的旁观视角未免失真。《白鸟》以追忆的口吻讲述一个儿童眼中的乡村家族史,结构却比《私生》更加散漫,迷失于一个又一个片段的孤岛之中,行文过半插入祖母的事迹最是没得来由,小说开头说“我知道瑜又一次不可避免地掉进了家族的泥沼之中”,借用此句指称全篇亦不过份。小说的叙述语调也令人难耐,一方面过度修饰的文艺腔与儿童的身份并不相称;另一方面,诸如“瑜发出一声沉重的叹息。他觉得自己看到了具有悲壮性质的中国古典英雄主义美学起源的端倪”之类的句子也太过火了吧?

    下一类取名“爱欲纠缠”,只因这里的小说都事关男女,涉及情爱与欲望。在《杀人者》(陈家桥,中篇)中,一个优越的女性死于郊区,定性却在扼杀与奸杀之间徘徊,前者牵扯起一个“从卑微处来的男人”,自以为杀死了恋人远遁西藏,因无法承受终日的恐慌而自杀;后者牵扯起一个拖拉机手,未婚妻为他的无罪四处奔走,但事实证明他实施了最终的暴行。破案过程并不复杂,复杂的却是两个杀人者各自身上的谜团,小说想要探究的正是人性的黑洞,追问“人们对于现实,到底能掌握多少?”对幽暗的兴趣在作者的另一篇小说《铜》(《山花》2006年第12期)中已经有所体现,但《杀人者》在深度上有所不及,尤其对第一个杀人者的刻画较为表面,他杀人仅仅因为自卑,动机单薄;而对西藏的陌生人无法说出自己的秘密,也仅仅出于对被捕的恐慌,尽管作者为他增加了大量欲言又止的心理描写,这个人物却太让读者知根知底。

    事关“杀人”者,另有刘伟林的短篇《窒息》,杀人手段为将人悬吊空中令其反复上升和下降导致眩晕,然后燃烧中药以制造烟雾令人昏迷,颇有奇观效果;相比之下,作者对整个故事结构的经营则缺乏足够的想象力,只是一个简单的三段论:小学教师被药师女儿诱惑并与之发生关系、药师发现女儿怀孕、药师施展惩罚,三段各说各的,说完了事。

    此外的两篇,《弯刀》(田耳,短篇)讲述偷情故事,弯刀的意象仆一出现就暗示着危险,但三角的情欲关系游走于刀边,微妙有余而气血不足,让人看不痛快;《我往哪里跑》(强雯,短篇)如同它所讲述的那场单恋,波澜不惊且无疾而终。

    第三类“处处前沿”,是三篇真伪混杂却同被划入“先锋”的作品。邱雷的《环状群岛》(短篇)将背景设置于虚拟空间内,人物依网络规则发言行事,带有超现实的意味,对众多看惯了写实作品的读者是个不大不小的挑战。小说的情节围绕探寻失踪于环形群岛的女人展开,无人进行实地的勘查,只按照别人的发帖与“我”的猜测触及谜团,令线索愈加扑朔迷离,解谜的行为因此被消解,变成了一场有关虚无的游戏。不过,若是将这场游戏与虚拟空间相剥离而置于日常的语境之中,其间的意蕴恐怕就显得不那么新异了。如果说《环状群岛》依然是先锋的一次努力,《玻璃酿》(童末,短篇)和《一切如你所愿》(冯与蓝,短篇)则名不副实,有着“戏不够,神仙凑”的嫌疑。前者形同散文,所述童年琐事由大量细节构成,但写法常规,此外,文中整整四十对括号显然有意为之,以此补充信息量的方式实在不够高明。后者只是一个普通的心理故事,情节和结构中规中矩,通篇超短的句式仅涉及节奏,无关语言的难度,哪里寻得见先锋的影子。

    最后评论什锦拼盘。裴志海的中篇《雪地上的蚂蚁》以国共内战为题材,讲述战争如何让军人变成“一群嗜血的疯狂的野兽”,通篇硝烟弥漫、血肉横飞,煞是好看,但对历次战役的描述多有雷同之处,持续高强度的叙述也单调了些。《水花生季节》(袁亚鸣,中篇)以城市的扩张为背景,呈现几位农村老人对土地的眷恋以及长久的情感纠葛,但不像其它农村题材作品那般平实,而是带有些许魔幻的色彩,颇见新意。不过,小说在语言上文人化痕迹过重,腔调做作,尤以起始为胜,写到后来才令人稍能接受。《某城琐事》是本期“写作者专辑”王小妮诸多作品中的一个短篇小说系列,以白描手法讲述三个人各自的故事,组成一套小规模的浮世绘,但每篇的格局不大,读来总嫌小气。

    《大家》2007年第5期推荐篇目:空缺

看《钟山》

王斌

    本期《钟山》小说排出了一二三阵型,长中短篇各有看点。长篇一是黄蓓佳新作《所有的》上半部分。与黄蓓佳以前的以女性情感为题材的作品(比如同样发在《钟山》的《没有名字的身体》)相比,《所有的》内容更加丰富深广,作者将艾早、艾晚兄妹俩个人的情感遭际与时代的变迁联系起来,情节前后穿插,复杂多变,且搁置悬念,纵横驰骋,笔底腾挪之间,人物的故事得以连缀,数十年来的社会风貌亦渐次呈现。语言比较清晰明朗,有跳跃感,与跳跃的情节编排相得益彰。如果下半部也能保持如此水准,《所有的》堪称本年度《钟山》优秀作品之一,在作者本人的小说序列中也是一次大的进步。

    两个中篇,包括温亚军的《赤脚走过桑那镇》和萨娜的《蓝蓝的天上白云飘》。在《赤》中,小学生聂瓜瓜跟着离婚的妈妈方小妮寄居在舅舅方大牙家,害怕走路费鞋挨外婆骂,才有“赤脚走过桑那镇”的举动。方小妮有心维护儿子,但寄人篱下,只能忍气吞声,盼着给娘俩找一个新归宿,鞋匠蒋连省小木凳上的那一丝温热就能让她心生感激。作者把这些凄苦与温情的细腻感受,放在小镇急剧变迁的社会环境并集中于方大牙奉命打狗这样一个血腥的时间段里铺陈开来的。作者保持了他平缓的叙事速度,将处在生存夹缝中的人物的可怜、谨慎和知足,通过种种细节呈现出来。但前面过于缓慢的情节推进略显迟滞,最后设计杀狗那段,轻轻带过的处理又有些草率和急促。作者在结尾留了一个悬念:聂瓜瓜在叶河边发现了“一个黑糊糊的东西”,“越看越觉得那个东西是人”。这东西到底是不是人?是人的话又是谁?作者没有给出答案,小说到这里戛然而止,前面的一些叙事线索未作交待,让读者觉得小说并没有写完。

    萨娜《蓝蓝的天上白云飘》(中篇),女主角贝西的草原背景,给故事提供了相对新奇的舞台,但一旦剥离开来,读者看到的还是“淳朴女子在生活压力下迷失”的老调重弹。小说中人物成为提线木偶,作者的操控留下了不少痕迹,比如丈夫的灾难、生意的好坏等。进城、回村的情节不断反复,冲突却并没有深入。如何开发少数民族生活的宝库,如何使得语言更加精炼到位,并使小说更加遵循自身逻辑发展,应该是颇为高产的萨娜需要努力的方向。

    本期最有意思的小说是毕飞宇的《家事》(短篇)。
 
    “一大早,老婆就给老公发了一条短信。短信说,老公,儿子似乎不太好,你能不能抽空和他谈谈?
  “老公回话了,口气似乎是无动于衷的:还是你谈吧,你是当妈的嘛。
  “老公乔韦是一个高中一年级的学生,他的老婆小艾则是他的同班。说起来他们做夫妻的时间倒也不长,也就是十来天。……”

    这就是《家事》的开头。小说中的“老公”、“老婆”,包括“儿子”,都是同班同学,小艾周旋于两个大男孩之间,以“过家家”一般认干亲的方式维系与“老公”乔韦、“儿子”田满的感情暧昧,终因田满凭空一个“妹妹”的出现导致情感失衡。小说中完全使用流行于青少年当中的“新新人类”词汇,俨然形成一套独特的语言系统,正因这一套语言系统的成功建立,才使得情景显得如此贴切逼真。小说的关键点在于称谓的设置上,一帮未成年的高中生借用成年人的称谓来指称彼此的关系,这些称谓都是被降格使用的,无论是“老婆”“老公”,还是“妈妈”“儿子”,它们的所指都不再是家庭意义上的直系亲属关系,而变成了这帮少男少女们的表意和交往的策略,这使小说开始变得好玩了起来,也更生动地呈现了“新新人类”自成一统的情感世界。

    小说所描写的生活是否“真实”还有待考察,毕飞宇在努力模拟高中生口吻时是否有“求真反过”之嫌也可讨论,但作为一个中年的主流作家,毕飞宇对“80后”乃至“90后”情感生活理解观照得如此入微,对青少年亚文化话语系统操练得如此纯熟,不能不让人佩服。

    《钟山》2007年第5期推荐篇目:毕飞宇《家事》(短篇)

看《山花》、《西湖》

丛治辰

    第9期《山花》上,刁斗的短篇《活体解剖》令人印象深刻。小说以人体的五处器官各引出一段“文革”往事,用意当然在于解剖混乱颠倒的大时代,而笔笔都能深入到人性的细微曲折处。《脖子》中的虐猫情节虽已显老套,但想到这群半大的孩子拿猫试验,本为证明有无可能一把扭断人的脖子,毕竟还是叫人心惊。《心脏》里的“右心人”沙光明出名地溺爱妻子,但在妻子打碎毛主席像之后,除了双双自杀,他想不出别的办法面对时代的强大压力。射杀妻子后,是怎样复杂的一闪念使他的枪口一歪,指向了他的左胸?而即便如此,那没有穿过心脏的子弹亦足以令沙光明和读者都倍感疼痛。《手指》从“最难过的那些日子”说起,妈妈痴人说梦,要切下自己的手指给兄弟三个充饥,说者津津有味,听者聚精会神,甚至暗暗算计如何能够多得一根,叫人读来不能不从心底平生一股寒意。而到了“文革”,那根妈妈要留着给学生们写板书的右手食指竟被造反的学生用钢尺切断,挂在黑板示众,精神失范的年代比之物质匮乏的时候,更叫人胆战心寒。《阴茎》里,因阑尾炎而住院的哥哥引刀成一快,自断男根,免得这根“反革命加流氓”的阴茎再在手术的时候惊吓无产阶级女护士;而《脚趾》里的“金左脚”球员洪春浩,为了在和朝鲜队的友谊赛中赌一口气,不惜违抗组织的指令,坚持不放水,最终竟导致左脚脚趾粉碎性骨折。——这两个故事都有关尊严:在一个扭曲的时代里,人们除了以扭曲的方式去保有自己的尊严,还有什么办法呢?“文革”故事写到现在,实在已难再翻出新意,而刁斗将大历史铭写到几个小人物的肉身里,牵筋带骨,不免血肉淋漓。虽然有些残酷,却也的确令人感到痛入骨髓,耳目一新。

    崔柏的短篇小说《尘世飞行》是本期“全国大学生原创小说展”推出的作品。作者本是诗人,小说的诗化特征非常明显。那些漂亮的句子固然闪闪发光,像一堆好看的碎玻璃片,但是散落在小说当中,也难免扎伤了小说,令小说面目模糊,步履蹒跚。


    第10期《山花》值得看的是韩少功的短篇小说《末日》。逐渐摆脱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时代背景下的普遍焦虑和文学进程急遽变化带来的压力之后,韩少功近年的小说写作越来越悠游从容,其愈来愈浓重的“出世”之气一如这篇《末日》。一场凭空而来的地震预险,打破了乡村的平静。生死关头,人与人之间的差距似乎被抹平了,原本循规蹈矩的日子也随之变得生机勃勃,管他穷富勤懒,“食色,性也”的本能成为新的日常规则。重生的忙着吃,重死的忙着打棺材,一贯卑微的破落户泽彪更是因自己“无产者”的身份而耀武扬威起来,女人、财产、权力这些平日想都不敢想的念头接二连三蜂拥而来,几杯酒下肚,也敢大权在握,指点江山,安排起全村人的性命来。

    在泽彪身上,我们不难窥见鲁迅笔下阿Q的嘴脸,尤其是掐秀姑娘腰的细节和醉中安排村里地震后人事的情节。只是在韩少功笔下,显然无意让泽彪承担阿Q身上被赋予的国民性批判内涵。即使小说的“生产队”背景、“革命贫下中农是不可战胜的”等特定语言为我们做了种种提示,但这显然也不是作者着笔的重点。在国民性批判、“文革”书写等被赋予特定时代特色的文学写作之后,或许,《末日》以及韩少功其他类似的写作更愿意向我们呈现一个有着恒定价值观和传统思维特征的人群,他们也许如阿Q、泽彪一样有着可笑又可憎的面孔,有着种种可以被定义为“劣根性”的品质,但他们的真实一如文中那些极富表现力的乡村语言一样,真实、风趣、有生气,而这些,或许才是在中国乡村的过去、现在乃至未来值得珍视的东西。

    本期“大学生原创小说展”推出赵晖的短篇小说《青色逼人》,小说穿行于乡间与回忆,讲述往事,追怀亲人。都是旧故事、旧情绪,倒也旧得有几分滋味。

    第9期《西湖》推出的新锐作家张惠雯语言风格清淡简洁,小说却是先锋实验的路子。复杂曲折的小说结构以举重若轻的笔触写出,别具诗意,读来有种似有若无的神秘感。

    第10期《西湖》推出的新锐作家曹多勇,虽说是新锐,其实已经45岁,久经世事了。因此他的小说,初读有种中年人的温吞气,而越读越能感到岁月打磨过之后的那种平和与温情。这种平和与温情,就藏在生活那琐碎的褶皱里,藏在不慌不忙的讲述中。《说不出来的幸福》讲述一个据说蹲过班房的外地男人和他的哑巴女人在“文革”当中的日常生活。除了依稀可以猜到这个沉默寡言的“蛮子男人”犯过政治错误,小说几乎没有什么曲折的情节,只是絮叨地讲这一家人怎么过日子。作者描写生活细节时的体贴入微不能不叫人感佩:房子怎么盖,地怎么种,怎么伺候月子,怎么带孩子,样样都写得不厌其烦。而正是通过这样的描写,把这基本不与村人交流的一家的幸福感写出来了。这种幸福感建立在生活的每一点每一滴里,为时代所不能左右。《好好地吃一顿》同样写得极有耐心。南庄的狗三在集体劳动时杀死了一只从北庄跑来的狗,北庄人多,因此狗虽然被杀了,南庄人也不敢就吃。一直等到三天过去,南庄的人才终于忍不住要吃狗肉。那个年月吃狗肉可是件大事,剥皮、剖肉、烀狗肉汤、蒸麦面馍,全村人都行动起来,一步一步,耐着性子地做,耐着性子地等。就在狗肉要吃到嘴里去的时候,北庄人来了,在经过那样漫长的准备和等待之后,这个结局反而有一种幽默感。曹多勇对于小说节奏的控制功夫显然已经炉火纯青,令人遗憾不安的是,在一个浮躁的阅读时代里,这样温吞细致的中年速度能够得到多少读者的关注呢?

    本期推荐:

    刁斗:《活体解剖》,短篇,《山花》,2007年第9期。
    韩少功:《末日》,短篇,《山花》2007年第10期。
    曹多勇:《说不出来的幸福》、《好好地吃一顿》,短篇,《西湖》2007年第10期。

看《西部•华人文学》

谢琼

    《西部•华人文学》是2007年全面改版的“新刊物”,不过在资深编辑林建法先生的一手策划下,一出手就是不得不关注的“期刊重镇”。本期刊物推出的是林白的长篇《致一九七五》(分为《致一九七五》和《漫游“后革命时代”》上下两部)。

    林白的记忆,如茧抽丝。十几年前,当她的自传性处女长篇《一个人的战争》出版时,就有不少评论家认为“个人记忆终归有限”,表现出对作家写作前景的担忧。而林白也似乎在顺着评论家们所提示的方向步步前行,从《枕黄记》到《万物花开》再到《妇女闲聊录》,她甚至是在强迫自己的写作面向外部世界敞开。然而,十几年后的今天,林白重新回到了自我,并以惊人的彻底和全面挖掘出那些在所有人的熟视无睹中逝去的、甚至在她此前的写作中也一度缺席的记忆细节,将它们编织成她的最新长篇《致一九七五》(分《致一九七五》和《漫游革命时代》两部)。这部动笔于1997年,煞笔于2007年的长篇,让我们相信:林白从来都不曾放弃个人的记忆,她所有的敞开,都是在为今天的回归做准备。
   
    一九七五年,主人公李飘扬作为知青下乡。两部长篇正是以此为分割点,第一部写一九七五年之前主人公的童年和少女时代,第二部则写此后的知青生活。在文风上,第一部更加散文化,以一些彼此未必有逻辑联系的人和事为楔子,以三年的中学时代为主线,中间夹杂着对儿时往事的回忆、九八年和零五年两次返乡的感怀,使得时间的跨度大大增加,叙述却不失轻灵和不紊。第二部则有着更加严密的故事,基本按照时间顺序记叙了主人公的知青生活,但这种记叙又并非简单的讲故事,而是充满了奇特的、个人化的想象,这些想象与现实在作品中几乎势均力敌,让人时常分不清那些文字究竟是扎根在地里,还是飞翔在天上。
   
    每个人都有自己回忆过去的方式。有些人需要将历史故事化,通过一个有着前因后果的故事来完成;有些人需要将历史理念化,而所有记忆碎片不过是理念的具体展现。然而对林白来说,这一切都是不能让人信任的,她笔下的“过去”,首先必须忠实于、对得起自己的个人化记忆,否则便没有任何证据能证明它们的合法和存在。在林白那里,比集体记忆的气势磅礴、比为一代人代言的豪言壮语更重要的,正是这种记忆的“真实”——未必是完全遵从事实的真实,却必须是无愧于亲历者个人心灵体验的真实。
   
    不过,如果我们以为所谓的“个人化记忆”,就是用小众的记忆去弥补大众的记忆,就是将那些被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所遮蔽、所压抑的死亡暴力和性冲动贴上“个人化记忆”的标签写入文本,那我们就低看了林白。至少在这两部小说中,林白对“个人化记忆”的探求,并不仅仅是内容层面上的,同时更是关乎回忆方式的。什么是最值得信任的回忆媒介?对林白来说,那是身体——一种香味,一种触觉,一段舞蹈;是文本——一首歌词,一条语录,一封信笺;是幻想——恰恰是幻想映照出现实的匮乏,它使得对匮乏、对缺席的回忆成为可能。所以,和林白过去的文本不同,这部小说中关于性、隐秘经验的描写其实并不多,更多的是对最日常的生活体验的挖掘。而所有以此出发写就的“过去”,不胜在故事的悬念激情,也不承载国家民族的命运沉浮,它的力量在于它打开了我们的感官,为我们展示通往过去的另一些可能性,告诉我们如何去阅读那镌刻在我们每个人身上的历史的痕迹。这些痕迹也许真的只是属于个人的,但这些通往历史的媒介却似乎在暗示我们:真正属于民众的历史,也许正藏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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