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评刊：推荐贾平凹长篇《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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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平凹：《高兴》，长篇，《当代》2007年第5期。作家出版社2007年9月。 “我抬起头来，看着天高云淡，看着偌大的广场，看着广场外像海一样深的楼从，突然觉得，五富也该属于这个城市，石热闹不是，黄八不是，就连杏胡夫妇也不是，只是五富命里宜于做鬼，是这个城市的一个飘荡的野鬼罢了。” 在长篇新作《高兴》的结尾处，贾平凹的笔调是辛酸的。 曲终人散、静谧如荒原，而在这都市的荒原里“我们”是名副其实的“拾荒者”。“我们”以捡破烂为生，埋头在海一样深的楼群中，“我们”如野草般无根飘零，如野草般落地生根——最终还是野草一样被零落成泥碾作尘。当五富脑溢血暴亡死在工地的寒冬，“我”守着承诺背尸回乡，城市光影幻灭依然不属于“我”，记忆里只有那一段“破烂人”的隐形生存：那里的潦倒困苦与自得其乐，那里属于“我们”的灰暗或者鲜亮…… 在这个结局里，小说开头生龙活虎的“刘高兴”高兴不起来了，而读者恐怕也“高兴”不起来了，这是怎样的一场乡土的悲恸啊。乡土写作一直纠结着城乡文化冲突，在今天则是一边“新新中国”高速发展，一边乡土中国全面崩塌，乡土风起，漫卷黄沙，家园颓丧以后几乎只剩下数亿农民在城市里野草飘零。这到底是现代性的成效还是恶果？这究竟是阶级的大喜抑或大悲呢？也许正是讲不清道不明之处，才亟需文学施展拳脚，可惜无论张炜《刺猬歌》一派狂想激愤中的精神畸恋、还是莫言在《生死疲劳》里叙事翻转后残余的鸡飞蛋打，都显示了这些乡土大家渐渐丧失把握这个时代的能力，在他们躲进小楼神秘化书写之时，也是他们与乡土的真实苦难失之交臂之处。 在乡土作家全面退潮的形势下，贾平凹几乎是唯一的一个始终紧贴着乡土变迁的老作家，近年来他对乡土的一往情深的确让人敬仰，如果说两年前的《秦腔》呈现了凋敝的“废乡”，它讲述的是农民怎样一步一步从土地上走出去；那么如今的《高兴》则从村里写到了城里，作家开始工笔细描农民工在城市惨淡的生存状态。正是这工笔细描，体现了作家勤勤恳恳的现实主义态度，它不仅指作家“体验生活”的朴实态度，也应涵括作家对底层民众的深切认同，因而《高兴》才能像社会学档案一样忠实地记载了拾荒者的日常生活：从城中村到垃圾场，从乞丐讨要到民工疯狂地卸水泥，从这些细节的铺展中流露出真情实感，让一个丰富而灼痛的底层以迫人之势呈现出来，进而突进读者的心灵。这一种实实在在的“真实”是具有悲剧力量的，而仅此一点，我以为就足以显露《高兴》在今天的重要意义。 但《高兴》也要区别于那些满纸哀戚的新闻报告体写作，当下大部分的“底层写作”，叙事的重心总是放在写苦难、写事件上，复杂的人生百态被简化为善恶对立的伦理剧，一些作家追求惊悚效果，另一些则只是流于同情，因而大多数的“底层”作品给读者带来的仅仅是愤怒、眼泪，或者恐惧，却始终无法提供一种对“底层”的真正体认。在这些作品中，主人公往往是一些被仇恨奴役着的受难者，他们衣衫褴褛，面容悲戚，在一层灰暗的幕帘之后无法自行讲述。《高兴》尽管或多或少也有着苦难大杂烩式的平铺和混杂，但作家毕竟有着深沉的乡土情怀和老道的世情笔法，贾平凹显然想突破对底层的这一隔膜，因而更有关照农民工精神状况的雄心，这一雄心也许导致了并不熟悉农民工生活的他在写作《高兴》时五易其稿痛苦不堪，却也终于让作品的调子欢快起来，从第三人称到第一人称，从满纸悲愤到“高兴流畅”的叙事，作者试图让城里“禁言失声”的农民工阶层欢畅地重新表达，他希望借“刘高兴”这样一个鲜活生动、生机勃勃的形象，进行一次农民文化意识的突围；贾平凹关心的是他的农民兄弟进城以后真实的精神状态，他希望在文学视野中创造一个同时具备现代精神和乡村自觉“新人”形象，这个喜剧的“刘高兴”，可谓寄寓了作家的厚望。 遗憾的是，对刘高兴的创造未尽全功，刘高兴有些脱了“破烂”躯壳，他成了一个有着高中文化的小知识分子、一个爱吹箫的文艺青年、一个对城乡文化有深刻见解的玄学大师——这些与我们想象中的农民形象是脱节的。尽管某种程度上贾平凹让“刘高兴”如此自我展示是有意为之，是通过“第一人称”的自我表达完成农民意识对审美成见的突袭。但毕竟由于作家对“拾荒者”阶层的生疏，因而无法透彻把握这个人物，于是人物不自觉地印上了作家自己的倒影——刘高兴几乎成了一个颓唐的文人。 但我们不能就此低估了“刘高兴”这个新人的意义，贾平凹创造“五富”、“黄八”这样的传统农民形象是游刃有余的，“刘高兴”却显然更难把握。要塑造“新人”——正如当年的梁生宝和孙少平——总要受到原先的审美期待的挑战，但“刘高兴”的隔膜和夹生，却并不能以作者体验生活的不彻底，对人物理解不到位来搪塞，也许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这个价值混乱的年代，“刘高兴”深陷在悲剧里，却要喜笑颜开，这只能是喜剧的荒谬和无奈。作为知识分子的贾平凹失去了的理解和拯救乡村的精神力量，刘高兴身上也就少了十足的慷慨悲歌之气，他不再有梁生宝身上集体主义的豪情壮志，也缺失了孙少平个人奋进的执著理想，他生气勃勃却走投无路，他只能让自己“高兴”一些，也只能让作家将一个阶级的悲恸散装在喜剧的套子里，因为这本就是一个喜剧的年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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