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艺术

北大评刊（2008年第1期）

来源：中国南方艺术
作者：谢琼 等
2012-09-29 20: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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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持人邵燕君】

     2008年开春第一期的期刊收获颇丰。

    《十月》推出了汪曾祺先生早期的一组小说（其中包括处女作），其意义不仅在于是“名人少作”，更在于其中体现了汪先生的小说理念，更与其后期名作有内在关联。

    《收获》推出的王安忆的《骄傲的皮匠》，延续了《长恨歌》、《富萍》以来的风韵，以精密的文字细剖上海文化的内核，耐心沉着，充满烟火气又不流于世俗琐碎，堪称王安忆近几年来最好的作品。

    《人民文学》中，李浩的《等待莫根斯坦恩的遗产》完全像一篇翻译小说，不仅主题，甚至小说中的人名、地名、环境、语言、注释、文化等都有着十足的“翻译味儿”。读这样的小说不禁让人想起王小波在《我的文学师承》中曾说的，中国现代文学最好的范本是优秀的翻译小说，李浩本篇小说未必取得多圆满的艺术成功，但其努力在当代创作中有填补空白的实验意义。

    《钟山》推出的陈中华的《脱臼》是一篇值得关注的新人佳作。身为新闻记者的作者以鲜活的现实经验、扎实的写实功力、深切的人道情怀揭示了“当代丐帮”这一特殊社会群体的内在生活状态和伦理秩序，尤其对“自愿脱臼”的“残疾儿”身心所受摧残的描写令人动容，在丰富当代创作的文学经验上有可贵的拓展性，艺术上也颇为成功。鲁敏的《墙上的父亲》在保持了作家一贯温柔敦厚风格的同时，在哲理深度和情感深度上达到了较好的融合，可称鲁敏近期集中发表的一系列小说中最出色的一篇。

    《大家》也一改去年困顿混乱之象，推出几篇有难度系数的作品，尤其盛可以的《缺乏经验的世界》，以冒犯常规并新鲜生猛的女性经验、搔首弄姿又凌厉狠准语言展现了一个不被男人（以及大多数女人）所知的女性心理世界，读后令人咋舌并痛快。

    《花城》和《上海文学》表现平平，《山花》虽没有什么特别出色的作品，但孙惠芬的《歇马七日》、刘勇的《虎丘》、乔叶的《最后的爆米花》都有可看之处。比较遗憾的是《当代》，只发了两个长篇《因为女人》和《藏獒》，都是续篇，缺乏新年气象，尤其是《因为女人》，作品和女主人公的命运一样不断走下坡路，令人气闷。

    去年创刊的《西部华人文学》依然名家云集，第2期重推阎连科的长篇《风雅颂》。小说延续作家自《坚硬如水》、《受活》、《为人民服务》以来的“狂想现实主义”路数，“性狂欢”依然是其中的主角大戏，只是主人公从农民变成了农民出身的最高学府教授。或许是作家对主人公置身的大学文化的精神实质缺乏深入理解，夸张变形变成荒诞不经且龌龊不堪，致使对“现代人精神家园失落”这一命题的探讨本身丧失家园基础，而对“风雅颂”、“清燕大学”等文化符号或浮泛牵强或扭曲粗暴的借用更有哗众取宠之嫌。超越现实主义一直是“纯文学”致力发展的方向，但如果作家在向往国际大奖的同时，却缺乏对本土现实的穿透性把握，缺乏对文化传统的理解尊重，甚至在一些最基本的价值观念（比如性观念）上缺乏现代文明的洗礼，所谓的“超越”是不是会成为脱离？“狂想”会不会沦为臆想？荒诞会不会只是荒唐？这些都是《风雅颂》引人思考的问题。

看《十月》

丛治辰

    《十月》2008年第1期以汪曾祺先生的一组早期作品打头，确实为杂志走入新的一年壮了声势，其中《悒郁》一篇更是经此组作品的辑校者解志熙教授考证，认定为汪曾祺先生的处女作，具有格外重要的意义。汪曾祺从很早就自觉到短篇小说文体创新的问题，“我们宁可一个短篇小说像诗歌，像散文，像戏，什么也不像也行，可是不愿意它太像个小说，那只有注定它的死灭。”（《短篇小说的本质》，1947年5月31日天津《益世报•文学周刊》第43期）而在文体创新当中尤其注意语言的力量，在晚年的多篇创作谈中都专门地谈及这个问题。这使得他的小说情节淡化而语言精炼，常有小品美文的情致韵味，《受戒》等即是代表，而在处女作中，这样的风格已初见萌芽。《悒郁》中的少女银子，活泼而羞涩地穿过金色的黄昏，也穿过自己初次萌发的青春。而这穿越在汪曾祺写来，就如她少女的情怀一样朦胧而美好，乍读来看不到清晰的情节，只有大片大片黄昏的景色，银子的内心情愫闪烁其中。那些美好的景色，像是作者写下的，又像是银子看到的；银子那叫人捉摸不透的情愫，仿佛是作者说破，却又像银子欲说还休的自语。惟用了这样散文化的笔法，才能将少女心思写得这样微妙。

    若不是“王二”和“陈相公”这两个名字，很难将《灯下》与汪曾祺后来的作品《异秉》联系在一起，更难看出后者是从前者修改得来，如解志熙所说，这已完全是两篇不同的小说。《异秉》以王二的“发达”为线索，写出小人物们卑微而温情的追求与幸福；而《灯下》全无焦点中心，只散散漫漫写来，勾画出黄昏入夜时分一幅灯下的市井浮世绘。汪曾祺以内敛而机巧的对话描写，通过几个小人物的交谈，即勾连起他们身影背后的世事人情来，益见其语言造诣，及对世俗生活的深刻体察。

    相比《悒郁》和《灯下》对所谓短篇小说标准“清淡”式的冒犯，《唤车》的现代性特征更加明显和突出。从形式上，小说暗暗转换叙述视角，时而以一个知识分子“我”展开内心独白，时而又“想象”人力车夫的日常生活。从内容上，人力车夫是“五四”以来小说家最感兴趣的劳动者形象，而汪曾祺对人力车夫的描写则独树一帜，并不表达知识分子一厢情愿的廉价同情，反而是对照这些劳动者们对于生活朴素的热爱和活力，见出知识分子的孱弱和无聊，显得颇有新意。

    《最响的炮仗》里，炮仗店孟老板因破产而不得不把女儿嫁给素来厌恶的保安队队长，汪曾祺花了大笔墨写炮仗的工艺和炮仗店红火时候的好时光，使小说有种如老舍《断魂枪》般的挽歌气息。而炮仗店之所以破产，乃是因保安队的禁止焰火，汪曾祺以之为挽歌指出了较为明确的凶手，即现代的国家机器。正是在此意义上，小说结尾时，已成保安队长老泰山的孟老板放响三个炮仗，那大咧咧响彻山谷的回声不仅有挽歌的寂寥悲怆，更讽刺性地包含了一种富有反抗意味的愤恨。与前三篇相比，这一篇大概对所谓短篇小说标准文体的冒犯最小，却也正因最像小说，而读起来更加舒服。早期创作的青涩渐渐消退，汪曾祺先生的笔触更加圆润了。

    和汪曾祺先生相比，其他作者自然不免显得弱了一些。如同样写小人物的悲喜，徐迅的《白色雷》与汪曾祺的轻灵有致相比，就显得笨重，烟火气太呛鼻，却仍透不出那份对人情的通达。小说写一个基层政府笔杆子，因不谙官场世情，久经磨练却始终潦倒。虽经新任书记青睐，却仍遭受着来自家人、同事和社会各方面的压力，最终在一次报道抗洪救灾的现场遭意外身亡。大概是为了充分表达一种生活状态，小说里堆积了一团团事件，却很难理出一条线索，意外身亡的结尾也实在太过意外，没有说服力。作者的另外一篇小说《梦里的事哪会都真实》以一幢机关职工宿舍为舞台，同样上演机关小人物的人生、职场悲喜剧，却更显稚嫩，不论偷情隐私还是人事潜规则都是同类小说的老套，不见新意。

    本期的三个中篇小说都颇具传奇色彩。畀愚的《胭脂》以一个小镇裁缝的女儿胭脂为主角，显然是想将这样一个女性的命运缝进民国末年风云变幻的大时代。然而把这一介弱女子由小镇运到上海，又送进土匪云集的芦苇荡，实在太过折腾。而这由无知少女到女匪首再到劫波度尽的老人的传奇人生，亦未免太过波澜壮阔，叫人应接不暇。刘玉栋的《大鱼、火焰和探油仪》写农村少年九果为好友、村长的儿子元泰顶罪入狱而改变了一生，小说颇具诗意，却未免太过丰满。詹谷丰的《曲水流觞》写颇有“酒骨”的乡村小学校长父亲耿直不阿的饮酒生涯，虽在文革当中被迫害为学校打钟人，他仍以人品赢得了老师和村民们的尊敬，平凡后更因及其偶然的巧合使全村人免于地震。小说写得太过紧绷、不自然，反而是其中穿插的酒文化知识普及，令人颇有收益。

    《十月》2008年第1期推荐篇目：汪曾祺《最响的炮仗》（短篇）

看《收获》

晓南

    2008年第1期的《收获》一扫去年的不景气，颇有几分沉甸甸的分量。

    头条王安忆的中篇《骄傲的皮匠》堪称近几年来作者最好的小说。小说带着《长恨歌》的风韵，将大上海小里弄中的人情心态、世俗政治描绘得丝丝入扣，滴水不漏。乡下来的小皮匠如何在上海这个众所周知的倨傲虚荣的城市夹缝中赢得尊严，这是一个不大不小的难题。作者所选择的中篇尺幅正好容纳这一幅工笔画，一支笔在小皮匠、银娣、银娣的丈夫小弟以及对银娣有点意思的爷叔、对爷叔有意思的金蓉、爱嚼舌头的金蓉婆婆老太之间兜兜转转，把个弄堂里的杯水风波搅得风声水起。作者既能浸淫其中，将市井生活的毫厘之微品咂入味；又能跳脱之外，在平俗生活的精神品质中觅得珍奇。王安忆善于分析的长处在此运用得恰到好处：既无《启蒙时代》的铺张空疏，又无《新加坡人》的理念先行，全因作者对这生活的深透把握与对其理性的谨慎克制，将那理念之核装扮得丰腴动人，分外匀停自然、沉着安娴。最为难得的，是结尾点到为止的微妙，让小说陡然有了超越生活的品质。饱有历练的作者站在高处，圆熟老到地周旋于小说的节奏与韵律之间，使其浑然为一个精美的艺术品。

    王朔的长篇《和我们的女儿谈话》是一篇颇有意思的作品。首先，它与作者另一部自传性作品《致女儿书》同时面世，内容一致，彼此重叠。其次，这是继王朔《看上去很美》以后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再次，与2006年发表在《收获》的电影剧本《梦想照进现实》异曲同工，全篇以对话贯穿始终，溢出了通常意义的小说形式。在《和我们的女儿谈话》中，作者构思了一个情境，将时间设置在2034年，80多岁的老王和死去密友方言的女儿咪咪方之间进行了多次谈话。促使咪咪方执着与老王谈话的动因是，她要追寻父亲的死因——他是否自杀以及他为什么要自杀。于是作者就获得了评判“现在”——2004年左右以及调侃未来的自由，也获得了自我剖白、审判、嘲弄与忏悔的自由。其实，老王也就是方言，两人思想如出一辙，作风步调一致，甚至经历也完全相同——都离异、前妻带着女儿出国、自己对女儿心存愧疚。似乎老王没有跟随方言自杀，纯粹是为了留个活口能向读者招供。设置咪咪方、咪咪方的女儿梅瑞莎以及老王自己的女儿王扣子，也是为了安排一个批判者，使对话更有张力。应该说，这个虚拟的情境让作者摆脱了视角的限制，可以自由行走于虚构与现实、过去、现在与未来之间，甚至作者的本我、自我与超我之间。虽然是谈话，其实还是一个人的独角戏。所有的对话都是王朔自己的口吻——一如既往的贫。只不过以往的小说中这种贫还多由人物扮演，这一回作者则彻底撕掉了面具，赤膊上阵，肆意发泄了一回。以对话的形式结构小说，表面上标新立异，其实是一把双刃剑，它固然使作者获得了自由发泄、免去结构、情节设计之苦，却在省力的同时，也损害了叙事动力。当一个长篇小说中没有故事、没有情节、没有结构、没有描写、只有对话时，即使是满纸幽默的相声也难以吸引读者一直津津有味地看下去。当一种新形式的发明不是一种挑战而是一种懒惰时，当形式革新的效果不如传统形式时，这种形式的尝试只能为我们提供一个反面教材，因为它没有为我们提供更有意义的东西。

    姚鄂梅的中篇小说《罪与囚》讲述了一个信仰被摧折的故事。一个品学兼优的孩子上大学不久却成了杀人犯，故事真相之“核”层层揭开之际，对社会良心的追问也层层深入，在善的脆弱无力与恶的理直气壮之间，善良、正直、无私这些人性最美好最有价值的品格遭到了黑暗现实最无情的嘲弄与摧毁。在罪与原罪之间，小说颠覆了“好孩子”这个简单概念，将鞭子抽向了法律所允许的伦理灰色地带。但如何脱离“新闻性”更接近于“文学性”，恐怕仍是作者需要思考和解决的问题。哈南的中篇《北海道》是一篇微妙的小说，与题材一样，作者的笔法似乎也受到了些许日本小说的影响。一个长在北京、嫁在日本的中国女性洁斐，一次次地推辞了日本女同事真由美发出的家中做客的邀请。而这一切，似乎都与日本女同事的中国丈夫有关。每当写到洁斐的心理，作者便任由人物不由自主地绕开了，自始至终没有揭开谜底。然而，读者却在刻意的回避间窥见端倪，隐约知悉了她所有的心事。小说清淡安静，却能在平凡的生活表面发现背后隐秘的罅隙，别有一番幽趣。

    短篇小说中，冯骥才的《楼顶上的歌手》近于散文，张惠雯的《末日的爱情》则流于空疏。


    《收获》2008年第1期推荐篇目：王安忆《骄傲的皮匠》（中篇）

看《人民文学》

魏冬峰

    杨少衡的小说以其游刃于官场规则和官场黑幕之间、既不塑造“高大全”式的“人民父母官”也不刻画腐败变质的贪官污吏、却又能不时点缀点无关痛痒的“擦边球”的日常官场为特色，几乎已成为内行写官场的一个代表。在这样的期许下，本期杂志的头条《多来米骨牌》（中篇）倒也称得上风生水起、八面玲珑。多年不遇的雨季来临，城市建设的“形象工程”长期来潜藏的地下排水隐患也随之浮出水面，市长李龙章和副市长张子清对此都不敢小觑。“多来米骨牌”在此既指担负了泄洪排涝功能的水库之于人命、财产和城市生死存亡的关键作用，也暗指它们同李龙章张子清们的切身利益荣辱与共。小说对交织了官场纠葛的官民迎战洪水的场面写得可谓一波三折而终能化险为夷，其中穿插的官场小摩擦、小心机、小恩怨显示了作者一贯的聪明智慧，自然流畅好看。

    鲁敏《纸醉》（中篇）中聪慧美丽的哑女开音与大元小元两兄弟之间隐秘曲折却不知所终的感情故事很容易令人想到沈从文先生的《边城》中翠翠和大佬二佬的故事。只是《边城》里浓郁的湘西风情在《纸醉》里被置换成了对开音剪纸艺术的描写。大概，作者极为珍爱自己笔下的人物，既不愿玷污他们的美好情感又想给他们一个合理的出路，于是不得不将求助于上大学、打工、上电视等蕴含了清洁上的丰富可能性却也极为“当下”的符号。这样的安排自然打破了小说原有的内在自足性，淡化了开音与大元小元间那种清凉洁净的感觉。也许，凡是涉及“当下”的故事，都大抵如此吧。即便如此，像极了《边城》的“试图说出句什么深明大义的辽阔预言，却始终，没有想出句合适的来”这般不像结尾的结尾依然给了我们重温经典含蓄之美的机会。

    倘若隐去作者的名字，相信读者会毫不犹豫地认为《等待莫根斯坦恩的遗产》（李浩，中篇）是一篇翻译小说。这不仅因为小说处理的是一个“等待戈多”般的“西方”命题，更因为，小说中的人名、地名、环境、语言、注释、文化等都有着十足的“翻译味儿”。“一战”后的德国艾蓬小镇，极度贫困的人们把希望寄托在传说中要运回艾蓬的美籍德国富翁莫根斯坦恩的百万遗产上，虽然即使直到小说结束，每个人也都不知道这笔遗产是“遥遥无期还是马上就会到来”，但这个传说依然支撑他们继续忍受贫困、继续懒惰、继续等待甚至奢侈地修建广场、学校、剧院、游泳池——用传说中的遗产向银行抵押来的贷款，“等莫根斯坦恩的遗产一到”几乎成了小镇居民的常用语，这是他们活下去的希望，是他们懒惰奢侈的借口，更是他们此生的“信仰”，以至于怀疑者们甚至像被处置的异教徒那样被“关进了牢房”。经历了《圣经》、希特勒之后的世界还将如何对待信仰、人性这样的命题，《等待莫根斯坦恩的遗产》试图越过遥远的时空在与海纳•米勒、君特•格拉斯、贝克特等西方作家的单向交流中对此做出危险却不失锋利的探讨。

    此外，姚鄂梅的《秘密通道》（短篇）、王祥夫的两个短篇《澡堂歌手》、《热三伏》和“新浪潮”中穹宇的《婴儿车》（短篇）虽然选材寻常写法传统，但寻常人寻常事也常蕴涵着不同的温暖和感动，尤其是《热三伏》中老人刘淑珍与子孙之间切切的相互关爱，让我们体会到作者对人物细致的体恤。

    比之第1期，第2期的《人民文学》让我们重新面对那个遍地都是“芝麻”（方方，《出门寻死》，《人民文学》2004年第12期）的生活现场：不同阶层对同一件事的不同态度让我们学会体察钟点工朱大琴的喜悦与失落（马秋芬，《朱大琴，请与本台联系》，中篇）；雾气腾腾的澡堂子见证了搓澡女工不时会被伤害的紧实生活，它痛可彻骨却拒绝廉价的同情（乔叶，《良宵》，短篇）；受贿入狱的父亲、离婚的父母和患上精神病的儿子为我们呈现了另一种生活的困境和这困境尽头一家人的相依为命，虽不温馨明亮，却也有一份责任与痛楚（刘抗美，《谢幕》，中篇）；“洁癖”到不愿生孩子、与丈夫同事关系紧张、年过半百的女医生，如何被一个拣来的残疾婴儿“改造”，“显微”的不是不仅仅是生活，更是人心（东紫，《显微镜》，中篇）；突然自杀的“名女人”背后，则是另一种虽无悬念却不免千疮百孔的生活（计文君，《想给你的那座花园》，中篇）。

    这些小说虽然不乏诚恳如《朱大琴，请与本台联系》，体贴如《良宵》，痛楚无奈如《谢幕》，机敏如《显微镜》，跳跃如《想给你的那座花园》，但类似的故事读多了，只令人感慨人生何以如此投入地不超脱，小说与生活的关系何以如此粘滞地毫无二致？

    《人民文学》2008年第1期、第2期推荐篇目：空缺

看《钟山》

丁幸娜

    2008年第1期《钟山》，重推近来来炙手可热的新锐作家鲁敏。鲁敏亦不负所望，以其精致、细腻、温婉的女性笔法，使《墙上的父亲》成为本期《钟山》的看点之一。小说以一段“交易式的婚姻”为线索，带出了母女三人二十多年来相依为命、捉襟见肘的寒微生活，谱写了一曲辛酸苦涩的动人悲歌；而母女的诸多苦难都与已因车祸去世、并不深爱他们的父亲相关：“墙上的父亲”（画像）成了母亲的抱怨对象，也成了所有苦难的根源和谜底。

    从表面上看，小说仅仅着意于细节上的精雕细刻。然而这里所谓的细节，从更大程度上来说，是心灵的细节：小说以人物的心灵为线索，追踪着心灵每一瞬间的细微波动。人物心理顺着客观情势而起伏波动，紧贴着具体的情境，做到了内外的一致。鲁敏对于生活的理解是透彻的，她真正进入到了母女三人的生活之中，进入了生活的每一细微之处。她的细节描写，不完全依赖技巧，而是包含了她对这种生活的全部理解。从总体而言，小说不追求波澜壮阔的情节，只是一路顺着生活讲过去，依靠生活细节的逐步累积，将读者的情绪推向高潮并抵达自己的哲理深度：小说在最后的部分进行了适度的煽情和升华：对于不公平生活的忍耐和承受、对于未来生活的含泪祈祷，使作品具有了哲理意味和情感深度。

    这是一篇关注心灵、刻画灵魂，同时又富有世俗生活气息的小说，并残留着作家早年小说中的先锋色彩，尤其是对于人物怪癖的经营上，这与作者对心灵世界的高度关注有关。这些怪癖都是残酷的现实生活对于人物心灵扭曲的结果，如王薇的贪食/偷窃症，王蔷的偷窥症/情感洁癖症。可惜在对怪僻的描写上尚缺乏有独创性的细节，在一些最需要功力推进的关键点上，每每“不经意”地滑过。值得一提的是，小说中有的元素是作家已经使用过的：例如“购物狂/退货癖”形象（《未卜》），因夫妻生活乏味而有婚外情的丈夫形象（《白围脖》、《逝者的恩泽》、《取景器》）等，不过，作者总能将这些旧元素一再翻转重组，创作出新的小说。作品最大的破绽是一次准确无误的心理咨询：这诚然给作者创造了向读者解释人物行为和心理的机会，但却与整体的叙述相脱离，仿佛是专为解释而插入的，显得过于刻意、直露、生硬；而小说的大部分篇幅似乎也成为了这段“精神分析”的形象化演绎。总之，小说以对生活的感悟和细节的刻画胜人一筹，但有的地方功力欠缺，稍显稚拙。

    本期《钟山》更加耀眼的亮点是陈中华的《脱臼》（中篇）。目前作为《大众日报》记者的陈中华，身份在记者、编辑、书商、作家之间不断流转，似乎更有机会接收来自底层社会的信息；而“文以载道”、“针砭时代”的写作理念，也使作家更有书写这类作品的使命感。《脱臼》主要展现了城市底层乞丐儿的生存状态，表达了作者对弱势群体的人道主义关怀和现实主义的批判精神。小说由给“瓜蛋”脱臼的场景写起，讲述了来自贫困农村的瓜蛋、刘锅、小米等乞丐儿在领头“二叔”的带领之下，在城市里不断流浪和乞讨的故事。这里面有阴险狡猾的欺诈和剥削，有为了乞讨而脱臼的疼痛与残忍，有乞丐儿之间的斗智斗勇，有暗中进行的对于女孩的性骚扰，有孩子对亲情的向往和依恋，有同伴之间合谋逃跑又相互取暖的温情。作者真正地深入到了这个特殊的社会阶层之中，掌握了他们的背景来源、谋生手段、竞争方式、居住饮食的生活细节、伦理道德体系、复杂微妙的人际关系以及这个阶层与外部世界的关系等。以上因素相互关联、相互影响，形成了一个有机的社会系统。正是因为作者熟知这套社会系统，把握了人物之间的角斗关系，小说才显得底气实足。《脱臼》可以算是一部比较典型的写“底层苦难”的作品，却绝无一些“赶潮流”的作品中普遍存在的概念化、煽情化的倾向，而是以扎实稳健的写实功力为我们提供了关于这个特殊社会阶层的新的社会经验，因而在当代创作中具有独特价值。

    小说在艺术上颇为成功。情节丰富紧凑，内部似乎有一股紧绷的张力。题目采用“脱臼”，文章也以“脱臼”为线索，一以贯之，总领全文。作者对瓜蛋脱臼后身体上疼痛感觉的种种描写，细致入微，使人感同身受。作者通过描写“瓜蛋”与刘锅的较量、与二叔之间掌控与反掌控的权力争斗、对小米的暗恋、对疼痛的忍耐和对自己尊严的捍卫等，成功地塑造了这个圆形人物。故事以山东济南为背景，通篇使用了富有地方特色的山东方言（北方方言中的华北方言），语言质朴浑厚，简洁有力，活泼生动。另外，作为一个中年作家，作者却采用了第一人称限制性视角，能从儿童瓜蛋（实际年龄介于儿童与少年之间）的视角出发叙事而不显得矫揉造作，说明了他对儿童的心理世界有着准确的把握。小说以轻松的笔调挑起了沉重的苦难：丐儿们似乎意识不到自身的苦难，因为再沉重的苦难也压不住儿童的生气与活力，不能毁灭他们的天真烂漫和对于未来的美好憧憬。不论如何，小说塑造的还是一个欢乐的、懵懂的、兴趣十足的童年世界。小说的漏洞在于结尾：作者似乎想以“虚化”的方式来处理结尾。但瓜蛋虽然是未成年人，怎么可能无知到去卧轨以图截肢？这样的结局似乎不符合常识。

    作为诗人兼小说家的叶舟，素以清新小巧，又富洞穿力的文笔见长。而今的《萨达姆之死》（短篇）又增添了几分世俗味和烟火气息。小说将故事进行了戏剧化的处理，情节跌宕起伏，趣味盎然。小说最大特色在于语言，文本也主要由你来我往、富有张力的对白构成。作者的叙述语言和人物的对话，均使用了大量个性化的口语，幽默、生动、泼辣、火暴。但为了达到语言上的火暴效果，小说似乎刻意营造了某些冲突，仿佛是专为对话而写的。作者使用碎片化、呈现原生态的方式处理日常的经验和感受：文本中很多感受和事件都没有关联或强因果关系，统统各行其道，纳入小说时不加处理，似乎无法整合到一个系统中。同时，在小说中先锋与通俗的质素并存，风格上似乎不太统一。当然，这种分裂的、碎片化的处理方式，可能是一种有益的探索，但也没有达到很高的水准。作者的诗人气质，更多地表现为在某一方面、某一点上的单骑突进（例如在语言上、在对身体感觉的描写上、在对围巾的描写上），而较少顾及到作品的整一性、有机性与和谐性。但是，比起那些四平八稳的平庸作品来说，这样的探索和实验仍然是值得珍视的。只是小说戛然而止的结尾，多少令读者莫名其妙。

    此外，《几厘米的温暖》（中篇）讲述都市小偷之间的世俗恋情，着笔于女性对于真爱和温暖的渴望；《马德里的雪白衬衫》（短篇）围绕白衬衫上的六个圆点这一谜团展开故事，稍带先锋色彩；《冯古回家》（中篇）诠释民工冯古的父子情缘；滕肖澜《无法无天的爱》（中篇）主要写一对进城的乡下夫妇之间的生死恋；《烂尾楼的名字叫春天》（短篇）则将笔触伸向了城市底层人民的生活之中，所开掘的题材和曲折的情节给人印象颇深。以上作品虽无大的弊病，却也难以找出能令其脱颖而出的新质。姚鄂梅的《在王村》（中篇）在城乡两种文化视角的张力之间展开故事，但总体表现平平，人物亦有“概念化”的弊病。

    《钟山》2008年第1期推荐篇目：陈中华的《脱臼》（中篇）。


看《大家》

陈新榜

    今年第1期《大家》有5个中篇和10个短篇小说，数量可观，整体质量也不错，其中不乏《缺乏经验的世界》、《说谎者》、《镜子与刀》等有难度指数的作品。和前几期的混乱困顿相比，本期《大家》颇有起色，呈现了一些新年的新气象。

    盛可以的小说素以元气充沛见长，刀锋所向，无不刺穿，正如她在本期对话中所言：“准确、简单、直接、彻底”。发在本期头条的《缺乏经验的世界》（短篇）以天女散花般的花哨语言，将一个韶华已残的女作家在火车上对邻座少年的欲望写得缤纷而汹涌，颇有坦胸自剖之势，甚为生猛。小说中主人公在女作家、女人、雌性几个层面间纠缠冲突，充满经验的她面对缺乏经验的男性，从伪装没有经验开始进行试探、引诱，不断腾挪进退，仿佛在跳一曲火热的探戈，并因之而激动、慌乱、懊恼；她把年轻的圆脸女生当成竞争对手和障碍，带着戒备、厌烦与嫉妒与之周旋。直到小说结束的下车之时，她不得不接受自己的一无所获，为与自己的年长色衰相伴的污浊经验饮恨不已：无论她在内心如何搔首弄姿，自始至终都只是单人独舞，她还是无法进入那个“缺乏经验的世界”。短短万把字的小说充满了感情欲望交织的汹涌澎湃、变幻莫测，几乎内爆。不过，或许由于性别经验的不同，这篇小说女读者读来大都叫好，而在一些男读者看来，显得有些顾影自怜踯躅不前。

    【女读者插话】

    盛可以的《缺乏经验的世界》以一种生猛之态，毫不掩饰地张扬女性的欲望，且毫无顾忌地将其赤裸裸地放大与夸张。在如此坦率、不恭、具有侵犯性的女性自白面前，林白、陈染那个时代的女性意识已然温顺得过时了。它刷新了我们这个时代的女性经验，熟悉又新鲜，凌厉而亲切。

    在一次短途旅行中，一个对男女之事“充满了经验”的成熟女人，与“缺乏经验”的花季少男邂逅，遂在内心搅起了万里风波。她时而悔恨自己充满了“经验”的人生，时而怨尤对待“经验”男女之间的不平等（“经验”丰富对于男人来说是一种魅力，对于女人而言则意味着远离了清纯与青春），时而欲掩盖自己的“经验”丰富，时而又期待凭这丰富的“经验”能勾引到心仪的猎物。总之，在男性那里具有优势的“经验”在一个濒临凋谢的女人这里，成了弃之可惜、食之无味的“鸡肋”。所有的“戏”都由这女人独自扮演与导演，她按耐不住内心汹涌的欲望，以一副顾盼生姿、亲切可爱的模样披挂上阵，试图抓住这短短的旅程实现鸳梦。可是，在对方的“缺乏经验”面前，她蠢蠢欲动的心机不断地被清醒的另一自我所审判，窥见自己的浑浊与可耻。

    主人公的“女作家”身份被分解为“女人”与“作家”。“女人”令她欲望充盈，渴望难抑，“作家”则冷眼旁观，略带嘲讽与怜悯地看着这场独角戏。于是，我们听见了两种声音交错在火车的咣当声中，彼此碰撞出耀目的火花。自卑与自尊、自责与自怜、贪婪与隐忍、兴奋与惆怅使小说如钟摆般忽上忽下，此复调又给小说带来了饱满的张力。

    小说的语言十分性感。古汉语的语法与生僻词语镶嵌在描述之中，华丽而做作。虽妩媚妖冶、扭捏作态，却在搔首弄姿中别具一种狠与准的力道。它直截了当地刻进了生命本质的纹路之中，彻底溶入了小说洒脱不羁的欲望叙述之中。不做作的欲望与做作的语言，构成一种奇妙的搭配，像这小说一样，令人过目难忘。

    ——晓南

    徐则臣《镜子与刀》(短篇）延续了作者的“花街”系列故事，特别的是小说中的两个少年不是通过语言而是通过镜子与刀反射的阳光进行交流和嬉戏。哑少年穆鱼借助镜子把拿着杀鱼刀的朋友九果引向其父通奸的院落，杀鱼刀刺进了父亲的胸腔，发出鲜红艳丽的光。在这篇小说中，“花街”所代表的成人世界充满了卖淫和通奸的污浊，而镜子与刀折射着阳光，是未被污染纯净天真的少年世界，小说的张力正是产生于这两个世界的对立。作者把劲力集中在两个少年如何通过用镜子与刀的独特方式进行交流，也正是这丝丝入扣的细致刻画使情节自然而然地推进，小说因此而圆熟流畅。不过，或许是由于用力过于集中，对两个少年心理的把握似乎有点隔。

    乐于挑战难度的李浩常在小说中进行试验，此次的《说谎者》（中篇小说）无疑是他对前辈卡夫卡的一次致敬。小说背景落在文革时期，村民潘林莫名其妙地被逮捕，经过漫长的审讯中他才渐渐得知自己被捕是由于卷入村庄里的一场谋杀案。小说的主人公潘林面临着这样一个悖论式的境遇：他被警察预设为有罪，因而不得不自我洗清，然而无论他如何辩解，都被认为是撒谎，逃脱不了警察对他的指控。与其说小说在批判“文革”以及“有罪推定”等社会现实，不如说小说弥漫的梦魇般氛围始终指向一个卡夫卡式的命题——人何以说谎，一个被认定为说谎者的人如何才能证明自己的诚实？小说主要靠人物的对话推进，作者在语言、细节等各种设置方面一丝不苟，故事的推进也就顺理成章。假如能使形而上思考和社会现实描绘结合得更为水乳交融，作品或许能进入更丰富的意义空间。

    王松《我们的故事》（中篇）、温亚军《东方红》(短篇)叙事圆熟，都没什么毛病，就是不能给人新鲜感——构成小说的主要元素在同类作品中屡见不鲜，读过后感觉像是温习。王十月两篇笔记体短篇小说《杀人者》、《还头记》虽不是惊人之作，然而短小精悍，是笔者较为偏爱的作品。韩银海的短篇《六约站》写一个失偶的退休老干部的性心理、《洗澡》写一个老太太在公共澡堂的遭遇，揭开了老年人不为人知的心理世界，写得颇为熨贴，可惜缺了点劲头，显得有些疲沓。

    “先锋”栏目中的《复眼》（丘雷，短篇）非是要把一个“复眼”的隐喻投射到某些乏味平庸的社会表象上，其“先锋味”甚至还不如《蚂蚁搬家》(冉万正，短篇)，后者虽然没有多少可以落实的根据，起码还能给人描绘一幅河流般的蚂蚁群逃亡的魔幻景观。杨袭的两个短篇中，《菜狗来旺》写一只流浪狗受财主宠爱后借势进行报复，构思颇有趣，可惜视点把握不稳，叙述也嫌芜杂。扬昭《漂白》（中篇）是个不折不扣的通俗故事，技法很是粗糙。

    据称是“后深圳”小说的《小茵》（王顺健，中篇）造出一个要生遍所有肤色的孩子、用身体让全世界成为一个大家庭的梦想家小茵——这种令人啼笑皆非的想象居然被煞有介事地写出。而叙述者“我”更是一再诉说小舅如何伤害童年时的“我”，为自己和表妹发生不伦关系的行为辩护，更是让人反感。同样涉及不伦关系，本期郭海燕《殊途》（中篇）中的夫妻双方是在彼此血淋淋地撕扯后才克服对不伦关系的心结——这种反应显然更为合理，因而能获得理解。而《小茵》在处理得极为不够的情况下，居然就这样沾沾自喜地端上，实在令人反感。

    《大家》2008年第1期推荐篇目：盛可以《缺乏经验的世界》（短篇）

看《当代》

闫作雷

    本期《当代》只有两个长篇续篇。

    阎真的长篇《因为女人》（续）承续上部中柳依依情感、心理的变化逻辑继续展开。续篇中的柳依依越来越现实，也越来越迁就和屈服。作者仿佛试图证明一个所谓的“均衡”理论：女人的青春与美貌均衡于男人的成熟与成功。秦一星的成功和体贴、关爱让柳依依觉得得到了暂时的幸福和感情的依靠，但即使在这种均衡中，作者也让我们看到了物质和性的决定作用。而宋旭升与柳依依从来就没有均衡过，还没“出息”时的宋旭升无聊、无趣，而“出息”后的宋旭升由懦弱变得强硬，柳依依和他的主被动关系发生逆转；同时伴随的是柳依依的青春不在和只能靠女儿维持的婚姻。由秦一星到宋旭升，柳依依完成了从情人到弃妇的角色置换。在秦一星那里得不到婚姻，在宋旭升那里没有爱情，柳依依承受了这种残酷的现实存在。即使均衡，也会被打破，而受伤的总是女人，最后只能感伤、缅怀、无奈、怨恨。也许这正是作者意欲表现的女性的困境和无法承受之重。不同于《沧浪之水》中池大为转变后的如鱼得水，柳依依每一次的情感遭遇，都让她对社会对男人产生绝望感，逐渐由抱怨而憎恨。作者说女性的生理事实决定了女性的文化和心理，如果说爱幻想、渴望爱情，青春美貌是一些生理存在的话，那么柳依依灵与肉最后的双重失败和双重得不到便会给她以致命的打击，剩下的也就只有怨恨了。

    作者以一种绝对和偏执的方式将本质赤裸裸地撕开、呈现。续篇中似乎所有的女人都是一种物质性存在，而男人尤其是成功后的男人都是猥琐龌龊、低俗不堪的雄性动物。在这个动物庄园，在这个男女博弈的战场，看不到真情与真爱，纯情与理想变得苍白与矫情。小说的叙述是急切和不加控制的。男性基本上没有心理描写基本上都是负心汉基本上说的不是人话，女性的声音只有一个声调，其实也是作者的声音，她们都以天下女人的福祉为己任，论述自己的无辜无奈及男人的无耻无情。而且在行文中还会经常出现一句作者将心比心的忧虑：如果你也有一个女儿的话……可是，柳依依自始至终都不是一个自为的存在。某种程度上，与柳依依发生关系的那些男人的不道德，反过来也证明了柳依依自身道德的可疑性；同时也说明了柳依依、苗小慧、阿雨时常挂在嘴边的“我们女人”的虚妄性，她们顶多是一个类的存在，并不足以构成代表“我们女人”的典型，在这个滴水中是无法看到整个大海的，因此，作者的整体立意与构思就显出悬空与虚妄来。

    阎真说《因为女人》所写的都是非常现实而普泛的当下存在，但如果以传统批判现实主义的标准来衡量，那么《因为女人》就相差太远了。传统批判现实主义在典型塑造的同时力求客观地呈现现实，当然在客观呈现中不乏作者的价值判断。哈代在写苔丝一步步走向肉体和精神的双重毁灭时，有对那个社会的强烈批判，有对无法抗拒命运的悲壮抗争，同时也让读者看到了苔丝自身的致命缺陷。而阎真的叙述则是完全沉溺其中，“入乎其内”但不能“出乎其外”，不错，作者是在反思与批判，但纯主观地沉溺其中也使理性一步步丧失。作者被柳依依牵着走同时还想牵着读者走。随着柳依依怨恨的升级，作者实际上也成了语言上的怨妇。当柳依依盲目抱怨一切而对自身不作一丁点反思时，作者的批判也就显得非理智而陷入一种疯癫的歇斯底里状态，甚至变成了一种刻意破坏“和谐”的无端憎恨，同情也就变成了狡辩。如此看来，阎真的现实主义毋宁说是一种“怨妇”式的现实主义。

    虽然如此，作为一部关注当下女性的问题小说，作家的责任良知和问题意识让人敬佩，这也使作品具有现实的警醒意义，引人深思；作品打动人的是作者对女性心理的细腻描绘对情感变化的细致捕捉，稳扎稳打，那些朴实的字句和对话有着格言和警句般的力量触到人心最柔软的部分，让人感叹不已。情感的力量已经足够强烈，或许作者觉得不让那些“类”的语言过度泛滥，则不足以增强读者的领悟力和作者论证的力度；这种急促和情感的忘我投入多少损伤了作品的自然柔和。

    杨志军的《藏獒3》（长篇）是《藏獒》的终结篇。地狱食肉魔、格萨尔宝剑、多吉来吧三条线如两条支流一条干流交汇于故事的结尾。格萨尔宝剑篇无疑是小说的核心，故事类似于远古的部落争战，为了争夺藏巴拉索罗，部落间的藏獒展开了惨烈的厮杀。因此各部落的藏獒尤其是獒王的“武功”就显得特别重要。部落战争实际上变成了一场藏獒间的擂台赛，获胜的部落将得到象征权利和吉祥的格萨尔宝剑，成为新的“武林盟主”。如此看来，这哪里是在写草原的夺权斗争与恩怨情仇，明明是以藏獒为主角的武侠小说。多吉来吧篇明显游离于整个故事之外，读者期待多吉来吧回到西结古草原会与地狱食肉魔大战一场并最终打败它；而多吉来吧历尽千难万险如奥德赛般回来之后，结果却是“轰然到地”，没有了更多的叙事功能。而且，为了表现多吉来吧的悍猛刚毅、坚定忠诚，返乡中作者设计的各种有惊无险的困境则不免显得俗套，困境无非是获得好心人的拯救、高人的指点、对手的折服、甚至母狗的殉情，最后化险为夷，英雄凯旋。地狱食肉魔篇先是把地狱食肉魔的阴森恐怖、威猛毒辣渲染到了极致，虽然邪恶战胜不了正义的模式读者了然于心，但最后地狱食肉魔牵强地被老迈的獒王冈日森格一击而败，还是显出叙述上的头重脚轻和虚张声势。

    不知是为了历史化还是为了增强批判性，在这个宣扬爱与仁慈的大众通俗故事里还存在着一套“文革”话语，但却显得无力，与小说格格不入；再者，小说的语言并不是粗犷，而是真正的粗糙。藏巴拉索罗是大爱与仁慈、宽容与和平的象征，在这个意义上，父亲、活佛及一切忠诚仁爱的藏獒都是藏巴拉索罗。这才是触动读者的所在。

    《当代》2008年第1期推荐篇目：空缺

看《山花》、《西湖》

何不言

    2008年第1期《山花》“头条自荐”，孙惠芬的《歇马七日》（中篇），以“七日”搭建小说结构，架势不小：“我”通过在歇马山庄七日内的见闻与探究，层层剥离出二嫂、兰芳与老杨头三人之间的情感纠葛并最终“找到”自己，倒有几分像俗世版“创世纪”。二嫂的女儿兰芳与大她几十岁的老杨头相亲相爱，而老杨头曾是二嫂的男人。正是这样一种悖谬式的结局，揭示了爱的宿命性与唯一性——这是小说的一条线索。另一条线索则发生在“我”身上。来到歇马山庄的“我”与小米都曾被爱所欺骗与遗弃，歇马山庄的陌生与秘密自然就能给人某种期盼。而“我”对“买子”那种朦胧暧昧的期待最终却被世俗逻辑所击碎，原来“买子”只希望“我”的宣传能带动村庄的旅游开发，“我”也最终明白了自己的位置。小说以日记体的形式展开，这容易导致叙事平淡缓慢且枝蔓横生，故事核心姗姗来迟，颇有杀鸡用牛刀之感，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读者阅读的进入；但另一方面，小说也是借这种日记体的形式，个中复杂的情感流动才得以真切细致地呈现。《歇马七日》中的歇马山庄，是孙惠芬曾虚构的歇马山庄之外的所谓“真实”的歇马山庄，真实与虚构的界限在这里的模糊，从某种意义上往纵深方向拓展了“歇马山庄”小说系列的“厚度”。

    《山花》2008年新辟栏目“未名作家”，第1期推出俞胜的《当我们来到霞村的时候》（短篇）。不知小说与丁玲《我在霞村的时候》是否有瓜葛，但若以丁玲小说中那位受日寇凌辱后又忍受着灵与肉的双重折磨而做着地下抗日工作的乡村青年女子的形象来讽喻俞胜小说中“卧薪小屋”那两位考研人颇为荒诞的生存状态，倒也贴切，令人忍俊不禁后感到悲凉。在具有元小说意味的故事框架里以游戏笔调书写怪诞的现实经验，使小说读来颇为有趣。

    刘勇的《虎丘》（短篇）为本期“全国大学生原创小说展”所推小说。“我”在回南通的车上遇到名叫陈辉的絮絮叨叨的男人，与其说陈辉一次次挑战我的心理定势，不如说作者在一次次挑战读者的心理定势：一枚十五年前被扔进虎丘剑池的、引发悬念却毫无下文的金戒指，一枚扔入长江的恍若金戒指的硬币，以及“掉入长江”实则“逃之夭夭”的陈辉。小说笔墨大篇幅运用于“意义”似有非有的生活流细节，根据作者的“提醒”，读者一直期待某个可供解读的“意义”出现。在小说最后，我发现陈辉“掉入长江”，“意义”似乎突然出现，转身之间却又被作者消解得无影无踪：“梳着三七分头的瘦高男人”陈辉在车外向我挥手告别。

    这篇小说，至少在形式上不太像传统意义上的“小说”：“故事性”不强，题材亦非生与死、民族国家、水深火热的现实……诸如此类有“份量”的内容，形式与常见的小说形式也有所偏离，故而读者就未必能领会到作者的用心。因而在客观效果上，这篇小说或许显得缺乏足够强大的内核，读者的阅读兴致也可能因此打了折扣。但深究之下，不得不承认这是一篇较为聪明的小说，它不紧不慢，张弛有度，看似拖拖拉拉的故事，其实各处不动痕迹的铺垫与整个故事进程合情合理地相扣，琐碎庸常的生活流得以在清晰的线索中层次分明地展开，这着实体现出作者经营故事的用心与耐心。

    2008年第2期《山花》“头条自荐”为乔叶的《最后的爆米花》（短篇）。乔叶的小说常能在一片“烟火气”中流畅细腻地展开人物的微妙关系，如曾发在《收获》50年庆典专号（07年第4期）上的短篇小说《像天堂在放小小的焰火》，就颇能代表乔叶的风格与水准。这篇《最后的爆米花》从“爆米花”这种同样“烟火气”十足的东西入手，却醉翁之意不在酒，而是以“爆米花炸响的瞬间”“轰”的那一声响来仿拟主人公（卖爆米花的老头）为了抓住杀害女儿的凶手而长期不动声色的潜伏后的那一下关键性“爆发”。但是小说前后脱节，主人公那一下“爆发”也让缺乏心理准备的读者大吃一惊，随即大为乍舌：小说以过多篇幅不厌其烦地讲述主人公的生意以及相关的生活琐事，最后突然降临的、缺乏推理与暗示过程的“真相大白”的结局导致整篇小说丢失了世情小说（或侦破小说？）应有的逻辑。

    2008年第1期《西湖》“新锐”杨中标的中篇小说《上山钓鱼》，开篇是唐不拽应故乡龙飞村村长的请求回村修路，并以修路为线索，顺藤摸瓜，展现“基层权利的较量，乡土人情的畸变”。没有多少文化的唐不拽“在跌爬滚打中学会了奸诈，乃至与官场的合谋”，最后借修路之名，私饱中囊，最后被女记者许龙飞揭破。小说处处不见作者所说的“冷幽默”，却时时将琐碎庸常的日常生活不加修剪地带入。呆板的故事结构，单调的叙述语言，冗长枯燥的人物对白，着实挑战读者的阅读耐力。作者在创作谈中反对“笔头毫无节制的放纵与狂欢”，却为何不知节制自己的小说语言？作者又说“‘冷幽默’就是要和‘神性写作’拧着干，和‘正统作家’对着干”，并将“正统作家”称为“表情严肃的‘上帝’”，不知作者的这些理念从何而来，但是“冷幽默”与后二者绝对对立么？这是否会导致写作上的偏狭？何况，这篇《上山钓鱼》也已经是像模像样的——作者所批评的——“正统”小说了。

    80年代生作家小饭，自言在“等待自我的成熟”，小饭的努力可以从2008年第2期《西湖》“新锐”中所刊发的三篇小说窥知一二。《瘸子》（短篇）解构读者的期待视域：开篇介绍卖瓜的瘸子老李，接着讲述一名刑满释放的杀妻犯寻找曾勾引妻子的卖瓜人丁正德，而那位卖瓜人曾被他砍伤脚。很多迹象表明老李可能就是丁正德。但在结尾，作者轻描淡写地让老李否认自己是丁正德，于是杀人犯随意地向老李打听了买烟的去处。小说故事非常简单，似乎并不有所承载，而只是一种气氛的渲染，或作者“游戏精神”的宣泄。《山那边的声音》（短篇）有些玄幻气息。庄稼汉模样的年轻人、山坡、女娃儿、白马，这些元素加上柔软的对话，足以构造一篇轻盈有趣的小说。小说空灵纯净，却失之单薄。与前两篇相比，《尸味》（短篇）内涵相对复杂晦涩。奇装怪束的小孩们与神经质的郎先生构成小说的主要矛盾关系，而“我”更像是一个看客。小说里的一切扭曲阴森、充满糜烂气息，“尸味”是超现实的外部世界在“我”内心的幻象。三篇小说质量参差不齐，有些写作过于随意，但对语感有着良好把握的小饭在小说中呈现出某种自觉意识：对清晰利索的语言的追求，对冰凉奇诡的氛围的营造，以及对戏剧性的、荒诞的世界的深度透视。尽管小饭的小说一派天马行空式的“任性”，个人经验世界在小说中尚未有效拓展，但脱离了80后依然流行的青春感伤的小饭，大胆而相对自觉地朝更为广阔的经验（或超验）世界进军，这种勇气正是我们所需要的。

    《山花》、《西湖》2008年第1、2期推荐篇目：空缺

看《花城》

刘纯

    又是一年春来到。然而，本期《花城》并没有给人以春意盎然之感，反倒透出一些春寒料峭的意味。9部中短篇小说鲜有亮点，这样的开局难免令人扫兴。

    从以往的作品来看，荆歌的创作大致有两个路数：或是用饶舌的语言兴致勃勃地讲述一个并不复杂的故事，比如《口供》、《牙齿的尊严》；或是用力颇狠地将人物性格与情节发展推向万劫不复的深渊，比如《画皮》、《梅雨》。本期推出的《鸟事》（短篇）和《信仰》（短篇），少了几分放纵，多了几分素朴，倒是不过不失。两篇小说颇为相似，都是围绕着一条单纯的主线，讲述一个简单而老套的故事。其中《鸟事》略胜一筹：主人公老张买到一只灵巧的八哥，后者不但成为老张的人生寄托，也引来了街坊四邻的嫉妒，结果八哥被人放走，寻鸟不得的老张开始在家里反过来模仿八哥的声音。由人“异化”为鸟的结尾显然是作者的匠心所在，荆歌以往的那股狠劲隐约可见；某种意义上说，作者先前写作的两个路数在这里合二为一。然而，理念先行的创作方式，使得作者不得不通过步履维艰的层层推进勉强勾勒出一条薄弱的逻辑线索，那些速度缓慢的情节虽然还算扎实，却难说细腻，并不足以导向这样一个略嫌怪诞的结尾。老张的变化仍然不免突兀，这种处理反倒显出作者的刻意与做作来。大量用于铺垫的笔墨颇不经济，这一问题在《信仰》中体现得尤为明显：结尾母亲对信仰的追问所产生的力量，被此前芜杂枝蔓的细节堆砌稀释得一干二净。不过总体而言，两篇小说的叙述自然圆熟，反映了作者老到的语言功夫。

    相比之下，作为本期头条的北村的《自以为是的人》（中篇），叙事就远没有荆歌从容。小说的叙述人像是上紧了发条，赶赶落落地交代了外祖父陈明达自作自受的一生，整篇小说仿佛一本流水账。北村或许是想表达历史对于个人行为自由的干涉与妨害，但陈明达害人害己的所作所为缺乏必要的逻辑支撑，仅仅由北村用一个简单而空洞的“自以为是”敷衍了事。

    以《寻枪》、《理发师》闻名的凡一平，在《扑克》（中篇）里又讲述了一个不错的故事：韦元恩为了找回被拐卖的儿子历尽磨难，他的儿子王新云利用韦元恩倾家荡产印出的寻子扑克找到了他，自己却因为养父母家产的诱惑而迟迟不愿与亲生父亲相认。小说叙事自然流畅，拐卖事件发生后韦元恩与王新云父子二人的坎坷经历在作者的编排之下清晰明了。韦元恩与王新云的相遇，使得前者寻子的坚定执着与后者认父的退缩犹疑发生了正面的碰撞，故事也由此被推向了高潮。并不知道王新云真实身份的韦元恩拜托前者帮忙寻子，这一戏剧性的情节无疑令人唏嘘。只可惜凡一平似乎找不到描写王新云内心挣扎的有效方式，只好把大量的笔墨都浪费在王新云与同事的婚外恋情上；也许只有改编成影视剧之后，这些俗套的“激情戏”才能找到用武之地。

    此外，王安忆的《浮雕》（短篇）和《积木》（短篇）寡淡无味，让人难以区分究竟是小说还是散文。王往的《老六的黑猫》（短篇）莫名其妙地让老六在找猫的过程中和巷子里的小姐不清不楚，更莫名其妙地让老六每次和小姐不清不楚的时候都让自己的儿子撞见，尤其莫名其妙的是让老六最后喝了一瓶啤酒就醉得溺水而亡，不知道作者想要表达什么。

    本期“花城出发”推出的是张尔客的《虱子》（中篇）和《纸故事》（中篇）。张尔客曾在去年《花城》第二期发表过《阳光墓园》，据他自己所言，他的写作方式是由一个意象入手信笔直书，毫无事先构思，即所谓“以写诗的方法去写小说”。可是从他的作品看来，张尔客非但没能让两种方式相得益彰，反而让它们在作品内部自相残杀。《虱子》里的张小苹满眼都是超现实主义诗歌里的意象，作者在自觉不自觉地让她往残雪的方向靠拢的同时，似乎忘记了其乡下女童的身份；而《纸故事》里那个纸纠缠人的开头本来可以发展出很迷人的故事，最后却派生出无数故作高深的议论。两篇小说松松垮垮，打不起精神。须知：纯文学并不能够成为随心所欲的借口，由着性情的结果很可能是生产出非驴非马的骡子。

    《花城》2008年第1期推荐篇目：空缺

 

看《上海文学》

谢琼

    2008年头两期的《上海文学》，延续了2007年改版后的多元化风格，乡土小说、都市故事和底层人生各占一隅。

    第1期中，最突出的篇目当属须一瓜的中篇小说《二百四十个月的一生》。小说选取的仍是一个具有“新闻性”的故事：丈夫被车撞死，妻子荷洁得到二十万元赔偿金。此后荷洁先是了解到肇事者曾故意撒谎以将部分责任转嫁死者，后又发现肇事者家境奢华，和自己的过往生活形成鲜明对比。想到用二十万元就换走了丈夫失去的那二百四十个月，也就意味着换走了妻子二百四十个月的幸福，荷洁怨恨难平，最终选择了报复：用发卡划肇事者的车，以及放走在肇事者家行凶抢劫的歹徒。但是，她死去的丈夫却并未因此获得灵魂的安息。小说的中心集中在一种具有典型现代社会特征的“算”上——以金钱为单位来衡量生命的一切。男主人公的赔偿金、肇事者豪华车的价格、划车的损失，直到最后入室抢劫给肇事者带来的经济损失等等，这一切取代了男主人公的生命、悲喜自知的个人生活，以及入室抢劫案中遭害的生命，成为女主人公所有内心波折和鲁莽举动的源泉。而故事的结尾却似乎是在告诉人们，生命不能如此“计算”，“计算”将吸干生命所有的血肉而只留下扭曲的骨架，“计算”的生命终不能幸福。

    也许是做过法制记者的缘故，须一瓜的很多小说都涉及法制案件，有着戏剧化的起伏情节。其代表作《淡绿色月亮》可算经典。但是，与《淡绿色月亮》中人物心理和案件紧密自然的环环相扣、彼此推进相比，本文中案件部分和人物心理部分的搭配似乎偶有牵强之处。另外，小说还有一个微小而致命的漏洞，那就是女主人公因算出丈夫每一天的生命只值两块七而倍感凄凉，后文中划车的计算、对比也以此为基准。但是作者算错了，二十年的生命赔二十万元，每天是二十七元。

    叶弥的短篇《沾露花粉》写一个乡村女孩初潮那天的微妙感受，将女孩子的成长经验浓缩在这特殊的短暂时空里展现，这份青春写出来就别有了新意。不过，有些细节设计得似乎过于刻意，比如花粉看到水里动物们交尾的情节，象征之义太明，反而打破了洋溢全篇的那份成长的懵懂。

    本期的其余作品中，薛荣的中篇小说《蓝玻璃》讲述国民党飞行员妻子爱珍的战地故事，除了结尾那幕飞行员低飞传情的罗曼司场景之外，故事和情感都已不新鲜。短篇中，田耳的《父亲的来信》和于晓威的《勾引家日记》都涉及信件，可惜，前者演绎的死者来信情节不但荒诞且过于老套；后者引用信件的叙述形式虽富有特色，而情节、感触却也均在料想之中。

    第2期《上海文学》，以王祥夫的短篇小说《看戏》开卷。长居山西大同的作者擅长以细腻拙朴的笔法刻画当下乡土风情，其短篇《上边》曾获鲁迅文学奖。本片小说借乡村的西瓜节勾勒了当下农村上至干部下至青年男女的各等生活图景，其中丁儿香和刘大来的约会写得特别精巧传神。在这篇小说中，作者更像一位农村风俗画的画家，只管作画而不加任何道德评价。甚至贵得为讨好“水果大王”而置区县领导都不顾的势利，以及男女彻底摆脱传统道德约束的直抒情欲，也成为“乡村美”的一部分。我们可以说，作者如实地绘出了物质大潮影响下的乡村变化，但另一方面，它们又与整篇小说所散发出的朴素乡情那样格格不入，令人生疑。作者似乎努力想要将乡村的各种新气象都整合进传统的乡土审美体系中，但是这一努力是否成功、自然，读者看完此篇自会各有答案。

    此外，短篇中，陈丹燕的《雪》描写了中年女子郑玲在除夕之际的人生所感。母亲忧郁的生活状态，陌生的年轻人的任性和无聊，在读的一本小说，以及对自己童年的回忆，让身处中年的郑玲对自己的上一代、下一代和自身都生出更多的理解和体贴。这篇小说初看仿若散文，篇幅亦短，但我爱读它的原因是：它让我回想起作者久远的代表作《一个女孩》中那份洗尽铅华的沉静内敛，而不是《上海的风花雪月》等一系列上海作品中的随潮怀旧。“上海系列”为她赢得了无尽声名，但我还是更喜欢那个总会对自身内心成长过份认真和敏感的少女般的陈丹燕。

    本期短篇中，许艺的《逃亡的鸡群》以一个精神病患者的视角写他的乡村生活，一切便都蒙上了荒诞的影子。荒诞作品最忌生搬硬套、故弄玄虚，但本篇的荒诞味道恰到好处。只是收尾收得莫名草率，总给人未完待续之感。短篇另有郑芸的《一首三人知道的歌》和梁弓的《夜色温柔》，是两个比较无趣的情感故事。

    本期中篇中，林宕的《你在窗内看到了什么》通过房主房客的关系写底层人的生活面貌，主题不算新鲜，且全文处处可见不必要的男女暧昧，让人看不明白底层人之间温情与色情的关系。苏德的《梦里不知身是客》，讲述了一个流行的都市移民故事，情节曲折但浅显，给人以浮光掠影之感，好在东南亚的异域味道多少带来些别样的新意。


    《上海文学》2008年第1、2期推荐篇目：空缺

看《西部华语文学》

谢琼

    年轻的《西部华语文学》从2007年1月创刊的第1期起，就名家荟萃，精彩纷呈，风光独具，且此势延续至今。2008年第1、2期荟萃了王安忆、阎连科、红柯、麦家等众多名家新作，其中尤以刊登在第二期的阎连科最新长篇《风雅颂》为重中之重。

    《风雅颂》以一个农村出身的大学教授为题材，写他沥尽五年心血完成《诗经》研究专著后，却意外发现妻子和副校长偷情。此后他先是被送入精神病院，后逃出医院回到老家耙耧山前寺村。在那里他一住就是一年，这一年他从前的初恋情人病死，他在县城荒淫无度的生活被村人所知，直至最后妒忌心起掐死初恋情人女儿的新夫，终于被迫踏上亡命之途。途中他却意外发掘出刻有散逸诗经词句的古城。在返京返校屡遭碰壁之后，他带着一群小姐、加上慕名而来的其它受排挤的教授学者，共同在古城定居。故事在这一群人比赛尿尿之后看到腊梅花开的场景中落幕。

    毫无疑问，这是一个荒诞成分多于现实的故事。全篇以《诗经》篇目为章节标题，所有痛苦的解决源自一座子虚乌有的古城的发现，故事中人的荒诞和不堪也每每被推向出乎现实之外的极限。主人公将《诗经》看作人类最原初也是最终极的精神家园，他本人却屡屡陷于有家难回的境地，不管是在京皇城，还是在老家。小说似乎是要通过虚幻的方式展示现代人无家可归的境遇。而主人公阳春白雪的家园研究和龌龊阴暗的内心世界形成了刺眼的对比，它似乎又在告诉人们，人类家园的永久丧失正源于人类背叛家园的堕落之恶，人类对家园的向往由此也就成为了永难实现的乡愁。小说要讲述的其实是文学中永恒的伊甸园主题，只不过作者把场景搬到了中国的城市与乡村，把中国大地上的生命与苦难作为了阐释主题的道具。

    事实上，我以为阎连科始终在借用中国大地的苦难来书写一个他乡的普遍主题。《日光流年》算是比较“现实主义”的了，但那封闭的环境、病痛的苦难和救世的悲壮，总让人想起《圣经》里的《出埃及记》；《受活》早已被评论家们评说为中国的《百年孤独》。这一部《风雅颂》，又重写了一个伊甸园神话。在他的笔下，一切乡村的、现实的苦难，都已经被寓言式地挪用了，用作一些看似更永恒、更普遍的主题。但是，他的这些作品和《百年孤独》其实有着质的不同，他的很多想象和夸张越来越带有个人化的臆测色彩，而并非扎根于那片土地本身孕育的传说、象征和隐喻；从《受活》开始，作品的终极主题甚至也并非是从这片土地中土生土长出来的，而更像一个个作者通过学识和阅读勉强堆起来的乌有之魂。由此，阎连科的创作成为了一棵嫁接的树，那中国大地现实主义的根因为被挪用而无法展现其本来的意义，那嫁接其上的花看似艳丽却总显陌生怪异。

    用这样的眼光再来看这篇《风雅颂》，我想，正如主人公发掘诗经古城作为自己的避风港一样，作者也在用满篇的远古诗句诗名、满眼的苦难而荒淫的生活作为砖头，修建起一座咏唱伊甸园的创作之城。阎连科正胜在这筑城之新之勇。但是，他已经离现实越来越远，现实越来越成为他随意诠释、把玩、拼凑的工具，关于清燕大学和农村生活的所有虚构和夸张都糙不可言，所有的人、事、物都不堪至极，作为终极理想象征的《诗经》解读浅显牵强，“伊甸园”诗经村更成为一个反讽荒诞的戏台。当然，回想起作者在《受活》后记中对现实主义的猛烈抨击，我们也许会将这一切都看作是作者的有意经营。但是，正如加西亚•马尔克斯自述《百年孤独》并不是作者个人的幻想，只是写了印第安人对待现实的态度一样，魔幻与狂想，最终的目的是为了认识复杂而神秘的现实，而不是歪曲现实去迎合自己的臆想。《风雅颂》，它既不能如《百年孤独》一样成为一个国家、民族或者至少一群人的现实身份认同，也就不可能有《百年孤独》的回肠荡气之感。不仅没有回肠荡气，就连文本本身想要营造的理想家园诗经村，也因荒诞龌龊而难以成立。背叛了家园土地的建筑，终归只会把建造者送上一条不归路。

    现在再回头来说第一期。其中红柯的短篇小说《面面土》和《大飞机》颇值一读。两则都是西北地区平常人的平常事。但是出生西北的作家，故事有浓浓的西北风情，人物如西北风一样来去自如，笔法则如西北的面面土一样，一层，又一层，密密地贴在你的心里。马来西亚华人作家张贵兴的长篇《我思念的长眠中的南国公主》则是一片风格迥异的热带雨林风情，写主人公一家在马来西亚婆罗洲充满野性的庄园生活与爱恨情愁。用地道的中文表现大陆文学鲜见的陌生经验，读来别有一番滋味。

    第一期另有王安忆的短篇小说《菜根谭》和《古城的餐桌》，依然是王安忆式的小中见大和生活中见哲理，因为见得太多，所以已不新鲜。也有麦家的中篇小说《胡琴》，写一个柔弱姑娘为爱决绝自杀的故事。故事里姑娘流不完的眼泪和不断以突然插叙的形式介入故事的那把吱扭不完的胡琴虽然是作者有意设计的互为隐喻，但十几页地看下来，也不免有点烦。

    《西部华人文学》第1、2期推荐篇目：空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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