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落长沙:怀念彭燕郊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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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方的三月,不下雨,是正常的,下雨,反而是不正常的了。对于一个南方人来说,像我,虽然在北京混了七八年,早上一出门,看见小区里一朵一朵的雨伞,我还是踟蹰半天,方才走出门洞。 我之所以想走不走,一是供电局停了冰箱的电,二是在我看来,雨伞这种东西,在北方人的手里总有那么一点怪怪的感觉。 从我住的小区到最近的银行,要穿过一个街区和一条马路。在往常,有事无事,我都是漫不经心的走。自从年初我发觉自己或多或少染上忧郁之类的病症,我的态度是,让生活,尽量的慢下来。 可是,今天,因为意外地落着雨,那雨,冷不防的打在我洁白的衬衫上,无形中像是在催促什么似的,使得我比平时走得匆忙。 如果是在南方,再大的雨,我也会走得不紧不慢。远的,不说,去年四月,我们从武汉辗转到长沙的那天,从湖北到湖南,雨一直都没有停。尽管雨势不大,但是时间长了,到处都湿漉漉的,使得远处近处的天空都没有楼房高。我们在火车站等了半个多钟头,终于搭上一辆雨刷子不停地刷呀刷呀的出租车,司机在雨伞、雨衣串成的街景中弯来拐去,天快黑的时候,好歹把我们送到马王堆博物馆大门口。 车刚停稳,一个精瘦的老人举着雨伞到车门边问道:“辛苦了,你们是北京来的客人吧?” “您是彭老师?” “我是彭燕郊。” 一 彭燕郊,原名陈德矩,1920年9月出生于福建省莆田县一个财主之家。为迎接儿子的出世,那两年,精明的父亲囤积了大量的小麦,只等着粮价疯长大赚一笔。谁知宋美龄在美国纵横捭阖的结果,尼克松给一直渴望机枪大炮的蒋介石运来了大量的麦子和棉花。苦心经营了数十年的莆田陈家,美梦刚刚起一个头就被揪醒,仓库的门还没来得及打开就被迫破产。多年以后,当彭燕郊开始在他的诗歌中小心地使用“麦子”这个词时,其心情也许只有他一个人知道。 放下行李回到酒店大厅,我看见先生捏着雨伞一个人坐在总台边上的沙发上。他穿一件灰灰的旧夹克,肩膀上湿了一大片,稀稀疏疏地往后梳理的头发一根比一根显得精神,好像根本不在乎岁月以什么样的方式流走。两个眼袋鼓鼓的,一心一意地证明着长沙为什么多雨。人来人往的大厅,谁也没有注意到先生的存在。这与我三年前在杭州西子宾馆会一个朋友的场面形成强大的反差。那天也下着雨,腰缠万贯的画家一进门,门童,大堂经理等工作人员手足无措唯唯诺诺的神态,在杭州的一个多星期,几乎颠覆了我对诗书画的定义——我鱼一样穿行到先生的边上坐下。 “没想到长沙也是一个阴雨绵绵的城市。” “房间还清静吧?没有好的房间了。”先生边说边往沙发的扶手边挤了挤,他似乎没听清我说的话。 “非常好,非常好。”我突然想起先前我们在办入住手续时先生向收银员反复提一个人的名字,“这家酒店生意不错。” “我们早上托朋友定的房间,他们对外单位不打折。” 这是我第一次面对面听先生说话,在此之前,我也跟许多人一样,无端认为《诗歌与人》杂志将“诗歌与人•诗人奖”诗歌奖颁发给先生,不过是诗歌界太多的玩笑中的一个。 正在我不知说什么才好的时候,同事们收拾完毕下楼来了。几句寒喧,先生便带着我们在细雨中往博物馆里边的家属区走。在人生的诸多道具中,雨伞是我最不喜欢的,这不知是源于我从小在农村生活还是源于我对雨的天生喜好,我从来没有携带雨具出门的习惯。跨过博物馆大门,先生一再坚持,我只好钻到他的雨伞下。我把摄像机抱在怀里,先生的雨伞举得高高的,我得以看见细密的雨脚精致地被黑色的雨伞分开,伞里伞外形成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顺着一道斜坡,拐一个懒弯,登上几步梯子,我们来到一个屋檐水滴答滴答的院子。先生推开虚掩着的门,转身收了雨伞,他用湖南话往边上的房子喊了句什么就招呼我们进屋。 这套两居室的房子除最里边的一间放了一间小小的单人床之外,四壁完全站满书柜。茶几的一角,沙发的扶手上,书柜与天花板的空隙处,窗台边——各种各样的图书占据着各种各样的地盘,无处不在的架式,每本书都在强调它们才是这屋子真正的主人,天南地北将它们收拢在一块的先生,倒显得像一个过客了。 “彭老师,这是您们年轻的时候吧?”闹闹一边问一边盯着窗子边的照片看。先前一进门,我也扫了墙上两眼那张意气风发的旧照片,只是我一点也没有将它同先生联系起来,我以为那不过是一张旧时的明星照片,因为单从长像上看,无论如何,上边的男女实在过于,怎么说呢,实在过于风度翩翩了。 先生忙着沏茶,他似乎没有听到。 闹闹低低地叹息道:“帅呆了。” 当先生沏完茶,按我的意思在椅子上坐下,架起摄像机,我将墙上的照片拉到眼前,我一会儿从镜头中看照片,一会儿离开镜头看慢慢地讲述的先生。历史已经远去,但影像却在我的面前一张张重叠起来。 01:1932年,家里送我到夏门读集美学校。可惜好景不长,随着世界经济的崩溃,陈家庚先生破产,他一手创办的集美学校关门大吉。 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 二 银行大门前,好多人排着队,我挤到门厅前的水泥台面上,雨开始大起来。拎着碎花布手提袋的老头絮絮叨叨的,他一会抱怨银行,一会报怨供电局。他身边的老伴却安静得就像人根本没有在那儿一样。老头停止报怨的时候,她才短短地说上几个字。她的语调轻轻的,仿佛一切早已尘埃落定。 015:1943年,二十三岁的彭燕郊和我在桂林结婚。后来彭燕郊随新四军去重庆。 三 银行没有开门的意思,雨也没有停下来的意思,不时有人挤上台阶。我望了望灰蒙蒙的天空,耸着肩膀往回走。从银行到我住的小区,要穿过一条马路和一个街区。附近是几家大学,平时人来人往,我一般很少到这边来,好在今天人少——我承认,这些年来,今天,是我第一次集中精力地想一件事。所以,当我浑身冰凉地拐进小区,我仍然清晰地记得作客长沙的情景。 022: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这场以文化命名的大革命和文化本身没有多大关系。 四 小区的院子没有槐树,但是有松树和白扬,遗憾的是这些年来,没有哪一个朋友和我站在树子底下聊过一时半会。 我看见细密的雨脚天南地北地连绵在一起。 几棵高大的槐树遮住天空,细雨初歇,夜说来就来了。 “住十几年了,也搬不动了。这院子蛮好的。花草树木都不错。”彭燕郊先生仰着脖子说。我站在他的面前,看得见那一丛丛年轻的花,但是我看不清先生的脸。 这个话题,昨天晚上就听过先生追忆,当时我没有留心。多年前,我曾经问过:故乡,指的是我们出生的地方,还是我们死亡的地方?先生在淅淅沥沥的夜色中提起,我突然发觉自己当年的不谙事和娇情。 “长沙挺好的。”我笨嘴笨舌地说,中午在一个旅美画家开的酒店,先生夫妇宴请我们,《湘江都市报》的编辑说,来长沙有两个必看的地方,一是马王堆,二是岳鹿书院。比较文学出生的同事说,第三个必看的是彭燕郊,我觉得这是打趣。如今在先生的院子里,落了两天雨的长沙与我所不知道的福建莆田那幢已经名存实亡的陈氏老宅无一例外的虚幻,倒是被几次抄家丢了无数珍本的先生本人显得比什么都真实。 “二弟让我回莆田,总是脱不开身。”先生说:“现在交通方便了,以后路过长沙,来家里。你来过长沙没有?” “来过,十多年前来过,一个多星期前也来过。下次一定来看您。彭先生,您要多保重,长命百岁。”如果夜能够让我看得清先生的脸,我真想接着下午的话题问:“彭先生,您一生最大的愿望是什么?几十年的风风雨雨,您觉得您的那些愿望实现了吗?”可是话到嘴边,我咽了咽口水,收了回去。 035:2007年4卷本的《彭燕郊诗文集》由湖南文艺社出版。 这个时代,值得尊敬的人越来越少,值得感激的人同样也越来越少。想到这,我免不了又有些忧郁起来,在门洞里左右观望,雨还在,但是小区里一只雨伞也没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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