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艺术

送别与怀念,写给贾植芳叔叔

 4月29日中午,当我站在贾植芳叔叔的遗体面前向他告别时,似乎又听到了他那浓重的山西口音在叫我“晓风,你还好吗?”那是我每年除夕或大年初一向他拜年时在电话里听到的声音,这时,我不禁悲从中来,难以自抑。

  贾叔叔和他的夫人任敏阿姨,是我们家的老朋友,也是我们兄妹最熟悉和敬爱的长辈。他与我父亲胡风的友谊要追溯到1937年。那时,他以文学青年的身份,用笔名“杨力”向父亲所编的《工作与学习丛刊》投稿小说《人的悲哀》,父亲发表了它。上世纪80年代,父亲在回忆录中是这样写的:“发表了贾植芳的小说《人的悲哀》和曹白的散文《殇音》,当是表现了人民的生活困苦和求生渴望。都是第一次和读者见面。但他们当时业余写的作品,到了40多年后的今天,也还对读者有益”。这之后,贾植芳叔叔在父亲所主编的《七月》和《希望》上发表了多篇文章,成了这两个刊物的主要作者之一,也从此结下了他俩近半个世纪相濡以沫的友谊。

  他们见面已是1939年的11月了。贾叔叔曾在《我与胡风同志相濡以沫的情谊》一文中回忆了当时的细节。我也从父亲的日记中找到了相关记载:“1939年11月16日,得贾植芳信”。“1939年11月21日,访贾植芳,同和他同住的几个留日学生一道吃午饭”。这次见面,彼此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到了1946年9月,贾叔叔和任阿姨从徐州来上海,一时找不到住处,便在我家住了约半年的光景。贾叔叔和父亲在楼下搭临时铺,阿姨则和我们睡一屋。这时,自两岁起便与父母分开的我,刚与父母团聚不久,对他们觉得生疏,总是怯生生地,不大说话也没有笑容。自从贾叔叔和任阿姨来到我家,他们的欢声笑语让我放松了不少,也不由得高兴了起来。后来,贾叔叔在为拙著《九死未悔——胡风传》所写序言《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中提到,有一次,我在他家住,发起了烧,弄得他二人一个晚上都陪护着我,唯恐我病重。我虽然记不得此事,但每读到此,心中都是暖暖地。

  我父母与叔叔阿姨过从甚密,他们没有子女,将我们兄妹就当作自己的儿女一样。1953年夏,我家从上海迁居至京,两家的联系少多了,但每当有人来京时,他们总要给我们,尤其是弟弟晓山带上些上海的点心等。

  很快,那场灾难就临到了我父母以及这些叔叔阿姨们的头上。由于他们和我父亲的友谊以及对真理和理想的忠实,使他们都经历了20多年苦难的历程……

  20多年过去了,其中贾叔叔受到的苦难自不必多说,他都靠着乐天和坚强挺了过来。1981年,父亲到上海治疗精神疾病。贾叔叔夫妇带养女贾英和几位朋友一起前往医院看望。这是他们20多年后的第一次重逢。当父亲看到贾叔叔,一直没有什么表情的脸上忽然现出了笑容。看得出,就在这一刻,往昔的感情又回到了他的心头。

  1985年6月,父亲因病去世,贾叔叔立即写了深情的怀念文章,发表在香港的《良友画报》上。到了炎热的8月,他又与任阿姨赶到北京,来送老友最后一程。7个月后,胡风追悼会隆重召开,贾叔叔和任阿姨又冒着北方1月的严寒再次来到北京。当我看到这位年事已高的长辈风尘仆仆地又一次来参加丧事,几个月来,我第一次流下了眼泪,止不住地哭了起来。

  五年一次的全国作协代表大会,他都来参加,住在离我家很近的京西宾馆,晚上就会来看望我们。但由于宾馆里的暖气太热,他不适应,每次回去后他都要感冒一次。来过两次后,他不敢再来参加了。不过,还是常来信问候母亲和我们。

  他的字和他的讲话一样,有着特殊的贾氏风格,七杈八桠地,如同天书一般,非常难认。倒是我在母亲的引导下,认他那天书已不在话下了。但他越近年迈字越草,连我母亲也难以辨认了。我看到的最后一封信是托他的侄外孙女罗晓荷给我带来的,时间是2005年8月27日。他想得很周到,为了怕我不认得,还特地让晓荷写了个“翻译”稿。信中除了向我介绍晓荷,给我带来了两本书外,还一再向我们兄妹三家问好,仍一如既往地关爱着我们。

  他曾两次为我的书写序言。这不但是对我的工作的肯定和支持,更是对我所从事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事业的重视。2003年3月,我即将在美国出版《我的父亲胡风——虽九死其犹未悔》一书,我向叔叔表达了出版方想让他为此书写序的意愿。我对他说,只要简单写上几句就行,或者,就让学生按他的意思来写吧。很快,他将序文写好,交给了出版方。后来,我才知道,他刚刚大病初愈,却为了我坚持要亲自提笔写文。为此,我一直感到歉疚,抱愧不已。

  今年,我们已先后失去了两位长辈:耿庸叔叔和彭燕郊叔叔。现在,贾植芳叔叔又走了。眼看着那个年代渐行渐远,长辈们的相继离去带走了一段渐渐要被人忘却的历史。但为了我们的今天,更为了我们的未来,我们不能忘却过去那段历史,更不能忘却贾叔叔!谨以此小文作为心香一瓣献于贾叔叔的灵前,表达我的哀思与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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