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兆胜：贾平凹散文的魅力与局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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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平凹 贾平凹，1952年生于陕西南部丹凤县棣花村，1972年入西北大学学习汉语言文学，从此在西安工作和生活，专事文学编辑及写作。 主要著述
曾出版《商州初录》、《浮躁》、《废都》、《白夜》、《天狗》、《黑氏》、《五魁》、《怀念狼》、《病相报告》、《秦腔》等中、长篇小说。作品曾获全国文学奖、美国美孚飞马文学奖、法国费米娜文学奖、法兰西文学艺术荣誉奖，《秦腔》获红楼梦·世界华文长篇小说奖。作品已有英、法、德、俄、日、韩、越等20多种文字版本出版。 在中国当代散文家中，贾平凹无疑是颇具特色，也是很有建树的。不过，目前对于贾平凹散文的研究，总体说来并不令人满意，最明显的不足有三：一是从浅显层面一般化地进行理解和概括，忽略了其隐性结构和潜话语空间；二是停留在单个作家论的范畴，缺乏更广大的文学史背景作为参照；三是一味地褒扬遮蔽了对局限性的探讨，论者的批评精神和作家的自省意识处于缺席状态。本文试图突破当下贾平凹散文研究之限度，寻找新的立足点、生长点和归结点。 一、天地之道与神秘主义镜像 五四开始的中国新文学有一个重要特点，即是对于“人”和“人的解放”给予了高度重视，周作人、钱谷融甚至直接提出“人的文学”和“文学是人学”的观念。如果从人和文学被遮蔽和异化的角度看，这当然代表着历史的巨大进步。不过，在强调人的主体性时，许多作家又走向另一面，即过于夸大“人”的地位、作用和力量，而对天地自然和宗教等采取简单化甚至无知的态度。如郭沫若《女神》中的“天狗”，一面是人的个性解放之象征，一面又是对天地失了敬畏的典型，否则它就不会发出这样的呐喊：“我是一条天狗呀！我把月来吞了，我把日来吞了，我把一切的星球来吞了，我要把全宇宙来吞了。我便是我了！”陈独秀曾提出要打倒一切偶像，他说：“一切宗教，都是一种骗人的偶像：阿弥陀佛是骗人的；耶和华上帝也是骗人的；玉皇大帝也是骗人的；一切宗教家所尊重的崇拜的神佛仙鬼，都是无用的骗人的偶像，都应该破坏！”（1）到后来这一观念竟发展到“与天斗其乐无穷”的可怕逻辑。本来，人是天地自然之子，是宇宙中之一微粒，然而许多新文学作家却将这种关系颠倒了，人成为凌驾于一切之上的“神”，而这对于中国现代散文精神是有负面影响的。 到当代中国，散文的这一状况也没有得到根本改变，许多作家对天地自然没有敬畏，甚至连基本的尊重都没有，所有的更多的仍是人的圈子和视点，以及人的欲望的无限膨胀，于是作家在“人”的世界里迷失了自己。最典型的是李敖曾自称是“‘天文地理，无一不通；三教九流，无所不晓’的一代奇才”，并自我吹嘘说：“天下幸亏有我。”“五十年来和五百年内，中国人写白话文的前三名是李敖、李敖、李敖。”（2）这是多么可怕的世界观和人生观！许多散文家也是人本主义者，他们较少关注天地之道，更多地将自己局囿于“人”的范畴，于是现实、社会的人生书写成为其主要旨归。也可以这样说，许多中国现当代散文的空间观，往往是人间的、现实的、一维的，而又是可知解的。 贾平凹散文的空间意识比较独特，它既是现实的又是梦幻的，既有对人的理解又有对天地自然的探察，更重要的是其立体感和不可知的神秘力量。换言之，在贾平凹的世界里，天地自然是神秘莫测，难以了知的；而作为个体的人却是弱小甚至卑微的。在这样的对应关系中，人与天地自然就形成了强大的张力效果，而作为天地自然的一分子——人就可以细细地体味天地之宽以及宇宙的神秘伟力！《丑石》实际上阐述的是人接受“天启”的过程；《狐石》充满人与狐相牵连的天意与神秘感，其实在指头蛋大、长方形、石灰石似的石头上，竟有鸡血般红、几乎跳石而出的狐，这本身就匪夷所思！《关于埙》讲的也是缘分，因为埙能发出土声，透出地气；还有《风竹》是作者与天地心气相通的佳作，因为在竹子上风才显形，成为天籁、地籁和宇宙自然之大籁。为此作者说：“风是通过竹的眼睛看万事万物对自己到来的反应变化而完满天地和宇宙自然的意志的，而竹又在这种完满中变为天地和宇宙自然的一个分子。实在是一种奇迹，我观察着竹丛观察得久了，这风竹上的意志的完满又通过我的眼睛，传递于我的心灵，使我竟也得到了生命的觉悟和完满呢。”可以说，在空间的意义上，贾平凹不像许多作家只着意于“可视”的现世世界，而是通过“眼”、“心”体悟人生、天地自然和宇宙的神秘。这也是为什么，贾平凹那么着意于写山、水、月、石、花、梦、影、云、风、雨、电、露等天地自然意象，因为这其中充满着大道无形和永恒的神秘！后来，贾平凹写的太白山系列散文，其空间意识又有变化，它进入了更为离奇、模糊、神秘、荒诞的层面，这是在现实层面和人力所难以企及的，从而将中国当代散文的空间进一步拓展了。 进入立体、多维、神秘的天地自然和宇宙图景中，这使得贾平凹散文少了狭窄、单薄、小器、功利和干枯，而多了广阔、深厚、大气、书卷气和滋润，也使之从整体上超越了中国当代散文的世俗化格局，具有了超然自得的境界与意态，这是贾平凹散文宁静、空灵和玄妙的一个深在的原因。这颇似密林揽胜和深海探宝，一面是胜境和宝藏的迷人，更重要的是在未知和追寻中的乐趣，是林语堂所说的大荒中自由自在的探险的欢乐！这也像在天宇中放飞，风筝的美轮美奂固然重要，但空茫无际的天空带给人的无穷无尽的想象更不可忽略。 不过，在不可知的神秘主义底下，贾平凹散文也有致命的“软肋”，它直接限制了作品的发展后劲儿，也使作者失去了稳固的根基和生命飞扬的翅膀。这就是潜伏于作家心灵深处甚至潜意识中的“绝望感”、“邪气”和“鬼气”。在《少女》中流溢的是人类即近毁灭的末世感，人们争先恐后行淫作乐，最后竟以“性”的礼仪完成了由“人”变“石”的庆典。在这种看似神话传奇的故事里，其实逃不脱可怕的绝望人生观！还有邪气和鬼气的弥漫。应该说，一定的神秘感对作品是有益的，但过于强化之就容易误入歧途、走火入魔。贾平凹在《关于埙》中说：“埙却更有一种魅力，我只能简单地把它吹响，每一次吹响，楼下就有小孩吓得哭，我就觉得它如来了鬼。”所以在《〈埙乐〉前言》中，贾平凹将埙称为“虚涵着的一种魔怪，上帝用泥捏人的时候，也捏了这埙”。还有在《红狐》等作品中散发的怪异邪气的审美趣味，本来为常人所恶的妖冶艳媚的狐狸精，在贾平凹笔下却成了日思夜梦“最灵性最美丽最有感应的尤物”了。中国书法讲究人正、心正、身正、笔正和字正，而贾平凹散文却被浊气、邪气和鬼气入侵和伤害，这是其散文缺乏孟子的“丈夫气”和苏东坡的“浩然正气”的原因，也是其水平逐渐滑坡的关键所在！如果说在早期，贾平凹散文还是健康的，是元气充沛、英气内敛的；那么自九十年代开始问题多多，到后来不少散文虚脱无骨、神采皆失了。如《〈秦腔〉记》即是一篇病容不展、有气无力甚至连句子都不通畅的失败之作。 正确把握人与天地自然的关系至为重要，作家包括散文家更是如此。不顾天地自然的存在，或以无神论的姿态简单地否定天地自然的广大神秘，这是无知的表现，也是散文肤浅短识的主因。另一方面，将天地自然之神秘无限放大，将人置于被奴役状态，甚至陷入邪气和鬼气的重围，也非人生的智者。贾平凹散文的长处是进入了第一层面，但却陷落于其中不能自拔，即在顺应博大的天地自然时和领悟其道时，没能充分发挥人的潜能和创造性。因为某种程度上说，人要克服他在宇宙世界中的生存困境，人生的智慧和心灵之光不可或缺！ 二、老旧之美与进化论的历史观 在中国现当文学中还有一个既成的观念，那就是新的、年轻的就是进步和好的，而旧的、老的也就成为落伍和坏的同义语。这种进化论的思想甚至有与之对应的经典文本，如《新青年》、《少年中国说》、《新民说》、《青春》、《新潮》、《新月》、《青春之歌》、《青春万岁》等都是如此！这样的进化论优点在于，突破了中国传统文化保守不变的一面，注入新鲜强劲的生命活力；但其间的问题是，简单地否定了“老的”和“旧的”，甚至于唯“新青年”是从。 好在二十世纪中国并未完全被这一进化论的声音湮没，其中一直有一种异质存在。比如林语堂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就批评说：“今人所要在不落伍，在站在时代前锋，而所谓站在时代前锋之解释，就是赶时行热闹，一九三四年以一九三三为落伍，一九三五又以一九三四为落伍，而欧洲思想之潮流荡漾波澜回伏，渺焉不察其故，自己卷入漩涡，便自号为前进。”（3）基于此，他赞赏秋天的况味，欣悦于老年的智慧、成熟和优雅，并因中国文化的古老长寿而自豪！梁实秋的《旧》、施蛰存的《论老年》和季羡林的《老年》等散文也是对于“新青年”文化情结的反拨。这里值得一提的是，贾平凹散文在“老旧”文化思想的张扬上很有代表性。 贾平凹虽没有直接以“老”和“旧”为题写作散文，但他的选题、理念、思想、韵致并不一意求“新”，而是崇尚“老旧”的，当然他也并不排斥“新”的。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一山一水、一草一木、一花一石成为他的主要描写对象，选题老旧，并无新意；后来的商州三录写的也是一些边缘落后地区的老旧故事，似乎与时代格格不入；进入九十年代，他的太白山记和记人记事也是陈旧的，甚至有些远离了时代，颇具远古风貌。也可以这样说，贾平凹散文的题材有意无意远离了时代的喧嚣和气息，呈现出偏远边地和古老朴拙的特点。另外，以“静虚村”人自居的贾平凹甘处边缘，这本身就与你追我赶、急急躁躁的当下人拉开距离，呈现“守旧”的一面。不过，贾平凹并没有因此就否定他笔下的人事，而是从审美的韵味上看到了其价值光彩，因为在他的思想观念中并不是以“新与旧”、“老年和青年”作为自己价值判断的标准。换言之，人性、文化、文学与艺术的美是古今中外贯通一体的，这中间虽有因时而变的因素，但其性质和本色却又是弥久常新的。作者这样说：“如今的商州，陕西人去过的甚少，全国人知道的更少；——这块不规不则的地面，常常就全然被疏忽了，遗忘了。”“这是久久被疏忽了，遗忘了，外面的世界愈是城市兴起，交通发达，工业跃进，市面繁华，旅游一日兴似一日，商州便愈是显得古老，落后，撵不上时代的步伐，但亦正如此，这块地方因此而保持了自己特有的神秘。今日世界，人们想一切办法以人的需要来进行电气化，自动化，机械化，但这种人工化的发展往往使人又失去了单纯，清静，而这块地方便显出它的难得处了。”因为这不仅是一块“美丽、富饶而充满野情野味的神秘的地方”，而且上面有着“勤劳、勇敢而又多情多善的父老兄弟”。有人甚至直接称贾平凹有“老人的意识”（4），这不是没有道理的，因为即使在老旧的“落后”里，也不失文化的美质！这也是为什么贾平凹更欣赏王木犊式的人物，喜欢古朴浑厚的陶罐与书画，喜欢文章的古朴灵秀。 不过，在老旧文化底下，贾平凹也有失误之处，这就是暮气太重，有着虚无绝望的人生观。在《红狐》中他直言自己的颓废：“我不喜欢阳光进来，阳光总是要分割空间，那显示出的活的东西如小毛虫一样让人不自在。我愿意在一个窑洞里，或者最好在地下室里喘气。墙上没挂任何字画，白得生硬，一只蜘蛛在那里结网，结到一半就不见了。我原本希望网成一个好看的顶棚，而灰尘却又把网罩住，网线就很粗了，沉沉地要坠下来。现在，我仰躺在床上，只觉得这荒芜得好，我的四肢越长越长，到了末梢就分叉，是生出的根须，全身的毛和头发拔节似地疯长，长成荒草。宽哥说，这屋子真是一座废园。我说，那就要生出狐狸精的。”可见，贾平凹的小说《废都》并不是没有来由的，它是一颗颓废心灵的告白。一般而言，贾平凹这种荒芜颓废感并非没有道理，它甚至说明作者超常的感受力和悟性，问题的关键是他失了健康的人生观作底力，而对文化的生命延续力理解也是有误的！我认为，“废而存”才是西安这座城市的伟大之处！而贾平凹只看到了前者。 看来，贾平凹在突破“新青年”，确立“老旧”文化观念的同时，又自觉不自觉地沾染上了“暮气”与“虚妄”的气息，致使其散文创作常有浊气、霉气从中溢流而出，给人以压抑、颓败有时甚至是糜烂的感觉，这是值得作者注意和深思的。问题的关键不是对偏向和极端的追求，而是“适度”，是在“新与旧”、“青年和老年”的二元对立中找到一个平衡点，一个在相生相克中富有张力的艺术效果。 三、生殖崇拜与性器迷恋 总体说来，中国现当代散文的性意识是比较淡弱的，这往往是由“散文”这一文体的干净纯洁理念决定了，也与长期以来中国人的性禁忌有关。因为在一个谈“性”色变的国度，不要说“散文”，就是现实生活也像被蒸馏过的水一样难见“色”味。所以，一个世纪以来的中国散文基本是“性”缺乏的，这与“衣、食、住、行、性”为人生之常态极不协调。 不过，如果细细考察，在这一散文整体的大势底下仍有一条与“性”相关的潜流，它虽不为人注意，但却是不可忽略的。最典型的是周作人。他一反时论对郁达夫小说《沉沦》“性描写”的否定，而强调其不可忽略之价值。在《性的心理》、《猥亵论》、《猥亵的歌谣》、《〈性教育的示儿编〉序》等作品中，周作人有着理性的性意识，是中国现代散文中较早的性启蒙者。后来，李敖、董桥、赵玫、海男等人也都在散文中表现出“性”意识。如董桥写过《性感的品味》、《作家与避孕》，在《中年是下午茶》中竟有这样的话：“中年是危险的年龄：不是脑子太忙、精子太闲；就是精子太忙、脑子太闲。中年是一次毫无期待心情的约会：你来了也好，最好你不来！中年的故事是那只扑空的精子的故事：那只精子日夜在精囊里跳跳蹦蹦锻炼身体，说是将来好抢先结成健康的胖娃娃；有一天，精囊里一阵滚热，千万只精子争先恐后往闸口奔过去，突然间，抢在前头的那只壮精子转身往回跑，大家莫名其妙问他干嘛不抢着去投胎？那只壮精子喘着气说：‘抢个屁！他在自渎！’”（5）如此开放大胆而又理性的性讽喻在中国现当代散文中是少见的。 贾平凹有着强烈的生殖崇拜，他曾这样解释自己的名字：“十五年前，这学生从那地方初到中国西部的最大一座城市去，在一所高等学府就读，教授问：名姓？他说凹。教授对‘凹’字颇感兴趣，遂问籍贯，再回答：瘪家沟。是的，天底下没有姓瘪的，它是学生家乡的土语，专用词，代表雌性生殖器的。教授惊得几乎掉了眼镜：‘荒唐！’说；立即将村名同‘凹’字相联系。”（6）由此可见，贾平凹有着强烈的女性生殖崇拜意识。在另一本书中，贾平凹还画过一幅画，画的是一裸体男人，在他两腿之间是一只高高耸立、燃烧着并放出光芒的蜡烛。显然，这是一个阳物崇拜的隐喻和象征，表现出作者惊人的想象力与丰富的文化隐含。值得注意的是，这种生殖崇拜意识在贾平凹尤其是九十年代后的散文中有突出的表现。 写于一九八O年的《母亲》是个典型的女性崇拜文本，作者着意于写妻子身上蕴藏的女性和母性力量，它具有无私、伟大、超越和美妙的性质。此时，贾平凹虽然将“性”隐匿起来，但生殖文化的魅力是非常巨大的。其实，贾平凹早期散文的女性、月亮等意象都是女性崇拜和生殖崇拜的外化。如老子所言：“谷神不死，是谓玄牝。玄牝之门，是谓天地根。”（《道德经》第六章）有学者认为，“谷神”与“玄牝”都是跟生殖崇拜和女性崇拜有关的概念，而且，“谷神”与“月亮崇拜”也有关系，也可以说“谷神”即是“月神”。至少可以说，“月谷”观念的基础是生殖崇拜（7）。到了九十年代，贾平凹散文的性意识和生殖崇拜慢慢凸显出来。如在《关于父子》中，作者将“父”—“子”—“孙”三代的复杂关联进行了颇具文化心理学的解释，这是一篇颇具内蕴的散文。其中还有这样的话：“做父亲的在已经丧失了一个男人在家中的真正权势后，对于儿子的能促膝相谈的态度却很有了几分苦楚，或许明白这如同一个得胜的将军盛情款待一个败将只能显得人家的宽大为怀一样，儿子的恭敬即使出自真诚，父亲在本能的潜意识里仍觉得这是一种耻辱，于是他开始钟爱起孙子了。这种转变皆是不经意的，不易被清醒察觉的，这似乎像北方人阳气重而喜食状若阴器的麦子，南方人阴气盛而喜食形若阳具的大米一样。也不妨走访一下，家有美妻艳女的人家谁个善于经营花卉盆景吗？有养猫成癖的男人哪一个又是满意着他的家妻呢？”这种观点是否确当暂且不论，但由于性意识和生殖崇拜文化的渗入，从而使作品的内涵更丰富、思想更深刻，却是不容置疑的。 但是更多的时候，贾平凹散文的性意识和生殖崇拜没有进入文化层面，而是误入歧途，出现了异化，这主要表现在对性器的过于迷恋。换言之，在不少地方，贾平凹的性意识和生殖崇拜目的不是求“道”，而是重“器”，于是作品中充斥着大量无聊的“性器”描写，而粗鲁甚至丑恶的语言俯拾皆是，有的描写令人作呕！如在《人草稿》中贾平凹这样写道：“太白山一个阳谷的村寨人很腴美，好吃喝，性淫逸，有采花的风俗。”“吃喝好了，最大的快乐是什么呢？操。其次的快乐呢？歇一会再操。下来呢？就不下来。——六十二岁的老公公强吮了儿媳的奶头被儿子责骂，做父亲的竟勃然愤怒，说你龟儿子吮我老婆三年奶头我没说一句话，我吮一回你老婆的奶头你就凶了？”作者还说，父母“夜夜听儿女的房，房内安静，真恨儿女不教不行，就编了男的阳具是鸟，女的阴器是窝，要鸟进窝，进窝了又不停让鸟出鸟进几十次，数百次，询问鸟是否屙在窝里”。这里的“阳谷”和“人草稿”都有了性隐喻，但其无聊、庸俗、粗陋和恶心是无以复加的！在此，我们甚至看到了作者有着较为强烈的“意淫”倾向！《少男》写的是一个向往仙女的少年郎君，因为对妻子失了爱意，所以“每日劳动回来，脱光了衣服躺在床上抽烟，吆喝新妇端吃端喝，故意将自己的那根肉弄得勃起，却偏不赐舍。新妇特别注意起化妆打扮，但白粉遮不住脸黑，浑身枯瘦并不能白艳。有时主动上来与他玩耍，他只是灰不沓沓，偶尔干起来，怀着仇恨，报复般地野蛮击撞”。对于被丈夫“遗弃”的村妇，作者写其他村妇“她们仇恨仙人的遗孀，唾她，咒她，甚至唆使自己的丈夫去强奸她，使她成为村中男人的公共尿壶，而让那作仙男人的灵魂蒙遭侮辱”。显然，这是一种充满“施虐情结”的描写，我们看不到作家一丝温暖、仁慈、友爱和光辉，从中透露出作家内心世界另一阴暗面的跃跃欲试！还有《寡妇》和《公公》两文也是如此，作者将夫妻性交写成“像牛犁水田，又像是猫舔浆糊”，将丈夫看妻子洗澡说成“儿子在涧边瞧着一副耸奶和浑圆屁股唱歌”。写公公与儿媳时又这样写道：“夜里掩堂门安睡。公公在东间卧房，女人在西间卧房，唯一的尿桶放在中间厅地。公公解溲了，咚咚乐律如屋檐吊水，女人在这边就醒过来。后来女人去解溲，当当乐律如渊中泉鸣，公公在那边声声入耳。”文章还暗含了公公（死后化为大娃娃鱼）与儿媳生下三个儿女一事。我不知道作家何以进行如此的描写，它既不优美，也不健康，甚至毫无意义，有的只是令人作呕的感受，反映的是作家内心的不洁和人格的变异。 性与生殖如果不与文化、爱、健康和美好结合，而是充满了粗陋、庸俗、黄色、暴力甚至变态心理，这样的散文就必定走向可怕的境地，这与作家背上垃圾袋子和毒气瓶子到处投放有何区别？贾平凹散文有的确实充满着生殖崇拜的文化意蕴，从而为中国当代散文增添了光彩；但更多的却是失败的，充满低级趣味、污浊与毒素的。这将他不少的后期散文污染得臭气熏天。 四、乌云压顶与毒汁噬心 我不赞同对贾平凹散文所持的两种偏激观点：一是将它完全否定，认为一无是处、不值一观；二是将它看成大师之作，有着无与伦比的成就。在我看来，贾平凹以农民之子，以甘处边缘的心态，以刻苦耐劳的精神，以惊人的悟性与才情，确实创作了很有特色、境界和品位的散文，尤其是前期散文多有佳作，这是其他当代散文家难以替代的。换言之，贾平凹散文独成一家，特色鲜明，是中国当代散文家之代表人物。另一方面，由于各种原因，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后，贾平凹散文渐渐走了下坡路，到后来有迷失自己和走火入魔之弊。那么，是什么原因令贾平凹散文陷入难以自拔的困境呢? 第一，与他的生活经历和病体有关。在八十年代的散文创作中，贾平凹以一支金不换的彩笔出手不凡，那时虽时有杨朔痕迹，但境界、格调和才情少有能与之比肩者。可是进入九十年代，婚变尤其是病变使其文风直转而下，此时间写成的《太白山记》虽不乏新意，但“病气”已明显侵入散文肌体。可以说，“病”是贾平凹散文与人生中的一个关键词，早年的自卑自轻和孤独寂寞是一种“病”，只是隐而未发；九十年代后“体病”带来的是心灵和精神的颓唐，以至于思维方式和审美情趣也带有“病”痕。如他表示说：“病是一种哲学。”“爱情是一种病。”前一看法未尝不可，但后一看法确实就带有“病态”的性质了，因为当爱情成为一种病，那它的美好与持久就很值得怀疑了！其实，小说《废都》和散文中的病相，都是贾平凹身心“病变”的折射反应。否则就很难理解，为什么在作家眼里这个世界如此“病态”，以至于不可救药了？ 第二，是他性格和人生观中的弱点慢慢暴露出来了。一般说来，作为农民之子往往具有两面性：一是心地纯良、坚韧不拔、情深意重、谦逊和平、深厚容忍和积极向上等优良品质；二是分裂变异、脆弱虚无、刻薄寡情、狂妄放任、自卑嫉妒和悲观失望等不良倾向。我认为，这两种相反的性格在贾平凹身上或多或少、或轻或重地存在着，只是前期光明面显得更突出，但后来暗调开始抬头，并逐渐侵袭了其美好的一面。这也是为什么，“灰色”与“暗调”一直是贾平凹心河中涌动的一股浊流，灵魂中翻飞的一只蝙蝠。前期它被遮蔽着，可是后来就涌流和放飞出来了。如作者自己说：“我说不清我是个什么样的人物：得意时最轻狂，悲观时最消沉，往往无缘无故地就忧郁起来了；见人遇事自惭形秽的多，背过身后想入非非的亦多；自我感觉偶尔实在良好，视天下悠悠万事唯我为大，偶尔一塌糊涂，自卑自弃，三天羞愧不想走出门去，甚至梦里曾去犯罪：偷盗过，杀人过，流氓过，但犯罪皆又不彻底，伴随而来的是忏悔，自恨。”（8）另外，贾平凹还说自己像林彪，不喜欢阳光，喜欢没有窗户的房子，窗帘从来没有拉开过，窗户也从来没有打开过。他又承认自己的悲观：“对人生我确实不是特别乐观。”他还说：“自私本身是身体里边有，人性里边有这个东西。人性里边有贪婪啊、自私啊、吝啬啊、狂妄啊、骄傲啊、示狠啊、凶杀啊、偷盗啊、窥视啊这些成分。环境不一样的时候，这些就冒出来了，遇到啥环境冒出啥来。比如说很贫困的时候，自私的成分就出来了。”（9）由此可见，贾平凹的骨子里就有着某些缺陷，而且人生观也有问题，当处于逆境时它们就甚嚣尘上，难以控制了。他显然不会相信孟子的“人性本善”之说，也不会欣赏那些舍己救人、大公无私和宁死不屈的人性和品格了。在我看来，如果一个作家心中没有大光，没有纯洁无私的大爱和大德，其异化当然就在所难免了。 第三，由他特殊的信仰和审美口味决定的。贾平凹“是个逢庙就烧香、见佛就叩首的人”（10），他还自称“我多半是鬼变的”，“谁叫我测字，谁让我判断，一般都比较准确，——那一次有世界杯，我们在外头一路走，走哪都看电视，每天晚上预测，没有不准的”。“西安市发生过几次凶杀案爆炸抢劫案，起码我预测过三次。”（11）很显然，这种民间信仰或曰迷信，决定了贾平凹散文的神秘感，也决定其绝望悲观的人生观。当一个作家在“天地自然”和“个体人”之间的关系完全倾斜，即只承认前者对后者的摆布时，他的宿命论就不可避免。还有，贾平凹受《易经》、《金瓶梅》、《红楼梦》、《聊斋志异》、张爱玲、川端康成等的负面影响较大，这自觉不自觉地渗透于其文学包括散文创作中。如《聊斋志异》中的狐狸多是美好的，但贾平凹笔下则多充满妖邪之气；《红楼梦》中的“真假观”本来具有人生的智慧，但在贾平凹那里则成为说不清楚的“糊涂”；还有张爱玲固然有其精妙处，但她又是有毒的，像喜欢在衣服上洒汽油、喜爱吃闻焦糊味道、对于荒芜甚至糜烂气息的崇尚、人生观的过于绝望等都是如此，贾平凹不以为意，反而对她极尽夸赞之能事，究其因一是并非出于理性自觉，二是很可能“趣味相投”是也！在《读张爱玲》一文中，贾平凹有这样一段话：“看到《倾城之恋》、《金锁记》、《沉香屑》那一系列，中她的毒已经日深——世上的毒品不一定都是鸦片，茶是毒品，酒是毒品，大凡嗜好上瘾的东西都是毒品。张的性情和素质，离我很远，明明知道读她只乱我心，但偏是要读。”在此，贾平凹说的“中毒”是褒不是贬，但我认为，他确实是中了张爱玲“不健康”的毒，只是他不自知而已。需要指出的是，越到后来贾平凹的审美趣味越走偏锋，越庸俗不堪，这不能不与他吸收前人时“取其糟粕”有关。 第四，归之于他成名后放松了个人修养，处于自我失控的状态。贾平凹与许多名人一样，在一度辉煌后，不是继续努力修炼和完美自己，而是放任自流，不加检束，甚至自毁长城。因之，中国名人往往缺乏瓦尔德内尔和曹薰铉式人物“求道”的精神高度，而多的是聂卫平、余秋雨式的精神“矮子”，这也是为什么中国名人包括文坛多是江郎才尽和昙花一现之辈！年九十且已失明但却仍致力于学术研究的钱穆曾有言：“唐诗在中国文化学术史上，亦自有其标格，如是而已。然中国之一切诗辞文章之作者，果其于经、史、子三者无深造，斯其为诗文亦不足观。所谓一为文人，便不足道是也。”（12）何以故？因为唐诗再好也只是文人的作品，难以达到经、史、子所包含的“大道”，具体而言，即道、德、仁、义。因之，我一直认为，一个没有“大道”蕴于心间的作家，很容易充满“文人气”。在此贾平凹正陷入了泥淖之中。如有人这样记述说：“还有一次，一个香港女作家来访贾平凹，那小妮子看上去很美，小说写得又特开放，在她眼里，好像所有的男作家都想和她有一腿，她当着老贾的面把《废都》贬得一无是处。老贾说你完了没有？美女作家感觉特棒，理也不理他，两片红艳艳的小嘴唇嘀哩嘟噜说个没完。老贾窝了一肚子火，本来打算请她上酒楼的，结果临时改变主意，请她吃西安著名小吃葫芦头，吃完问她：你知道葫芦头是啥？美女作家一脸茫然：是啥？老贾答：是猪的肛门和痔疮。美女当街哇地一声吐出来，裙子大腿到处都是脏物，恨不得要抽他一个耳刮子，而贾大才子早钻进出租车兔子一样跑没影了。”（13）在此，作者陶方宣对女性的“不敬”与“可厌”自不必说，贾平凹如果真有其事，则足见其有着怎样的胸襟、格调与趣味！此等行为不要说代表人类良心与爱心的作家，就是普通男子也不屑于为之的。 曾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读到贾平凹的小说《连理枝》，当时为其美好的爱情理念深深地打动，也对作者充满感激与敬仰之情。这是一种美好感受，是灵魂被震撼和升华后无以言喻的幸福体验。这种被文学打动的情景在此之后又出现过两次，一是读路遥的《平凡的世界》，二是读茨威格的《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然而，读到贾平凹后期的作品包括散文则真为他惋惜，为什么美好的东西渐渐远去，而庸俗、无聊、丑恶的东西不断地往外涌冒呢？ 也许当下的贾平凹声誉日隆，比以前更加富有，但他是否更快乐、充实和幸福，我们不得而知。作为农民之子，作为受过人生磨难的贾平凹，似乎不应甘心情愿让乌云当空，令毒液攻心，自毁自己的功业，而应该寻到明媚、智慧的阳光，从对人生的不断进境中获益。因为尽管求道之路艰辛困苦，但美好的散文、文学和人生不可能舍本逐末。我希望贾平凹能够走出误区，再创辉煌。 【作者简介】王兆胜，男，一九六三年生，山东蓬莱人，一九九六年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获文学博士学位。现为《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编审，林语堂研究会顾问，中国散文学会会员。专著有《林语堂的文化情怀》、《真诚与自由——二十世纪中国散文精神》、《文学的命脉》等十部。编著有《外国散文三百篇》、《百年中国性灵散文》、《享受健康》、《百年中国经典散文》等多种文化和散文选本。在《中国社会科学》、《文学评论》、《文史哲》等刊物发表论文百余篇。散文随笔集有《逍遥的境界》、《天地人心》。曾获首届冰心散文理论奖等。现主要从事林语堂研究、中国散文研究和散文创作。 注释 （1）陈独秀：《偶像破坏论》，《独秀文存》，第154-155页，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96。 （原载《当代作家评论》2007年第4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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