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陌生人”：中国文学中陌生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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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邵燕君】 吴玄的长篇小说《陌生人》（《收获》2008年第2期）塑造了一个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都少见的“陌生人”的另类形象，虽然这个形象很容易让人联想起加缪的《局外人》，但其自身具有着充足的本土性和当下性以及在存在意义上的延展性。在我主持的“北京大学当代最新小说点评”论坛上，对于该作品的讨论成为热点。当下小说大多数是探讨生存的，像这样探讨存在的小说殊为难得，值得关注。 （邵燕君，北京大学中文系副教授，“北京大学当代最新小说点评”主持人）
刘晓楠（清华大学哲学系博士后，文学博士） 我想，或许很多年以后，“陌生人”会成为一个典故，一提起它人们就会会心地想到那种对世界甚至对自己的陌生感，那种怀疑、否定继而遁入空无的轻飘感，那种取消了一切意义之后的失重感。当这种奇特的存在状态被吴玄的《陌生人》揭示出来时：我们才恍然发现在这个荒谬极端的背后，其实隐喻着大片真实的人生图景。或许，它还描绘出一种未曾发生却并非不会发生的人生可能：当人生没有了重，只剩下轻时，我们将会怎样？ 吴玄的长篇小说《陌生人》所塑造的这个“陌生人”的另类形象，无论是在中国现代文学中还是在当代文学中，都显得格外新鲜与独特。何开来名牌大学毕业后，并不是像许多人追求的那样，留在大城市内为成家立业奋斗，而是选择回到家乡小城。他先对市政府秘书一职吊儿郎当，又对炙手可热的电视台记者一职很快厌倦，整天混迹于酒吧中无所事事。在换服装一样换了众多女友后，他终于迎来了人生中唯一一次热烈的爱情。但当他得到了爱人之后，又随即厌倦了爱，而出人意料地选择了另一桩完全不般配的婚姻：娶了一个有孩子的胖富婆，借以逃避掉所有人生的徭役：不需挣钱工作、不需生养孩子、甚至不需履行夫妻义务。他回避人生的一切责任，包括爱的责任，甚至因逃避而丧失了性的需求。在他面前，且不说人生之重，即使人生之“轻”也是无法承受的，生命本身已成了一种虚无。主流价值观、社会伦理道德在他那里，都成为一种虚设的存在。他完全自我地活着，对父母之死无动于衷，对男女关系玩世不恭。何开来的冷漠与陌生投射出的空洞，令人绝望。 小说以何氏三兄妹中的老二“我”何燕来为视角，讲述长兄何开来与“我”的双胞胎妹妹何雨来的故事。兄妹三人互为映照，各自代表了不同的生活态度，“我”是普通人，代表了大多数人的主流价值观；何雨来追求感官的享乐而蔑视世俗道德；何开来则是另一个极端，他无所追求，也无所遵守，甚至无所蔑视，他是这个熟悉的世界的“陌生人”。三人仿佛一把尺子之间的刻度，差距分明，“我”位于两个极端自我的人中间，这样的视角不仅巧妙地使作品的叙述立场与一般读者的一致，也更易获得价值认同与道德同情。 “陌生人”何开来的这种“格格不入”，并没有屠格涅夫、郁达夫“零余者”的那种社会挑战意义，而是与加缪“局外人”一样，带有某种现代主义的荒诞意味。吴玄巧妙地将之本土化的同时，亦将加缪原著中虚的成分“做实”了，日常化的生活描写与时代背景的揭示，使何开来牢牢地植根于我们熟悉的世界中，亲切得就像我们的邻居。与加缪的“局外人”相比，吴玄的“陌生人”远离了概念，更能在中国当代土壤中找到出处。何开来之所以可以如此虚无地生存，在于他没有生存之虞。他如此清楚这一点，因而并不脱离“体制”去寻找自由，而是安于宽松体制（工作与婚姻），利用人们的宽容行使自己的自由。对于“体制”，他既高标又委琐，既不满又不反抗，既吊儿郎当又安于享受，既疏离现实又通晓生存之道。这种或多或少的现实对应，使“陌生人”具有相当的典型性与现实性。 何开来固然是小说所刻画的一个极端人物，但现实生活中却不乏形形色色的表现。“陌生人”的存在状态其实或多或少地存在于所有人中间，只不过程度不同：有人是出于本能的逃避（如何雨来），有人是默默承受（如何燕来、何家父母），有人是看破之后的得过且过（如何开来与文如其）。小说透过生活实景的刻画追问存在，揭示出那个不易被我们觉察的时代症候。 “存在”这个话题在中国当代文学的传统与现实中仍属有待开垦的蛮荒地带，《陌生人》为我们踏出了一条路，一条来自别人却属于自己的路，一条引领我们融入野地的路。当我们被作者牵引着进行了一番猎奇之旅后，会惊奇地发现这虚构的哈哈镜里原来深藏着我们真实的存在。 我们每个人心里都住着一个陌生人 关于吴玄的小说《陌生人》，我大概算是第一批读者之一。第一次阅读，提了一些技术方面的建议之后，并没有什么话说，只感觉很像加缪的《局外人》。过了两年小说始在《收获》上发表，于是又看一遍，经过两年沉淀，这次感觉比第一次要好得多，也不再那么像局外人了；虽然情节细节和原来比其实也没什么大动。这种感觉基本符合一个优秀小说的特征：大部分好小说都是在重读之后才被认定的。再后来过来两个月，因为要写评论，又看了第三遍。这次感觉又自不同，彷佛从文字的表面觑到了一点裂缝深处的东西，正自熠熠发光。如此三遍下来，我对何开来这个人简直熟悉得不再是“陌生人”，而成了一个老熟人。 关于何开来，这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呢？他毫无疑问是绝对主角，两个妹妹何燕来和何雨来都是配角。而何开来的父母更惨，干脆就沦为了两个伦理道具，一个司空见惯的小家庭背景。后来我想，第一次读感觉无话可说，也许还因为这故事荒谬之余又写得太真切，好比就从我心底发出的一个故事，而主角就好像我认识了很久的一个人，全无隔膜的缘故；当然就我所知，也有人觉得这故事太离奇的，像何开来这样的神经病，根本就不应该也不可能活在这世上。但是事实上，他所做的所有事情，样样貌似意料之外，深究之，却又都在情理之中。他其实也并没有作奸犯科，犯上作乱，唯一的不同凡俗之处，仅仅只不过是比我们大多数普通人更自我一点而已。KTV里那些彰显个性的歌，什么想笑就笑，想哭就哭，背起行囊走天涯之流，统统不如这个何开来自我。他甚至不惮于毁灭自己的生活以成就自我，那些肤浅的爱情背包客怎么做得到？ 小王子独自住在一个人的星球里，陪伴他的只有一朵玫瑰花，而依照作者的观点大胆地假设，我们每个人都住在一个陌生人里，或者毋宁说，我们每个人心里都住着一个陌生人。我们的处境是如此凄凉，比那个拥有一整个无人星球的小王子还孤单，比那个茫茫大漠里飞机失事的飞行员还无助，以至于连玫瑰花和小狐狸都没有，诸如此类的温柔幻觉也全无，陪伴我们的，只有那个让人恐惧的陌生人。他随时随地，就准备颠覆我们辛苦搭建好的一切，摧毁掉好容易得来的一切。干脆彻底，动作娴熟，就好像随手掀翻一座纸牌堆砌而成的城堡。 大多数人在某个暗夜或者白天里，也许会和心里头住着的那个陌生人打个照面，第一反应就是绝对不能当真。一个小职员每天晚上睡觉前都听到一个陌生而熟悉的声音告诉他说：辞职吧。这不是你要的生活。但是他恐惧深想，害怕面对此后可能出现的一切不安定因素。因此对于这个声音的回应，只是翻了个身，沉沉睡去。一个结婚多年的家庭妇女在每天例行的掌勺下厨、每天给孩子整理床缛收拾书包时，有一天也会产生疑惑：我现在是在做什么？我一直以来都在做什么？我五岁，十七岁，二十三岁，三十一岁时曾经有过的那些梦想呢？但是她结果只是使劲晃了晃头，把这让人发疯的念头彻底地从头脑里赶出去，把那个突然冒出头的陌生人从她平静，安定的日子里驱逐出去。她从来就不认得她，就好像不再认得曾经五岁，十七岁，二十三岁，三十一岁的自己。 又有一天，一个朋友不无沉痛地告诉我，他老家邻居家的一个阿姨前两天跳楼死了。他说那是个平时看上去相当正常的妇女，子女很孝顺，和丈夫关系也很好，因此完全无法解释她的猝死。面对他的问题我无言以对。这些年在我们身边发生的跳楼或者其他自杀事件层出不穷，连哥哥张国荣也都选择了纵身一跃。在那飞下的瞬间，他们都是因为听从了心底那个陌生人的告诫吗？还是那个无法控制的心魔一直在心底喋喋不休，唯有纵身一跳，才能够最终摆脱这不胜的烦扰？ 而回过头来，再看我们的主角何开来，却和这些脆弱的人都相反。他好像是最应该去死的人，结果他却懒得去死。他和他体内的那个陌生人似乎是好朋友，两者之间达成了相当的默契，因此能够步履一致。而他的外在社会行为表征则是心魔的现实具体化。换句不那么绕口的话来说，何开来真正做到了爱谁谁，想怎样就怎样，就表面上看，这实在是一种让人相当羡慕的状态。他忤逆父亲——至少从某种角度上来说他并不那么孝顺，也并不以父亲之命为然，到最后甚至父亲还因为他的谎言要求家人隐瞒自己的病情和死亡。从这个层面上来说，他之罪虽不至于弑父，却也绝对够得上蔑视人伦。除此之外，他的亲情在其他方面的表现也相当淡漠，不但对于母亲希望自己安定下来娶妻生子的要求置若罔闻，对两个妹妹更是敷衍塞责。 而那个无足轻重的妹妹之一何燕来，却担当了故事叙述者的身份。 这样的视角设置让我不禁想起贾宏声的电影《昨天》。里面的那个摇滚青年因为梦想破灭患上了严重的精神疾患，整天呆在家中恍如梦游，对父母粗暴直接，直至发展到打父亲耳光、让父亲下跪的严重地步。有意思的是，在这部影片也有一个从始至终以旁观者姿态出现的妹妹。这样的角色设置和《陌生人》有异曲同工之妙，也许是因为妹妹对于哥哥虽然关注，却因为一无管教职责，二无社会要求，因此，这些妹妹也就可以用尽量客观和不失关切的眼光，细细观察这个陌生人，家中的叛徒，社会的异类。但与《昨天》不同的关键一点是，贾宏声是疯子，至少曾经是疯子，而何开来不是。贾因为摇滚和大麻曾被父亲送进过精神病院，而何开来始终是清醒自知的，对自己的一切行为完全可以负责。因此，贾的故事最后可能有一个光明的尾巴，病情可以好转，亲情可以复苏，而《陌生人》则完全是一个黑暗的故事：何开来这个人虽然不疯，但是完全无益于社会和个体。他的生存意义几乎为零，他却不自杀，一定要这样行尸走肉般，令人绝望地活下去。 从何燕来甚至更正常一点的人的观点来看，何开来大约类似一个邪魔附体的人。但我们姑且把他当做一个正常人来看吧——毕竟这不是一篇专门分析一个精神病案例的文本。那么他为什么一定要做伤害他人之事？我们相信他一定不是故意的。他只是不想忍耐条条框框，不惮彰显自我，也即和体内那个奇怪的陌生人达成共识。加缪笔下的局外人目光还未转向自身，只因为阳光的刺眼就杀了一个人；待他发现了自我，也许更加会大吃一惊，闹出什么更大的乱子来，而何开来只在有限的范围内颠覆伦理，折腾家庭，并没有真正挑战制度的意思。他只在现行的体制内小规模地惹起一定非议，连反抗都懒得，从灵魂到血液都丧失温度，彻骨冰凉；他比局外人懒惰得更彻底，同时更有中国特色，“不做”取代了“做”，干脆无为而治。无论是离开市政府去电视台的何开来，还是得到了李少白又在圆明园自渎的何开来，或者是最后和杜圆圆在一起衣食无忧却寻死未遂的何开来，都象征了他“无为”性格不同阶段的发展过程，以及他那些不危害他人也无益于世的无聊与疏离。我们也因之借以，一步步熟知这个“陌生人”。 第一个阶段大抵是职业生涯的幻灭。他大学毕业，回到萧市，却发现自己无事可干，也无事愿干。学历史只让他懂得了五千年的历史是“吃人”，是“救救孩子”，因此，研究这样的历史又还有什么意义呢，既然吃人还在继续，孩子仍然无人搭救？那么去市政府工作吧，秘书一职说大不大，说小不小，但是对于何开来却仍是无法安身的所在，他甚至不能“把脚翘在桌子上”。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顺理成章，他和新交文如其去了电视台，好容易扛着摄像头规矩了半年，他却又陷入了新的百无聊赖之中：原来摄影师也不是他的终极梦想。在虚无的情欲游戏之后他终于遇到了李少白，对爱情的冲动迫使他写下了“你是我的故乡”之类云云，但是事实证明，“王子公主从此幸福地生活在一起”从来只是童话的例行谎言，而气质脱俗的李少白也并非他真正的精神家园，只不过是一个容他憩息片刻的小港。电光火石的爱情梦醒来，何开来开始了他的新的旅程：考研。但是对爱情免疫之后，过于明确的求学考研之路又能给他提供多久的救赎？果不其然，考期还没有到来，何开来早已放弃。他又继续回到萧市。这种游荡的姿态简直就如本雅明笔下的发达资本主义时期的游吟诗人一样，无所事事，东游西荡，不想前因后果，也不考虑过去未来。他甚至还不如那个漫游者，至少目光偶尔有聚焦的地方。他每分每秒都在睁着眼睛，但是他并不在看；他就算在看，也什么都见不着。 何开来的精神世界就是这样空空如也。也正因为此，他最后和杜圆圆的婚姻虽然吓了读者们一大跳，其实细想也并不突兀。何开来借助这次婚姻成功地逃离了和现实的所有真正关联：从此既不需要工作，也不需要恋爱，连夫妻之间的义务也不必履行，借助杜圆圆的盲目崇拜，日夜躲在一个茫茫一片无所挂碍的天地里，好比参禅。他的身体变得胖大而灵魂缩得更小，站在胖大无比的面包店女老板杜圆圆身边空洞无物地微笑着，这一副图景简直绝妙地为我们刻画了一个信仰缺无者的最佳造像，每个人都觉得不像自己，却又在里面看到一点说不出的什么，很眼熟。 而这也许正是我们这个浮躁世代极具代表性的一副肖像画。是毕加索式而非达利式的，变形却真实。 说到这里，我想，也许《陌生人》不是一本关于局外人的中国版本，也不打算关于个人幻灭进行一场讨论，而是一本关于各种放弃的可能性的哲学读本。试想一下，如果真能顺心遂愿，让我们从此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不必承担任何责任，自运行得好好的轨道里逃逸开来——说来痛快，可那样我们活着究竟为了什么？米兰•昆德拉说过“生命中不可承受之轻”，但是何开来也并没有第二次生命，他却勇敢地浪费着，何其慷慨，何其尽情。也许在潜意识里，这一切打破和摧毁，不单是男主角何开来身体力行之举，大概也是我们每一个人的狂想吧？按时上学，考试，毕业，工作，结婚，在这社会主义发展初级阶段，诸如此类按部就班的生活委实太沉闷也太沉重了。但是为了那些爱我们和我们爱的人，我们又不得不这样无惊无险地活下去。可这同时又是一个极度张扬个性的浮躁世代——社会主义的皮毛下面藏着资本主义的小骨头——因此在顺着习惯轨道滑行的同时，我们偶尔也难免关注一下自己的内心。 这样就必然会和那个陌生人打个照面：他始终在那里，时刻准备着，颠覆并摧毁一切。又或者，和何开来一样，这陌生人根本连摧毁都懒得。他只是睡觉，并且劝你同时也闭目塞听，昏睡下去：但愿长睡不愿醒。注意，是睡觉，而不是自杀。 自我零散化的飞翔或坠落 ——评吴玄的长篇小说《陌生人》 徐 妍（青岛中国海洋大学文学院教授，文学博士）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漫游于中国的冷漠的“局外人”形象，曾经吸引、诱惑了无数的中国读者。“局外人”把新启蒙时代中国读者内心的一些欲求具体化，这些欲求因“文革”时期的高度压抑而遭到释放，同时也对整个世界产生了怀疑。透过“局外人”形象，读者由以往对世界的狂热虔信转向冷眼旁观，由此遁入到超乎想像的自我分裂的惊悚夜晚。那个分裂的自我形象，努力延续到本世纪，在西方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下，进一步扩张和深入，生成了吴玄的最新长篇小说《陌生人》中的“陌生人”形象。 尽管吴玄在《自序：自我比世界更荒谬》中否决了将“陌生人”等同于“局外人”，乃至“多余人”的思路，但还是承认了他们之间的血缘联系：“陌生人，也是冷漠绝望的，开始可能就是多余人，然后是局外人，这个社会确实是不能容忍的，这个世界确实是荒谬的，不过，如果仅仅到此为止，还不算是陌生人，陌生人是对自我感到陌生的那种人”。这种阐释是恰如其分的。姑且不说小说主人公何开来对思绪的耽溺容易让人联想起“多余人”的影像，就是小说对虚无主义主题的迷醉也明显地接受了加谬的《局外人》的存在主义哲学的影响。尤其，小说的情节编排，细节的设计上都带有《局外人》的印痕。《局外人》描述了人在世界上的地位——“异乡人”的孤独状况，《陌生人》则描述了人在“故乡”丧失后的颓靡状态；《局外人》中的主人公莫尔索对事业，友谊，爱情都采取了虚无的态度，《陌生人》的主人公何开来对事业与爱情都经历了幻灭的结局；《局外人》描写了莫索尔在母亲去世时的“冷漠”，《陌生人》设计了父亲患病、母亲去世时时何开来的“局外人”心态。此外，《陌生人》还以细节化的形式借鉴了西方现代主义作品的手法。何开来情有独钟的“地下室”与卡夫卡的“地洞”具有相通的功能：将人与世界隔绝开来。 但是，“陌生人”毕竟诞生于中国现当代文学的链条上，自有其本土化的特异之处。作为一个诞生在“后文革”背景上的人物形象，“陌生人”既接续了中国现代文学中的漂泊者形象，又注入了“后文革”一代年轻人的个人化体验。这些讯息集中表现在“陌生人”形象塑造上。毕业于南京大学历史系的何开来始终在精神世界中追求一种归属感，但在现实世界里又完全随自身的感觉而行动。工作时，因感觉的被规训而由市府秘书跳槽为电视台记者；考研时，因感觉的一纵即逝而中途放弃；谈恋爱时，因感觉的无所谓而将女友当作餐巾纸一样丢弃；结婚后，因感觉的沉重而从婚姻中逃离；自杀时，因感觉的游戏而将死亡悬搁。结果，没有什么能够确证何开来的存在，除了冥想、自慰和嫖妓。作者毫不留情地袒露自我如何变成一个被零散化的“废物”。只是作者冷酷无情地塑造这个人物的百无一用，并不表明人物形象本身拒绝对意义的承担。假如我们将何开来自我陌生化过程中细节的点点滴滴汇聚起来，无疑形成对中、西方现代文化的重新评估。当何开来卸下了所有的社会角色——儿子、兄弟、朋友、情人、丈夫、职员，只剩下一个孤独的裸体的自我时，意味着自我已经否决了中、西方现代文化的承担之重而替代以后现代文化的自由之轻。譬如：“冥想”可以获得思想的自由之轻；“自慰”可以获得性的自由之轻、“嫖妓”可以获得爱的自由之轻。然而，正是在自我追逐自由、了不挂碍地飞翔之时，自我的坠落同步发生。“故乡”的丧失导致了何开来飞翔途中的悬空、虚无和零散化，最终导致了自我陌生化。而人物的自我陌生化进程则形成了小说冷淡、精彩的内心独白，内含了当下中国人的困境和寻找，自恋和自卑。由此，小说以对意义的探询形式消解了意义的存在（即便历史的伤痛性记忆，譬如圆明园的大水法，唤醒的不过是身体的快感。），也重新改写了传统美学意义范畴的“慎独”和“意境”。这样，小说借助何开来这个“陌生人”形象认知了我们这个时代“陌生人”的复杂精神构成，却不承诺任何一种提升读者的力量。何开来是丰富的，但也是危险的。或许，在作者看来，这个世界已经彻底消失了救赎自身的可能性。但是，“陌生人”何开来无论如何意欲祛除意义的重负，都无法抵抗记忆对意义的缠绕。或者说，“陌生人”的形象提供的是“后文革”时代一代人如何以遗忘的方式承担历史记忆。 《陌生人》还有其他次要人物。像“只对身体感兴趣”，由吸毒、卖淫、走向贩毒的何雨来，承担叙述者功能的何燕来，“透着地狱的那种黑气”的文如其，以及超负荷承载意义的父、母亲。这些人物从不同的角度构成了“陌生人”的现实环境，并参与了“陌生人”在自我零散化之后的飞翔或坠落。何雨来、文如其分别代表“陌生人”的肉身与灵魂，何燕来则见证了“陌生人”自我零散化的过程。至于父、母亲，则展现了“陌生人”面临的奴性的历史和现实。这样的安排有利于艺术的表达。这些人物与“陌生人”一道编织了小说恐怖而动人的情节。 至此，如果因为小说中人物置身在我们这个时代之中，或者作者选取的客观写实的方法，就将小说理解为写实主义的创作，则是一个误会。这篇小说的寓言性无所不在。“陌生人”是永远伴随现代人自我追寻过程中的人性悖论。可以说，“陌生人”就存在于自我追寻的过程中并向自我发出挑战——以最尖锐的形式质疑了自我的存在。这是小说让人战栗的所在。 陌生的陌生还是陌生么？ ——评吴玄《陌生人》 刘纯（北京大学中文系硕士研究生） 吴玄的长篇《陌生人》试图通过塑造“陌生人”何开来这一文学典型，对“存在”本身进行严肃而深刻的哲学思考。与加缪的《局外人》不同，吴玄并没有让何开来采用第一人称主观视角以方便我们直入他的内心世界，而是选取了其妹何燕来（“我”）作为叙述人，以一种冷眼旁观的姿态向我们交代何开来的脾气秉性。然而，笔者以为，恰恰就是何燕来这一叙述视角阻碍了“陌生感”充分而恰切的传达，《陌生人》对于“存在”命题的探讨，由于何燕来的不断入侵和打断仿佛雾里看花。 在笔者看来，《陌生人》的小说语言有一种冷峻的风格，简捷有力，如同炭笔素描。毫无疑问，这种语言风格与小说探讨的主题紧密相联，洗尽铅华的白描自然比繁复抒情的叙写更能切近那股“陌生感”。然而，小说的叙述者并非何开来，而是何燕来，这样一来情形便大不相同。这股“冷”出自何燕来之口，与其说是代表客观的“冷静”，不如说是表现主观的“冷漠”，这便不由得让我们产生怀疑：小说题目的那个“陌生人”，指的究竟是那个不着调的何开来，还是这个讲故事的何燕来？换言之，小说主题衍生出的语言风格，由于成为了一个无关主题的人物的叙述口吻，从而使小说的表意变得含混而暧昧，何燕来也成了“陌生人”。在小说的字里行间中，我们不难体察到何燕来对其妹妹何雨来的厌恶与敌意，也不难将她与自己的哥哥、父亲、母亲的关系指认为冷漠；或许正是作者想要使叙述显得“客观”，却因此少了必要的人情味儿。在何燕来的叙述中，何开来就是何开来，何雨来就是何雨来，前者不是哥哥，后者不是妹妹，他们是各自独立的存在，他们不是一个家。何燕来在小说中的辗转与奔波，一方面是为情节发展提供必要的观察视角以及叙述动力，另一方面也只不过是尽尽义务。支配其行为的的确是大多数人的价值观念，但这种观念并未深入她的内心成为自发的情感体验。试看小说最后一段：“何雨来轻松地走了，而我现在却必须代替她去做一个母亲，这于我未免有些荒诞。……我的生活大概就这样了，好像我这辈子的目的，就是把一个简直没有任何理由来到这个世界上的孩子带大。”何燕来抚养何雨来留下的孩子是一个“荒诞”的“必须”，仅此而已。如果再进一步对何燕来的生活进行仔细的梳理，我们将能够发现，她对于小城生活本身的庸常无聊有着非常真切的体验，而这种体验也使得她近乎本能地去拒绝一切，包括爱情。至少我们可以认定，何燕来在《陌生人》中起的绝非一个单纯的叙述作用，她是一个有着自己独立性格以及生活态度的存在，正是这种存在使得她不可能成为一块干净透明的窗玻璃。面对“玻璃”与“存在”的矛盾，“冷漠”无疑是最好的调和剂，它既能让“玻璃”显得客观，又不妨碍这个“存在”有血有肉。一句话：逼近“客观”的叙述功能，与小说主题密切相关的语言风格，以及（或许无意识中）将叙述者塑造成一个圆形人物的创作诉求，在“冷漠”的帮助下成功地粘合在了一起，并最终造就了何燕来。 “冷漠”与“陌生”之间的隐秘而复杂的联系，使得何燕来对何开来的叙述接近一种“陌生”观照下的“陌生”；这也再次向我们表明何燕来的叙述其实并不“客观”，其背后自有主观的感情倾向在。何燕来对待何开来的态度使我们无法真正接近何开来，我们只能跟在何燕来的屁股后面看着何开来做了些什么，却无法知道何开来想了些什么，他的感受到底如何；更为致命的是，何燕来根本就没打算知道，于是她也没打算让我们知道。在她看来，何开来和何雨来都是神经病，面对后者我们多少还能理解，面对前者我们实在一头雾水，我们只能根据何开来的所作所为去调动我们自身的经验；在这一点上，不能不说吴玄将本土的情境做得相对充分，这也使得我们的调动不致徒劳无功。但需要注意的是，在我们试图主动接近何开来的时候，我们已经绕开了何燕来这个叙述人。何燕来没有帮助我们接近何开来，相反她成为了一个障碍，她的态度与其让我们对何开来表示好奇，还不如说是让我们对他表示不屑，觉得这个人真是有病，除此之外别无其他。更进一步说，这种“陌生的陌生”，由于前一个陌生的存在，后一个陌生的意义遭到模糊甚至消解。在陌生的对攻中，前者战胜了后者，手段战胜了目的。我们看清了何燕来，却无法看清何开来，我们通过《陌生人》得到的是那个不陌生的陌生体验，而那个本质的陌生，那个事关“存在”的陌生，我们终究还是要让何开来自己讲给我们听。 于是小说中出现了叙述越界的情况。在何开来与李少白做爱、突然对女人和自己产生陌生感的时候，我们发现自己不经意间被这种“陌生”体验给打动了，这才是作者真正想要表达的东西。然而这种“陌生”体验只存在于何开来的感受里，李少白不可能明白，何燕来更不可能知道。我们所以能够与其感同身受，是因为在那一刻，李少白和何燕来都不再为我们接近何开来设置任何障碍，我们因此看到了何开来的灵魂。笔者不禁要问：如果这种陌生感只能通过何开来自己的体悟才能恰切地传递给读者，那么何燕来这个叙述视角的设定又有什么意义？吴玄为什么不能像加缪一样大胆地让何开来自己说话，尝试着以另外一种方式挑战创作的难度？就笔者个人的阅读感受来说，加缪的《局外人》或许有些刻意的做作和压抑，但在他笔下，无论是感性的体验还是理性的思辨，都的的确确是精彩的小说而非论文，笔者相信这同样是哲学小说的一种难度。当然，选取他人做叙述视角并非就是回避难度，但这个叙述视角至少要让我们具备接近主人公的可能而不是喧宾夺主。如果何燕来能够再有人情味一点，对她的哥哥再关心一点，《陌生人》未必就不能成立。也许有人会说，在现实生活里，面对这样一个哥哥，怎么可能表现得像笔者想象的那样关怀备至；然而，既然《陌生人》的初衷就是要我们同那种陌生感产生共鸣，那么这种接近就不再是一种选择，而是一种必须。据说吴玄曾打算单写一段何开来的独白，笔者以为，或许这才是真正把感觉说透的最好方式，绝非画蛇添足或者并无必要。也许，以何燕来作为叙述视角同样可以将“陌生感”传递得生动漂亮，独白也不一定就是创作这类小说的唯一出路，但何燕来既然以这样一种冷冰冰的面目出现，那么让她来讲述这个故事就不能不说是一个失策。何燕来不是一块普通的玻璃，而是一面凹透镜，在她的注视下，何开来离我们越来越远。 2008年5月8日 附： 自序：自我比世界更荒谬 吴 玄
我躺在床上读了二天，老实说，我有点兴奋，我觉着《空虚时代》简直就是在分析何开来。利波维茨基的意思，这个时代，是那喀索斯时代，上帝死了之后，大家都很高兴，都不在乎，这个时代的人大抵是这样的，自恋、空虚、冷漠，身体是经过千锤百炼的，诱惑和幽默是没完没了的，虚无是无始也无终的，但这并不是末世，在虚无的远景里浮现的并非是自动毁灭，也不是彻底绝望，而是一种越来越流行的大众病理学，抑郁、腻烦、颓废等等。每个人都是那喀索斯，都在寻找着自我，“我”成了所有关注和阐释的目标，可是，“我”是个什么东西呢，对“我”越是关注，“我”就越发的不确定，并有越来越多的疑问，渐渐地，“我”开始模糊、漂移、游离、分裂、崩溃，“我”终于遭到了我的清算，我成了“我”的陌生人。 在利波维茨基看来，这是正在进行着的一场革命，个人主义的二次革命，他称之为个性化进程。这个进程，总的来说并不坏，用自恋替代反叛，用诱惑替代禁固，用幽默替代意识形态，使西方的民主社会更加稳定，至少不会导致人的奴化和异化，那么人间地狱也就不那么容易出现。 也许，利波维茨基是对的，但我又并不太关心个性化进程，我知道这个进程，好也罢不好也罢，跟我暂时还没关系，我关心的是陌生人的状态。 我写的这个陌生人——何开来，可能很容易让人想起俄国的多余人和加谬的局外人。是的，是有点像，但陌生人并不就是多余人，也不是局外人。多余人是十九世纪批判现实主义的人物，是社会人物，多余人面对的是社会，他们和社会是—种对峙的关系，多余人是有理想的，内心是愤怒的；局外人是二十世纪存在主义的人物，是哲学人物，局外人面对的是世界，而世界是荒谬的，局外人是绝望的，内心是冷漠的；陌生人，也是冷漠绝望的，开始可能就是多余人，然后是局外人，这个社会确实是不能容忍的，这个世界确实是荒谬的，不过，如果仅仅到此为止，还不算是陌生人，陌生人是对自我感到陌生的那种人。多余人和局外人，对自我或许还不陌生，那个叫“自我”的东西还是存在的，并且是确定的，清晰的，真实的，可以跟世界抗衡的。他们恰恰是自我意识强大的那类人，在人的主体性建构进程中，他们是完备的，先知先觉的，只是他们将自我从社会和世界中分离了出来，像是这个世界的孤魂野鬼。可是，陌生人面对的是自我，自我其实是最不可面对的，神就曾经告诫，不可使他认识自己。对陌生人来说，荒谬的不仅是世界，还有自我，甚至自我比这个世界更荒谬。 所以，何开来不是加谬的默尔索，也不是莱蒙托夫的毕巧林，他是后现代社会自我崩溃后的一个碎片。他的心理进程是这样的：先是对故乡的陌生感，然后是对女人的陌生感，最后是对自我的陌生感。何开来对故乡，或者换个词，比如对国家、民族、历史、社会、时代感到陌生，这是肯定的，这于八十年代进入九十年代的一代人，是不用证明的。这个时期的何开来，应该是有点像沙皇时代的多余人，放浪形骸，玩世不恭，但他还不是完全没有希望，他在寻找故乡，他所谓的故乡，就是某个女人，他意外地对李少白一见钟情。但是，但是，爱情他也不相信了。也许我可以这样解释，这是个欲望的时代，本没有爱情的。不过，何开来对性也是拒绝的，他就像某些女性主义者，好像意识到了性是上帝的一场阴谋，性使男人和女人都成了半成品，如果拒绝做爱，而改为手淫，让性成为孤独的性，那么问题就解决了。因此，手淫对他很重要，使他摆脱了半成品的命运，何开来算是真正成为一个人了。他找有钱又没有性诱惑力的杜圆圆结婚是对的，当妹妹何燕来挖苦他，他说，不懂了吧，凭你那两下子，也敢来挖苦我。你以为找个年轻的漂亮的才合适，其实不是那么回事。譬如，我和李少白看上去是合适的，可实际上我们是陌生的，所谓爱情，只是一种虚构，一个乌托邦。而杜圆圆，看上去是不合适的，我们的关系好像很庸俗，甚至恶俗，但我却获得了最大的自由，我不用再去虚构一种爱情，连虚构的念头也不用，这样多好，我们活着，说到底无非也就是一个屁，放了就完了，这样多轻松啊。你以为不合适，不就是因为她胖，体积庞大，但她的体积一点也不影响我，我觉得这样很好，她不会对我构成任何干扰，起码是不会干扰我的内部生活，跟她呆在一起，我才感到了什么叫了无挂碍。我是空的，无的，似乎是不存在的。难道这不是一种境界？ 到了这个境地，何开来是卸下了所有的社会角色，儿子、兄弟、朋友、情人、丈夫、职员，几乎都不是了，他只剩下一个孤独的裸体的自我。这个自我，丧失了参照，很可能沦为一面空虚的镜子，自我的陌生感于是就来了。这个时候，作为人，或许很需要信仰吧，譬如循入空门，可是何开来没有。没有信仰，却要独自穿越虚无，恐怕是不容易的，所以，他懒得活了，他需要死亡。他准备在新千年到来之际跳楼自杀。他还是自恋的，他要好好修饰一下，才去赴死。他走进卫生间，对着镜子，仔细地刮了胡子，又在脸上抹了些润肤霜，他觉着他就像殡仪馆的化妆师，在给谁的尸体化妆。然后，他看着镜中的那个人，毫无表情说，你是谁？我不认识你，但是，我祝贺你，现在，你可以死了。 可是，死就容易吗？也不容易，一个自恋的人不会真把自己杀死的，何开来虽然需要死亡，但死亡不需要他，他还是得活着。 这种人，不只西方有，东方也有，或许地狱里也有。虽然他们不会改变什么，但我还是关心，就我的经验，地狱里也不全是奴化的和异化的人，也有陌生人。陌生人对地狱同样没有感觉，陌生人活在自己的地狱里，我即是我的地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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