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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邵燕君】
本期有几部重要长篇推出。《人民文学》继去年的《风声》之后，在三、四期连续推出严歌苓的《小姨多鹤》和阿来的《空山》（第六卷，终结篇），看来，一直以发中短篇为主的《人民文学》已决意参加长篇的角逐。作为《空山》的收官之作，阿来将气韵贯彻至终，使《空山》成为90年代中期以来当代文学最重要的收获之一，在整个当代文学史上也是不得忽视的长篇巨制；继《扶桑》、《第九个寡妇》之后，严歌苓在新一部的历史长篇中继续塑造着“以不变应万变”的“东方女性”形象，其浓艳极致的笔调、“超稳定”的历史观、“东方特色”的女性观以及概念化的写作倾向也均一脉相延；《当代》推出的是老作家莫怀戚的《白沙码头》，小说颇具地域特色，展现了“不一样的人群”的“不一样的生活”，可惜，作家对“麻辣人生”的展现缺乏相应的“麻辣笔力”，未能产生令读者荡气回肠的艺术效果；《收获》推出的是吴玄的《陌生人》，小说塑造了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都少见的“陌生人”的另类形象，虽然这个形象很容易让人联想起加缪的《局外人》，但其自身具有着充足的本土性和当下性以及在存在意义上的延展性。当下小说大多数是探讨生存的，像这样探讨存在的小说殊为难得。《西部·华语文学》推出的荆歌的《鼠药》也是一部颇具现代感和形式感的长篇，小说用书信体的形式重述“文革”时期一个家庭的残酷历史，书信这种形式不但有效地制造了现场感和众生喧哗的叙述效果，还扬长避短地发挥了荆歌“饶舌的残酷”的叙述风格，使其艺术才能得到良好的整合。近来，一些“先锋小说”兴起以后成长起来的作家开始尝试把形式试验带进长篇创作，《鼠疫》也是这方面有益的尝试。
中短篇小说中最值得看的叶广芩的《豆汁记》（《十月》），很久没有读到如此韵味醇厚的小说了（就像作者在篇末感叹的很久没有喝到味道纯正的豆汁了）！有类作品是非某个作家莫属的，而作家只有写出这样的作品才算“修成正果”，相信《豆汁记》之于叶广芩就是这样的作品。而这篇小说在“京味小说”这一脉的创作里也将具有重要的地位。
这一期另一篇值得关注的作品是《人民文学》第4期的头条：王十月的《国家订单》（中篇）。王十月是“打工文学”的代表性作家，头条发表其作品并在卷首“留言”中通篇论及，再次显示了《人民文学》“国刊”的性质。《人民文学》此举令人自然想到年初由中国作协、《人民文学》杂志和深圳文联共同举办“全国打工文学论坛”，这个被称为“打工文学进北京”的会议，被认为“将成为打工文学走向全国、迈进文学主流的标志性事件”。“打工文学”在被“纯文学”漠视了20年以后，终于在“共建和谐社会”的文化政策的主导下，被以作协为代表的“体制性”力量打捞上岸。相对于本质上属于“知识分子写作”的“底层文学”，由“打工者写”的“打工文学”具有天生可贵的“草根性”，其经验的鲜活性和复杂性是书斋中的作家难以想象的，这些优势在《国家订单》中都有体现。不过，在被“主流文坛”接纳的过程中，“打工文学”如何保持“劳动者文学”的美学特质和内在的批判性，也是必须面对的问题。与此同时，“打工文学”与“底层文学”如何吸取对方的长处，互鉴共通、砥砺共进，如何在“现实主义冲击波”之后，在“分享艰难”的主旋律下，探索出现实主义文学的新路，则是更须“分担艰难”的任务。
看《人民文学》
魏冬峰
继《风声》之后，《人民文学》二度刊出了长篇小说——严歌苓的《小姨多鹤》。小说延续了《扶桑》、《第九个寡妇》等严歌苓创作中着力塑造隐却自我、性格执著、长于以不变应万变的“东方女性”一脉，向读者奉献出“地道”的日本女子多鹤和地道的中国女子小环这个形象。
小说以因战争被遗弃的日本孤女竹内多鹤的命运次第展开情节。也许从因战争被遗弃在中国、也许更可早至随着代浪村人踏入中国土地始，16岁的日本少女竹内多鹤便注定要面对一个既暧昧不名又曲折多舛的丰富人生。从此以后，一个个交织着国族的、命运的、人性的、性别的、血缘的、伦理的、情爱的小人物的大故事在当代中国的大时代中书写出一幕幕以爱与善打底的悲喜剧。多鹤被卖入因妻子小环遭日本兵追赶而导致不育的张俭家里，暗地里被当做张家传宗接代的工具；新政府成立，多鹤见不得天日的身份让这个家庭被迫迁徙，在新的环境中，多鹤是自己亲生孩子们的“哑巴小姨”；一个弱者的血泪身世史，让多鹤的生命中绽放出了一段短暂却永恒的爱情之花，她与自己三个孩子的父亲张俭相爱了；“文革”来临，女儿涂改出身，儿子造反，丈夫入狱；“文革”结束，多鹤的日本身份突然又炙手可热，她回到日本，接女儿一家去谋生，接丈夫张俭去治病……在作者笔下，多鹤的人生虽然曲折，但回想起来除了她被欲望化的“日本”体征、像扶桑一样被赋予“被看”的身份色彩和她对身居其中的中国家庭的生活习惯几十年如一日的“日本化改造”外，多鹤能给人留下的印象其实远不像她的命运那样丰富，尤其是作者将情节的转折诉诸于多鹤一遍遍地对小环、张俭、小彭等人讲述自己的血泪逃亡史，不免处理得有点简单，而且使此后的叙事失却了部分张力。相比之下，反倒是“母亲”小环的形象日渐生动丰满。虽然同样有着妥协与隐忍的行为特征，但与多鹤最初为了生存而“忍”不同，小环的“忍”则根源于爱，源于在妻子和孩子之间只能择其一时，丈夫张俭力排众议地选择了妻子。从那一刻起，小环的生命便无条件地与丈夫融在一起了。以爱的名义，她的爱与恨都拿捏得太有分寸，这样的妥协和忍让虽然“愚昧”，却也更贴合她生活的那个时代环境和她个人的心理逻辑。直到丈夫入狱后的“文革”时期，小环的时代才真正来临，她在逆境下的泼辣与乐观，她在屈辱中对生活的热情与智慧，使她取代丈夫成为家庭新的支柱，虽然柴米油盐琐碎卑微，她却生机勃勃光彩照人，这样的形象作者显然驾驭得更为得心应手。
当然，即使在主题人物的塑造上有着概念化的痕迹，比起《扶桑》、《第九个寡妇》等作品，《小姨多鹤》还是以其贯穿始终的情感魅力和富于生活气息的细节与场景略胜一筹。
第4期《人民文学》最引人注目的是阿来的《空山》（第六卷，长篇）。它的发表不仅意味着长篇史诗性小说《空山》的写作终于告一段落，更可能意味着自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的当代文坛对中国当代史的书写终于有了一个相对完美的收获，或许在今后相当一段时期内、在处理类似的题材领域时，《空山》都会成为测算当代作家精神向度和当代创作艺术水准的一个参照物。之前问世的五卷《空山》虽然已经显示了作者对当代历史深度把握的功夫和对当代生活谨慎描摹的定力，但最近十余年来当下文坛的写作现状总是令人在阅读太多成名作家的新作时怀有一种隐忧，这样的心理在阅读《空山》时便总是让人一边叹服一边担心，担心小说的未完成部分会有这样那样的遗憾或瑕疵。然而，阅读完第六卷，相信读者们始终悬着的心可以安定下来了：《空山》有始有终地以作者在中国当代史的大背景下对藏族山村生活的历史呈现和对藏族人心灵和信仰的恒定观照而卓绝于近年来的大多数当代长篇创作之上，这一方面是作者艺术探索的成就，另一方面则是作品所依托的得天独厚的地域及相关的地域文化——藏区生活传统和当地民间信仰的力量。
《空山》（第六卷）不像此前五卷那样以人物和事件为主线，某种意义上，它更像是在对此前的“历史问题”一一做出解答，虽然所有的解答也都是通过具体的人物和事件解决的，依然葆有小说一直保持的丰富性和层次感。在此前五卷中历经沧桑的主人公基本上都汇聚到了第六卷。他们或者依然延续或者开始反思自己之前的行为方式，支撑这种延续和反思的自然是作者对历史和现实的思考和应对。于是，我们看到在第五卷中为赚大钱疯狂砍树的拉加泽里出狱后开办了植树公司认认真真地栽树；第三卷中积极响应“政策”紧跟“指示”令猎人达戈惨死于熊的怀里的索波“同志”也觉得自己“年轻时，跟着上面的号召，干了那么多对不起人的糊涂事”，以至于在达戈的好朋友达瑟面前“一副引颈受戮的样子”。像前五卷一样，第六卷依然延续了作者写作观念中“变”与“不变”的辩证统一。它不缺乏极具“当下”特色的符号和对虽“负面”却也不失可爱的社会现象的呈现，比如风景旅游区、做文化考察的女博士和她的助手、古歌三人组、盗割电缆的两兄弟、为获更多的赔偿款而在传说中的水电站施工前家家户户加盖房屋的机村人；但与之对应的是，以拉加泽里为首的一批机村人所做的一系列恢复树林和湖泊的工作，达瑟之死以及他留下的那些歌词对呈现机村人真实内心的作用，以及一个极可能是机村祖先的古代村庄的发掘在机村人心里引起的震荡。而后者，才是机村乃至《空山》不致在中国进入市场经济时代后被种种商品大潮裹挟和摧垮的安身立命之本。在近年来涉及当代生活的写作中，我们读到过太多缺乏把持和坚守、顺势而下、流于喧嚣和嘈杂的“变”的小说，有鉴于此，《空山》的这点“不变”才尤为难能可贵。此外， 像那个始终低调谦和的叙述者一样，《空山》不同于另一类高举神性旗帜、张扬理想风帆的当代创作的是，《空山》里的神性更为生活化，它多的是人性。即使浑身缺点却仍然可爱可敬的人们，他们的理想和信仰不是先验的，而是历经生活磨砺后才渐渐散发出璞玉般的光芒，不耀眼，却也能令人赏心悦目。
或许可以用小说中的话形容一下《空山》：“结实匀称的身板，挺直的腰身，青乎乎的腮帮，沉静的面容，坚定而略带忧郁的眼神”，这是《空山》的面孔；“什么新鲜的东西都能赶上，却像是什么新鲜的东西都不盼望”，“就像是那些新东西是自己非要找他不可”，这是《空山》的状态。“仿佛天地之间，从来如此。”
2004年前后在文坛引起关注并在后来泥沙俱下的“底层文学”，招致的非议之一即是写作者的身份尴尬：远离或者从未有过当下底层生活经验（“起于书斋止于书斋的不在场”）的作者能否仅凭道听途说、一腔热情就去为当下的“底层”“代言”？在一个有着深厚现实主义传统的国度，在一个很难挣脱现实主义命名的题材领域里，其“代言”的合法性和真实性何在？好在转型期的中国从不缺乏为文坛争议“买单”的资源，一直活生生地存在却始终被文坛“视而不见”的“打工文学”终于在众多体制性的努力下被打捞上岸，获得了在“国刊”亮相的机会。本期刊出的《国家订单》（王十月，中篇）即由一个打工者出身的作家讲述了一个打工故事。乍看之下，小说的确填补了“底层文学”众多先天的和后天的缺憾。首先，作者本人出身于打工者一族，身份确凿，血统纯正；其次，小说讲述的是作者熟悉的打工故事，取材来源可靠；最后，它讲述的故事超出了我们对“底层”、对打工者生活的概念化想象，因而可以被命名为“真实”。虽然小说对我们习见的劳资对立给出了一个不为人熟知却远不那么壁垒森严、事实上倒不无辛酸无奈的“真实”讲述，“国家订单”这一命名也不无反讽之意。但这样的写作仍然面临一些问题：首先，从“底层文学”到“打工文学”的演变，是否蕴含着一种从“题材决定论”到“根红苗正论”的思维轨迹？其次，即使放弃对“出身论”的质疑，“文学”毕竟不是天生或者不仅仅是一种天生的才能，当打工者的写作逐渐具备了“文学”的特质、体制性地变身为“作家”之后，他对自己曾经身居其中的那个“底层”的生活、立场、情感的“真实”体察还可以延续多久？此外，当“打工文学”消弭了“底层文学”中的“阶层对立”，呈现的是劳资双方的“共享艰难”，那么这般的“艰难”又是从何而来？这一点虽然不太“纯文学”，但好歹还符合现实主义文学精神，如果“打工文学”能完成当年的“现实主义冲击波”未能完成的这一部分，那它的功绩就大了。
“打工文学”的全球视野与阶级意识
——读王十月的《国家订单》
李云雷
王十月的《国家订单》与其他“打工文学”、“底层文学”不同之处，在于它并没有仅在劳资关系上把握世界，而引入了“全球化”的视野，让我们可以看到中国打工者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的地位与处境。这可以说是一个双重性的压迫结构，在工厂内部，是一种阶级性的压迫，而在全球的分工体系中，中国工厂本身则是被剥夺的，处于以民族国家为单位的产业链的最低端。这种双重性的压迫结构不仅构成了对打工者的剥夺，对于工厂的主人“小老板”也是一种伤害。不同的是“小老板”所承受的只是来自世界分工的压力，而打工者承受的则是双重性压迫。从小说中对于美国的描述中，我们可以看清这一结构。小说中的“美国”呈现出两个面影，一方面是911之后，生产美国国旗的订单构成了小说的主要线索，无论是“小老板”的焦灼，还是打工者张怀恩的猝死，我们可以说都是这一“订单”造成的，这显示出了美国在生产关系中“残酷”的一面，但另一方面，小说中为打工者维权的律师周城，依靠的是美国的基金，这又呈现出“美国”善良、人性的一面。这两个方面都只是真实的，但惟其如此，才能让我们看到善良的“虚伪性”。如果说生产关系构成了人类关系的主导方面，那么我们可以看到“残酷”的一面是实质性的，而“善良”只不过是一种掩饰。另一方面，“国旗”在小说中也不无象征意义。美国人表达民族情感的“国旗”，却需要中国来生产，这是一种具有讽刺性的现实，也呈现了世界分工体系的戏剧性与喜剧性。在小说中，我们还能注意到一个中介，来自香港的“赖查理”，正如他名字的中西合璧一样，他也处于中国大陆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交接点上，在小说中他被赋予了一种神话性的力量，赖查理的一个订单，可以使一个企业起死回生，他一出现，可以将劳资纠纷消弭于无形，使工厂中焦灼的不同阶层如注射了强心针一般，焕发出生命的活力与生产的积极性。在这里我们可以发现一个生产的链条：打工者——“小老板”——赖查理——美国订单。这一链条同时也是一个多重性的压迫结构，所有的压力最后都集中于处于最底层的打工者。而这篇小说的最大价值，也在于对于这一结构的呈现，它以全球性的视野，对中国打工者的处境有一种总体性把握，让我们看到了更多层次的丰富性与复杂性。
小说的中心人物是“小老板”，它的一个长处是描绘了“小老板”的多个层面，不像一般“打工文学”中仅仅将之描述为打工者的对立面，或者劳资关系中一种压迫性的力量，小说呈现出了“小老板”的复杂性，他的人情味，他的焦虑，他在妻子与情人间的关系处理，他对待工人与李想时的得失算计，为我们表现出了一个立体的“小老板”，一个丰富的“小老板”，这相对于较为僵化的“对立面”来说是一个突破与成功，不过如果我们以更高的要求来看，小说更多是在“关系”中来描述“小老板”，表现更多的是“小老板”们的共性，而这个“小老板”本身的个性、性格、形象却还不够鲜明，似乎还没有达到“这一个”的典型程度。小说对“小老板”这一阶层的描述并不是首创，“小老板并不容易”这一想法或主题也不是首创，在罗伟章的《变脸》、龙懋勤的《本是同根生》中，我们也能看到在夹层中备受煎熬的小老板。
对于这个小说而言，值得探讨的是它所着力倡导的一种“劳资和解”，即打工者与小老板面临共同的压迫“都不容易”，作者的立场与情感也更多倾向于“小老板”，这样一种倾向既是对真实社会关系的掩饰，也是对“新意识形态”的顺应，也在更大程度上遮蔽了打工者的真实处境，但或许超越了作者的主观规定，小说中描述了打工者加班而死的残酷现实，虽然这一事实在作者看来，或许不如“小老板”被逼爬上电线杆更加触目惊心，但也让我们看到了“更不容易”的一个阶层。在这个小说，我们看到了不少背叛，打工者背叛了老乡，小老板也是靠背叛发家的，李想也背叛了小老板，在他们看来，或许只有背叛才能发财致富与出人头地，但他们却没有对整个社会的逻辑进行反思，正如这篇小说一样，它以“打工文学”的名义背叛打工者的阶级意识，为文学界所接受并高度评价，但它只是顺应了当下的文坛与新意识形态，在美学与历史中并没有足够的突破及新因素。
同是打工苦命人，脉脉心随情相依
——简评王十月中篇《国家订单》
张光明
当“打工文学”的口号浮出文坛之时，它本身便被赋予了边缘的意义，甚至说它只具有以文学为依托的文学之外的文化内涵。正是所谓的边缘性使众多的“打工文学”作者被忽视，随着时代变化，打工群体的日益壮大和打工所涉及的众多的复杂的关系日益显著，“打工文学”才逐步被人们所关注，然而它一直特异性存在，置身主流之外。今天，他们自身以及一些评论者进入主流的冲动越发强烈，如何被主流认可，如何融入主流或与主流分羹，如何保持自身的本色，纠结着“打工文学”作者和相关评论者，使他们焦虑不堪。
作为“打工文学”的主力干将之一，王十月携其中篇《国家订单》在主流期刊《人民文学》（2008年04期头条）上占据了一席之地，而后《小说选刊》（2008年05期）又选登了此篇，“打工文学”迈出了重要一步，也具有一定的反响。《国家订单》是具有独特经验的一篇作品，在“打工文学”之中，也有一定的特殊性。作品没有书写打工这个特殊阶层内部不同阶层的对立冲突和雇佣之间尖锐的矛盾，而是从小老板的角度入手，写小老板由于资金断链面临破产而失望，到收到订单赶制产品而带来希望，再到最后却因员工累死的事故使小老板彻底绝望的故事。故事背后的雇佣矛盾不是焦点，矛盾之中温情的流淌是作者用心之处。面对再大的冲突，“同为打工苦命人”的默默理解和体验都会化解一切，沉重却又体恤的情感维系着这个小厂子里的每个人。小老板对李想有患难相助之恩，有共同拼搏的苦难经历和真情相帮；小老板对张怀恩理解、宽容和信任，面对威胁信和锋利闪亮的刀子，小老板假装不知，并委以重任，虽有巧妙化怨，拉为己用之嫌，但小老板确是真诚的；小老板和漂泊的妓女阿蓝之间，肉体和精神上都和谐相依，小老板从阿蓝那里感受到了家的温暖，阿蓝从小老板那里得到真情的皈依。小老板和厂子里的所有员工，在加班加点的赶制产品的五天五夜里身先士卒，不断鼓舞，兑现诺言，也体现了温情和相互关怀。文章最后，黑夜里，小老板不知不觉走上高压线架，看着地面上的人，他静静地给阿蓝打了个电话，说着空洞的告别似的话。当妻子哭着喊着“破产了我们再去打工”，“小老板突然感觉一片温暖”。当他绝望地准备“要给那片地方光明”之时，赖查理的电话有一次想起，“国家订单”要两天内赶制出十万面星条旗，“去他妈的国家订单”，小老板终于愤怒了，把手机扔得很远，用力撕碎了手里的星条旗样板。这个 “带着写作者的体温和心灵的热度”的结尾，也给读者带来了温情的感怀。同时，“国家订单”在此处有了一种讽刺的意味：社会劳务中雇佣之间的冷漠、压迫关系和不及人情只顾利益的不良状态。而此作品结尾，却是温情、理解、体恤、同情战胜了冷漠和压迫，利益似乎已然无关，所有打工者梦想破灭的地方都有无尽的关怀，是打工者相互取暖、共同患难的自我关怀。于是内在的讽刺，就成为了对社会关怀的呼唤，对社会关怀的诉求和渴望。同时，美国“星条旗”的意象也可以看出作者有意识地将眼光放向全球的空间，开始来探索全球语境下打工者乃至国家的发展可能性，当然，该作品或许由于篇幅和理念局限，探索没有深入下去，但这无疑是一个可以期待的良好迹象。
王十月站在对打工者理解和同情的立场之上（作品中的人实际上都是打工者），从小老板切入，书写打工者群体的生存处境和心理状态。这正是作者多年漂泊的打工生涯的切实体验和对打工者这个圈子的深切理解和熟悉的缘故，如作者所言“他们的人生，就是我生命的多种可能性，是我们这一代打工者的可能性，只是在人生的三岔路口，我们终于走向了不同的小径，然而远方是相同的，我们殊途同归。”看似简单的打工处境和心理体验，实际上是其他经验难以代替的，或许只有感受过“花儿开在伤口里”的“真切的痛”的人才能写出。作者书写这种“真切的痛”的体验是通过文学的手段，通过文字来呈现的。作者没有停留在“为了经验而经验”的写作状态，没有流水账式的记录打工者的故事，而是力求把经验和文学有效结合，用简单晓畅，质朴平白的语言书写他所熟悉的打工阶层的独特而又富有意味的故事，这独特性使文学作品的具有特异性，特异性也正是文学作品的价值。
脱开此作品来说，固然，“打工文学”可以作为文学的一个面向，但是笔者认为，似乎“打工文学”这个称谓有些狭窄，所谓“打工”更多是作为素材的，包括故事经验以及与之相关的文化思考。但是，不免让人担心的是，“打工文学”自身到底有多大的更新和拓展空间，如何超越仅仅依靠个人独特的经验来拓宽探索的广度和深度，如何避免自我经验重复，如何挖掘更深的文学因素，文学与“打工”如何有效的融合，创作更具有文学性，更具有审美价值的文学作品，以及打工文学本身如何定位，如何与主流对接或是对抗，如何保持自身的特异性，依然是包括王十月在内的所有“打工文学”作者们深入思考和不断解决的问题。笔者坚信，“打工文学”本身的群体资源优势一定时期会长期存在，并且会更加壮大，“打工”这个“沧桑的词”（柳冬妩语）注定还有可待挖掘的广阔空间。
《人民文学》2008年第3期、第4期推荐篇目：阿来：《空山》（第六卷，长篇）
看《收获》
晓南
进入21世纪以来，对于“文革”的反思进入了更个人化的反思阶段。头条陈谦的《特蕾莎的流氓犯》（中篇），从“青春期”的角度切入，思考“文革”对于“青春”、“爱情”与“性”的扼杀。特蕾莎与王旭东都有一个发生在1975年的广西的青春期故事，初恋与性的萌动这些今天看来正常而平凡的事情，在那个年代却往往演变成决定命运的严重“事件”。这经历成了他们一生中各自的隐痛，在“原罪”的躲避与追寻之中，两人在海外相遇。同样是回望1975，同样是广西，同样注目于两性成长，这篇小说自然令我们想起林白去年发表的长篇小说《致一九七五》。作为中篇，《特蕾莎的流氓犯》显示出叙述上的精巧：先在特蕾莎的叙述中将读者“误导”为王旭东就是特蕾莎的“流氓犯”，再通过王旭东的叙述，发现了另一个大同小异的故事。最后，才抖出“包袱”：王旭东并不是特蕾莎的、而是另一个女孩的“流氓犯”。这“剥洋葱式”的复杂纹理不仅令阅读饶有解秘的兴味，也使小说浮现出深厚的意味：那个年代的“青春期”之痛是如何贯穿于所有彼时的成长之中，因而具有怎样的普遍意义。与特蕾莎的忏悔相比，王旭东的叩问不仅伸向历史与时代，还透入了自省与人性的刻度，亦令小说升腾到更高处。
吴玄的长篇小说《陌生人》塑造了一个“陌生人”的另类形象，这一形象无论是在中国现代文学中还是在当代文学中，都显得格外新鲜与独特。何开来名牌大学毕业后，并不是像许多人追求的那样，留在大城市内为成家立业奋斗，而是选择回到家乡小城。他先对市政府秘书一职吊儿郎当，又对炙手可热的电视台记者一职很快厌倦，整天混迹于酒吧中无所事事。在换服装一样换了众多女友后，他终于迎来了人生中唯一一次热烈的爱情。但当他得到了爱人之后，又随即厌倦了爱，而出人意料地选择了另一桩完全不般配的婚姻：娶了一个有孩子的胖富婆，借以逃避掉所有人生的徭役：不需挣钱工作、不需生养孩子、甚至不需履行夫妻义务。他回避人生的一切责任，包括爱的责任，甚至因逃避而丧失了性的需求。在他面前，且不说人生之重，即使人生之“轻”也是无法承受的，生命本身已成了一种虚无。主流价值观、社会伦理道德在他那里，都成为一种虚设的存在。他完全自我地活着，对父母之死无动于衷，对男女关系玩世不恭。何开来的冷漠与陌生投射出的空洞，令人绝望。
小说以何氏三兄妹中的老二“我”何燕来为视角，讲述长兄何开来与“我”的双胞胎妹妹何雨来的故事。兄妹三人互为映照，各自代表了不同的生活态度，“我”是普通人，代表了大多数人的主流价值观；何雨来追求感官的享乐而蔑视世俗道德；何开来则是另一个极端，他无所追求，也无所遵守，甚至无所蔑视，他是这个熟悉的世界的“陌生人”。三人仿佛一把尺子之间的刻度，差距分明，“我”位于两个极端自我的人中间，这样的视角不仅巧妙地使作品的叙述立场与一般读者的一致，也更易获得价值认同与道德同情。
“陌生人”何开来的这种“格格不入”，并没有屠格涅夫、郁达夫“零余者”的那种社会挑战意义，而是与加缪“局外人”一样，带有某种现代主义的荒诞意味。吴玄巧妙地将之本土化的同时，亦将加缪原著中虚的成分“做实”了，日常化的生活描写与时代背景的揭示，使何开来牢牢地植根于我们熟悉的世界中。与加缪的“局外人”相比，吴玄的“陌生人”远离了概念，更能在中国当代土壤中找到出处。何开来之所以可以如此虚无地生存，在于他没有生存之虞。他如此清楚这一点，因而并不脱离“体制”去寻找自由，而是安于宽松体制（工作与婚姻），利用人们的宽容行使自己的自由。对于“体制”，他既高标又委琐，既不满又不反抗，既吊儿郎当又安于享受，既疏离现实又通晓生存之道。这种或多或少的现实对应，使“陌生人”具有相当的典型性与现实性。
何开来固然是小说所刻画的一个极端人物，但现实生活中却不乏形形色色的表现。“陌生人”的存在状态其实或多或少地存在于所有人中间，只不过程度不同：有人是出于本能的逃避（如何雨来），有人是默默承受（如何燕来、何家父母），有人是看破之后的得过且过（如何开来与文如其）。小说透过生活实景的刻画追问存在，揭示出那个不易被我们觉察的时代症候。
徐则臣的中篇《天上人间》的故事似曾相识，是作者《北京啊北京》、《跑步穿过中关村》等“京漂”系列的延续。小说将第一人称叙述者锁定于一个“伪证制造者”的身份，讲述在北京为生存的边缘人的故事，他们虽没有何开来自我意识到的“陌生感”，却是努力试图摆脱实际存在着的陌生感的一群。作为外来者，融入大城市的生活，意味着适应和建立起一套新的生存法则，而“去陌生化”的动力，便是争取在城市中不再有陌生感。他们所努力的正是何开来所不屑的，这或许便是所谓“城外的人想进去，城里的人想进来”罢。《天上人间》与《陌生人》各居一端，从不同的角度描绘出两种边缘的存在，而这边缘，恰恰是最具有时代色彩的标本。但两篇小说在境界上却有高下：前者写“生存”，后者写“存在”。或许，如何超越生存层面，进入“存在”领域，正是徐则臣面临的难度与挑战。而且，作为一篇写生存的小说，《天上人间》也没有超越作者以往“京漂”系列之处，小说的周正、瓷实无法掩盖内容的陈旧、老套；小说技术的熟练也无法掩饰作者对生活欠缺更深的把握，如在刻画北京女孩时，对其身上所负载的北京文化那种想当然的处理，便减损了小说中的各个人物的典型意义。
姜贻斌的《洞穴》（中篇）与阿航的《芒果》（短篇）也以文革为题材，都属于“墙上有杆猎枪，最终要让它开枪”的路数，但故事的意思大于反思的意义。相比《特蕾莎的流氓犯》，《洞穴》最后的乞求“原谅”未免虚以委蛇，缺乏真诚；而《芒果》中概括的论断总是代替细节的描写，如此的越俎代庖有损于故事本有的丰腴生动。余岱宗的《第三人称》（短篇）与《陌生人》似有相近之处，但写实与蹈虚的功夫都不够，使小说流于荒诞。罗望子的《墙》（短篇）前面的叙述有滋有味，惜乎结尾收束匆忙。权聆的《绿林遗事》（中篇）文如其题，绿林故事而已，却不如通俗文学中的绿林故事精彩。
《收获》2008年第2期推荐篇目：吴玄《陌生人》（长篇）
陈谦《特蕾莎的流氓犯》（中篇）
看《十月》
丛治辰
小说难得的是写出韵味来。叶广芩的中篇小说《豆汁记》以豆汁为名，真的写出了小说中所说的豆汁那种“酸中带甜，醇味十足”的悠长滋味。
无家可归的莫姜在一个风雪天被父亲容留，从此成为家中的一员。她是那么落魄潦倒，可是一举一动，甚至表情神态，都透出一种和她的境遇不相称的沉稳与优雅来。叶广芩不动声色地布置悬念，不知不觉吊足我们的胃口，又从容不迫地将莫姜的故事一点点抖出，叙事节奏把握得极有分寸。从前清宫里随侍太后的宫女，到北宫门外卖花生米为生的老妇；从孑然一身投入叶家，到不成器的蛮丈夫和不相干的野儿子前来纠缠；从一碗豆汁的活命之恩，到“文革”时候的以死相报。莫姜这一生坎坷得近乎传奇，却因作者叙述的成功而显得生动可信。叶广芩的叙事不耍花腔，缝得密，垫得实。跟那些先锋味道十足的小说相比，或许显得旧，但是旧得有板有眼，把故事讲得周全通透。如今敢这样写小说的人，才见得出真功夫。
《豆汁记》的韵味，不但来自笔法上的老道持重，更来自那通篇弥漫着的追怀过往的迷人旧气。父亲虽然在新中国的政协里担任职务，但是那种随性而为的艺术气质，显然未改八旗子弟的风度；莫姜是末代宫廷调教出来的顺民，一颦一笑都带着前朝的表情；而刘成贵更是一直活在他宫中大厨的身份里，不管多落魄，还是要吃八珍鸭舌喝荷花粥的。他们显然个个都得算是文化趣味上的遗老遗少。浓郁的遗老遗少气，似乎是京味小说的通用标识，但叶广芩写来自有她的独特之处。早在上世纪九十年代，邓友梅就这样肯定叶广芩在京味小说创作中的位置：“叶广芩的‘京味小说’多取材旗人上层”，“好就好在‘够味儿’”，“不造作，不拿捏，从容书展中流露书卷翰墨之气”，“叙事写人如数家珍，起承转合不温不躁，举手投足流露出闺秀遗风、文化底蕴”。而这个“够味儿”是怎么做到的呢？照邓友梅的看法，“这文风这品味，装不出来学不到家，只能是生活磨练环境熏陶先天素质后天修养多年浸泡酿造而成。”（邓友梅《沉思往事立残阳——读叶广芩京味小说》）所以叶广芩这样的作者是极为难得的，她是真正浸在那种特定的文化里面，内心怀着深深的认同，才能写出《豆汁记》这样原汁原味的作品。
过分沉迷于一种文化的认同，就难免有所偏执，有其见与不见。何况这或许还涉及某种可能令有些读者抵触的精英心态：莫姜的温顺何尝不是一种奴性，这些早应被革命掉的旧贵族凭什么就这样沾沾自喜？但我更愿意将这篇小说单纯地看作一个殊少瑕疵的艺术品，而不愿在文本以外的立场问题上作无谓的纠缠。何况叶广芩早在文本中对所谓的“旧”表达了自己的理解：文化上趋旧的气质，使得小说中的这些人别有一种人情味，叫人备感温暖，只是这种温暖在新中国建立到“文革”的历史当中已显得那么奢侈。相信作者亦在这个层面上表达了自己的批判意识。小说的最末，作者感慨“到现在没喝上日夜思念的豆汁。到现在没见过莫姜那样的女人。”不见来者的怅惘溢于言表。
徐则臣的中篇小说《夜歌》又为他的“花街·石码头”系列添了新篇，和此一系列中另外几篇小说一样，《夜歌》故事的展开仍是建立在一个伦理尴尬的基础上：三条街上唯一端“铁饭碗”的小伙子书宝和三条街最漂亮的姑娘布阳谈恋爱，本来是再般配不过的一对，却因为布阳的母亲不光彩的前史，而遭到对妓女深恶痛绝的书宝母亲百般阻挠。作者凭借丰富生动的细节，将这一矛盾渲染到了极致，也因此使矛盾的解决具备了充分的合法性。布阳母亲自杀身亡，二人火线完婚，矛盾顷刻解决。若小说以此为高潮而结束，亦可算是“花街·石码头”系列中的平常之作，而徐则臣偏咬咬牙向前又推了一步：布阳和书宝是一个乡间丧葬班子的台柱子，遭到竞争对手的袭击，布阳流产，并因此罹患精神病，书宝将之托付给自己的母亲照顾。在照顾的过程中，这个曾经拒儿子儿媳于家门之外的婆婆竟逐渐培养起对儿媳的深厚感情，而曾经那么深爱布阳的书宝，却越来越对病人布阳感到厌烦，并最终和女班主王玉南鬼混在了一起。人性复杂难测，叫人或潸然泪下，或扼腕叹惜。而就在小说有可能变成一个薄情郎君的故事时，徐则臣再次逃脱我们的预期，将书宝内心的矛盾和痛苦写得纠结而真切：他内心仍深爱着布阳，但已经完全丧失意识的布阳不能给他心灵的慰藉，不如索性投靠了王玉南熟练的身体和旺盛的欲望。他痛恨自己的不贞，却又无法自拔，而正因有了这样道德上的挣扎和无奈，这个人物才格外富有力度。“花街·石码头”系列是徐则臣精心构造的精神故乡，也是任他大动干戈的小说技艺练习场，从《夜歌》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徐则臣的小说技艺又精进了。可是技艺的日益精湛是否就能完全弥补经验的日见匮乏和题材的不断重复？性及由此带来的乡间伦理问题既提供了这一系列小说共同的主题，也造成了它们共同的限制。或许对于徐则臣来说，是时候沉潜下来，去寻找新的经验和写作资源了。
在发廊卖身的小姐爱上了自己的恩客——一个勤工俭学赡养母亲而被表彰的优秀大学生——而巧设圈套让他娶了自己。王棵的《透不过气》像是一个现代版的青楼贞女故事，可不管是贞女的一腔真情，还是胡安近乎病态的懦弱和癫狂，都显得荒诞可笑——除非王棵本来就想写一个漫画样的黑色幽默。本期的两个短篇显得更加粗糙简陋。《街舞》（叶梅）中小心设置的悬念生硬而莫名，《安家记》（曾晨辉）则更像是《故事会》中的点缀。
本期“小说新干线”推出的女作家王秀梅，善于刻画某一类现代都市女性。她们内心怀着某种隐痛，小心翼翼地与城市和人群相处，寻找自己的生活方式。不管是《树洞》里李鱼的放纵，还是《寻找马龙》里“我”的漠然，都表现出一种和现实生活拒不合作的令人心疼的倔强。王秀梅的小说生动好读，细节清晰，却又往往注入一种非现实的因素，直指现代人的精神困境。如其创作谈所说，她的小说显然受她的成长经验影响颇深。这是她的优势，也是她的限度，因此，是在现有题材下深入挖掘，还是探索新的写作对象，可能是王秀梅持续写作要面临的问题。
《十月》2008年第2期推荐篇目：叶广芩《豆汁记》（中篇）
看《当代》
闫作雷
本期小说从总体上看质量一般。
头条是莫怀戚的《白沙码头》（长篇）。小说写了当年重庆一群孤儿的命运遭际与“麻辣人生”，表现了一种敢爱敢恨、有血性有胆量、自由、艺术的生活方式。“白沙码头”在作者生命体验的基础上被塑造成了一个新的理想化的“江湖”，在这个“江湖”里，众兄弟平等相待，连农民和学者都能和谐相处，没有情感的间隔；那些快意恩仇、肝胆相照的侠义之事，能让绝大部分读者血脉喷张。作者对“白沙码头”的重建，是一次精神还乡，并在那逝去的精神乌托邦的追忆中展现了当下的萎缩性。作者说那个时代的重庆人：“要爱就爱得不管不顾，要活就活得精彩不俗，即使是死，都是眼都不眨一下……”，但是“这样的生活态度现在看不到了，现代都市人太理性、太聪明、太小气，仿佛一台精密计算的仪器而存在，没有了血性，甚至都缺少男人气”。这种“种的退化”观点在1980年代莫言的《红高粱家族》里就有表达。新旧时代的前后对比当然有很强的批判意味，但是这种反观式的写作，必然带着诗意的美化成份，过去成为纯净的精神原乡和灵魂栖居地，所以作者说那时的人“即使是愚蠢，都蠢得那么生动和率性”。当缅怀淹没了反思和理性，粗糙、粗俗等“感性负分子”也就成了不可或缺的正面价值，粗鄙不堪也成了粗犷豪迈。
作者最用力刻画的两个人物是白萝卜和八师兄。然而，白萝卜这个来无影去无踪的神秘女子，虚漂混沌，流于表面，仿佛只是表现大师兄、二师兄、三师兄兄弟情谊、江湖侠义的道具。八师兄对自由、爱情、艺术的追求在现实中幻灭，却在蛮荒、监狱、街头得以实现；他在云南边疆财色双收，回来后爱情与艺术失而复得，这种生活在别处的浪漫想像以及自我镜像的投射都是典型的文人想像。浪漫的回忆或想像最后总在悠悠岁月的常与变中令人感伤、缅怀，那种逍遥自在的生活也因了白沙码头的不在而最终消失。小说具有传奇性和鲜明的地域特色，讲述的那种生活方式也能很吸引读者，故事颇耐读。但是，小说结构的散淡与情节的戏剧化，语言的淡而无味与内容的“麻辣”，二者的混杂没有形成充分的张力，因此也显出刻意山高水深的做作。
钟求是《一生有你》（中篇）呈现了一个很常见的都市欲望主题。患了儿童孤独症的儿子在家里和学校的异常行为导致了夫妻的争吵，丈夫因无法忍受，离家出走。不过，这只是故事的引子，小说其后着重的是对丈夫出走后妻子邱静的精神、欲望层面的描写，丈夫出走及因儿子受到的委屈，使她的情感和现实生活面临双重危机。小说的叙述在逻辑上虽然做得很严密，能让人信服，然而这种欲望与勾引的模式并没有因其合理而获得新意和突破。而且，其后，邱静与老克不断发生关系是因为他的残腿，不仅装神弄鬼，而且牵强。或许儿子的“残缺”造成的精神失落要通过老克的“残缺”得到某种安慰和平衡？这种对残缺偏执的爱和近于变态的迷恋，虽然很现代主义，但也莫名其妙；虽然将邱静的复杂情感和微妙心理呈现了出来，但也显而易见作者“做”的痕迹和一厢情愿。都市欲望也仅仅因为这点有限的超越才没那么放纵。
裴蓓的《单位》（中篇）单位的那堆破事并没有如封面宣示的那样“常写常新”。小说的前半段更像“问题小说”：单位对人的束缚与规约，人对单位的无奈与牢骚，体制的弊端与改革的艰难。这些虽然以梅沥沥的视角和切身感受出之，但依然是老调重弹。如果说和当年的“新写实”作家笔下的“单位”有何不同，就是后者呈现的现实困境和零度还原在这篇小说中得到了解决或情感超越。单位如“心狱”般对人激情的耗散，它对梅沥沥造成的精神压抑却让她获得了艺术的灵感，前半段单位的问题是为后面个人的成功做铺垫。结尾的皆大欢喜不仅消解了先前对单位感受、思考的深度，而且单位问题的解决肤皮潦草、浮光掠影；小说中不厌其烦一遍遍出现的“野菊”意象，其手法的陈旧和喻意的直浅，让人无法忍受，梅沥沥个人艺术上的成功也显出矫情和自恋，她的“衣锦还乡”，不是对单位的缅怀，只不过是彰显单位是其大隐隐隐于市和苦其心志的过场而已。
娜彧的《礼物》（短篇）将一个传统的三角婚恋故事翻出一些新意。妻子送给丈夫迟浩的礼物羊毛衫成为二人离婚的催化剂；而离婚时送给他的留念礼物打火机却使他念念不忘。“第三者”小魏这个孙柔嘉式的人物苦心经营的婚姻围城，最终还是在前妻的那点“小手段”面前倒塌。“礼物”（打火机）实际上让这对夫妻在离婚后达成了更深层次的默契，成为摧毁丈夫和“第三者”将错就错婚姻的潜在力量。在人物刻画上，作者对妻子连念和“第三者”小魏二人的褒贬倾向太明显，人物性格作者急不可待的直接交代出来，作者的生硬议论也不时跳出来，这都显出叙述的急迫。
范小青的《颊带惆怅你为哪桩》（短篇），小学老师蒋天民因一场工程入股骗局而陷入无穷烦恼中，亲朋好友纷纷向他逼债。小说开头蒋天民的被绑架颇有几分悬疑色彩，随着故事的展开，生活的荒诞呈现出来，追债人之间环环相扣形成一条链，在现实中都不得安宁，烦恼只有在被绑架与外界隔绝时才能暂时消除。小说结构和叙述的到位，淡化了黑色幽默似的结尾无与伦比的“假”。若说不足，就是稍显单薄，过于周正和谐而没有太鲜明的特色。
《当代》2008年第2期推荐篇目：空缺
看《花城》
刘纯
自从《清水里的刀子》以来，石舒清的小说就以其情节的淡化、叙述的抒情化、结构的散文化引起文坛的关注，本期的《麻花客》（短篇）也不例外。这篇小说同《花城》05年第1期刊发的《果核——记邻村的几个人》风格接近，从被唤为“麻花客”的干爷写起，用简明准确的笔触让干爷和他的四个儿子呈现出各自的生活真实，语言一如既往地清疏俊朗。其中，对于那位命里可坐四十天江山的干爷的刻画，显现出作品不同于当下主流的、独具一格的文化底蕴。然而，正如小说所言，“和干爷高古奇清的一生相比，他的儿女们都是没有什么可说，说来倒好像是给他老人家脸上抹黑似的。”无论是精明的王敬一，还是卖血的鞋匠，不管是摆摊的阿尤布，或是疯癫的老娃，虽然仍旧各有各的故事，气象上却比干爷差了一大截，多少都有点市井小家子气。似乎和后辈们的“不肖”相应，小说后半部也显得劲道不足。或许石舒清正是希望通过这种落差传递出某种关于颓败的暗示，但这种处理方式使得小说本来就略嫌散淡的意绪更加清淡。
本期头条推出的阳明明的《崔琴》（中篇），实际上由一个简短的前言和九个相对独立的故事构成，这些故事除了都发生在那个叫做“孚逸河边上的迦鲆”的地方外，彼此之间没有任何关联。在“前言”中，《崔琴》被描述为一本从旧书摊上花一元钱买来的废品，作为“本书作者妻子”的姓名，“崔琴”被当作小说的题目也就包含了相当的随意性或游戏性，写作的严肃性在某种程度上得到了消解；与此同时，每个故事发生的时代背景也被刻意模糊，不同的时代背景得以在同一篇小说中杂陈并置：这种自动减负的拼贴行为，显然是为了获得一个更为自由宽松的表现空间，作者由此可以放开手脚，随心所欲地在这块自己开辟的文学版图上反复涂抹、练习。应该说作者在这九个故事里体现出了相对完整的小说意识，只可惜每个故事的处理都略嫌粗糙，缺乏更进一步的打磨，散漫的闲笔淹没了故事的关节和内核，使得它们都少了一种抵达人心的力量。
尹向东的《一百年》（中篇），题目颇为气势恢宏，内容却有些鸡零狗碎。三个小学生在亲眼目睹一次车祸之后变得浑浑噩噩，从此走上了不同的人生道路。在作者看来，无论是刘亮的过分无畏，还是张明毅的过分恐惧，抑或是“我”的混吃等死，显然都不是面对死亡的正确态度。既然人总会死去，为什么不能坦然地面对有限的生命？为了让“我”想明白这个问题，作者用了二十多页的篇幅，把刘亮和张明毅一步一步推向死路，即使将限制性叙述简单笨拙地转换成全知叙事也在所不惜。然而，“我”的启悟全靠小说结尾一缕温暖的阳光，与作者的杀鸡儆猴毫无关系，如果这缕阳光早一点出现，《一百年》或许可以成为一个精炼的短篇，刘亮和张明毅也不至于难逃劫数。类似的还有王棵的《次要战争》（中篇）：一对自以为是的男女在勾引与反勾引、调戏与反调戏的游戏中互相折磨，俗气的对白与拙劣的心机构成了攻防的全部内容。每当故事快要山穷水尽的时候，王棵却总能柳暗花明地找到新的叙述动力，无关爱情的次要战役也就由此绵延成了一场身心疲惫的次要战争。
此外，张玉清的《安全》（短篇）写一个叫布鲁诺的家伙因为偶见元首癫痫病发而必须赴死，由于死前任何愿望都可以尽量满足，布鲁诺此前根本无法办到的事情反倒一件一件成为了现实。作者选取了一个舶来的故事情境，却又回避了对生活细节的扎实叙写，其所要传达的荒诞感也就由于这种投机取巧的作法而变成了一种流于表面的文字游戏；再加上小说通篇平铺直叙，情节几无起伏可言，基本上就是将一个并不新鲜的理念转化成为一个简单到透明的故事，然后讲完了事。葛林的《我的少年女友》（中篇）描写一个十岁孩童两个多月的草原生活，所谓“少年女友”即指他在草原上结识的女伴米拉。第一人称主观叙述使得小说的语言风格无比童真纯洁，然而这种腔调自始至终一成不变，多少让人有些发腻，反而透出一种“老凤强作雏凤声”的刻意和造作。弋舟的《嫌疑人》（短篇）故事并不复杂：格桑的妹妹与唐婉的哥哥携款潜逃，被唐婉藏匿起来，想要帮助他们的格桑对唐婉的跟踪构成了小说的主体。为了不让格桑也带有包庇的嫌疑，小说的结尾令人目瞪口呆：唐婉在四通八达的巷道里撩起大衣，褪下裙袜，亮出臀部，“眼睛从两条光滑的大腿之间仁慈地注视着他（格桑）”，“一瞬间，格桑已经泪流满面”，然后放弃了对唐婉的跟踪。整篇小说充溢着诸如此类“诗意的光芒”，“诗人的身份”和“诗歌的名义”被作者赋予了无上的精神向度和世俗特权（如可以破例探监），面对这个诗人的白日梦，我们实在无法与作者感同身受。
《花城》2008年第2期推荐篇目：空缺
看《大家》
陈新榜
今年第1期《大家》一扫困顿，令人有所期待。通览第2期的作品，姚伟《血殇》饶有趣味，周晓枫《墓衣》不失水准，有此二篇，本期还算差强人意。
姚伟《血殇》（中篇）是一篇机智有趣、结构精巧的小说，充满智性，颇有博尔赫斯的味道。它融所多玛的毁灭、比拉皇帝荒淫生平、亚历山大大帝东征等历史和传说于一炉，通过对史料的戏拟，以煞有介事的旁征博引混杂历史和虚构，将三个柏拉图式对话体故事和“人皮遗书”、“忏悔书”、“地狱书”等三篇自传式伪经纽结编织在一起，讲述了一个吸血鬼始祖的奇特故事。播散在故事中的是一系列关于文明、社会制度、伦理、人神关系的思辨，引人入胜，发人深思。三段对话体以奴隶状告父母、祭司绝育乱伦、贵族状告巫师独占水源而巫师反诉贵族占据财富等三场控辩分别探讨了奴隶制的合法性、人伦习俗根基、财富分配制度等问题。由吸血鬼自叙的“人皮遗书”显示一种强烈的“超人”意识——普通人只是由智者或美少年变成的吸血鬼的食物；热爱表演和艺术、沉湎酒色之欢的比拉皇帝（无疑是影射臭名昭著的古罗马皇帝尼禄）的“忏悔书”揭示的是专制者的空虚；所多玛大祭司在 “地狱书” 自叙其乌托邦试验失败和后来成为吸血鬼始祖的经过。作品各个分部具有相当大的开放性，表面上看似散漫，然而实际上作品整体结构却很严整，各个片段的人物互相关联、主题互相指涉，勾连紧密。在这种有机的框架下，作者可以放手施为，集结所有材料，去营造一个魅惑的虚构时空，其才情可以得到最大限度的展现。本篇讨巧的结构使得故事、叙述、思想等诸个层面贴合得相当不错。然而，摊子铺得太大，养分便不免稀薄，作者不得不凭借统一的堂皇语调勉力支撑着叙述，仔细梳耙不难发现作品的诸多缝隙，苛刻些看，作品还是稍嫌不够厚重。
归入“跨文体写作” 的周晓枫《墓衣》仍旧延续作者一贯的在散文中融入虚构元素的路数，以一贯精致、通透的笔调发掘看似平常事物之下的幽微底蕴，给人不少启悟。本篇分为三个部分，虽然勾连不多，然而都是在死亡阴影下对生命意义进行苦苦求索，通过主题的聚焦，使几部分成为一体。《江蓝》讲述的是“我”年轻的同事江蓝突如其来的死亡和她无疾而终令人怅惘的爱情，“我”则由于为她试穿寿衣而使那个品牌成为自己的禁忌。淡然的笔调只是描出生命的冰山一角，埋藏其下的冥漠隐约可见。《病榻》中丈夫原本“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的承诺在妻子缠绵病榻性情大变的无休止折磨下不断萎缩终于变质。关于爱情和死亡的思辨，与既定情境之下的人物心理浑然一体，环环相扣，充满了紧张感。可惜《骨灰》在写了两个片段后就完全进入了主观抒发的轨道，虽然金丝玉屑般的思绪和深刻洞察随处可见，然而由于抽象得没有可触感显得冗长，从而使第一部分开始的一股劲没能贯穿到底。如何在虚构情境的张力结构和思想表达情感抒发之间保持恰到好处的分寸，是作者应当注意的。
本期有两个作者拿出了他们的“少作”。张楚 《多米诺男孩》 （中篇）写于1998年，在镜头不断切换闪回的叙述游戏中书写的无非是充满性欲躁动的青春体验。作为和李冯《多米诺女孩》攀亲的小说，倘若在众多甫登文坛的 “70后”作家凭借“青春+性”立足的10年前发表可谓恰逢其时，时过境迁，于今视之就不免人书俱老物是人非。巴音博罗《狼王的诞生》 （中篇）也是写于1998年，是他的第一个中篇。在这个人变狼的故事中，作者意图揭示特定社会里人性中的“狼性”，然而一心多鹜，用力分散，从而重点不清，造成了小说的冗长拖沓。或许，这两位作者把不成熟的作品拿出来，真的只是意在为本人进行一次告别青春的祭奠。
“先锋” 栏目中盛兴的《三兄弟》和《小酒馆》（短篇）又一次辜负了人们对先锋的期望：前者走的是与类似残雪的路数，让小说中的人物在不确定的叙述前一筹莫展，通过暗示制造点犹疑的氛围而已；后者则是通过生拉硬扯的比喻和感觉来写小酒馆中的种种物事，无非是进行一场并不精彩的语言操练。
和玄虚高蹈的“先锋”相比，刘素娥《亲人的故事》（中篇）只是老老实实地讲述母亲老年再嫁的纠结和鳏夫堂哥徒然暗恋的一生，情感真挚，叙述细腻，倒有几分动人。鲍十《咸水歌》（短篇）虽曰清淡，实则无味。陈然《讲真话游戏》（中篇）把一个本来不错的带有荒诞意味的故事弄得形神俱散。杜文娟《河对面的标语》（中篇）、罗新学 《明月几时有》（中篇）、李秋雯《社火啊！社火》（短篇）故事和手法都很老旧。与以上作品相比，本期的“非虚构作品”栏目下江子《暗疾，或阴影》提供了数幅暗疾者的速写，干净利落，余味隽永，反倒更得小说三昧。
《大家》2008年第2期推荐篇目：空缺。
看《钟山》
丁幸娜
相比于佳作纷呈的第1期，2008年第2期《钟山》小说质量整体滑坡多少令读者失望，这或许折射了中国文学杂志普遍处于稿荒之中的现状。
女作家康桥的《万物皆有漂亮的后背》（短篇）在本期小说中相对优秀，富有灵气和才情，值得一读。该篇小说通过“我”的童年视角叙述一个村子人的生产生活与风俗人情（大致写建国后的生产队时期）。小说主要由两个场景组接而成：村子上的杀牛、吃牛杂的场景以及“我”和小伙伴的“淌鱼”场景。作者的细节描写充实饱满，诸多场景历历在目，使小说具有现实性和可感性，只是某些场面的正面强攻不够（例如杀牛）。小说的成功仅仅停留在场景和细节层面上，在内容上过于单薄，在深层意义上也缺乏开掘。狐仙唐美兰的预言和幼子黄家才的死，使小说在一定程度上又超离了现实，沾染了神秘与诡谲的色彩，具有玄虚飘渺之美。
文曙的《书香》（中篇）记录了一个世纪之内祖孙四代人不断赶考的故事，揭示了科举制度和高考制度对文人学子的影响。人物形象靠近古典，某一性格特征突出，有单面化、戏剧化的特征（例如高祖、幼年的曾祖）。小说在细节上颇费经营，营造了较为浓厚的历史氛围，令读者重新回到了历史情境之中。作者对家族史有一定的掌握，所以某些细节和氛围相当逼真；但对于他不熟知的部分就用概念化的方式草草带过，这体现在某些人物的脸谱化和故事的程式化上（如成年的曾祖和寄兰之间的故事符合“才子佳人”模型）。《雨衣》（短篇）出自职业警察一一之手，所以故事性很强，开始就引人入胜。小说写妻子萧晓被歹徒强奸，由此引发了夫妻之间的恩怨纠葛。小说的亮点在于：对练习瑜珈术时的心理状态有形象而深切的描绘，在哲理意义上也多有探讨。在故事结局的设计上，流露了充分的男性意识，似乎只有妻子的死亡和鲜血才能弥合夫妻之间的裂痕，达成新的和谐。夫妻二人仅仅是纸面上的人物（妻子的形象过于完美），所设计的故事也完全封闭在作者的观念世界里，人物和故事皆缺乏扑面而来的生活气息，作品终极意义亦不明确。曾在《上海文学》（2006）上发表过《桃花塘记》的杨丽达在《钟山》上继续了描写精神病人的“桃花塘”系列，本期头条即是杨丽达的《天地玄黄》（中篇）。小说以精神病院内“医生患者”、“医务人员”之间的恋爱故事为主线展开，试图通过描述非常态的人生来挖掘人性和人类精神世界的复杂性，以小医院折射大社会，却没有达到预期效果。小说在对赵存在“性心理”的描写上有一定的新颖性，但大多数的人物和故事仍然摆脱不了概念化和模式化的弊病（例如赵存在的书生形象），原因可能是作者对这些人物现实的社会背景、经历和性格缺乏真切而深厚的了解。
梁晴的《草编地毯》（中篇）描写南京一户下乡返城的知青家庭的家庭史，主要围绕子女婚嫁和家常琐事展开，上演了一幕世俗的家庭剧，总体表现平平。肖元生的《务虚会》（中篇）写官场和学界之内的政治斗争，但作者对此显然知之不深，所以小说只有强撑起来的故事架子，而缺乏深层次的认知与感悟。阕迪伟的《逃遁》（中篇）在惊险的逃亡历程中又穿插了一段“艳遇故事”，欲模拟中国古典小说而功力不足，故事框架停留在古典与现代之间，语言也在文白之间游移。郑慧的《弥留》（短篇）似乎是一部“流水帐”似的“家族史”，读者只看见家庭成员各自经历的铺排和罗列，故事没有明显的主线和框架，而作者的用意也淹没于其中。周美丽的《银鱼》（短篇）对于被欺凌的小人物的悲惨境遇与悲凉感受有深入的刻画，同时谴责了人性的邪恶和霸道一面，表达了对弱者的人道主义同情。但人物似曾相识，故事也过于老套。
《钟山》2008年第2期推荐篇目：空缺
看《华语文学》
谢琼
2008年第4期的《华语文学》以荆歌的长篇小说《鼠药》为主打。这篇小说讲述了一个发生在七八十年代的有关家族内爱、恨、背叛和谋杀的故事，试图用一些小范围内的残酷故事来反映时代变迁中人的命运。七十年代的泛政治化与八十年代的人性情感解放，直接决定了小说中人的生活轨迹与价值取向，而反复出现的鼠药则成为不同时代不同人那些相同的精神绝望与痛苦状态的象征。在小说中，这一切都以信件的形式获得最直接坦率的表达。那些信件很容易让人联想起《天涯》杂志民间语文栏目中的那些旧日信件文书，它们向读者传递了关于一个时代的强烈的现场感，让我们得以看见个人是如何被彻底地卷入历史当中，以至于连私人书信的内容和措辞，都深刻着时代的烙印。
可以说这是一篇《鼠药》“很荆歌”的小说。荆歌以往的创作风格始终表现出一种“饶舌的残酷”——他总是残酷，并且总是饶舌地讲述残酷。《鼠药》则是这种饶舌残酷的典型。一方面，《鼠药》集残酷之大成：小说大致包括父母不和的家庭关系、兄弟同爱一女、由爱生恨的谋杀、弟与嫂间的不伦之恋、母亲的杀夫与出轨等情节线索，而小说的题目“鼠药”被小说中除父亲以外的所有主人公在试图自杀或谋杀时提到过，并最终成为母亲杀夫和哥嫂之子意外惨死的罪魁祸首。另一方面，《鼠药》也饶舌，小说用上百封信件结构了小说，信末还附有大量“荆歌”的评注，这种书信体加评论的结构能让作者放手在书信里婆妈，在评注里饶舌，它们往往能使书信看上去更加真实有味，或者使书信的背景更加具体清晰。荆歌的这两大创作特点，就是这样在新作中，以新颖独特的形式，扬长避短，获得了良好的结合。
总体来说，荆歌对书信体复杂结构的驾驭，还是相当成功的。首先，他让每位话者都在自己的信中从自己的立场、以自己的性格说话，造成了一种多角度叙述和众声喧哗的繁复效果，这种叙述声音的繁复又和故事本身的复杂相呼应。其次，不同话者在不同时代的信件都留有那个时代真实的文风，几个词、一句话都能让读者窥到一个时代的风貌。信末评注中对“粮票”、“下乡”等词的注解，则一方面介绍了信件写作的背景知识，另一方面又让人陡生嗟叹——一个时代正在不可抗拒地离我们远去，以至于如今的读者要凭借注解才能读懂曾经的信件了。最后，书信体非连续性的本质还使得叙事能以一种或断裂或突兀的方式进行，使得荆歌作品中常有的不足——情节突兀和理念先行，在这样一种叙事文体中也变得颇为合理了。
当然，情节突兀和理念先行的问题不是没有残留：比如，对“鼠药”主题的过于牵强附会，使得小说中人人处处动不动就要寻死或要杀人，并且每次要寻死或杀人都不会只说“想死”或“想杀了某某”，而是一定要以“我真想买一包鼠药”或者“我昨天买了一包鼠药”开头，仿佛死不死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一定要用鼠药。过于频繁和每每戏剧化的残酷，反而会降低残酷的感染力，也枉费了一番叙事技巧上的渲染。此外，小说的形式架构也偶有炫技之嫌。比如，引子和所有的“荆歌”插话虽有其不可替代的叙事作用，但每一个评注都特地标明[荆歌注]似乎就大可不必。今天的时代已经不再是马原初登文坛的时代，如今训练有素的读者们不太会因此而误以为所有的信件都真实存在了。
本期另有田耳的中篇《掰月亮砸人》，写以讨乞为生的狗小大难不死的传奇经历及此后在乡村的种种遭遇，同时另起一线去写桑女与野猫的爱情。田耳擅长在浓浓的乡俗中写世态人情，这一篇也不例外。其中两位主人公——有着大难不死的传奇经历的乞丐狗小和在村种飞扬跋扈的田老稀之间的纷争各显其苟且偷生和卑鄙自私的秉性，文字间多少让人觉得有些不堪。文中唯一能展示乡村之美的桑女与夜猫的爱情，也以桑女病死并被奸尸的惨剧告终。如果说对桑女和夜猫的爱情书写以及最后的悲剧结尾，多少映出乡村爱情的美好和那份美好在乡村的另一面——低俗不堪的乡村生活——面前的脆弱的话，那么狗小的传奇就让人有些摸不着头脑，不知作者意在何处了。
韩松的科幻小说《地铁惊变》，是严肃文学刊物中不多见的通俗题材，刊物特别在目录中以“科幻小说”一栏单列，表现出一种打破严肃文学和通俗文学界限的尝试。当然，所谓通俗和严肃，本就无明确界限，所选的这篇韩松的作品，又具有相当的严肃文学色彩，放在严肃文学刊物中也并无多少突兀之感。小说描写了一辆脱轨而出、以高速奔向宇宙空间的地铁中各节封闭车厢的迥异面貌，似乎每一节车厢都是一个孤岛，在展开一场特殊境遇下人性和社会形态变异的试验。在科幻小说的序列中，这篇应属于软科幻，不着重进行科学推理，而更多以特殊境遇中生发出的关于人生和宇宙的哲思打动读者。但是，这么多车厢中各异的巨变挤在如此短的篇幅中，多少使得每一次、每一种的巨变都缺乏有理有力的过渡、铺垫和展开，而带有任意理念化的倾向。
本期的短篇有二，裘珊珊的《脚背》和史铁生的《智能设计》。《脚背》写一个被车撞了的小伙子精于算计的外表下一颗纯朴的心，故事简单却铺垫完整，充满生活情趣，让我们得以重温传统叙事笔法的韵味，但也并无更多深意。史铁生自90年代以来中期以来，作品风格越来越趋向于对内心的探索，直接导致小说情节的虚化和语言的哲理化。他最近的一些半哲半文的小品文，虽然仍然被各期刊列于小说部分，但实际上已经难寻小说的踪迹。本期的《智能设计》从“智能设计创人说”的看法入手，以机智的语言，探讨了数种创世纪说和创人说，提出了有限与无限、接受宿命又不囿于宿命的辨证观。
《西部华语文学》2008年第4期推荐篇目：荆歌《毒药》（长篇）
看《上海文学》
谢琼
也许是巧合，本次两期《上海文学》充满了各种悬疑神秘或故作悬疑神秘的故事，综合统计共有一处神秘老宅、通灵人和弱智儿各两个、三位单身妈妈或准妈妈主人公、四起反贪案或凶杀案，以及“一瞬三十秋”或是“男人钻进女人子宫”等数个荒诞情节。
2008年第3期的中篇有二，范小青的《暗道机关》和刘建彷的《城市游鱼》。前者讲了一个房产科科长探寻神秘老宅怀厚堂及其重返故里的女主人怀彩云之身世的故事。他最终探寻出了怀家几十年前的家族情史，却被自己的老婆误认为精神失常和有外遇。不过，比怀家旧事本身的神秘更加夸张的，是主人公“我”听到这些旧事时的咋咋呼呼；比“我”的咋咋呼呼更夸张的，是“我”老婆疑神疑鬼的大呼小叫。事实上，作者曾写过不少谜一般的有关老城故人旧事的短篇小说，但对旧事的探询最后却往往消散于作者那素淡的笔触中，代之以一种或断线、或错位、或无解的结果。这样看来，这次对怀厚堂的探访，也多少延续了作者一贯的风格。不同的是，过去的短篇小说多为第三人称，充满悬念的故事情节引人入胜，作者书写故事的笔触却素淡悠远；这一次以探寻者作为第一人称叙述人，他不断的设问、评论加上他和老婆之间的冲突颇为热闹，反倒显得怀厚堂的陈年隐情本身平淡无味了。这种不均衡的对比也许是作者的有意为之，但作为小说表层故事的旧宅寻疑，本该承担起激发读者的阅读兴趣和快感的重任，如此一来却多少有点失色。刘建彷的《城市游鱼》，写“我”、副市长陈风、号称“女巫”的酒吧女店主、副市长陈风的初恋情人“红披肩”、我那四处勾引高官的表姐，以及对“我”示爱的男人林男之间的权、钱、情的纠葛，多角恋爱和多角交易勾勒出一副乱世没落的图景，但故作的神秘、繁复的关系和过分的巧合让小说就如同小说所描述的那个污浊的世界一样，反而让人理不清线索。
短篇中，刘庆邦的《摸刀》讲村人普同庆为协助警察调查其同乡普同生的杀兄案而下河寻找杀人凶器，最后却又摸出一具无名女尸的故事。就“摸刀”这样一个农村的片段场景而言，作者写得惟妙惟肖，引人入胜。但是，文章既然以“摸刀”为题目和核心情节，又处处渲染凶器悬念，自然会引起读者对凶杀的阅读期待，而杀兄案的讲述处理得相对草率，读者该不会太开心。吴君的《陈俊生大道》写自视甚高的打工者陈俊生和同宿工友关系不和，以至于无人愿意在他和探亲的老婆做爱时主动回避。他只好四处寻找能够和老婆做爱的地方，却屡屡碰壁。这让他最终放低了心态，愿意和工友和解。于怀岸的《夜游者》写村人谢家旺的夜游偷情史和偷情泄露遭打史，结局则是主人公在扒自家排方模拟偷情时坠地身亡。这两篇小说似乎都是要借性爱来说点什么，但连接性爱叙事和那“点什么”之间的桥梁，却不够明确和坚实。吴文君的《微风一息》以基本写实的笔法写“我”和弱智儿子木西安的生活片段，片段的结尾却是我在与熟人偶遇攀谈的一瞬间，人世过去了三十年，木西安脸上生出了皱纹。这个结尾也许自由深意，但读者接受起来恐怕多少有点困难。除此之外，小说对那个有些自闭的中年女主人公的刻画还是非常微妙细致的。
第4期的《上海文学》要比第3期好看。小说以中篇开卷。凌洁的《水里的月亮在天上》，写中国南部渔家女苏拉的情感生活，其间又牵涉到作为难民逃回中国的侨民戚秀兰、林进，苏拉的渔警丈夫李伟，以及自称是越南人的马格的生活。苏拉在嫁给李伟之后，不堪李伟的侮辱折磨，带着女儿和身孕逃回家。与此同时李伟一直在和马格勾搭，却又为了能同时掌控马格和林进两人而强迫他们成婚。世事沧桑，李伟因受贿沦为阶下囚，林进出于报复强奸了苏拉的女儿，苏拉在爱情梦再次破灭后，为了儿女的将来，下嫁给了远方的老男人。北海的女作家凌洁写过一系列侨港小说，对那个特殊群体的生活困顿、身份迷失和坚韧的生存能力进行了体贴细致的书写。这一篇也不例外，侨港女人的宿命、悲苦和坚韧跃然纸上。但我个人更重视的是作者对时代背景的暗示——苏拉的母亲戚秀兰、马格的丈夫林进，都是1978年中越战争前夕被越南当局驱赶回国的华侨难民。他们的难民身份在某种程度上导致了他们以及他们后代的悲剧命运。侨港的个人恩怨，也就由此得以成为一个战争年代的悲剧。但是，作者似乎并没有要有意识地将二者联系在一起，小说中的时代背景暗示模糊不清，全文亦以苏拉和马格的爱情悲剧为主。作者当然有权利选择如何构架自己的作品，但是，我想，对这个特殊时代的产物，这些混杂身份的人们，以及这一切在他们给他们带来的内心矛盾、冲突、混乱，也许可以有更深的揭示。
海佛的《呓语者的韶光》，以非常传统的表姐向“我”讲述故事的方式，向读者讲述了一个令人发指的文革武斗和青春感伤的故事。这是一篇令人难以评价的小说。初看表姐的叙述似乎是在以一种直白而朴素的方式讲述了一个文革武斗参与者大喜大悲的直接经历，颇能给人带来一种粗砺的感动。但是细细推敲，却可看出对当下价值观和写作套路的生硬照搬，有简单套用“革命+性爱”的范式之嫌。
本期的短篇则多有逊色之处。黄土路的《谁在深夜带着墨镜》，用警察、小姐、犯下贪污罪的原副市长三个人的视角，分别讲述了这个副市长堕落的故事。叙述方式有趣，警察篇和小姐篇的叙述语调也颇具个人特色，但是三个部分结合呼应得并不太好，仿佛在讲三个故事。此外，贪污副市长在与小姐做爱的过程中，竟一下钻进了小姐的子宫，然后在母体的温暖中回顾自己的仕途坎坷。这一荒诞情节不可谓毫无意义，却因与全篇其它部分无大呼应而显得孤立突兀。台湾作家马千惠的《双月城》，写未央和月季深藏心中却无以表露的母女情沁人心脾，而未央和月季正是题目所说的“双月”。司屠的《草丛中》和殷建灵的《山水印》，一个写一出男人到死也没搞清强奸了谁的强奸，一个写女人在通灵人的启发下回忆起过往恋情，都有些故作神秘。
《上海文学》2008年第3期推荐篇目：空缺
《上海文学》2008年第4期推荐篇目：空缺
看《山花》、《西湖》
何不言
08年第3期《山花》“头条自荐”推出麦家的短篇小说《陆小依》。麦家近些年以《解密》、《暗算》与《风声》等可读性较强的长篇小说迅速走红，自然使读者对他的小说保持某种定向期待。但这篇《陆小依》却并不“好看”，可复述的故事也十分简单：陆小依因为去接从美国回来的大哥而在车站丢失儿子安安。或许作者的重心并非在于讲故事，而在挖掘呈现一个女人的精神状况——但陆小依这个形象却又如此单薄、暧昧不明。并不高明的议论与无关紧要的细节铺陈导致讲述节奏的失控，而引入“我”曾迷恋口语诗等“旁逸斜出”的段落，更使得小说有些“四不像”，整体感塌陷。
本次“全国大学生原创小说展”所刊发高子文的《完美主义者的末日》（短篇），在一片阴郁颓靡的的气息中，缓缓展现的是画家扬子对爱情与存在的焦虑绝望的画面。他的生活勇气的不断跌落，与身上的疣子的不断扩散同步。小说的切入点非常小，语调颇似喃喃自语，较之于故事性，它更注重描写个体精神内部的复杂状态。这样的小说，读起来总感觉有些精神自传的味道，更偏向于一种个人化（甚或“私人化”）的写作，或许包含着作者的某些隐秘情感，这一定程度上导致小说在阅读上开放性不足。
08年第4期范小青在“头条自荐”发表短篇小说《右岗的茶树》。曾以短篇小说《城乡简史》获第四届鲁迅文学奖的的范小青，笔下的苏州情韵与农民工生活曾广受好评。范小青的小说善于从个体生命的变故窥探世界，笔法细致入微，《右岗的茶树》也不例外。乡下姑娘二秀通过初中老师周小进而知道了玉螺茶，封闭无知的心灵从此长出一株美丽的茶树，并根深蒂固。周小进因为自己而死后，二秀找到周小进的“故乡”子盈村，但是村里从未存在过周小进这个人。读者的阅读一直颇有快感：既有舒缓细腻的心灵撞击，也不乏淡淡的“悬疑”的引诱。最后，寻“周小进”而不得、想采茶而不能的二秀，偷采了一把茶在胸口捂熟，完成了“一抹酥胸蒸绿玉”的极致。女主角寻找的彼岸，本质上是一个并不存在的“故乡”，她的磨难历程也正是她的成长历程，在无出路的情况下，她用一种近乎传说的方式（用胸口把茶捂熟）自觉或不自觉地完成了对现实逻辑的超越。对普通个体生命——尤其是对个人心灵世界在有限的现实世界里对出口的探寻——的关注与书写，使得这篇小说具有浓厚的人文关怀气息。小说的细节经过了精心选取，全部细节能比较准确有效地搭建二秀心中的茶树世界，基本无废料，作者这一方面的功夫可谓精细到家，但小说总体上给读者一种“隔”的感觉——对于这样的小说，故事未必需要真实，但更丰厚的“真实感”却仍是必要。
杜撰发在“未名作家”的《比你想像的还要糟》（短篇小说），估计是他在《山花》发表的另一个“实验文本”。（作者简介里提到杜撰曾在《山花》发表过一个实验文本。）通篇无讲述重心，题旨不明，似乎是在“直录”几个人的生活，不筛选情节、不有所建构、不阐释，本质上却是地地道道的流水帐。
“全国大学生原创小说展”本次刊发胡天瑶的《续<妻妾成群>》（短篇小说）。因为某个小说的经典性，依此“续写”的小说通常能使读者迅速进入故事，一般而言可读性不差，然而也极容易陷入“同义反复”的泥淖，只“续”不“发”（生发）。这篇《续<妻妾成群>》的结局与《妻妾成群》大致不差，只是将推人入井的角色改换成了未死的颂莲。颂莲是否真的疯癫，在小说里被设成一个未知数。如果颂莲已疯，那么杀人的责任就被转移到了颂莲身上，而颂莲的疯子身份无疑将大大稀释小说的悲剧感；如果颂莲未疯，那么她杀人的动机交代不明，缺乏强有力的逻辑。这样的续写经不起推敲，尚未能对《妻妾成群》生发出一些新意。
如果归纳“起跑线”栏目中江辉的《第0014次航次》（短篇小说）的内容，大致可以梳理出几个故事片段：关于船上饮食的问题、水手老油与黑人部落闹下矛盾并潜逃、大副的情史、船员的集体病倒以及“我”在恍惚中的回忆。几个片断被组织在一起却缺乏足够明显的关联，笔力分散不集中，实在难以支撑起富于象征意味的“出航”故事。
浙江青年作家商略在08年第3期《西湖》“新锐”栏目发表的三篇小说，总体上较为耐读。《毛娘》（中篇）的叙述于随意中见明亮畅快。“我”，青藏公路上的长途客运司机，在中途因车坏而被迫在荒地过夜，其间不断与路过的司机谈话，毛娘的故事就在这样一种看似漫不经心的语气中被逐渐带出。毛娘，和以我为代表的当地司机群体两方贫瘠、坚韧而略带温情的生存状态在交替讲述中呈现，颇有味道。美中不足的是从良的妓女毛娘的死因交代不够明白，使毛娘形象的塑造欠缺了重要一环。《蝴蝶人》（短篇）相比之下叙述有些混乱，陆英与丈夫吴宾贤的距离感、人与机器人的矛盾缺乏来由。梦境与现实的交叠固然为小说带来梦幻迷离感，却也因所指涉对象的隐晦导致小说主旨不明，阅读难以进入。《马戏节目》（短篇）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故事，高昌每日晚上都来“我”家看电视节目，理由是恰好路过。原来他只是害怕，害怕错过人们的精彩谈话、害怕错过朋友或情缘……害怕“错过”本身，本质上是对世界的不信任与对自己的失望无助。小说很注重各种细节刻画，一种对生活的无聊感与无奈感跃然纸上。商略注重寻找带有新鲜感的故事，无疑增加读者的阅读兴趣，但是对小说整体感的把握有所欠缺。好小说正如一部好电影，导演未必是各个方面的行家，但却有良好的整体感，善于进行场面调度，有所布置，有所剪辑。商略的《毛娘》与《马戏节目》其实是毛糙的，场景的构思与安排、人物角色的出场、道具的交代与特写、慢镜头与快镜头……这些秩序都较为涣散，有些浪费了好故事，不得不为之感到遗憾。《蝴蝶人》亦如此，如果梦境只是随意无关联的梦境，那么梦境的“威力”将大打折扣，与现实之间的强大张力难以形成。如果作者能加强对小说的宏观把握，我想他的小说是可以期待的。
08年第4期《西湖》“新锐”刊载的山东作家瓦当的三篇短篇小说，形态各异，关注重心也不同，可见作者对小说写作的某种自觉。《从白沙瓦到纽约》是一个现代的“灵与肉”的故事：生理机能衰竭的冯露在鼻子、肚脐与阴部这些私密部位打上钉子，以这种朋克似的现代人行为，来保留对李颂的记忆。那枚打在冯露最私密部位的钉子最终被李颂吞下，伤痛由此转移到肚子里，永无出口。白沙瓦到纽约的距离不过是两人内部的距离。叙述中偶尔闪现出的软魔幻的片段，也丰富了这样一个颇有现代感的故事的层次。《不孝之子》探讨家庭人伦的问题：隋遇拒绝父亲病中的求援，却又烧毁母亲写满对父亲的诅咒的“大书”——在何语境下这是孝，在何语境下又为不孝？故事的讲述撑得有点满，有些象征寓意过于强调便显刻意。与前两篇小说截然不同的《M先生故事多》，拼贴M先生生活中的九个片段，加上冷漠而保持距离的白描，使得小说带上一些卡夫卡式的现代气息。只是，九个片段的选材有些粗糙，略显随意，因为生活中的无意义有时处理得不好就只能生产出小说的无意义。如果每个片段是一块碎镜残片，那么这九块残片似乎不是从一面碎镜而来。三个不同的故事，三种不同的书写方式，却都指向生活/存在的痛楚与虚无。作者像是一个站在暗处的观察者，较为沉实、却是有些孤独的写作姿态，或许对写作是一件好事。三篇小说虽然外观不一样，作者似乎有所尝试，却都多少有些部分不新鲜（或小心翼翼的魔幻，或密不透风得略显笨重的铺陈，或反光难以交织的碎镜组合），这样，三篇放在一起稍显花杂。
《山花》、《西湖》2008年第3-4期推荐篇目：空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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