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艺术

西尔维娅·普拉斯：被死亡诱惑的女诗人

来源：当代中国文学网
作者：谢凝 史国强
2012-09-29 20: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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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尔维娅·普拉斯是艾米莉·迪金森之后最著名的美国女诗人。她写的诗歌形式上继承了惠特曼的传统：简洁、大方、自由，根本没有雕琢的痕迹，好像是自然流淌出来的，但内容上别开生面，很少顾忌：残缺的肢体、肮脏的角落、恐怖的病房，都能借来入诗，又因为诗人是女性，其视角就更为独特，所选择的意象更为敏锐。尤其是普拉斯与丈夫分手后，内心一片茫然，“光明不复存在”，写出的诗越发刻薄，也越发深刻。因其以强调自我著称，而且写法大胆，她在世时就被称为“自白派”。
 
    在所谓“自白派”诗人里，普拉斯成绩最大。她的诗歌以女性体验为出发点，从各个角落开始，将男权世界的糟粕一一清理出来，公之于众。从某种意义上说，她要通过诗的形式控告男性作为整体，在婚姻、家庭、社会上给女性造成的伤害。按照普拉斯的理解，女性因男性的压迫心理逐渐扭曲，原本完整的人格变得支离破碎，所以她本人才生出对父亲的近于病态的依恋，对男人的既恨又爱、对身份的转变感到惶恐不安，对新生儿的亲近与排斥。普拉斯的女性都是压迫之下变形的，因为没有选择的权利，被迫充当男权社会的附庸。如果将普拉斯与另一位女诗人迪金森做一比较，反差就更为明显，更为强烈。迪金森徜徉在自己封闭的环境里，出于对生活的不满，或是自怨自艾，或是顺其自然，总之她的思想没有脱离传统女性的定义；普拉斯与之相反，她不想接受被强加在身上的束缚，她要通过诗歌来发泄，所以在她的诗歌里流淌的，时而是对解放的渴望，时而又是歇斯底里，极具破坏力。“你再也不能，再也不能/这样做，黑色的鞋子/我像只脚在其中生活了/三十个年头，可怜且苍白，仅敢呼吸或打喷嚏。”（《爹》）如果把《爹》说成是男性世界的化身，那此时的诗人几乎是忍无可忍了。她无法在“黑色的鞋子里”继续生活，于是接下来又写道：“爹爹，我早该杀了你。”（《爹》）普拉斯不断重复对男性的仇恨，在另一首诗里，她借助更可怕的形象向男人发难，仿佛必去之而后快：“上帝大人，撒旦老爷，注意/注意了。从灰烬中/我披着红发升起/像呼吸空气般地吞噬男人。”（《拉撒路夫人》）
  
    另一方面，男人的世界总是向她招手，那里有成功、权威、力量、异性。她在日记里写道：“我妒忌男人是因为他们有自由，能过双重生活：他们的事业和家庭。”(《日记》35) 普拉斯既排斥那个世界，又希望被其接纳；或是拥有他们，或是颠覆他们。人格的双重性和性取向的矛盾性，使她的诗歌更具张力，仿佛两个人在角力。“梦中你尽施魔力，诱我同眠。歌声叫人迷乱，亲吻叫人癫狂。”（《疯丫头的情歌》）诗人在痛恨男性的同时，并不想当圣母、女神或是缪斯，她所歌颂的是唯女性独尊的、无拘无束的生活，那里“上帝从高天跌落，地狱烈焰渐熄/六翼天使引退，撒旦扈从下场。”（同上）
 
    在普拉斯的诗歌殿堂里，读者将发现一幅幅恐怖的画面，破碎的玻璃、没有生气的月亮、医院、烟雾、头颅、婴儿、白骨、头发、灰尘、污血、空牛奶罐头，性爱虐待狂，等等，凡是不能引发美感的东西，都能写入普拉斯的诗歌，而且是堂而皇之。诗人好像要告诉我们还不为人知的真相：这世界不是天堂，是坟墓，片刻的阳光照耀之后，将永远坠入黑夜。在普拉斯那里，为了与黑夜同归于尽，死亡和毁灭并不可怕：

    我又做了一次。每十年当中有一年/我要安排此事─一个活生生的奇迹，我的皮肤/明亮如纳粹的灯罩，我的右脚/是块纸镇/我的脸是平淡无奇，质地不差的/犹太麻布。餐巾脱落/噢我的仇敌。我害怕了吗？─鼻子，眼窝，整副的牙齿？潮湿的气息再过一天就会消逝。很快，很快地坟穴吞噬/的肉体将/重回我身/我是个含笑的女人。我才三十岁。像猫一样可死九次。（《拉撒路夫人》）

    拉撒路是《圣经》里死而复生的乞丐，这里普拉斯从死人的角度来写活人的自杀企图，其目的是要摆脱死神，进入永生的循环，但作者对此好像并没有把握，所以才要反问自己：“我害怕了吗？”一边是求生的欲望，一边是死神的诱惑，诗人在两者中左右为难，痛苦至极，这大概就是她写作时的心理状态。显然，诗中的“一次”、“此事”都是指她的自杀企图，联想到生活中的普拉斯确实有几次自杀未遂的经历，用人皮做的“纳粹的灯罩”和裹送尸体用的“犹太麻布”就是毫不掩饰的明喻。从诗歌的角度说，其象征意义已经荡然无存，变成作者赤裸裸的告白。诗中的“我”对于死亡如痴如迷，这使我们无法不怀疑她当时精神状态。是排遣，还是报复？或者，如果诗人的目的是要制造恐怖，那她的确达到了目的。

    普拉斯对于死亡的恋恋不舍，还可在其他几首诗里得到印证。如在《爹》一诗里：“你下葬那年我十岁。二十岁时我就试图自杀/想回到，回到，回到你的身边。我以为尸骨也是一样的。”在诗人生命的最后几个月里，她一连写下了四十首诗歌，在这些诗里根本找不到对生命的留念，普拉斯依然我行我素，仿佛在执行对死的承诺。《死亡与陪伴》、《刻痕与烛台》、《黑夜的舞蹈》，无不散发出死亡的气息。就个人性格而言，普拉斯近于偏执，比如说她不喜欢迷人的鲜花，喜欢的是滴血的罂粟。

    小小的罂粟花，小小的地狱之火，你不伤人？你闪烁不定，我不能碰你，我把双手伸进火中，什么也没燃烧，瞧着你那样闪烁我感到/绵绵无力，多皱，鲜红，就像人的嘴唇，刚刚流过血的嘴唇。血淋淋的小裙子！有些烟味我不能闻，你的鸦片和你令人作呕的容器在何处？但愿我能流血，或者入睡！（《七月里的罂粟花》）

    如果撇开诗歌，从社会学的角度阅读普拉斯，我们能从她的字里行间读出更多的意义。首先是妇女的话语权，在不长的美国历史中，女人的社会作用从来都是被有意低估的，这里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她们被剥夺了话语权，至少在七十年代民权运动在形式上宣告胜利之前，妇女的形象都是靠男性来塑造的，不仅文学上，政治上更是如此。如果理解这一点，普拉斯的诗歌就不应视为偶然现象，更不属于异端。她不过是借用了诗歌的形式，向男权社会发出一道宣言：不想继续扮演传统女性被迫扮演的角色。

    当然，如此评价并不是忽视普拉斯作为诗人的成就—鲜明的意象、变化自如诗句、历时与现在的统一、放任自流的想象力，这些都足以使普拉斯的诗歌流传下去。诗人对自己的评价是准确的，下面几行诗几乎就是自己的谶语：

这个女人已臻于完美。
她死去的
身体带着成就的微笑，
希腊命运女神的幻像
流动于她宽外袍的涡卷里……（《边缘》）

    普拉斯生前出版了诗歌集《巨人》和一本自传体小说《钟形罩瓶》，但根本没有引起批评界的重视。借用作家欧茨话：“普拉斯怎么也不会预见到她的成就几乎完全是死后拥有的。”（《未经删改的西尔维亚·普拉斯》）在经历了苦闷、彷徨、追求、绝望之后，普拉斯于1963年开了死亡之门，自杀那一年她三十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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