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否还有聩者：当下文学之管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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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进入的消费时代以来，纯文学面对自己的尴尬处境，我们的文学似乎和其原初的意义相去甚远。对于文学那种直面人生、追问意义和价值的属性，似乎已经成为理想主义时代的声音。因此在当下重提文学的意义与价值就显得十分必要。 关键词：当下文学 冷文学 消费主义 一 先从身份可疑的当下文学谈起 德国汉学家顾彬先生曾经发表了一些对中国当代文学的看法，大有炮轰中国当代文坛之势。顾彬对中国当代文学提出了尖锐的批评，认为中国作家胆小怕事，不敢直面现实，缺乏自己的声音。先且不论顾彬先生的观点正确与否，顾先生的身份却有可疑之处。 顾先生早年从事神学，后转为对中国文学的研究，其方法也必为西人身份所影响。他在1996年6月，提交给耶路撒冷希伯莱大学汉学系举办的“《圣经》与现代中国”研讨会的论文中，就认为“现代中国革命思想也是基督教思想的世俗版本”。（1）因此，顾彬先生研究时的一个内在前提就是来自神学—哲学的命题，那就是承认现世的不完美性。既然现世不完美，人性也就自带着缺陷。当然需要普世的基督“拯救”精神。所以文学也必须直面人生，充满对现世的反思。这可能就是顾先生所追寻的。虽然，他的论断是出自不同于东方的另一价值体系，但是我们的当下文学界不应该好好反省一下自己吗？ 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社会历经了一系列的深刻变化，人们理解世界与处理自身命运的方式也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大历史变成了小叙事，理想主义在现实的反讽下成为了调侃的佐料，一个在心灵记忆深处如此肤浅的时代到来了。诗人海子的离去，成为了一个无诗时代即将来临的谶语。思维的理性转而被技术理性所代替，思想的尊严成了奋不顾身的现代化的祭品，真理上的光辉转而被实实在在的“物”所代替。总之，90年代以后的文学叙事就是在这个背景下展开的。就像王岳川所说的那样：“当现代化变成世界惟一的未来途径之时，快捷化、竞争化、目标化、焦虑化、病狂化、技术化成为这个时代的全部文化表征，而诗意将变得不合法。那种优雅潇洒的过程化、人性化的和谐而具有生命性的东西成为多余。”（2） 作家的写作也由体制化转变为市场化趋势，历史化的叙事方式已显得不合时宜，而取而代之以时髦的个人化体验的瞬间经验写作。评论家们的评论变得更加无奈，由关注人生，关注文学现象，转变为自我批判理论体系的构建。一些批判显得像调情，简直就是“隔着文化脂肪层的搔痒”（朱学勤语）。一些知识分子也完成了从文化精英到商业精英的蜕变：一颗对黄土地的眷恋之心变成了“引发血案的馒头”，火红的高粱地变成了堆满钞票的菊花台。这就是现实，在市场面前所有的一切都变得苍白无力。在这时期虽然还有张承志在书写一个民族的“心灵史”，还有高行健在“灵山”深处独行，但也只能作为一种“冷文学”而存在。（我个人是坚决主张要“冷文学”的）相反，虚拟世界的玄幻文学却红遍大江南北。一些炫耀消费、煽动欲望的中产阶级写作却大行其道，甚至被一些学者不负责任地认为可以改变我们的阅读习惯，大大有助于提高我们的文化品位。随着市场的运作，作家作为职业也远没有了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的神圣性。一夜之间，几乎人人都可以写作，作家犹如雨后村笋一般。但真正能留下的作品又能有几部呢？ 尼采早就警告过，有责任感的、优秀的人，要对未来的、市场上传来的声音充耳不闻。而我们的写作却在关注排行榜，大量地兑水，这使我们面对时下文学的身份时已显难堪。 二 文学史应该是什么“史” 文学的创作首先应该面对的“史”，最终面对的也该是“史”。陈忠实在完成了他的长篇《白鹿原》时，情不自禁地在正文前写下了巴尔扎克的名言：小说是一个民族的秘史。那一刻，他是幸福的。因为他找到了创作的价值和意义。 文学应当关注现世人类的命运，关注人类自身的心灵。这是文学作为“人学”自身所设定的。但如果我们从历史的角度来考察当下文学的创作时，似乎感到寸步难行。其中的一个原因就是那种游戏化的创作态度与作家自身社会立场的缺失。如果我们对目前的文学表征进行总结，那就会遇到一个前所未有的尴尬。一方面，90年代以来的文学，较之以前的写作它似乎没有对社会产生过什么大的影响，仿佛只是文学本身的事；另一方面，这些创作与自身的关系远没有社会大。这种不关注现实，却又富于消费主义的写作立足点，正是这段时间作为“史”的汗颜之处。 我们在考察一部作品的文学性时，是否应该关注一下它在历史语境中的坐标呢？关怀历史，最终才可以以历史来检验。一个作家的创作应该有着思想的力度，并且站在历史的维度中去进行。这样，作品才能够有史的意义。换句话说，文学史应该是折射着民族心灵的思想史。 不可否认的是，当下正处在一个社会的转型期。对现代化的拥抱已经产生了种种恶果。80年代的拥抱现代化、拥抱民主，到了90年代变成了无情的拥抱现实。消费主义、大众文化成为了“新新人类”阐释世界、解读历史的立场。文学史也同样面临着身份危机。在这种时刻，通常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回归历史、反观传统。这样才是明智的文学史的建构方法。 三 聩者的声音 重新想起仰望 ——《顾准传》 文学不是饕餮的盛宴，这是必然的。作家也应该是守护并阐释世界意义的人。其实，在这方面“五四”学人已经留下了很好的传统，这也是“四五”一代人所守护的。追问是世界觉醒的动力。而如今学术化成了知识分子安全系数的保证，游戏成为消费主义下大众的普遍心态。拒绝社会是可怕的，拥抱现实同样可怕。这是这样，“书斋里的革命”才越法的有意义。在现今，精英文化的立场正是应该坚持的。知识分子应该以应有的态度，清醒的去进行矫枉过正的工作，建构自己的精神家园。正如保罗•蒂里希所说的：战胜乌托邦的，正是乌托邦的精神。
（1）顾彬论文题为《上帝病—人病：论中国和西方的不完美性问题》。其事详见刘小枫《儒家革命精神源流考》，上海三联书店，2000年12月第1版，第1—9页。 （2）参见王岳川《中国90年代前卫艺术的文化阐释》一文。选自何锐主编《批评的趋势》，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年4月第1版。 作者简介：柳阳 ，（1981—），吉林省吉林市人。四川省社会科学院文学所文艺学在读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钱钟书诗学及中西诗学比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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