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艺术

左春和：听命于内心的诗意留连

来源：中国南方艺术
作者：左春和
2012-09-29 20: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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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生命本体诗化的意义上考察汤松波的诗歌，我们会发现他并未曾经离开，也未曾走远，所以我不能同意把他命名为诗坛的“归来者兮”。何谓归来，显然是生命行为和文本行为的“曾经”双重走开，在世俗场景的华丽转身之后又“衣锦还诗”。当前的诗坛虽不乏如此众多的“归来者”，尽管“归来者”的技术理性有失纯熟，但作为一种现实世界的利益合构还是因为我们历史文化的趋炎传统依然凸显着他们的席位。所以，真正的“归来者”的诗歌发生是值得去认真省察的，虽然更多的时候诗歌让文本说话。然而汤松波是不同的，他虽然置身于世俗的权力结构，但并不妨碍诗意产生的合法程序，何况诗意的诞生选择也并不“挑肥拣瘦”。按理说我同意海登•怀特的观点，实在的东西没必要说话，不应该述说他们自己。因此，我更愿意在更客观的意义上让汤松波“回归”他的本位，而不是让“述说”中的误读推动更多的误读。

    汤松波的诗歌文本的确实离开过诗坛，我说的诗坛是所谓显示文本的物质媒介的诗坛，这可能是“归来”论者的一个充足的理由。但“归来”论者显然忽略了一个基本的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一方面，文本对诗坛的离开是否是诗意的真正离开。另一方面，诗意真理能否限制于文本显示这样的扁平化现象论中，显然，这样的判断更值得怀疑。在我看来，真正的诗意真理并不是对生命外部背景的空洞惊叹，也不是大量的毫无节制的文字堆砌，虽然这种堆砌已经成为当下诗坛的繁荣辩护。也正是如此，真正诗意的被破坏才扼杀了人们对于诗意追享的兴趣。如果这种扼杀能够继续，成为诗歌文本的大量同质化繁殖，那么，一种真正的诗意倾听为什么没有足够的理由进行“风险”规避。我想汤松波是属于那种知道规避诗意扁平化风险的为数不多的人，与其说是一种文本策略，不如说是一种诗意的策略留连。正是这种策略压倒了对于世俗利益的追求兴趣，把生命的价值推举到高于此岸世界的诗意秩序。“归来”论者显然误解了生命价值、本体诗化和文本炫示之间的根本区别，将这样的本质分野诉诸成功利化的一元论。在生命的综合品质中，尤其在诗人的综合品质中有什么比听命于内心的诗意萌动更重要呢？可惜的是我们的诗歌批评远未能建立在更深意义的诗歌发生学上，只让诗坛的假相成为我们阅读和评判的假相。现在说来，我们可以在更自由的意义上考察汤松波及其他的诗歌。虽然在他的生存秩序和诗意秩序之间给我们造成了一种“统一”的调和紧张，但在诗歌面前，世俗学上的“统一”又有何意义可言。在更加宽阔的生命背景之下，汤松波始终向我们洞开着发出评判的兴趣。也许评判存在着深刻的价值分歧，但愿因为评判的价值分歧消弭事实分歧。

    我说的汤松波并未走开不仅仅因为他一直未中断的歌词创作，而是因为他流淌于内心的诗学秩序。或者说在精神向度上他的诗意在广阔展开，因为世俗秩序并未阻挡诗歌的构建秩序。我是说他的诗意发生并非出于什么诗坛“归来”的召唤，也非出于脱离精神价值的形式安排。而仅仅是“在自身之中看见了救赎之果”（圣托马斯），呼吸到了来自文化内部和生命深处的精神自由。所以，他才认为李白是“民间春天最妩媚的扉页/ 接下来/便是你用傲骨写就的/畅快淋漓的人生”（《写给李白》）。这里的李白早已不是飘忽在历史长廊中的文化符号，而是作者内心场景的着意翻拍。在此意义上我们可以考虑秩序理性和诗意理性的分野，虽然诗意理性本身存在着一种悖论。李白本不是秩序理性的构建者，他是流淌在我们血液中自由的火炬，也是我们得以超越现实樊   篱的动力源泉。千百年来，已有无数知识分子雕塑过李白，然而可能只有活在民间的李白才是我们精神自由的引领。知识分子的雕琢难免有着过多的道德油彩，活在民间的李白已经无需作更多的假设前提，只是一种个人经验之上的精神弥漫。在此我们可以清晰地把握汤松波的精神维度，如果不是一直保有着生命内在的诗意留连，一个在世俗枢纽框架中的人难免在各种功利的围剿下出现精神溃逃。诗意的如此扭结流连，这是因为除了听命于内心的自由精神之外，还有着悲悯的基础关怀，于是他才深深地“怀念阿炳”。这种怀念不是出于神圣化的姿态虚蹈，也不是建立在精神救济方面的着力夸张。其中的伦理秩序缘于一种被遮蔽许久的光明敞开。看来阿炳的失明并非个人的不幸，不幸的只是柏拉图描述的洞穴原理中的人们的不幸。长期的世俗描述中不是阿炳失明，而是描述者未能看到阿炳眼中的光明。这种光明恰好把诗人的神经刺痛，阿炳“之所以双目失明/是不愿再看到世间的罪恶和苦难了”。对于一个卑微的生命个体来说，在特定的社会语境下，死亡可能意味着复活，逃避可能意味着出击。也许这仅是一种价值公设，然而，我们的确在荒谬的逻辑假设中看到了鲜活的意义。诗人不仅是在对世界重新命名，而是在重构他的价值体系，在本来荒诞的世界面前抛向世界最致命的武器或许就是荒诞。所以，阿炳在汤松波的心里没有了李白张扬式的潇洒、浪漫和自由，而是沉入到了一种更加深入世界内部的、拥抱着无穷黑暗的、刻骨铭心的、寒冷的自由。在达到这种自由的同时，我们还有谁能够比阿炳更清醒世界的本质和意义。还有谁能够比阿炳更保持了对人间理性秩序的警惕。
   
    汤松波在诗中并未追求什么科学理性，因为作为个体生命流露的诗歌并未有公共精神达成的责任。所以，在某种意义上并不需要什么合作理性。“诗歌是对社会的无限行动和人类无限思想的模仿，是一个作为所有人的代表的人的智慧，一种具有创造力的普遍词语却又对于所有的词语”（诺思罗普•弗莱《批评的解剖》）。“阿炳”已经是几乎钙化了的文化词语，汤松波并未停留在应然层面上的价值张扬，毅然告诉我们阿炳的信仰化选择。尽管这种对于阿炳的诗化解读显得过于残酷，但正是这种残酷驱走了我们心中积存已久的更多的残酷。幸亏雨果早就说过：“在精神之眼看来，没有什么地方比人心更令人眩目，也更黑暗”。所以，诗人眼里的阿炳并未失明，失明的只是未发现阿炳眼里闪烁着无限光明的人们。诗人并不想构建宏大的道德价值共识和伦理文化信念，他知道这不是诗歌的使命。诗歌只需承担诗意的责任而不是实践旨趣，所以才让“一对黑蝴蝶/在无数绝望的叹息声里/翩翩起舞”。这里有一种奥古斯丁所谓的自由的力量，上帝在人间创造了自由，但并没有把天性让渡给世人，任何人包括所有的圣者，只有在对自由追求的过程中才是上帝的作品。所以汤松波因为谛听《梁祝》而听到了上帝的声音，发现了内心隐秘的秩序，于是“黑蝴蝶”“便在这永恒的旋律中/永远不会死去”。“黑蝴蝶”因为诗歌已经复活，它不仅活在我们的词语里，而是在完成对一种人间理想秩序的命名。在命名中也许过程是痛苦的，但是它让我们保持了追问宇宙因果关系的热情。我们才在意志不能自由的世界表达着各种无法实现的愿望，因为“黑蝴蝶”的舞蹈我们不再会因为仅仅是愿望的表达而转身。或许这是依赖与自由的二律背反，但谁又能说我们逃得了亚当暗示给我们的命运。在这些诗中我们尚看不出当下流行诗坛的痕迹，而是保持了诗人自己的原生性写作。正是没有刻意雕琢每一个词，结果给了每一个词最基本的原生性自由，从而把他心中最真实的对于世界的诘问向我们传达。我们终于成为这种诗意构建的同谋，我们也是否放开了长期现实羁绊的克尔凯郭尔的那则著名的关于“剧场火警”的寓言。

    在汤松波的近期诗歌中仍不乏爱情诗篇。这些爱情篇章如果写在20年前只能说是一种青春症候，但是不惑之年的爱情解读显然与青春症候不能放在同一视域。如果爱情一旦与诗歌相遇，我们可能认为诗歌里的爱情是不可靠的，然而爱情里的诗歌却有一种分外的美丽。体现在《再生的玫瑰》、《爱情民谣》、《秋夜》、《七夕》和《雨季》中的爱情审判是一脉相承的，与诗人的精神谱系有着不可分割的亲缘关系。这里的爱情表达已不仅仅是一种信息交换，更多地是诗人从生命深处的“讲述”出发。克罗齐说，不存在叙事的地方就没有历史。所以，才在《再生的玫瑰》中写道：“而我却相信在另一个世界/你正以纯洁的速度/成为再生的玫瑰”。这样的前提设置是“没有开始，亦没有结局”，从而成为一种“不证自明”、“不言而语”的意义。为此，我不愿把这几首爱情诗理解得过于简单，也可能简单本身恰是它的复杂之处。正如海德格尔所说的“惟有忧心者的远思，由于它思及那被诗意的表达出来的隐匿着的切近之神秘，方是对诗人的追忆”。这里的爱情密码可能是通向生命深处的，并非仅仅是一种“追忆”，而是生命在不断异化的威胁面前保留的情感底线。爱情本不是理所当然的，不可能带着一定的目的性而产生。爱情，真正的爱情对爱情自身也并不理解，任何主观的意志都可能扭曲爱情，据为已有的同时也就意味着失去。所以，真正的爱情在诗人的笔下似乎只成为一种“追忆”，也正是如此，七夕的传说才成为千百年来永恒的慰藉。话又说回来，谁又能肯定爱情是一种健康症候，也许这本身是一种悖论，悖论也只能回应这个古老的话题。在生命的自足意义上，汤松波的爱情诗又是在证明诗意在生命体内的始终贯穿，放不下爱情的人又怎能轻易放得下诗歌。所以诗歌里的爱情不接受置疑，如同十字架上的信仰。或许你会有更多的反驳认为这不是生活里的爱情，这种爱情不是现实的真实。好的，马克斯•韦伯正好反问道“真实就是真理？”。

    这就涉及到我们到底该如何握有真理。柏拉图靠的是永恒的形式和理念的世界，奥古斯丁靠的是内心与上帝的对话。诗人靠什么，是靠语词，还是靠内心的表达。是靠对生命的线性继承，还是靠与世界的广泛关联。或许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通向真理的努力和听命于内心的诗意召唤，然后不再需要世俗原则的监护。具体到汤松波的文本解读，我们无法在量化的标准下找到这种对应，但他提供给了我们一种对应的启示。相对于流行诗坛来说，汤松波没有热衷那些由于奖励机制而设定的标准，他的诗是简洁、明快而认真的，传达的信息也都是一种传统意义上的诗学信息。这不是精神的张力贫困所致的结果，而是一种生命态度和传承态度的双轴作用。在功利浸卷的当代，我们似乎对于最质朴的东西已无法适应，这是否是逻辑的必然，还是我们的参与。最终，在生命的终极品质上，我们会反问自身，诗人是流行的产物还是功利的附庸，还是只能回到内心谛听于生命的诗意要求，然后又承担更多的生命要求呢？

2008.3.1石家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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