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优美而简约的侧影：关于孙多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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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悲鸿于1953去世。在接下来的半个世纪中，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三个女人有两个都写了回忆录：蒋碧微写于上世纪六十年代的《蒋碧微回忆录》，廖静文写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徐悲鸿的一生——我的回忆》。而唯有那位“女学生”孙多慈，从来缄默有加，任由他人涂抹，一直到1975年郁郁辞世，也未曾为自己解释半字。她不说，知情的人也语焉不详，外间的揣测也好，附会也好，同情也好，鄙夷也好，都是身外事。正是这一点，让人好奇。 多年来，蒋碧微和廖静文的形象都因回忆录而栩栩如生——蒋是爱情的被伤害者和被遗弃者，廖是爱情守护者和承受者，而孙多慈则形象模糊，甚至神秘。我注意到当事人对孙多慈的描述，也多语焉不详。徐悲鸿不用说，他留存下来的书信，非爱即恨，极度情绪化；蒋、廖二人的回忆录，因为种种微妙，关于她的文字也都似是而非。比如，蒋碧微虽口口声声称她为“孙韵君”，却从来都是怨恨有加，甚至将整个家庭变故的责任一股脑儿地推到了孙多慈头上；廖静文与孙多慈素未谋面，所费笔墨不多，为了突出她心目中徐悲鸿先生爱才惜才的艺术大师形象，她故意“丑化”了孙多慈——“并没有绝色的姿容，也不爱与人交往，沉默寡言，是个很普通的身材纤细的姑娘”。 最近，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孙多慈与徐悲鸿爱情画传》（张健初著，江苏文艺出版社2008年6月版），首次以孙多慈为主角，以她的生命轨迹为线索，对这段尘封已久的往事进行了追溯和分析。孙多慈其人其事，第一次以较为清晰的面目和形式，走入公众视野。该传记的作者张健初，是安徽省安庆市的作家，专治地方史的研究，他对孙多慈的关注，是从安庆孙家这个名门望族开始的。 孙多慈一出场，已经是安庆街头的一个美少女了。这个喜欢写作和绘画的小姑娘，在父亲孙多瑗的宠爱下，在民国纷乱的政治和军事背景中，在各种复杂的文化名流的关系中，从安庆一路走到南京，来到中央大学，以艺术专修科旁听生的方式，进入徐悲鸿的视野。“慈学画三月，智慧绝伦，敏妙之才，吾所罕见。”这是徐悲鸿对孙多慈的描述。而女作家苏雪林的描写则更为具体：一个青年女学生，二十左右的年纪，白皙细嫩的脸庞，漆黑的双瞳，童式的短发，穿一身工装衣裤，秀美温文，笑时尤甜蜜可爱。孙多慈何其幸也，才出家门，甫进画坛，就遇到了徐悲鸿亦师亦父般的看顾和提携；但她又何其不幸也，他们之间，很快就突破师生之谊成为儿女情长。 于是，就有了众所周知的 “台城月夜”图，有了蒋碧微大闹女生宿舍，有了“无枫堂”事件，有了“天目山赠红豆”和“红豆戒指”事件，有了孙多慈父亲登门拜访，更有了徐悲鸿为孙多慈争取庚款留学失败，以及《孙多慈描集》的隆重出版。孙多慈就这样以一种饱受争议、不被祝福和同情的姿态出现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公众视野：从1930年到1935年，她在画坛初露头角，既是以徐悲鸿学生的身份，又是以情人的身份。张健初的写作，大部分根据资料，在此基础上，有想象，有生发，试图勾勒出清晰的少女孙多慈形象。但这个努力似乎效果甚微。关于孙多慈的资讯实在太少，这是一方面，因为，在这桩“恋爱事件”中，徐悲鸿的表现实在浓墨重彩，如蒋碧微所说，他一向“独持己见，一意孤行”，他对她的爱，注定了是强势的、任性的和不对等的，他无微不至，狂热浪漫，他的方式更是不管不顾，劈头盖脸，无论是画业上的指点，精神上的交流还是现实生活中的种种帮助，孙多慈都只有承受和感恩的份，而她又是自尊的，温婉的，弱小的，顺从的，除了回报以满腔的崇拜、敬重与爱，别无其他。 徐悲鸿帮孙多慈张罗画展，为她卖画，替她加印画册，还偷偷变卖自己的画作筹集款项，以备她自费出国留学所需。这个过程一直持续到孙多慈大学毕业回到安庆执教，再到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他对她的感情，怜爱、疼爱、珍爱加在一块，远远超越了普通的男女之情，甚至超过了一个父亲对女儿的期望、照顾和关爱，这或许才是孙多慈父亲孙传瑗反对二人相恋的真实原因所在——他取代了孙传瑗的父亲位置。张健初对孙传瑗的研究显然比较充分，对他“平生爱女胜爱男”的父亲形象墨甚多。而许多年来，无论当事人还是局外人，都把徐孙二人最终的分道扬镳归咎于孙多慈的父亲孙传瑗，这个在徐悲鸿看来“面貌似为吾前身之冤仇”的老人，他的固执和偏见，确实是造成这场悲剧的主要原因。但在我看来，时间与空间的隔离，兵荒马乱，家国不保，这些都严重考验着徐孙二人的韧性和耐性。此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孙多慈长大了。 这一点，作者在书中只点到为止。1936年，孙多慈专程从安庆赶到南京，与徐悲鸿做了个“十年之约”：十年之内，孙多慈将出门独闯世界，双方各自奋斗，互不通信——“十年，你也有个了断，我也有个结果”。很显然，孙多慈深陷与徐悲鸿的感情漩涡，继而被拖进徐家的家庭纠纷，从来都是被动的，不由自主的，以她的善良和美好，她不愿意伤害任何人，更不愿意将自己推到舆论的风口浪尖上。徐悲鸿在给予她爱情的同时，也带给她无与伦比的伤害，让她在小小年纪便“终觉此世惟多残酷、险诈、猜忌、虚伪”，吃尽苦头。她希望在形式上离开徐悲鸿的庇护，是为了证明自己的能力，从而堵住所有的流言蜚语。当然，这个约定最终不了了之，而十年后两人也早已天各一方。 在这场马拉松式的婚外恋中，孙多慈也不是没有做过别的打算，她也曾试图与别的的男士交往，比如中央大学的男同学屈义林，安庆初级中学的男同事“周老师”等等，但是徐悲鸿的份量太重，一次次又把她拉了回来。然而随着年岁增长，父母已经老迈，唯一的哥哥重疾缠身，家庭的重担日益压到自己肩上；安庆失守，孙多慈带着流离失所的一大家子，到桂林投奔徐悲鸿。她一方面要照顾家庭，一方面遥遥无期地等待着徐悲鸿的消息。而后者辗转在重庆和桂林之间，无法取舍。风雨飘摇中，远在温州的浙江省教育厅厅长许绍棣向孙家发出了邀请。最终，她拿定主意，决定带全家投奔许绍棣。 “我们两人本无可能结合，只有一个仅一时机，你放过了。”这是孙多慈去温州后，徐悲鸿写给她的一封充满责难的分手信。为了挽留她，徐悲鸿单方面登报宣布与蒋碧微脱离同居关系，但始终没能让孙多慈回头。二人之间，渐行渐远。对此，徐悲鸿悲愤不已，怨恨不已。时至今日，因为孙多慈的守口如瓶，已经无从了解她当时的真实感受。而这个过程又涉及了太多的民国达人——徐孙蒋之外，另有舒新城、张道藩、郭有守、郭沫若、谢寿康、褚民谊、郁达夫、王映霞、许绍棣、宗白华、苏雪林、琦君等等，让人眼花缭乱。我更感兴趣的是孙多慈在这桩爱情事件中的成长历程：总之，到了1938年，她不再是以前天真和顺从的女学生了，而已成了一个没落大家庭的顶梁柱，她需要的不再仅仅是爱情，还必须有稳定的家庭和适合创作的环境。而乱世飘零，虚幻的爱情哪靠得住。而正由此，孙多慈的形象开始变得清晰。 从一个画家的角度来看，孙多慈的离开徐悲鸿，既是无奈的逃避和屈从，也是一种主动的选择：面对现实的独立，以及情感与事业上的渐趋成熟——学生总是要离开老师的，艺术总归是自己的。早期的孙多慈纯属徐悲鸿一手打造，书中收有她的若干早期作品，无论素描、油画还是国画，处处都看得到徐悲鸿的影响。用徐悲鸿的话说，孙多慈的画有“雄健纵横”之风，以及宗白华所评价的“线条雄秀，真气逼人，观察敏锐，笔法坚实”。她从他那里得到最多的是一个艺术家所必需具备的胸襟和气象，以及融合中西的能力，所以她的画一开始便兼具壮丽和文雅之美，这在她1934年所作的系列狮子图中表现尤为明显：布局、线条、笔触都老到泼辣，却又带着少女般的梦幻和甜美。 对于孙多慈的离开，徐悲鸿的失望是双重的——感情上的，以及绘画上的。“至于作品，你真是个糊涂蛋，你未能用你一点真正能贡献于国家，你仅仅比得五十块钱一月的寻常人。当不知羞愧，你带布与颜色到碧湖是作画么，你的成绩安在？”话虽严厉，却是老师对学生的殷殷期望。事实上，对于孙多慈而言，爱情可以放弃，绘画却是一生的孜孜以求。大学毕业后不久她便在安庆老家举办过画展，1947年抗战结束不久，她又在上海成功举办了画展；紧跟着，1950年孙多慈在香港举办个人展，次年又把个展搬到了台湾。如此频繁的画展，除了因为孙多慈的勤奋和上进，与许绍棣的体贴、关怀和支持密切相关。与许绍棣生活在一起，孙多慈不再感受到动荡、冲突和迷茫，而是稳定、踏实、安宁，母亲的身份更让她宽厚、博大。中年的孙多慈，风度高雅，出尘绝俗，如纤尘不染的水仙，“不是一个爱说话的人，许多语言，常以微笑代替”（琦君语）。反映到作品上，孙多慈后期的画风明显脱离了徐悲鸿一派的大开大合、奔放豪迈，而转向细腻、稳健、婉约。苏雪林说她是天才的全能的画家，“西画之外，又能绘作国画：山水、人物、花卉、翎毛，无不工妙，画鹅犹有独擅。”她用西画原理改良中国画，又把中国画的意境带入西画，自成孤高、圆润的品格。这些，作者所写虽然也根据的资料，但作为一个妻子、母亲、画家和老师，形象饱满，真实可信。 孙多慈1975年患乳腺癌去世，只活了63岁。她的前半生因为爱情而传奇，后半生则因绘画而光耀台湾。但习惯上，人们总把她当作一个不幸的女人， “这是一个悲惨的故事，就是有情人未成眷属。”连廖静文也这么说。原因就在于徐悲鸿去世后，孙多慈偷偷为徐悲鸿守过三年孝，还曾经在巴黎和新加坡追随徐悲鸿的足迹。但这些都是传说，孙多慈只字未说，她对徐悲鸿的感情，除了她曾经写给他的几封信和几首诗，没有留下其它任何形式的表达。《蒋碧微回忆录》出版于上世纪六十年代，对她指责有加，而她没有回应半个字。她的后半生，像是一种赎罪，用沉默、平静和忧伤的方式。她的诸种行为，在我的理解却恰恰相反——她并非不幸，反而幸福。因为她爱过一个值得爱的人，又嫁了一个值得嫁的人；她懂得放弃，懂得沉默，她选择了属于自己的命运，哪怕她用了整个后半生来怀念。而这正是我喜欢这个故事的所在，爱的时候轰轰烈烈，离开的时候干干净净，怀念的时候沉默无声，或许，这才是真正有质地有力量的爱情。相比之下，蒋碧微所标榜的“只有忠诚感恩之念，毫无睚眦必报之心”，则显得空虚，甚至多余了。孙多慈的存在，让人看到了一个民国女子优美而简约的侧影，她的沉默，代表着的那个时代知识女性情感方式，那就是隐忍、丰沛、坚强、博大。 书中有一幕，读来让人感慨：1947年春的一个雨天，孙多慈取道南京，稍作停留，于是她撑了伞，到傅厚岗6号看看。这件事，是她的表妹多年后回忆的。其实也是一种揣测——“她背着丈夫许绍棣前来傅厚岗，为的是哪怕再看昔日恋人一眼啊！” 其时，徐悲鸿已与廖静文成婚北上，蒋碧微与张道藩在一起，孙多慈自己也成为两个孩子的母亲。所谓物是人非，人非情非，孙多慈的感受应该是复杂的——有悔，有憾，有恨，有怨，但我想，更多的应该是无奈，是原谅，是安慰，以及爱——对艺术的爱，对尊师的爱。 现在，那些悲欢怨慕早已湮灭，唯有傅厚岗6号的房子还在，提醒着这段往事的存在。它的门口挂了“江苏省徐悲鸿研究会”的牌子，大门很少打开。有一次，我站在门口，顺着门缝往里看，却只见院内杂草萋萋，一只猫从草丛里钻出来，飞快蹿出去，发出一声惨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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