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艺术

龚静:一个人与一座城市的牵念

 五月春阳微曛,在延安中路茂名路和陕西路段之间逡巡,这条弄堂看看,那座老房子瞧瞧,甚至见上海马戏团内有幢老洋房,情不自禁向门卫打听它是否有忝为私立初中的前世?怎么看皆无仿佛“形状有点像船舱”的屋子。也是自然,自1946年至今,沧桑巨变,高架都逶迤而过了,找一所门牌号都阙如的老房子末了不过是安慰一下寻找的念头吧。

  是在找汪曾祺1946年7月至1948年3月间在上海做中文教员的那间私立致远中学旧址。“这是一所私立中学,很小,只有三个初中班。地点很好,在福煦路(今延安中路。笔者注)。往南不远是霞飞路;往北,穿过两条横马路,便是静安寺路、南京路”(汪曾祺《星期天》1983年)。但凡写到老汪离开昆明转赴上海的这段漂泊经历的,也都提到这间中学,但都未及学校的具体地址,更何况今情如何了。倒是冒昧向黄裳老先生咨询过,那时汪曾祺在上海,除去“教三个班的国文”,写作,与黄裳等朋友来往密切。黄老说那学校去倒是去过,好象在一条弄堂里,但具体哪里没有印象了。

    汪曾祺是1946年7月自昆明经越南、香港来上海的。由于没有西南联大毕业文凭(因他未应征美军翻译),到上海先是闲住同学朱德熙母亲家,9月经李健吾介绍才在这所中学落了脚。直至1948年3月离沪赴京。在这所中学的一间铁皮顶木板屋里——“下雨天,雨点落在铁皮顶上,乒乒乓乓,很好听。听着雨声,我往往会想起一些很遥远的往事”,年轻的汪曾祺称之为“听水斋”——他读书写作,创作并发表了《复仇》《老鲁》《绿猫》《牙疼》《戴车匠》《囚犯》《鸡鸭名家》《落魄》等小说,以及许多散文。反映其创作生涯一以贯之的文艺观《短篇小说的本质》即写作于此间。文后落款“三十六年五月六日晨四时脱稿。自落笔至完工计整约二十一小时,前后五夜。在上海市中心区之听水斋”。“一个短篇小说,是一种思索方式,一种情感形态,是人类智慧的一种模样。或者:一个短篇小说,不多,也不少”,写下这些话的时候,或许江南的雨已经停了,“分明听到一声:‘白糖莲心粥——!’”。写《星期天》时的汪曾祺63岁,1983年的上海街头很少闻听白糖莲心粥的叫卖了,莲心粥的温软甜香当是汪曾祺的上海记忆之一。

  除了《星期天》,汪曾祺的小说创作中几乎没有出现上海主题,惟散见于一些散文篇什中。他用“糯”来形容铁凝的《孕妇和牛》:“‘糯’只可意会,难以言传。细腻、柔软而有弹性……我也说不清楚。铁凝如果不能体会,什么时候我们到上海去,我买一把烤白果让你尝尝。不过听说上海已经没有卖‘糖炒热白果’的了”(《推荐〈孕妇和牛〉》1993)。

  “在上海,我短不了逛逛旧书店。有时是陪黄裳去,有时我自己去。也买过几本书。印象真凿的是买过一本英文的《威尼斯商人》”,对一家“专出石印线装书”的书店扫叶山房记忆犹新,“印象中好象在上海四马路”(均见《读廉价书》1986年)。1989年9月的《寻常茶话》从幼时家乡喝茶历数昆明上海北京杭州等地所经所见所体会的喝茶情形,提到上海:“1946年冬,开明书店在绿杨村请客。饭后,我们到巴金先生家喝工夫茶”,文章这样收尾:“曾吃过一块龙井茶心的巧克力,这简直是恶作剧!用上海人的话说:巧克力和龙井茶实在完全‘弗搭界’。”去了泰山回来谈“山顶夜宴”:“棍豆是山上出的,照上海人的说法,真是‘嫩得不得了’”(《泰山拾零》1987年)。在《吃食和文学》(1986年)里谈“咸菜和文化”说“上海人爱吃咸菜肉丝面和雪笋汤”。虽四十多年过去了,沪方言/生活习惯在汪曾祺还是犹然心耳。他在和上海作家姚育明讨论姚的小说《扎根林》的信中说:“写上海知青在东北,语言(包括叙述语言)都还可以用一点上海话和东北话”(《致姚育明》)。显然,青年时代的上海生活在汪曾祺记忆中印象不浅,毕竟那是从学校到社会的初期生涯。汪曾祺后来是再次去过上海的,但那是特殊年代里特殊的行程。1963年12月下旬,才摘掉“右派”帽子一年多的汪曾祺时任北京京剧团编剧,参与了改编自沪剧《芦荡火种》的现代京剧《沙家浜》之创作工作,在江青“控制使用”下十年样板戏,亲历样板戏兴衰。1964年春至1965年冬,汪曾祺等受命创作剧本《红岩》,1965年春节前两天被江青电话召至上海修改剧本。但江又决定不搞《红岩》了,让他们按其意图写其他剧本(详见季红真“汪曾祺与‘样板戏’”《书屋》2007年6期)。当时江青住在锦江饭店,距汪曾祺当年任教过的学校不远,距淮海路/淮海坊更是咫尺。或许来去匆匆,或许心情复杂,在那样的环境下看到年轻时熟悉的场景(当然场景已发生变化)——是否听到糖炒热白果的叫卖声?很想知道老汪当年的心绪,但这段匆匆上海并无在文章中呈现。

  上海在汪曾祺的创作/生活经历中,不是一个大站,高邮、昆明、张家口、京剧团才是其主要创作驿站,只是上海却是其文学/社会人生启程阶段的一个节点,星星点点于字里行间,读来如当年汪曾祺听雨“听水斋”。

  在“听水斋”里,老汪回忆西南联大的一个同学《蔡德惠》,“大家都离开云南,我不知道他孤坟何处,在上海这个人海之中,却又因为一件小事而想起他来”。现在,在上海这个人海里,是找不到当年那间私立致远中学了,热白果的香气亦不再飘荡,只是文字还在,一个人和一座城市的牵念就不时让人思接神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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