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艺术

张炜的精神立场及其呈现方式

来源：当代中国文学网
作者：王光东 李雪林
2012-09-29 2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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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简介)王光东，男，1961年7月生于山东临朐，上海大学中文系教授，已出版《新时期小说情感类型论》、《现代•浪漫•民间——中国二十世纪文学专题研究》等专著四部，在全国各地报刊发表现当代文学研究论文数十篇，论文《民间与启蒙》获2000年《当代作家评论》奖；李雪林，女，上海大学中文系研究生。

    张炜是近二十年来文学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作家。仅仅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就出版了《我的田园》、《九月寓言》、《柏慧》、《家族》、《外省书》五部长篇小说。本文所要讨论的不是这些作品前后有着怎样的变化，而是它们前后有着怎样的精神联系以及与八十年代创作之间的前后承继关系。关注作家的这种精神立场、精神能力，比关注作家的创作变化更有意义，因为在这里，有可能更准确地理解作家的独特性——介入现实的独特性及艺术表现的独特性，能够更准确地看到作家的精神创造如何丰富了自己的艺术世界，又为当代中国文学和文化提供了新鲜的生命活力。

1  抵抗：精神守望与文化批判

    张炜在本质上是有着浓郁的浪漫倾向的。在人类生存的过程中，生命不可避免地要经受三种关系的困扰：即人与自身、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一个作家面对这三种关系，其内心的困扰要比一般人强烈得多。作家在其内心剧烈的困扰和冲突中，面对这三种关系采取了各不相同的处理方式。有的直面这三种关系矛盾冲突的残酷，用写实的笔触冷静地展现出人类生存的图景；有的在这残酷的冲突中，用荒诞悲凉的笔法构建起荒原意象；有的则用浪漫的心绪寻求着三种关系的和谐，在富有诗意的境界里把爱意洒遍人间，为自然、生命、社会献上自己的一腔真诚以及发自内心的深沉忧患。张炜的《我的田园》、《九月寓言》基本上属于后一类型，而他的《柏慧》、《家族》、《外省书》则把对于美的人性、美的道德、美的生命的浪漫追求与在现实、历史、社会中的冲突，执著地张扬起来，形成与现实的一种对抗力量，这种精神的对抗在张炜九十年代的长篇小说中，形成了一种无形的张力，无穷无尽地弥漫于作品的字里行间，形成了对现实、文化的深刻批判。于是在他的作品中，美好与丑恶鲜明地对立着，揭露与赞美并存着。实际上，这样一种写作立场，在《古船》中就已经形成，隋抱朴作为一种美好道义的精神承担者，他不仅在行为方式上，而且在文化发展的层面上，与赵多多、四爷爷等各色各样的丑恶文化意象形成了尖锐的对立，这种对立使他的爱更深沉，使他的恨更强烈，这种爱与恨并不仅仅在现实的文化层面上生成，而且回应于历史的发展过程中，构成了他审视历史、现实的一种基本精神立场。历史和现实在张炜九十年代的长篇文本中有一种奇妙的组合，有时候会让你分不清哪是历史，哪是现实。历史是昨天的现实，现实是将来的历史，或者说历史就是现实，现实就是历史。正如他所说的，“在长达一个世纪的时光中，人与故事无论怎么组合，仍有今天的轨迹和历史。这是血脉的连接”。在这一点上，张炜后来的写作比之《古船》要巧妙得多，也含蓄得多，不管是《家族》，还是《柏慧》、《九月寓言》，张炜在作品中很少有严格意义上的对当下现实的描绘，直到最近的《外省书》，张炜似乎才对九十年代活生生的生活发生兴趣，史东宾、马莎的身份特征和为人处事带有了鲜明的“时代性”特征。显然张炜笔下的“历史”是当代的历史，他所解读的历史并不是仅仅为我们提供一种图景，而是通过对历史的当代性解读，在历史和现实的联系中实现他所追求的文学主题——建立一种美好、博大、富有道义精神和人类生命情怀的精神世界，以抵抗当代世俗文化及其种种丑恶事物侵蚀，以达到现实批判和文化批判的目的。这个精神世界在他九十年代的长篇小说中又具体表现为对于“生命道德伦理”和“社会道德伦理”的守望与坚持，“生命伦理”与“道德伦理”的区分不仅仅是为了论述的方便，在他的作品中这两者往往是交织在一起的，只不过在具体的作品中有所侧重而已，当我们从这样的定义上来理解张炜九十年代的长篇小说创作时，《九月寓言》、《我的田园》主要是在生命伦理的层面上，以浪漫的情怀去发现生命的自足、自由与完整，在人与人、人与大自然的诗意化描述中，获得精神生长的力量，以抵抗当代社会给人带来的精神阻隔，这种阻隔我们理解主要有两层意思：一是工业化的现代文明所带来的人的情感的冷漠与沟通的艰难；二是知识分子在各种力量制约下精神坚守的困境。《家族》、《柏慧》、《外省书》、《能不忆蜀葵》，则是在具体现实生活的展开中，在道德的意义上对丑陋的人格及人格的变异进行无情的审视和批判。从道德精神出发的这两种创作意向，直接联系着《古船》和《古船》之后的一系列中短篇小说创作。更具体一点说，直接联系着他的一篇理应引起充分注意的中篇小说《蘑菇七种》，他在九十年代创作的基本意向已包含于这部作品中。在《蘑菇七种》中，张炜所寻求的自然与人、生命之间的和谐关系出现了某种裂缝，当他把自然、社会、人三者联系在一起思考生命的存在形态时，出现了对应的两极：一是一条雄狗“宝物”和场长老丁勇敢的生活以及老丁等人与山野自然和谐相处的图景；一是对老丁等人造成危害的毒蘑菇以及那些自私、萎缩、卑琐的人物。这两极的冲撞不仅表明张炜意识到了自然有它丑陋的一面，正如社会也有它的丑陋的一面，而是表明了他对那些丑陋人物的强烈的批判精神。张炜的批判是以更加张扬他的理想为前提的。在他笔下的老丁对自然一往情深，所以自然赐予他丰富的财富，他对宝物充满了柔情，所以宝物对他忠心耿耿。这两个生命在大自然的庇护下演出了轰轰烈烈、不畏强暴、潇洒勇敢的生命图景，至于毒蘑菇和那些类似于毒蘑菇的卑琐人物尽管会对他们造成某些伤害，但最终却要在他们的粗犷而又细腻的灵魂面前狼狈逃亡。他们是获取自然之精髓、确立生命之强力而屹立于社会的坚强战士。生命道德伦理与社会道德伦理在此交织在一起完成了对理想人格的建构和对丑陋现实的批判。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张炜九十年代长篇小说创作的基本意向是其八十年代小说创作的延续。

    《九月寓言》的基本主题是以融入民间大地的方式抵抗日益技术化、世俗化的文化对人的生命人格、道德精神的挤压，任何对于《九月寓言》的解读都不能回避这一主题的鲜明性。《融入野地》这篇《九月寓言》的代后记几乎阐释了这部小说的全部内涵，两者具有极大的互文性，如果说在小说里“我”构筑了一个理想的民间，那么散文中的我就是真正的作者本人从故事中走出来后对读者、对自己的倾诉，也是他构筑这个民间世界的动力所在。在张炜看来，“城市是一片被肆意修饰过的野地，我最终将告别它。我想寻找一个原来，一个真实”。于是张炜把自己对于物质技术世界的排斥，对于所谓城市文明的逃避寄托在一个民间村落里，寄托在生活在这里的一群自由自在的民间精灵身上。他们是最普通的民间大众，面对的是诸如吃饭、生存、恋爱、劳动这些最普通的生命活动，但是张炜恰恰在他们身上寻找到了人类生命的本真状态和未被异化的那个“原来”。面对现代社会种种的冲突、沦落、紧张、漠然、无可奈何……只有在张扬着自由自在生命活力的民间世界里，才能寻得最后的安慰和舒心。在这一点上，《九月寓言》相对《古船》来说达到了超越。《古船》的重要意义在于它对历史的深刻反思和对现实的强烈批判，它带给世人一个坚毅、刚强、执著、理性的中华民族的硬汉形象——隋抱朴，到《九月寓言》里这种批判精神已经不像从前那样直接通过主人公的身体力行言传身教来表达，而是被无法遏止的民间活力推到了幕后，任何的所谓知识分子价值立场都在最真实最生动的民间日常面前臣服，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民间精灵的舞蹈和狂欢。

    《九月寓言》的开头是这样的：谁见过这样一片荒野？疯长的茅草葛藤绞扭在灌木棵上，风一吹，落地日头一烤，像燃起腾腾地火。满泊野物吱吱叫唤，青生生的浆果气味刺鼻。兔子、草獾、刺猬、鼹鼠……刷刷刷奔来奔去。这传递出了整部作品的基调。阅读《九月寓言》，可以感受到这个边缘村落神奇、美妙的原始氛围，弥漫在村子里的是四射的生命活力，这种力量铺天盖地，任何人无法抗拒。这种感觉的形成一是来自于张炜在《九月寓言》里终于找到了一种与大地、山脉、泥土息息相关的民间语言，这种语言与人生命的最本质感觉合拍，小说的语言就是小村村民的语言，“它有自己的生命、质地和色彩，它是幻化了的精气”。另一方面，张炜营造了一个充满原始生命力的自由自在的民间世界，他把人们内心涌动的生命活力通过人们对待生活的积极、日常行为的激昂表现了出来。谁能忘记金祥夸父追日般地千里寻鏊，谁又能忘记独眼义士耗尽一生寻找爱人的执著，还有村子里的那群蓬勃的青年：肥、赶鹦、龙眼、喜年、香碗……他们在夜幕下上演了小村最美、最动人心魄的爱恨情仇。人的原始性欲在这里成为生命力的象征，这个村子的上空仿佛燃烧着熊熊火焰，建立在原始性欲之上的露筋（小村有史以来最优秀的流浪汉）和闪婆的旷世爱情不是丑陋的，而是人旺盛的自然欲望和生命力的体现。在这个推崇“现代文明”的时代里，这种还原到本真状态的生命群落似乎是个梦想中的仙境，发生在其中的种种事件、穿梭在其中的形形色色的人物仿佛都充满了浪漫的诗意的想象，而神话与现实的交融，恰恰体现了民间世界的自在状态。张炜以自然界的草、花、树木、泥土的气息、奔跑的生灵、人纯真的本性抵抗着现代技术、物质欲望这场“陨石雨”，试图恢复被它损伤的“人的感知器官”。《九月寓言》是深秋季节民间世界里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之间发生的寓言故事，更是一曲对于来自自然大地的原始生命活力的激扬赞歌。

    与《九月寓言》一样，《我的田园》同样渗透着寻找“一个原来”、“一个真实”的精神情怀，它表达了作者对土地的依恋，对脱离世俗的自然生活的向往。“田园”在中国古人的生活里是一种境界，在宁静的田园里生活是人生的一大妙事，陶渊明的归隐很大程度上不是一种被迫的退守，更多的是一种积极的融入，从而达到人生的自由境界；而在物质技术发达的二十世纪末，异化的人群仍旧希望在所谓的“文明”下生活，对于自然，人类似乎已经丧失了寻觅的勇气。但是张炜的宁伽充当了世俗反抗者的角色，体现出古人的旷达、淡泊，他是真正地被那片葡萄园所感动、所吸引，他无法抵挡美好田园的诱惑。在他心中，田园不是简单的一片园地，而是象征着田园与人之间、田园里人与人之间互相吸引、互相牵挂的和谐关系，这些与嘈杂、粗鄙的现代社会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它们是支撑着宁伽坚守田园的源泉所在。他所坚守的正是自己所依附的那个精神田园，也就是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和谐、平等、亲密和友爱。但是《我的田园》显然没有《九月寓言》那样完整地表达民间，彻底地以民间的声音来说话，小说里还充斥着知识分子式的对事情意义的追问，而在《九月寓言》中，作家已经“融入野地”，自由自在的民间世界成为作家的精神世界。

    显然，相对于《九月寓言》、《我的田园》中对于“生命道德伦理”的守望，《家族》、《柏慧》、《外省书》则是对“社会道德伦理”的守望。在这三部小说里，张炜塑造了很多洋溢着善良、正义、高尚等优秀品质的英雄式的形象，例如外祖父曲予、祖父宁柯、导师朱亚……同时张炜也塑造了一些非常丑陋、卑鄙、媚俗的反面形象，柏老、“瓷眼”、柳萌、史东宾……前者承继了《古船》里的隋抱朴的精神，后者则与赵多多、四爷爷是一脉相承的。在这些善恶极其分明的人物身上，张炜把善和恶的对立尖锐突出，这种几乎二元的对立恰恰表达了他守护、建构理想道德的强烈愿望，他说：“在这个时代，在良知的催逼下，人该留下他珍贵的声音。”《柏慧》中的柏老作为地质学院的院长，却是表面上的学术权威、骨子里的伪君子，他残酷地占有别人的学术成果以丰富自己头上的光环；03所所长“瓷眼”的行为有过之而无不及，这是金钱、权力、名誉等诸多欲望催生的结果，而这些欲望的膨胀与社会、时代和文化的原因紧密相连，张炜在历史和现实的交融叙述中，进行着自己对于社会、时代、文化的批判。

    《家族》和《柏慧》在内容上有呼应的地方，都叙述了两组关系：一是我与祖先的关系；一是我与导师的关系。我与祖先的关系是一个血脉相承的关系，诉说了一个人的生命来源；我与导师的关系是一个精神相承的关系，导师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一个文化父亲、精神父亲。张炜在《家族》和《柏慧》中以自己的生命体验找寻着自己的生命之父和精神之父，“原来一个人最最重要的，是先要弄明白自己是谁的儿子”。就是在这种信念下，张炜寻找自己的根。“他们活在不同的年代，彼此也未必有什么实际的联系，但你能看到其中具有一种‘精神的接力者’的特殊的血缘；这精神的血缘终于使他们结成一个精神的家族，一个比建立肉体生命联系上的家族更牢固更永恒的家族。”对于张炜以及小说中的人物来说，精神传承的意义远远大于血缘上的遗传，找到了精神的父亲，就找到了心灵的港湾，正是历史过程中家族式的精神传承，小说中的人物才能不断获得抵抗欲望、守护理想道德的力量。

    在《外省书》里，外省作为远离中心的一个区域，也同样经历着凡俗甚至是堕落的诱惑，张炜似乎要把世纪末涌动在人群中的所有情绪都在小说里表达出来，他也似乎要把这个时代不可避免的浮躁、盲目、势力、庸俗、贪婪、龌龊都剥开来给人看，史东宾这个形象极具代表性，几乎集中了九十年代物化人群的所有精神特征。与史东宾相反，张炜塑造了鲈鱼这个世纪末真正的阳刚男子，在时代疲软的时候，只有鲈鱼身上这种旺盛的活力才能唤回我们业已丧失的希望。在这部小说里，张炜的心中充满了知识分子的浪漫，他还是希望在远离“现代文明”的地方寻找自然宁静的生活，寻找他所认为的已经被现代文明所吞噬的人性，于是寻找田园的主题到《外省书》中又得到了一次极大的发挥，史珂就像一个老年的宁伽，在经历了世事沧桑后又重新找寻内心的安详，这是遍尝了种种苦难后的大彻大悟。

    其实，对于这三个文本无需进行非常细致地解读就能从整体上清晰地感受到，张炜不倦地守望着知识分子的精神价值立场，抵抗着道德沦丧和人性堕落，显示出一个知识分子强烈的忧患意识。

    综观张炜的创作，可以发现大地是他九十年代长篇创作中的一个基本意象，张炜执著地坚守大地，寻找田园，坚守大地到底坚守了什么？理想？道德？真爱？……张炜曾经说过：“我觉得艺术家应该是尘世上的提醒者，是一个守夜者。”大地守夜人是评论家对张炜执著守护大地，守护一种持久的精神家园的认可，光怪陆离、色彩斑斓的白天永远不缺乏蜂拥而至者，夜晚的大地是人们退守后的家园，如果一个人深深地扎根于大地，他将不会漂泊和没有根基。另一方面，张炜在登州海角出生、成长，以及写作，大海对他的影响是不可回避的，在他的长篇小说中，海洋意象若隐若现。《古船》里隋不召的郑和式生涯以及那艘停靠在村边的古船；《外省书》中的史珂回到“外省”就是回到海边的小屋里，而小说中的每一个人物都有一个鱼化命名（鱼恰恰又是人生命的起源形态）；《九月寓言》里全部的主人公被冠以“蜓鲅”的名称来暗指他们奔波生涯的停止；《柏慧》里不断叙述着徐芾东渡的故事。如果说大地这个意象在作品中是一条主旋律的话，海洋意象就具有了第二声部的意义，只是它具有隐含性，没有像大地意象那样深远。实际上这两种意象有一定冲突性，大地代表归属，海洋象征着流浪，“蜓鲅”的生活就是一种从流浪到归属的生活。如果大地显示了人对自己根基的寻找，那么大海则体现了一种无根性、漂泊感。当我们关注张炜守望大地的道德理想主义的时候，也要看到那种寻根和无根的矛盾、归属和流浪的抉择也不时跳跃在他的作品中。

2  柔情：感知世界的一种方式

    张炜在《羞涩与温柔》中谈到作家气质的时候，曾说：“我渐渐发现了一部分人没有来由的羞涩。尽管岁月中的一切似乎已经从外部把这些改变了，磨光了，我还是感到了那种时时流露的羞涩”，“另外我还发现了温柔。不管一个人的阳刚之气多么足，他都有类似女性的温柔心地。他在以自己的薄薄身躯温暖着什么。这当然是一种爱心演化出来的，是一种天性。”这种天性的柔情不仅仅是一种叙述情调，更重要的是一种人格精神，这是一种气质、一种爱的表现形式，这是一种境界，一种缠绵的美丽；这是一种寻求，一种执著的人性呼唤和对生命的态度。

    张炜感知这个世界的方式同样是羞涩和温柔的，在他刚毅、沉着、富有力度的精神抵抗中，始终有一种女性的情怀关注着芸芸众生，即使在腥风血雨、风云变幻的历史动荡中，这一饱含深情的女性情怀仍然深浸其中，显出独特的魅力。正如张炜自己所说：“女性温柔着我们人类的历史，可是在形成历史的现实生活中，我们却较少使用女性的多情体贴的视角去注目生活。讲爱，讲爱心，讲援助，讲一种心灵的抚慰，应该化为普通的渴求。女性的总体性格激励着人类前进、创造，促使人们更加完美，更加懂得廉耻，知道做人的尊严和正义，理解什么叫做责任心和勇敢……”可见张炜对“女性“情怀的发现并不仅仅在于她们的善良、柔情，而是把她看作是人类应有的一种精神，女性所象征的这种精神，换句话说就是美的、善的、人道的精神。这个认识历史、现实的女性视角，使他发现了从前被遮蔽的许多，不管是先天的感觉还是后天的自觉，它都使我们看到了一个极富人道精神、人情味的作家，在他眼里，惯有的男性视角不仅是对女性的不公平，更是对人类本原情感的亵渎。这使得张炜的语言极具抒情色彩，这种抒情是仁慈的，柔软的，他会大段大段地袒露心扉：

    我愿意在生机盎然的葡萄树下一直留连下去，永远永远也不离开你，我的葡萄树！是我亲手把你侍弄起来，像服侍一个婴儿。我看着你长出黑油油的头发，看着你呀呀学语，看着你睁开纯洁无邪的眸子。我一次次在午夜里扑到葡萄架上，抚摩你的温煦之躯，像乳房一样鼓胀胀的葡萄串穗……我感受着你扑扑跳动的一颗心——葡萄树的心。

    不能忘记在你身边度过的春天，正像不能忘记甘甜的乳汁。我也许是少数记住了饲喂的婴儿之一，一闭眼就是那弥漫大地的芬芳。黑夜用无边的墨色来恐吓我，我就依偎在你的山峰之间，脸贴紧了中间的凹地。睡着了，鼻孔里全是药菊和蔷薇的香气。春天里的第一束花像金子一样，你扯着我走向高地……

    可见，张炜在自己的男性视角之上覆盖了一层女性的面纱，在这种女性化叙述的背后有一种张炜对女性的爱戴，更确切地说，对于那些善良、单纯而又充满活力的年轻女性他倾注了无限的关爱，而对于那些年长的饱含母性情怀的女性形象，他表现出一种母性崇拜，甚至恋母情结。因此，张炜的小说里留下了他所挚爱的女性形象：天真的一尘不染的鼓额；纯真而又带着现代气息的柏慧、师辉、肖潇；充满活力天性的肥、赶鹦；具备传统贤淑美德的闵葵、阿萍、淑嫂；把爱和野性充分燃烧的“小河狸”、闪婆。张炜好像始终怀有这种情结：找寻心中的完美女性。他善良的目光爱抚着他们，他固执地希望并坚信女性永远会成为这个世界上哪怕是最后的纯净家园。在这一点上张炜似乎与写出《红楼梦》的曹雪芹有一种天然的感应，当曹雪芹在大观园里用多姿多彩的女性形象支撑起他心中对于美好的向往时，几百年以后的张炜仍然发现这个世界如果还残存一丝美丽和洁净的话，那么这美丽和洁净就存在于女性的身上。

    相对于男性，女性是天生的弱者，张炜却绝不是同情弱者，虽然他也为鼓额的命运叹息，也为梅子的无法脱俗而进退两难，但他确实是爱她们的，这种爱源自他对真善美的欣赏。在他眼里，女性就是真善美的希望。他绝没有采取那种自上而下的俯视，他是发自内心的尊敬、赞美。《家族》里的“小河狸”是一个大胆追求幸福的刚烈女子，她以土匪女儿的身份爱上了土匪的死对头——许予明，她敢于在自家的牢房里与许予明幽会，全然不顾左右；她敢于在行刑前放走了自己的爱人——在她眼里，这不是简单的对错问题；她又直奔许予明所在的驻地找寻爱情，为他可以放弃一切。“小河狸”最后依然被处死，从此许予明精神恍惚，一个放荡的男子被征服。在“小河狸”短短的出场中，她用自己的爱征服了一个曾经遍撒情种的男人，她身上具有的这种爱的力量饱含着巨大的不可抗拒性，这种力量在男性身上是很难找到的。

    相对于作品中数不胜数的美丽女性，丑女人要少得多，“大脚肥肩”应该算典型的代表，她薄情于独眼义士，虐待儿媳妇三兰子，粗暴的言行举止在整个《九月寓言》里都是一个令人难忘的泼妇形象。可是实际的阅读感受却让我们对于大脚肥肩并不会产生刻骨的仇恨，“不言而喻，女性当中也有邪恶者。奇怪的是她们的邪恶丝毫也不比男性来得轻微；而且，她们的邪恶比起同类的男性并不见得就更值得同情和谅解。但愿邪恶远离她们，不要附在她们纤弱的躯体上。她们的灵魂该有更好的用场，她们在年轻的时候被称为花朵，她们在年老的时候被称为母亲。”张炜似乎不忍心把女性也推到丑恶的极端，相比于《古船》中的“四爷爷”，大脚肥肩要真实得多，所表现出的生存欲望、爱恨情仇都让人莫名地慨叹。当独眼义士死去的时候，

    大脚肥肩返身闩了院门，一下搂抱住独眼老人。老人歪在她热气腾腾的乳下，神气像小孩儿一样。大脚肥肩摇他、拍他，他只是微笑。后来这微笑锈住了。大脚肥肩啊啊叫着把脸贴上去，亲吻不停。她哭得好响，简直像嚎叫一样。一会儿院门拍响了，赖牙和喜年连声呼叫，大脚肥肩像没有听见。她伏在独眼老人身上，知道一场从未有过的大哭从此开始了。

    张炜在女性身上所发现的温情、爱意，一方面构成了作品中的一系列美好的女性形象，另一方面又构成了他感知世界万物的基本态度，弥漫于他所有的作品中，正如张炜在《作家的温柔》一篇随笔中所说：“一块草地，一片树林，一个天真的儿童，这一切都能拨动你爱的心弦。那时候你激动不已，含情脉脉，渴望与一切有生命的和没有生命的去交谈，你想温柔四方。世界应该适合你这样的人去生活和创造，你也太需要一个绿色的世界。一切生硬的，不近人情的东西放在你的面前，都有些残酷的意味。你不能没有爱，不能没有倾谈，不能没有美丽的想象以及唤起这些想象的种种条件。”这样一种满含爱意地温柔地感知世界的态度，在张炜九十年代的长篇小说中，具体体现在对于自然和社会的态度。

    对于自然，张炜喜欢追求一种和谐的境界，在他看来，一个人无论怎样高深，如果他（她）不愿亲近大自然，大自然也唤不起他的柔情，那么就不能算有很好的修养，在张炜八十年代后期的一些中短篇小说《采树鳔》、《三想》等作品中，他和普遍的自然交谈着，对待无知的自然界如对亲人，能听见群星的欢歌，听见花草的笑语，能窥探到沾满青苔的岩石的秘密，他在此感受着人生的一种辉煌，化解着人生的痛苦，寻找着柔情的价值和意义……总之，在他看来，人类与自然、与其他生物是不该割断联系的，人应该对自然和其他生物有着一种平等的亲情关系，因为人与周围的一切都是由于共同的相处才有了人的一切，然而可悲的是人太笨拙、太没有理性了，他们盲目地对自然、生物施予强暴，总把自己放在至高无上的一个位置上，而不是把自己放在一个生命的位置上去看待另一个生命，因而造成了数不清的悲剧，并且人类还在延续着这种悲剧，面对着人与自然与其他生命的这种冲突，渴望与自然融为一体的张炜，心灵怎不有着一种深沉的忧虑和焦灼，他既然不能化解这种冲突，他的灵魂便在艺术想象的世界里，以无限的柔情爱意，写出人与自然的和谐。在《九月寓言》里，露筋和闪婆在野地里自由漂泊，流露着天人合一的无限美丽，他们偎身于自然，自然给了他们生存的机会，两者相依相生，呈现出深沉的柔情爱意。还有苍茫夜色下，自由奔跑的那些青年男女，他们融于自然温热的怀抱中，释放着青春的欲望，寻找着生命的真纯……在人与自然的这种关系中，我们看到柔情不仅是一种心绪，更是生命中不可缺少的一种素质，真正来自自身的勇敢、责任、善良等都与柔情有着天然的联系。这种在自然中流露出的柔情，在《我的田园》里却化为“人与自然”和谐为一的社会化理想追求，也就是说“人归于自然”的过程中，包含着对一种社会化人格的肯定。在《我的田园》和《柏慧》中都出现了“葡萄园”这个意象，葡萄园既是一个大自然的缩影，又是一个人与人和谐相处、脱离世俗的桃花源。小说中有大量对葡萄园自然风光满含深情的描绘，语言是温柔的，目光充满爱意，正是通过这片葡萄园，通过鼓额、肖潇、淑嫂这些美好人物的美好言行，张炜抒写了人间爱的主题——爱自然，爱他人，也爱我们自己。

    对于社会，张炜所表现的温柔和爱意体现在他所塑造的女性形象上，在前面的论述中已经阐明，不再赘言。而且我们可以感受到，即使是描写丑恶现象，张炜也没有悲观绝望，他总是怀着希望，让美好的事物点燃黑暗中的灯。那种沉重的历史感、道德感、忏悔意识只长在作者的身上，所有的对于丑恶的憎恨和改造、对于苦难的承受张炜都留给了自己，传达给我们的却是希望、乐观和向上的活力。

    张炜以柔情感知世界，他渴望社会、自然都有一种和谐的美、至高的善，但是人自身以及社会发展过程中所存在的诸多“非善”的力量，总是构成对张炜理想的人类世界的摧毁性力量，面对这种力量他有着无言的愤怒，无奈的悲凉，更有着博大的悲悯，在他九十年代长篇小说中，时时流露着这种悲悯的情怀，这种情怀“来自大自然，来自一个广漠的世界”。对于现实中的种种丑恶，他在揭露、批判，《家族》、《柏慧》、《我的田园》都有来自现实的丑恶嘴脸，不管外表的掩盖性多大，张炜总要撕裂开来给人看，在看似客观的叙述之下，我们可以触摸到他激愤无比的脉搏。同时，又总是在他的作品里听到另外一种声音——人怎么能这样？社会怎么会这样？这悲天悯人的情怀，使他的思考直接指向人类的存在，甚至人类的终极生存意义。在《九月寓言》里，张炜一方面写了乡土世界与“工区”的对立冲撞以及乡村世界在冲撞中的艰难演进，另一方面又写了乡村世界的最后消失恰是工区造成的结果，在此显然构成了一对极为尖锐的矛盾，这一矛盾的结束是乡村人生活历史的一个终结，但相对于整个人类历史来说，张炜显然把人类生存的一个极为尖锐又是最为基本的问题展现在了我们面前：人与自然、传统与现代、乡村与城市等等相互依存又相互冲撞的最终结局会是怎样的呢？这些问题的思考也同时在张炜的其他长篇小说中有所体现。一切都在成为过去，一切又都与当今相联系，我们在生存的过程中，在张炜的《九月寓言》等作品里听到了一缕沉重、悲悯、富有人道精神的心音在茫茫田野里缓缓飘荡……

3  文体结构：在变化中坚守“不变”

    在小说文体和结构的实践上，张炜一直是积极的，他的变化是不动声色的，没有大刀阔斧，却是简洁而有效的。

    九十年代的长篇创作中，张炜极力想建构一个自己的小说体式，他想做到把他要表达的东西用多侧面的方法表现。《家族》中的历史和现实的穿插互动，历史的图景似乎在现实的生活中印证，当“我”回忆父亲的死的时候，马上切换到如今导师的死，这两次面对死亡给予主人公的冲击是以一浪再一浪的形式进行的，这样所带来的层层覆盖感把读者的阅读体验拉进一个作者架构的一个多重空间中，当你一次次被从历史拉到现实，又从现实拉回到历史的时候，你的体验仿佛被夹击了，你不得不徘徊于其中，发现自己轻易发现或不得不发现的东西。而在叙述的间隙，作者又倾注饱满的热情作一番直抒胸臆的表达，这种表达似乎就是在家族史和个人生活历程中所需要喷发的东西，豪情也好、郁闷也好、愤懑也好……这是整个结构中的缓冲点，却也正是整个结构中的爆发点，它处在历史和现实的交叉点上。

    《柏慧》是以对对象的书信倾诉进行的，通过主人公在信里诉说把“我”的人生经历和感情体验、现实生活展现出来，由于书信对象不同：柏慧和老胡师，他们和“我”的关系不同，对“我”的了解角度和了解程度不同，诉说的内容就不同，包含的感情特征也不同，这其实对于叙述者来说在把握上是有一定难度的，但是张炜很好地利用了这种结构形式，比之与其在故事上有重叠性的《家族》、《我的田园》来说，更凸显了主人公，于是所有的故事内容就在对两个对象的诉说中立体起来。

    《九月寓言》是一个整体上的时间模糊叙述，从作品中的点滴中可以联想到有关的历史事件，但是张炜的结构却是既没有一条线叙说到底，也没有按照一定的规律把故事有序地古往今来地道来，但是结构却是极其自然流畅，没有一丝的参差，当肥、赶鹦们奔跑在夜晚的野地里的时候，当闪婆和露筋正在进行着他们生命中最沸腾的交媾狂欢的时候，我们无法判断时间，也不需要判断时间，正是打乱时间上的明显界线，更使故事的神秘色彩增加，这个世间少有的自在空间的神话色彩更显强烈。

    《外省书》以人名形成全书十一卷的命名，不是每一卷一个故事，而是每一卷提供一个故事的侧面或者是故事的一个角度，这种多角度进入而形成的网状结构其实进行的是把一个故事复杂化的过程，正是在这个复杂化的过程中，给予读者以更加全面的故事面貌。这种复杂并没有带来混乱，而是形成一种环绕立体声的效果，带来了生动的想象空间。

    阅读张炜的小说，能够从字里行间真切地感受到一种激情和冷静对抗，他怎么能把两者这么完美地统一？不管是在《九月寓言》中夜晚奔跑的农村青年，还是鲈鱼对于两性关系的自然本性的流露，不管是描绘荡气回肠的家族史，还是向柏慧倾诉内心的矛盾，弥漫在作品中是冲破一切的生命激情在熊熊燃烧。张炜说：“我觉得创作，人的艺术活动，无非就是来源于生命的一种激情，是生命能量的一种释放方式。我想，一个人不间断的创作活动最起码可以看成是激情的一次次延续。”可是张炜身上天然存有的知识分子的冷静也透露在作品里，他清醒地意识到不能放弃寻求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应有的道德理想，他对故事有极佳的控制力，收放自如地叙述，他仿佛会时时告诫自己在张扬的同时要退守到自己的精神家园，获得一份宁静。他能避免冷静带来的冷漠，也能避免激情带来的滥情，他冷静地审视、旁观，又激情地赞美、抒写。两者和谐至极。

    总体上来说，不管张炜如何在每部作品中提供新鲜的文体因子，我们都可以从中感受到他的小说结构具有一方面外扩，一方面内敛的双重特点。他激情四射的抒情性叙事本身比单纯的讲故事更会带来作品内部一种不可遏止的力量，这种力量使得整个结构张扬。而张炜的小说又异常地具有凝聚力，这是因为张炜内心情感主线是异常清晰的。这种外散内聚的结构正是靠张炜内心涌动的情感才不致走向外散内散。这种双重特点是他精心打造的结果，显示了张炜在驾驭结构上的顺畅自如。

    张炜已经告别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在上个世纪的最后十年里他奉献的长篇小说构成了这个十年不可或缺的精彩，也是无法替代的文本，这是张炜在变化中的坚守，也是他不断思考发出的声音。期待他依然在坚守中前行，依然不断地用他的方式提供他对新的时代的思考和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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