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艺术

黄梵：谈诗断章

来源：中国南方艺术
作者：黄梵
2012-09-29 2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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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在新诗中，对存在的敏感和对短促节奏的敏感，两者的来源完全不同。旧体诗中的曲，自然是新诗短促节奏的源头。但新诗对存在的逼近，却有一个西学东进的背景。这样说并非是我看不清中国古人对存在的敏感。恰恰是通过对西学的跟进，当代许多中国诗人掌握了这种偏见。所以，当看见有人在节奏和对存在的敏感两方面，企图借鉴中国曲的传统时，我自然为有人发现这个窖藏而高兴。当然，许多诗人在他的诗歌构成中，是怀着对曲的短促节奏和西学存在的相同爱慕。而且，西学存在在他的意识里是睡着的，就是说他对存在采取的态度，来自拥有这种西学意识的诗人的影响。大概这是许多诗人没有看到的难点。所以，在一些诗人的方式里含有避开这个难点的聪明。上述这条路当然更具挑战性，我不能肯定诗人在安放他诗歌的拱顶石时，会不会掉下来。因为除了方向正确，我不能肯定一些诗人已有的才能，与克服这个难点所需的才能，究竟还有多远？

二

    在西方诗歌的影响到了不可收拾的今天，当代诗人有必要去完成一项中国的使命。至少在我看来，应该在越来越清晰的层面，抵近东方诗歌有条不紊又神奇的奥妙所在。过去我们都是西方诗歌里的流浪者，这种缘分从头到脚是由我们对复杂的崇拜造成的，这种热症导致在强调文字经济的同时，全然忘记了还有意境经济这回事。有条不紊的意境能很好消除庞杂意象带来的紧张感，它对形象和比喻的准确性要求更严。所以，与强调意境的古诗相比，很多人的新诗就变成了既复杂又曲折的词语或意象练习，它们很难与我们置身其中的岁月发生联系，混杂的意象很难适应意境的简单要求。因为对意境来说，这些意象神魂颠倒的程度和不一致，都太强烈了。

    也许仅仅出于责任，我想指出这极为有益的趣味选择，并为新诗抬出古诗的趣味，这种抬价实在预示了一个很好的诗歌方向。当代的青年诗人都天资过人，对技巧的驾御都显出令人生畏的才力，只是在向内心深处的挖掘中，过分得意于对西方诗风的玩味，这使得新诗在趣味上很难具有自己的新面孔。所以，我希望有人迈出的这一步，尽管小心翼翼甚至笨拙，但这不在乎输赢的一步堪称正确。我希望看到他对古典诗词那种意境的摹仿，意识到古典诗词是作为心灵对境遇与自然的反应，于是他的诗歌便加入到临摹古人反应的行列，以便添足简单意境的古朴意味。只是在古人已经写光的题材里，如果诗人不能在现代境遇里找到半茬的现代反应，那么他的这些诗作就只是翻译似的仿作，就是说他仰赖的不是自己的反应，古人固然使他茅塞洞开，但他并未感人之未感，他不能只理解古人而又慑服于古人。即由我们普遍感悟到的西方式的苦恼，遁入到了东方古人式的苦恼。这离更加贴切的现代反应，无疑便隔和远了起来。

三

    通过掌握深不可测的智慧，魔法般的技巧，微尘似的语言敏感，玄学和修饰变化的奥妙，新诗获得了它的历史，如果不只为了满足虚荣，不难发现，迂回的、修饰的、隐晦的花朵，已经过多挤占了心灵，从而构成一个新诗的“六朝期”。相反的，对修饰兴趣的阻挠，原本可能爆发意境的新发现，但实际看到的却是轻靡和粗俗。上述两种倾向实际构成了这个新诗“六朝期”典型的陈规俗套。
　　
    我相信，直接的、意境的、巧妙的、形象的、简朴或清丽的、严肃的表达，比迂回的、修饰的、隐晦的、玄学议论的、绚丽的、轻佻的表达，日后会获得更强的说服力。在去掉修饰的龙蛇虬曲后，一种简单而深刻的崇高风格，既合乎我们民族固有的本性，也合乎民族对趣味选择的规律，不被一时的理论所迷惑。师法古人不是为了新的教条，而是寻求天籁般的声音。

四

    内心是重要的，东方式的内心对新诗尤其重要。但我经常疑惑，这些自发吟成的新诗能否将东方传下去。光懂得爱东方是不够的，西方在我的经验中已经如此强大。当我赞美陶潜、王维，谁能说我内心赞美的不是华兹华斯呢？

    对自己的灵魂问长问短，不是为了回答风格或技巧的问题，是为了弄清内心在与什么交锋。我是否有本领弄清，已纳入我诗歌的那些存在？其次能否找到最贴切的形象，来说出触及存在的那种幸运？

    上述的一切都将成为问题，也许外人难以体会。西方对寻找东方心灵的人来说，也许是光耀但不一定总是管用的。写诗对我不再是语言，是从血液的乱流中拽出东方的洞识力。尽管困难重重，我仍愿倾毕生精力一试。

五

    是中年替我找到了自省的勇气，年轻时所有的辩护企图，在它面前已经显得虚弱。我愿意宁静地领受这个最高的恩惠。在这个人民群众的时代里，良知能够安然无恙地在一些人的心里活下来，足见它是有生气、有生命力的奇迹。

    黑塞曾说，“佛似乎也就是基督徒吧”。他是在智慧和真理的层面对此明晰起来的。一个随时随地能在别人身上找到过错的人，也能随时随地让自己变得无辜……这几乎成了整个民族用来抵御责难的甲胄。我感到庆幸的是，我能以诗歌的方式把寻仇的呼喊贬弃不顾。就是说，虽然诗歌说到底是偶然的艺术，但在它的生命里不能不反映作者的脾性。
   
    中年让我意识到人生的神秘，而诗歌的全部秩序说到底，也应该承担起探索这些神秘的责任。学究的、无知的或庸俗的智型，由于与我的脾性不合，我都是要放弃的。一切深刻的事物，在为它们找到触尝视听的经验和感觉后，我才会感到心安。就广大的过去、风景、人际而言，中年给了我一个重新发现的时机。
   
    语言如果不是出自诗人内心的需要，它仅仅是修辞而已。二十世纪的那场修辞革命，应该休息了，让位给世界和内心的滋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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