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涅：给先生换一条板凳
|
以下这段文字是每个四十岁以上的中国人都几乎耳熟能详、又肃然起敬的： “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是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不错，这文字是毛泽东写下的。写在他的“雄文”《新民主主义论》里。这段文字一挨在鲁迅先生身上定格，身高一米六九的先生立刻从一个常人，一位普通的（或者说优秀的）中国作家成了万众敬仰的神人。他也一下从常人的视野中超凡脱俗、出类拔萃而去，同时在现代文学史的教科书中也超越于他同时代的所有作家。现代文学史少了其他作家可以，譬如梁实秋、张爱玲、苏雪林等等，但一旦少了鲁迅那将就不成其一部文学史了。先生是一部现代文学史的中流砥柱。尽管在这部实际的文学史中，有不少作家曾跟先生一块儿喝过茶，吃过饭，聊过天，甚或发生过口角以至詈骂。不过，那时他们至少与先生还是平起平坐的，只是后来领袖给了先生一条特殊的板凳，让他独个儿坐到一边去了。 作为人的鲁迅，或者仅仅作为一个普通作家和大学教员的鲁迅，如果不是那不为他所知的历史将他哄抬到一个“吓人的高度”，我想先生自己是绝不会坐到这条别人指定的板凳上去的，因为先生的骨头是最硬的。早在一九二七，先生在广州时就曾写信给一个叫章川岛说：“我在这里，被抬得极高，苦极。”这说明先生活着是不愿自个儿坐到那高高在上的板凳上的，他知道那滋味，“苦极”！如此，先生或许会更可爱，即便庸常些，即便平淡些，即便“尖酸刻薄”些，他所有的文字都是他性格中的文字，人的性格是丝毫掺不得假的，他的文字也是最真实的，将会有更多读者喜爱。这样说，并不是否定先生的伟大。一个伟大的人物不是随便三言两语就可以否定的了的。先生有一句名言，说他吃的是草，挤出来的是奶。就中国作家而言，十人之中至少有六七人是吃过先生的“奶”的。仅仅如此，先生就是伟大的，在中国作家中就该排在第一位，何况他是所有作家中最具独立思想和创造的一个。 在那些浩若烟海的纪念或者追忆鲁迅的文字中，我以为上海的一个普通工人作家阿累的《一面》是这所有文字中最为传神，也是最为真实和平民化的了。与鲁迅先生仅有一面之缘的阿累这样动情地写道：“他的面孔是黄里带白，瘦得教人担心，好像大病新愈的人，但是精神很好，没有一丝颓唐的样子。头发约莫一寸长，原是瓦片头，显然好久没剪了，却一根一根精神抖擞地直竖着。胡须很打眼，好像浓墨写的隶体‘一’字。” 这绝对是生活中活生生的鲁迅，而非一些文字构筑或堆砌起的、活在书本和别人思想中的鲁迅。因而，阿累才会对鲁迅“看了我一眼”，而“使我立刻感到身上受了父亲的抚摩，严肃和慈爱交综着的抚摩似的。”重读阿累这篇悼念鲁迅先生的文章时，我特别留意了一下，它写于“一九三六年十月”，是先生刚刚去世的日子，而文中所记述的他与鲁迅相见的这“一面”，是“四年前”的一九三二年。可见这“一面”对阿累的一生有多么重要。萧红写于一九三九年的《回忆鲁迅先生》，也是一篇难得的感人文字，那是以一个女人的眼睛去抚摸父亲的文字，你从中几乎都可以嗅到先生带有烟草味的气息，和听到他“明朗”的笑声。之后，怕就数许广平的追忆的文字了。她于一九五二年出版了《欣慰的纪念》一书，那是一个妻子写丈夫的文字，平易、家常、委委婉婉，甚至清清爽爽，鲁迅是以一个丈夫的形象活在那书里，读了让所有的女人感到，让所有的男人羡慕。再以后，不，至少是先生被领袖“定格”以后，就再也没读到过这样写鲁迅的活鲜鲜的文字了。先生从一个“瘦得教人担心，好像大病新愈的人”，一跃变成了万众仰慕的神人。因而，阿累的那类文字就显得平庸，而又太烟火味了，实在不足以支撑起一个作为“民族英雄”的高大全的鲁迅形象。从此，一个真实的鲁迅就给湮没及至消逝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被神化了鲁迅，无论是在书中，还是在绘画以及小孩子看的连环画中。这样的鲁迅至今仍被我们许多人所接受着，因为有许多人从一开始接受的就是一个被神化或者异化了的鲁迅。鲁迅是匕首投枪，是作为一个文化斗士而存活的，更进一步说，他是作为一个政治符号而存在的。那时，不管先生愿意不愿意，他真的是坐到另一条高高在上的板凳上去了。 给先生换一条板凳，让他坐回到大众中间的不是别人，恰恰是他的儿子周海婴。海婴在其回忆录《鲁迅与我七十年》一书中，一下还原给读者一个父亲的形象，一个普普通通的作家形象，亲切、温馨、慈爱、随和，又兢兢业业，孜孜以求，读来教人感动。我想，最容易让读者接受的，大约还是海婴笔下的这个鲁迅了。这个鲁迅就坐在我们身边，不断地抽着烟，说笑着，诙谐而幽默，不时发出爽朗的笑声，而非总是一副我们熟悉了的“横眉冷对”的表情。慈祥的父亲面孔总是让人喜爱的。其实，先生原本就是这个样子，一个活生生的人的样子。恰恰在这一点上，我们才感到先生是一个真实的存在，因而才更加怀念与敬重先生了。 其实，据王元化先生回忆，早在一九三九年，许广平女士就对其周围的人讲过“鲁迅也是普通人，不要把他神化了，还讲了一些这方面的故事。这些故事有的她已写到回忆录里面去了。” 海婴先生在这本《鲁迅与我七十年》的书中真切地写道：“作为儿子，我知道父亲有跟常人一样的癖性爱好，喜怒哀乐，而不是什么神……” 可是，先生是从什么时候就突然改变了样子呢？或可说先生是从什么时候被人改变了模样了？自然，那是在先生被神化了以后，他坐到了被人指定的一条板凳上去之后。 毛泽东上述那段话是写于一九四０年一月，显然他对鲁迅是一次“盖棺论定”。真真一言九鼎，一句顶一万句。领袖的妙处就在于他说话有着不可动摇的权威性，此话一出便一锤定音。从此，我们只能听到一种声音中的鲁迅，其他声音也统统被这一种声音掩盖和湮没了。应该丰富多彩的先生从此也只剩下一种灰灰的冷色调。反正先生死了，他是否受用这些话，已经不是问题了。政治需要领袖与权威，文坛也同样需要领袖与权威，那就树一个吧。历史证明，毛泽东的选择是不错的。这正是领袖的高明所在。问题是“一个人一旦成为权威与偶像，他便从此不再是自己，而是经过了各取所需的加工之后的权威与偶像。”（祝勇《改写记忆》一书）后来，在十年浩劫中，先生果然被野心家们“各取所需的加工”利用了，被夸大到神人至境，先生成了别人所利用的“匕首投枪”，致使不少知识分子罗难于这“匕首投枪”之下；连先生自己的家人也没能幸免。恐怕这也不是领袖针对先生说这话时的初衷。领袖也被人“各取所需”的利用了，成了野心家们到处挥舞的一面大旗。由此看来，政治有时跟文学一样也是可以创作的。当需要先生时，先生就成了一个新文化的旗手，就理所当然地应该坐到那个高高在上的板凳上去。海婴在《鲁迅与我七十年》中抖落出一件事：一九五七年，毛泽东去上海小住，依惯例私下会见了湖南老友。当时，在场的罗稷南老先生向毛泽东提出了一个大胆的假设：要是今天鲁迅还活着，他可能怎样？“不料毛主席对此却十分认真，沉思片刻，回答说：以我的估计，（鲁迅）要么是关在牢里还是要写，要么他识大体不做声。”我以为，那一刻的毛泽东是最真实的，领袖也有他不能自己的时候。不过，要我妄加推测，“骨头最硬的”先生即便是在牢里还是要写的，他不会坐到别人指定的板凳上去。尽管领袖给了他“三家”（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但唯独不是政治家，依先生的个性，他会是这样的。 近些年，在文学界忽地踅出一股企图全面否定鲁迅之风，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重新排定文学大师座次不说，单单先生的性格个性，居然也成了否定先生的把柄，真真是想将先生贬到一条一无是处的板凳上去。我认为，无论是将先生哄抬至一个吓人高度，还是将先生贬得一文不值都是极荒唐的游戏。所幸的是先生今天又坐回到我们中间来了，去掉那些笼罩在先生身上的虚幻的光环，同时抵挡住那些对先生肆意的詈骂与诋毁，一个真实的鲁迅先生，会让人们更加敬重和爱戴。 |
南方论坛
频道热门
-
鬼金的小说与绘画
它们以慢的形式推进着，就像刀子，在某一个虚构的想象中，在推进，推进，直到划开皮肤，呈现出白色的茬，然后才是肉，才是红色，破裂的...[详情] -
刘川 译 | 弗兰克·比达特：夜的第四时辰（长诗）
弗兰克·比达特，1970年代出版的首部诗集《黄金州》与《身体之书》虽获评论界关注，但其作为不妥协的原创诗人之声誉真正确立于1983年问...[详情] -
清静 | 深入解读王老莽诗作《三元塔》
这种深度并非老莽刻意为之的深奥，而是源自诗人对生活的敏锐感知和对人性的深刻理解，让读者在阅读中能够获得启示和感悟。其洞察犹如一...[详情] -
美国当代诗人弗朗兹·赖特诗选
美国诗人弗朗兹·赖特，1953年生于维也纳，2015年因肺癌去世，2004年诗集《走向葡萄园岛》获得普利策诗歌奖。他父亲是著名诗人詹姆斯·...[详情] -
马嘶诗选：不与他人同巾器
马嘶，生于四川巴中，现居成都。著有诗集《万古与浮力》《热爱》《春山可望》《莫须有》。曾参加《诗刊》第三十三届青春诗会，获人民文...[详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