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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在同你们每一个人说话。说到底，人群是一个幻觉。它并不存在。我是在与你个别交谈。”迟暮之年的博尔赫斯对他的倾听者威利斯·巴恩斯通说道，“哦，我们是孤单的，你和我。你意味着个人，而不是一群人，那并不存在。”诗人的交代语重心长，让我——另一个倾听者——开始兴奋起来。因为近几年来，我在与一个又一个具体诗人或者一件又一件具体作品的“幽会”之余，已逐渐失去了对整个当代诗歌或其某一个群落作统摄式发言的兴趣，甚至，这种兴趣也许从来就没有出现过。以前我认为这是我的重大缺陷；现在我可以告慰自己了。近日，我收到了温冰然女史的“新诗话小说”《凤兮凰兮》，当我在这部书中再次邂逅诗人谯达摩先生，那首二十二行诗《穿睡衣的高原》立即就浮上了心头。我知道，与一个诗人“孤单相聚”的甜蜜时刻又来临了。
“高原”这一词语是有方向的，从文化的角度分析，这一词语沿着某一个方向滑行就形成了一条既成言路；如果我们要再次使用这一词语，会明显感觉到有一种文化惯性企图操纵我们。比如，从宋玉写下“悲哉！秋之为气也”（《九辩》），“秋”的文化惯性就开始左右这一词语后来的访问者，距宋玉一千年之后，写作《秋声赋》的欧阳修刚一磨墨铺纸，就表现出某种不由自主性：“噫嘻悲哉，此秋声也，胡为而来哉”。“秋”是柔软的、低回的、阴性的；与之相反，“高原”则是强硬的、豪迈的、阳性的。我愿意提到杨炼的中型诗《诺日朗》作为佐证。十年以前，《诺日朗》以其炫耀式的复杂建构中止了我的青春期写作，让我更愿意旁观而不是亲历诗歌的生成。《诺日朗》开篇就写到高原，“高原如猛虎，焚烧于激流暴跳的万物的海滨/哦，只有光，落日浑圆地向你们泛滥，大地悬挂在空中”。这几行诗统治了我十年，让我一直深信不疑：高原与岩石有关，与苍鹰有关，与凄厉的信仰有关，高原是男神的土地。当我再次翻开经典的《五人诗选》（作家，1986）找到开卷之作《诺日朗》，我们会发现诗人的一条自注：“诺日朗：藏语，男神”，——一切都毫厘不爽。杨炼的写作是雄辩的，让我轻易地就与他达成了共识，从未念及回避或阻止他的滔滔不绝，所以我成不了一个真正的诗人；所有的既成言路通往一个真正的诗人时，都会发生奇妙的断裂而不是顺理成章的对接。一个真正的诗人，他不可能理会太多。我相信谯达摩一定读过《诺日朗》，然而他不理会，当他写下“此刻睡衣醒着，而高原沉睡。/惟有漫山遍野的羔羊/从云的乳房汲取奶水”，杨炼们就开始从他身上脱落和逃逸。紧接着，诗人写到了“溶洞”、“泉水”、“细雨”、“花瓣”、“风”、“青草”和“红罂粟”。我们有理由相信，诗人在我们面前展开的是一个阴性的高原。他的这种处理模式具有非汉文化的某些特征。金克木先生在研究印度上古诗歌总集《梨俱吠陀》时，曾提到其中第五卷第八十四首《大地》一诗，该诗第二节有“向你前去，宽广无限的女人啊”和“你发出丰满的云，洁白的女人啊”之句，以“女人”喻“大地”。谯达摩精研以佛经为代表的印度典籍，对印度文化中“大地”一词的词源与衍义必有会意。所以他写道，“此刻睡衣再次回来，她抚摩着她的土地。/她的幽谷中，大片的红罂粟遍地生辉”。汉文化中的“高原”、汉诗中的“高原”，由是变性。如果说杨炼的写作具有那一代诗人普遍具有的泛现代主义特征的话，那么谯达摩通过明修意象变性的栈道，已经成功地暗渡陈仓；我的意思是说，采用这种地道的解构法，谯达摩重构新境，使这一首浪漫主义色彩十分浓厚的诗歌获具了一种后现代主义意味。
然而，我仍然心存狐疑，总觉得在什么地方出了偏差。比如下面这几行，“溶洞再次潮湿。露出她的雀巢。/透过枝叶婆娑的林荫小径，从花瓣守卫的/花盘，她羞涩地吐蕊”，其修辞格到底是拟人还是拟物，换言之，此诗的中心意象到底是一个女人般的高原还是一个高原般的女人？青年诗歌评论家谭五昌先生在《盈人灵气铸华章——读谯达摩的<穿睡衣的高原>》中写道，“《穿睡衣的高原》是以黄昏或黎明时分的高原为关照对象，描述其朦胧、神秘且美丽燎人的高原景物的。……该诗将整个高原作了人格化处理，其设喻既形象、生动而又大胆、独到，充分展示了高原景物的种种迷人风姿”。很显然，五昌兄是认可前一种看法的。经过对全诗的反复诵读和玩味，我认为这种看法大有可商榷之处。谯达摩有一批自陈题赠冰然女史的诗歌，种种观感与情感均托诸自然物象，例如《梅花鹿之歌》，有“梅花鹿，哺乳动物，她的黎明在门口/如果她起床，如果梅花开放/我会看见白、红等颜色/分五瓣，香味很浓，果实味酸”之句；《睡莲之八》有“湖上美人，她的蕊支配着她的花盘/而花盘总是环绕着她的宫殿/多么羞怯的宫殿，羞怯中隐藏着皇后的威严//湖上美人，她的名字叫睡莲/雾霭笼罩着水中皇后/至于谁是皇帝，我想，我应该随时准备登基”之句；《睡莲之九》，有“现在睡莲敞开她全部的甜蜜/漂浮着，荡漾着，吮吸着/红花瓣是她的唇，白花瓣是身体。此刻我需要随波逐流”之句。高原、梅花鹿和睡莲，就像聂鲁达写下的山丘、蝴蝶、海螺、苔藓、玫瑰和葡萄，这些物象，绝无任何相似之处，为什么一俟通过诗人的抒情甬道，全都变得面目酷肖起来呢？唯一令人信服的答案是，诗人之本意不在拟人而在拟物，换言之，不在状物而在状人。高原、梅花鹿和睡莲之所以面目酷肖，缘于三者中均有同一女人之灵魂存焉，所谓喻体各异而本体同源是也。所以，以《穿睡衣的高原》为代表的这一批作品，组成了一个巨大的博喻。谯达摩就用这种独树一帜的拟物取喻之法，围绕一个女人，打开了一扇画满了山水花鸟的环形屏风；大多数受者徒见山水花鸟，但是局内人知道，这屏风上画的全是同一个美丽女人。也正因为如此，谯达摩最终难以消除这一批作品之间明显存在的混同性，难以让每一个文本彻底摆脱家族式的谱系背景独立成篇。不过，有一个事实需要指出，大诗人聂鲁达所作《二十首情诗和一支绝望的歌》誉满世界，被称为《圣经》般的写作，但是二十一件作品，也仍然不能有效规避这种宿命的混同性。
还有一个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在谯达摩的《梅花鹿之歌》和《睡莲》系列的绝大多数篇章中，都出现了“她—我”、“你—我”或“我们”式的双角色人称构架，具有明显的情诗特征；但是在《穿睡衣的高原》中，却出现了角色缺位。全诗共八节，前七节每节三行，除第五节末行“点一盏煤油灯可以龙飞凤舞，两盏灯可以升天”具有双角色暗示意味外，其余二十行的角色出场安排见“旦”不见“生”；第八节十分突兀，仅有一行：“那些娃娃鱼的倒影开始疯狂”。也许正是这最后一行暗藏玄机。哲学博士杨沐认为，“‘娃娃鱼’形似婴儿却实是生物，它是人与万物的一种中间状态，实指人与万物。而‘疯狂’则是失去自我的一种极端亢奋状态。那么娃娃鱼的疯狂，便寓示着人与万物都处于一种浑然无我的快乐境地，这种无我的快乐是无法形容的，……它是一种万象消融的大自在”（《聆听存在的天音——追寻浪漫主义诗人谯达摩的诗歌轨迹》）。我想从另一个角度来讨论这一行诗，也许对杨沐先生的宏论不为无补。谯达摩曾写有一首《娃娃鱼》，“偶尔沙滩会延伸到我脚下/飞出浅浅的岸，我就用一副人类的面孔/扫视没有鱼鳞没有尾巴的世界//他们如潮似涌，比我幻想中的大海/更深邃，同时更浅薄/以至所有的河流都高居其上”，诗人用反讽之笔写出了娃娃鱼对“人类”和“世界”从向往到嘲讽的戏剧性变化，最后皈依于一种纯洁而脆弱的婴儿状态，亦即杨沐所谓“人与万物的一种中间状态”。很显然，这是一首自喻之诗。如果这种“娃娃鱼情结”对于谯达摩而言不是瞬间燃烧的火种而是长期孕育的胚胎，那么《穿睡衣的高原》一诗的结句绝不是偶然的，也许我们可以理解为“我”的最终出场？如果答案是肯定的，也就是说双角色特征依然成立，那么这首诗的主题大有耐人寻味之处。全诗前七节分别以“此刻睡衣醒着，而高原沉睡”、“此刻溶洞潮湿”、“此刻睡衣醒着”、“溶洞再次潮湿。露出她的雀巢”、“此刻睡衣醒着，收藏蝴蝶和钻石”、“此刻溶洞潮湿。此刻她如鱼得水/她的睡衣突然被风拿走”、“此刻睡衣再次回来，她抚摩着她的土地”起句，七个画面如同行云流水一般展开，虽然存有内容上的反复，但是全无时间上的停滞。这些画面要传递或者说传递了怎样的信息？我认为，至少从“接受美学”的角度讲，我们在这里目睹了纯洁而优美的性爱。在这一点上，我们不必为作者讳，也不必为受者讳。在此，我也不准备再引用周作人先生八十七年前发表的《人的文学》一文来防身护体，我要探讨的是进一步的话题。十七年前，诗人欧阳昱就曾指出，“性爱在中国诗歌中始终未占一席之地，真是可悲可叹”（《性爱与诗歌》），然而十余年来中国诗人的身体力行，无论是欧阳昱所作《B系列》，还是杨黎的《打炮》、沈浩波的《肉体》，都还不具备严格意义上的示范性，因为这些诗歌，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用一种矫枉过正的激烈方式冲击着题材上的禁区，虽然在姿态上开了风气，然而在艺术上却没有做出表率。谯达摩的此类写作，才真正恢复了正常的平和的心态，他践行格温·哈伍德关于“肉体是灵魂最美好的图画”的重要思想，注意了灵与肉的结合与平衡，虽然不具备某种极端的冲击性，但是如前所述，在艺术上无疑已经取得了重要的突破。
我认为，我的以上梳理是负责任的，因此我对最后的结论也是有信心的：通过以《穿睡衣的高原》为代表的系列献诗的集中写作，谯达摩启用了一种圆熟、精致而又顽艳的个性化语言，在意象经营和修辞设计上有意悖反诗歌写作中的传统定势，独运匠心，另辟蹊径，展示出丰富的想象力和别致的创造力，为汉语注入了血色素，增强了汉语的鲜活性和新奇感；另一方面，诗人巧妙地赋予各种自然物象以人伦色彩和肉欲气息，在貌似冷静的雕刻的描述之中隐藏着巨大的激情，艺术地而非渲泄式、暴露式地介入了性爱题材，建构了一个天人合一的隐喻世界，成功地拓宽了当代汉诗的表现空间；在写作模式上，诗人在确立浪漫主义抒情格调的同时，融汇吸纳了自唯美主义至后现代主义种种诗学的有机因素，借助有分寸的探索造就了适度的复杂性，锻造了一种“合金”般的诗歌品质，这种品质与诗人的天性血肉相连，因而区别于其他一切品质，文本建设“只此一家，别无分店”，具有绝对的“防伪性”，在当代中国诗歌界堪称独步；我们有理由相信，谯达摩的写作为大面积陷入泛现代主义泥淖的中国当代诗歌注入了一股纯净奇异的新鲜空气，这空气弥漫着，氤氲着，不断扩大着笼罩之疆域，我的意思是说，随着时间的推移，谯达摩的个案价值和参照意义将会日趋凸显。
作为这一批献诗的收件人，温冰然女史有福了。
2005年3月3—4日草成，7日改定，于“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的热潮之中，于寂寞的放松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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