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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亚平：后非非写作的三种介入方式

来源：中国南方艺术
作者：陈亚平
2012-09-29 2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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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2年周伦佑提出的“红色写作”论观，明确界定了后非非写作这一重要历史划分。

    “后非非写作”在90年代提出，适应了90年代社会与文化转型的历史需要。因为“红色写作”三个基本论点正好对应了90年代中国文学的状况。“红色写作”几个基本论旨，实际上就是后非非写作对当下文学写作的三种介入方式。

一、现实介入

    “红色写作”关于“从天空转向大地”的论观，让后非非写作群体真正开始将写作的视线，深入到当下现实和精神处境之中：（一）对普遍生存状况的深层追向；（二）对个人人性景象的描述；（三）对生活处境的个人敏识；（四）对个人内心苦难最深处命运的反思；（五）对时代与体制制约人性自由的批判；（六）对人类精神内部的丑恶与黑暗的警惕；（七）对时代的人生价值的关怀；（八）对时代的精神中心的关注。因此，后非非写作对当下现实的深度介入，真正体现了非非主义文学在新时期先锋写作的内在本实。“后非非写作”一开始就把当下时代与现实处境的精神体验作为自己的写作方向，他们不仅力图承担这个时代的普遍困惑和痛苦，也有勇气为人的存在与现时的冲突景况作出疑问。但最重要的是，他们正视了当下时代背后所潜在的人类精神苦难的总根源，并坚定地不回避地走向苦难的深渊，由此在对苦难的介入中，开始真正的人的自我觉醒。我想文学的问题就是人生处境的升华问题，无论哪个时代，首先是人的生存境况决定了它被赞美或被贬斥的呈现状况。一个活在现实时空中的作家，不可能逃避他生存其中的社会与命运的物与心的现场，更不可能将一种活生生的每一秒钟境遇中的人的存在，变成一种纯美的超社会的自然物的存在。因此，人的社会参与的现实，必然包括社会与个人要求相冲突的痛苦部分。所以，真正的先锋文学就是与时代的人生现实前沿保持一种精神上（包括表现形式上）的联系。回顾人类先锋艺术与文学史，基本上是遵循了这种艺术发生的内在规律。先锋的就是现实的，对现实的介入就是对痛苦的体验，就是一种在本质上吁求人生价值光明的先行冲动。我认为，20世纪的文学史，还没有完全呈现人类的苦难历程，它还要延续到21世纪，也许更长久。因此，后非非写作对当下现实所体验的高度，还应包括本时代之外更深远的历史时期。所以，我们提倡的当下现实，也许就是人类历史永恒主题的一个组成部分，或者说是人类精神所关注的永恒的中心。离开了当下的现实，也就离开了永恒的现实。后非非写作从1992年以来的大量作品已表明了这一认识倾向和创作努力。其中周伦佑从现实表层看到了时代内部的真实精神本源，并以直面厄运的勇气予以坚决地对抗。《刀锋二十首》就是典型地以苦难作为写作动力的喻世之作，在苦难的洞察中向苦难的源头进行挑战，这是中国新诗史上第一个最眩目最撼动人们内心良知与血性的文学记录。我认为《刀锋二十首》将当下真实的生存景况作了血淋淋介入的表述，而不是一种虚幻的消解苦难的旁观，它代表了后非非写作介入现实，正视苦难的最强音，这与国内外大多数先锋文学家靠幻想支配写作，靠避开现实锋芒建立抽象彼岸的文学模式，有本质区别。同时，周伦佑的《变形蛋》、《循辞》、《象形虎》等长诗作品将批判的锋刃深入到时代内心精神的阴暗结构中，从其思想的源头审度了当下意识体制的文化积淀、心理构成、价值框架和它的延展，从而追问着人的普遍精神现实可悲之根本所在。

    与周伦佑介入现实苦难锐力不同的是，陈亚平在写作中出现了他个人艺术体验与现实体验不均衡的倾向，这一度使他的作品以唯美的方式缓解了其批判的力度。他的《诗人公社》最能表明这一阶段的写作特征。而陈亚平的真实生活际遇与日常生存状况本身，一直是苦难的、坎坷动荡的。因此，陈亚平最终还是找到了属于他自己的介入方式与另一角度的反思立场。他的《为生存所思》、《命运》、《苦难》、《反神话时代》、《大地》以及批判官方写作体制的《网体的语言制度》等诗作，都使他后阶段的创作充满了对活着的苦的内心发掘与拯救观念，尤其是他痛苦的日常生活现实对他良知的启示和催生。

    女诗人陈小蘩在深入现实文化制度的缺陷中，则表现出她对真实生活中人性与人格面貌重塑的呼唤，她力图以女人很感性的向度来追求人的自由与本质，她因此更企求现时的世界多一点人情，多一些人的天性存在。她的长诗《正午的黑暗》在提示人性现实处境层面上，做了高代价的付出。为此，她不仅开启了中国“女性诗歌”只写情感人生而回避精神人生的先河。陈小蘩认为人性的参照必须在当下现实的最真实的处境中。

    龚盖雄被称为持有“异端思想批评”风范的诗人，他认为：人性的现实几乎被异化，而现实生活中的人，为了生存又丧失了人性。《愤怒的遗产》组诗，基本上传达了他对现实与人性之间不可协调的深层矛盾的反诘，他关怀着现实的人性怎样被解构，同时他更关心一个诗人该有的寻找出路的责任。他执意要去挽回现实生活中的人性危机，这正是出于一个先锋诗人的介入精神。此外，蒋蓝的随笔《黑暗之书》也带有反现实权力意识形态的强烈倾向，并大胆向当下社会否定人文精神的论观进行责难，尽管有点带有超验的性质。雨田的《国家的阴影》、童若雯的《拯救》、袁勇的《蜂巢》、孟原的《坚持与天空战斗》等作品，都体验并介入了当下现实与生活期待之间的矛盾所带来的焦虑、无奈、郁闷、沉重和压抑的时代的本然状貌。因此，我认为，后非非写作的现实关怀是真正进入了这个时代的本性，而没有像国内许多伪先锋文学群体，仅仅围绕日常生活表层的时代边缘，仿写一种没有生存的生活现象，仿写一种没有悲剧处境的物理世界。

二、文本介入

    后非非写作对当下现实的批判性介入，不仅抓住了这个时代内在的一种东西，而且把握了一种新的表现方式，我认为就是后非非写作对90年代以后诗歌文学本体的建立。

    周伦佑2000年在《中国当代文学向何处去》一文中，对本土文化与本土写作的重新认识，就包含了后非非写作对文学本体建设性介入的观念，他将自己诗歌写作的主张概括为：（一）诗歌智性与感性的平衡，（二）语感与语像的平衡，（三）现实与超现实的平衡，（四）整体与细节的平衡。上述论观，反映了周伦佑在后非非写作阶段，以本土化写作的形式介入当代文学艺术形式的变革，这一事实。周伦佑在《变形蛋》长诗中不仅创造了一种自足的颠覆当下中外诗歌写作方法，而对诗歌语体与结构形式进行了大胆的解构，这种写作的难度和高度，就是对当下诗歌文本的强行介入与变革。

    此外，《变形蛋》在创作过程中所提供的另一种情况，是他对诗歌文本进入“后设写作”范围的重要思索。总体上看，周伦佑的写作，仅仅用“解构式写作”或“综合性写作”并不能完全得到解释，真正能揭示其写作意义的，是他自己命名的“后设写作”这一崭新方法，从具体作品来看，《头像》、《想像大鸟》、《看一支蜡烛点燃》、《与国手对奕的艰难过程》、《战争回忆录》、《变形蛋》、《象形虎》等是典型的“后设写作”作品。所谓“后设写作”是周伦佑在写作《变形蛋》时提出的一个新概念，也可以说是对周氏写作方法的命名，周伦佑将这之前的写作都归为“前设写作”。按周伦佑的划分，“前设写作”可分为“结构的前设写作”和“解构的前设写作”。在“结构的前设写作”中，写作不过是作者按照自己预先设定的主题、人物、事作、情节等整体结构而展开和完成的，而在“解构的前设写作”中，所有的消解策略都是围绕写作者拆解的一部作品中由他所设定的某个中心、某个主题、某个结构而展开的。“后设写作”的不同在于：它在写作之前，设有预先设定的某个主题、人物和场景，也没有某个预先设定的供写作者在写作中拆解、消解的主题中心和结构。“后设写作”的前提是无，是什么也没有。作者在写作中呈现的某种事物和思想，是被作者在写作过程中，一点一点发现，一点一点呈现出来的。但这并不是“后设写作”的全部，“后设写作”的“后”还体现于：对所发现和呈现之物的消解，从无到有，再从有到无——即解构中的结构和结构中的解构。

    90年代末期，陈亚平根据汉语图画式的表义文字，提出了诗歌的视知觉写作手法。他力图将汉字语像产生的感官现实作为诗歌体验的领域和方式之一。他认为：汉语视知觉思维的作用，是将语言中的抽象关系视觉化，让不确定的形的经验联想或存在的暗示性，在这种视觉特征的感性中展开，因为字形本身，就代表了人们对某种事物感知的可能趋向。这种视知觉写作手法在《群众在苍蝇馆低声进餐》、《建筑上的鸟群》、《塑料厂》、《网体的语言制度》等作品中有集中的表现。这种在语体形式上独立的风格化写作，实际上是陈亚平在开拓“语象”功能基础上，对“语象”变构的可能性的思考。

    陈小蘩对诗歌文本的介入，表现在她对“中国女性诗歌”写作题材向度的创新方面。她在《精神境象》长诗中力求建立一种“女性诗歌”的个人维度，那就是她对人类精神世界的独立发现与深掘，并体验一种人的思辨的精神现实。在手法上，她采用了抽一具象结合的句式结构，强化了诗的理性述说的“思化”风格，近乎以一种沉思录似的变体来增强诗的“反叙事”功能。“中国女性诗歌”写作从过去到现在，普遍都局限于对内心情感世界的感性表达，始终不能企及精神境界的核心领域，因而，“女性诗歌”发展到90年代末期，成了表象的肉身经验的伦理化写作。同时，由于“女性诗歌”对经验世界的强调，反过来就决定了她们在表现手法上的局限，她们的诗体风格基本上都是细节丰富的修辞叙述，即所谓的女性视角，而缺乏一种来自思辨个体中的体验性表述。然而，陈小蘩却以一种思之诗的写作难度度，成功地实现了她对“女性诗歌”一个方面的超越。她的语体形式既是寓言又是沉思录，既是抒情又是启示性的半叙述，由此形成她独特的诗歌风格。

    《一只灯蛾停在我的拳头上》和《一个老人，另一个老人》是龚盖雄“原生性诗歌”的代表作，他在近年的写作中，确立了“独词性写作”的表现手法。他对传统诗歌构词法的解构，使他对语言的认识有了个人化的突破。在语言艺术的真实性上，他认为“语言原生”，指的是表达方式的原创性，即语言必须还原到没有修辞干扰的“独词”境界，由此让每一个“独词”自行产生表义的张力。从龚盖雄近年创作的大量组诗来看，他更善长对语言之间的一种语感关系，进行他个人化的变构。

    2000年后，蒋蓝在随笔的叙述题材上受到了周伦佑、朱大可等时代思想先锋的启发，表现出了一定的思想辨析的选题路向。尤其在历史与现实，物与人的对比性暗寓写作中，力显了他综合的近乎诗性的散文风格。这期间，袁勇探索的“灵智”诗歌，也凸出了他对诗歌文本的激进理解。他的《一滴水流向大地的心脏》、《词语的解放》是他“智性修辞诗歌”的标准模式。另外，余刚、孟原也进行了语言方面的大胆实验。余刚在至简语式中巧含的智慧，可以制造出很深远的阅读空间，他力图通过“变形”叙述的感性建立智慧的联想，实质上是创造了一种非叙述非抒情，对立连接的诗歌。童若雯的《拯救》、黄懿的《接近蝴蝶的方式》在诗体形式与句法上更接近一种“新宣喻式诗歌”，她们在诗意中力创一种“圣化”色彩，在语体上展开了歌咏性的探索，用句式的宣喻性来改变诗的抒情性。

    后非非写作对当下诗歌的文本介入并不以当下国内外诗歌写作的标准与进程，作为自己的参照，而是超越当下国内外诗歌文学写作的所有限制，追求一种艺术本然的自足，这就是我理解的介入式写作。后非非写作近年对艺术变革的介入，表明了对艺术真实价值的看重，具体有以下几方面：（一）它看重原创的、能适应表现其思想特点的艺术形式。（二）它超越以国外艺术模式为标准的中国伪先锋文学。（三）它超越政府文化政策下控制的文学，包括官方意识形态所确立的文学呈现方式与尺度，即体制内文学。（四）它超越制度化的中国当下的文化语境。因此，后非非写作最终要实现的目的，是要在对艺术永远的真正的介入中，还原艺术自身的声音。同时，后非非写作的价值，也只能在艺术的方式中才能实现。在某种意义上，后非非写作可以说既是介入了文学的未来，又是前一个文学时代的总结。分析起来，后非非写作介入艺术的变革，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它对艺术始终是开放的，始终处于否定与调整自身的过程中，它不断驱动人们进入新的文学的创造过程，也说明了艺术本身对后非非写作的要求：在介入解构旧的文本中又充实地创造了新的文本。

三、价值介入

    后非非写作提出的价值介入，实质上是非非主义反价值论在90年代以后的进一步强调。非非主义的实质，就是反价值，无论在任何时代，任何文学背景下，只要有伪价值，就存在反价值。

    后非非写作在提出反价值的同时，也就确立了真价值的目标。对后非非写作的真价值来说，就是要用一种创造的文学来评价或衡量已有的文学。所以，后非非写作，强调了创造性的价值介入。我理解后非非写作的价值介入包括几个内容：

    （一）反对那些没有创造性的，以换取现实利益为目的伪文学价值。比如我们说的“体制内文学”中的官方意识形态，只为某种利益的现实，确定写作的标准、范围和方式。因此，伪文学价值，不具有文学本身的无现实功利的创造性和自由性的特点。而只是消解（前人）已确立的价值，或是重复。

    （二）按照文学本然的状态去追求一种适合这个本然的创新的价值参照。这个创造的价值参照在哪里？后非非写作认为：这种价值参照就是以自我为标准来重新确立，新的表现尺度的方式。比如周伦佑的《头像》、《自由方块》等作品，强烈地反映出他个人尺度的创新的价值。他的作品从形式到内容，都是独立的，与任何时代，任何命题无关的一种写作本身的呈现。这些作品处于自己发明自己，自己规定自己，自己评价自己的绝对自由的本然状态。说它创新，就在于它能独立于旧的价值范围之外。另外，陈亚平提出的诗歌视知觉手法，也是一种独立的对语言功能的创新认识，他认为：汉语图画性能与抽象思维之间保持一种巧妙的联系。如作品《建筑上的鸟群》、《网体的语言制度》，这种对语言功能（语象）的深入，是没有什么参照的。

    （三）反对某一种伪价值系统对文学的评价。这就指“体制写作”的官方意识形态伪艺术体系。它通过权力来体现它在一定时期或范围内的政治利益需要，这种评价尺度，已离开了真实的价值范围。说它是伪艺术，前提在于：它仅仅是与艺术本然的内在目的相分离的，扼杀创造的自由性的符号，它已经偏离了文学本身的律定。

    （四）反对“两值对立”。后非非写作确认：“两值对立”结构，不能真实地反映事物，它只是以人类思维原初确立的一种尺度，它并没有反映出事物本来的不确定性与多侧面，因此。“两值对立”的词语与评判，限制了事物本身非价值的自足呈现。

    后非非写作群体在1989年迄今的文学创作中，始终追求着价值理想并拒绝着一切伪价值，从作品的确立，到作品呈现的方式，始终都按照自己的尺度与方式。在对文学创作的价值介入中，他们以清除一切文学中的伪价值因素为已任，坚决地维护了文学艺术的真正价值。从1992年非非“红色写作”的提出到2000年非非再次复刊后关于：“21世纪写作”、“体制外写作”的论旨，都是后非非写作对“反价值”的强性介入。这种介入，将前非非阶段的反价值主题，再次内在地统一在一起。

    最后，我总括后非非写作的三种介入方式，它们构成了一个三位一体的整合的方式，这种整合基本上将“红色写作”的思想观念，具体地还原到后非非写作每一个“怎么写”与“写什么”的思考之中。所提的“三种介入”方式本质上还是反价值，通过现实介入，反伪生存现状，通过文本介入，反伪文学伪先锋写作，通过价值介入，反伪价值系统的文学尺度。

2005年9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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