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的名词：和天空有关的名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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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空 但都市的天空早已是飞机、空中广告的私家阳台。爱默生显然说得不对：“在任何富翁的财产记录上，都不会有风景这一项，因为风景不可能成为私有财产。”都市天空的出现，给这个矫情的美国佬带来了双重耳光：一方面，天空早就被定量分配了，航班、空中广告就是最好的证据，它始终在以美圆或其他有效货币定义天空；另一记响亮的耳光是，天空也被定性分配了，有关这一点，只要想一想“领空”和“制空权”的涵义，还有什么不明白的？都市的天空至少是同时具备了经济学和伦理学的意义。它同样是欲望的延伸。 传说古人是以仰视的心理姿势观望天空，把天空理解为圣洁灵魂和神的居所。巴比伦塔就是人类希图与神灵平起平坐较早的一次努力。都市天空的出现，延续、强化和有限度地修改了巴比伦塔所代表的象征主义，它证明，曾经心造的天堂、神的住所原来并不存在。是不是上帝主动撤退到更高的地方去了？可以想见，如果这位仁慈、宽容、善于忍耐的主真的存在，他最终也会无路可逃——现代物理学早已证明，他创造的宇宙是有限而无界的。这就是说，不存在一个无限高度供他逃遁。很显然，主在创造人类和宇宙时犯了双重错误，大有敲掉自己饭碗的危险。神的天空在都市天空的威逼下，就这样真实地败退了。和地铁的语义学涵义一样，这又是一个人类打败传说的经典案例。 地铁和天空出现在城市的加厚辞典中，深刻地意味着，原来仅仅匍匐在地表的欲望，如今在怎样想方设法拓展可能的疆域，在怎样试图把龟头同时伸向灵魂才该去的阴间和天堂，根本不在乎灵魂的味道、相貌、体态，是否还和词源学意义上的灵魂相吻合。城市的词汇打败了天上和地下，但首先是欲望击溃了阎王与上帝。词总是后起的名号，不会先于事物而存在。在这个意义上，词并没有自我实现的能力。兰波“话在说我”的著名断言，归根到底是后置性的。 爱默生的《论自然》还胡说过，当人在“读书、写作时，他并不是隐逸的，虽然他此时孑然一身。如果他想走向真正的独处，那么他应该凝视群星。”我倒是想过那种叫做隐逸的生活，问题在于，还有可供“凝视”的“群星”吗？都市的欲望不管在它自身的驱使下，创造出了多么辉煌的成就，经过它的反刍、消化，最后无一例外总是制造出垃圾。不存在只吃不拉的事物。我们抬眼望天，看到的只是飞机、空中广告，它阻断了我们试图看见群星的视线。天空就这样成了垃圾处理场。 有一句传诵许久的准名言是这样的：即使我倒在肮脏的水沟里，也仍然要仰望星空。这句为理想主义和浪漫主义伸张正义的话， 如今听上去非常令人生疑：即使你仍然不要命地仰望星空，星星却理解不了你的私相倾慕。它的隐退证明你又一次表错了情。在欲望面前，不存在形而上学的理想主义。都市的天空深刻地意味着理想主义的坟墓，它使后者成为一具佛家的空名、一个无人居住的词语的空壳。
当一个人初识另一个人时，他们就会互相交换名片。我恳请大家能够注意他们完成这一动作的姿势：从衣兜掏出一张浓缩了本人特征、身份、职位和联系方式的纸片，双手当胸向前平推；对方也以同样的手法接过小纸片，然后将之装入衣兜。完成了这两个方向相反的动作，按照现代社交术语，这两个人从此之后就是朋友了。从上述姿势中，我们看得出，名片显然是一个和天空有关的词汇，因为它的运作高度和我们胸膛距地的高度等同。 名片包含着许多转义和寓意：它既是有关身份的告白，又在请求别人记住。但由于它被运作的高度的有限性，所以它对对方的告白和请求并不强烈。在运作高度和请求之间，显然有一种隐蔽的正比关系。名片充分表达了，我们这些持有名片的人对获得我们名片的人始终不会有太高要求。这一点被认为是现代化社会的表征之一。这当然是真实的。 名片是一种请求，它在绝大多数时候是社交的工具，但它最隐秘的潜台词却是为了对话。我曾经在一本至今未能出版的书里论述过对话：它的姿势是祈祷式的，是双手合十的，它的声调是低语的——不存在大声武气的对话，因为对话意味着来自对方心灵的和声。但对话在城市中又是越来越有限度的，它的高度不会超过两米，即使使用名片的人都是两米以上的巨物——正如向神灵祷告举起的双手，也只有我们的胸膛距离地面那么高一样。但名片很羞涩地表达出来的对话吁请，和向神灵祷告仍然有本质差别，虽然它们的运作姿势都处在同一个等高线上：很显然，名片自始至终都知道，城市里的对话最多只能达到当胸的高度；而后者明白，对于神灵，这只是最低高度，几乎不成其为高度。
电话的高度肯定要超过名片，关于这一点，只要观察一下架在空中的电话线就行了，更不用说在空中胡乱飞舞的手机信号。我们常常在电话中向人问好，尤其是到了节假日——这已经成了都市中的惯常礼貌和新生习俗。每当这时，我们的声音就会通过看不见的空中电缆迅速传给另一个人，我们也于是听到了对方欢快的笑声和谢谢声。有一点夸张，有一点惊喜，但掩盖在夸张、惊喜之下的，是不容易被人发现的漠然。尽管电话在运作高度上超过了名片，但电话的对话性质却并不高于后者。正如塞缪尔•贝肯特在最后一个剧本《结局》里描述的，虽然一男一女同住在一堆垃圾里，在用同一种语言说话，但他们互相之间的应答却始终言不及义。这就是我们通常情况下很少向最爱的人、最亲的人打电话的原因。对话需要一种经由心灵打磨过的、可以用于对话的语言，并不是通常意义上我们共同使用的法语、英语或者汉语。对话需要的中介是灵魂，而不是其他外部的有形物质。 有一个与电话相关的事实也许值得一提：威胁、骚扰、恐吓电话现在已经越来越多了，搞得警察有时连撒尿的时间也没有。它们虽然只是电话的极端表达，但并非不足为训，因为它们更加深刻地表达了：在我们还没有通过电话达到真正的对话目的时，否弃对话的电话方式倒是提前地、不断地被发明了出来。这当然还称不上讽刺。 作为一个和天空有关的词汇，电话也在告诉我们它的失败，尽管它的确是人类智慧的伟大胜利。人类的智慧难道生来就是为了让人类体验失败的吗？好心的人不愿意这样承认，但我始终愿意不无善意地相信：在大多数时刻，我们的智慧并没有用处，它并没有修改我们的心脏和神经。迄今为止，我们的心脏还是和古人的心脏结构相同，我们的许多感情仍然和词源学意义上的、它刚刚出生就被命名为古老情感的那些情感相同，这中间包括爱、温情、仁慈和善意，而人类智慧只不过是通过对物质的发明在不断驱赶它的生存空间罢了。就是在此之上，我们才发明了重新定义过的情感方式，幻想着电话有助于表达这一情感。也是因为这一点，我们忘记了人类情感中始终有一个不变的常量。相对于前者，人类智慧是成功的；对于后者，我只好说，它真的是失败了。 据可靠消息，很快我们就将拥有可视电话，在通话时我们能够互相看清对方的表情。这显然为做戏增加了难度：在说“我爱你”时，你再也不能做出一副恶狠狠的本来样子了，你得温柔，你得做流泪状。无论是问候还是威胁，可视电话都将遭到冷遇和敌视。 电视 电视给许多人带来了伤害，比如本人。我讨厌电视的最大理由是：它一直在致力于制造一种发胖的、浮肿的浪漫主义，至于电视过低估计了我的智力给我带来的伤害倒还在其次，但也并非不重要。我喜欢浪漫主义，但前提是它不能发胖，不能臃肿。搔手弄姿的男女歌星，夸张的主持人，四处飞溅的灯光，耍猴戏一样的搞笑者，弱智的问答，新闻联播里满面笑容的好消息……，所有的歌舞升平都在电视屏幕上，也只在电视屏幕上。只要我们一走出这种浮夸性质的浪漫主义，就会发现手里没有剩下一丁点东西。电视：以浪漫主义消灭浪漫主义的机器。这是再真实不过的事情了。 因此，电视也是一个和天空相关的词汇：与定量、定性分配过的天空本身不同，它在提倡一种用浪漫主义化了装的天空；和潜藏在名片夸张表面之下的祈祷姿势不同，它在倡导一种旨在证明“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胆”的无限高度的天空，几乎快和我们心目中的神灵接壤了。 目前，越来越臃肿的浪漫主义通过电视，代替了我们生活中流泪的现实主义。许多累坏了的人的确需要它。因为它至少还是一种补偿，哪怕它毫无用处，甚至让人恶心，就像一个准备打通肠道的人被迫吃了保胎丸一样。因此，我理解需要电视的朋友（归根结底我们是一家人），但他们肯定是一些相当脆弱的人：他们仿佛只经受得起电视倡导的浪漫主义，却没有能力承受内敛的、羞涩的浪漫主义。后者就是一种不事夸张的、仅仅属于个人的内在激情。它号召我们能始终诚实地、充满自信地而不是张牙舞爪地活下去。在极端的情况下，甚至不再需要任何别的外力的支援，只要我们有了它就足够了。 ……电视通过空中信号，就这样把疲惫不堪的人提升到了一个虚拟的高度。人们坐在空中信号上，享受着臆想中还未曾分配过的天空、星辰和来不及被污染的清风，却也明白，等所有的电视频道都打出“再见”的牌子时，他们将再一次从空中坠落下来，滚进现实主义中。虚肿的浪漫主义完成了它的工作，完成了它对观众暂时的麻醉作用。 电视是羞涩、内敛的浪漫主义的死敌——请原谅我恶狠狠的语气。我实在是受够了。
时尚杂志通过人造的虚构的美、人情味、同情、最新时髦和甜腻的人道主义，越来越向着臃肿的浪漫主义道途高歌猛进。它也提供了一种虚拟的高度，它也把自己提升到了与天空相关的词汇的位置上。但时尚杂志的高度是小资产阶级的高度。所有小资产阶级（其中也不乏冒牌货）都希望通过购买、阅读它，来确立身份和地位。时尚杂志抓住了这一脆弱心理，满足了小资产阶级、正在努力成为小资产阶级的阶级肿胀的浪漫主义需求。小资产阶级的高度需要有一种有高度的事物来印证、来证明、来确立、来诱导。它自己没有能力发明任何高度，它需要借力打力。它陶醉在这种外来的高度中，充分看不起没有这一高度的其他人；当然，对比它更高的阶层却又私心倾慕。小资产阶级把后者看作了它的天空。 一位优秀的中国诗人说过，我可以为工人写诗，为农民写诗，为解放军写诗，但就是不给小资产阶级写诗。我欣赏这个口号：小资产阶级是最他妈矫情的一拨人，他们最善于把伤口夸大到骨折、把腐朽的小情小调上升到浪漫主义或本体论的高度。中产阶级唯一拼命维持的就是这一高度，和对话无关，与祈祷无涉，仅仅和身份搭界。翻开时尚杂志，我们很容易就能发现它和小资产阶级的心脏在同一个高度上共振。他们共同把矫情发挥到了极致。 出于种种原因，时尚杂志会有一个较为长久的寿命。
立交桥是羞涩的。在城市所有有关天空的词汇中，它无疑是最诚实、最不事嚣张、也最不飞扬跋扈的词汇了。在十字路口，在车流拥挤的街道，立交桥充当了缓解车流、人流的调节器。它也乐于充当这样的勤杂工角色。立交桥所拥有的高度是最实际的高度、也是最可靠的高度。“限高若干米”是作为词汇的立交桥内部发出的指令之一：对于过于肿胀的浪漫主义车辆，它限制通行；对那些远远低于它允许高度的车辆，它悲悯地敞开了胸怀，在不动之中为它们侧身让道；而对于更加渺小的行人——无论他们是老人、小孩、罪犯、道德家、伪善者，还是军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学生，它都会亮处脊梁，允许他们穿过它到街的另一边去，不管是他们走向爱人、厕所、欺骗、土地、玩具还是自杀。 每天我都要穿过无数座立交桥回家或者上班。我曾经暗暗赞扬过立交桥。它让我体会到了不事夸张的合理高度，在我们被迫拥有了无数虚拟的高度和无数低矮的高度后，它让我们很难得地体会到了内敛、羞涩的浪漫主义。它也是我们在天空无数次行走中的缓冲和换气，它是所有形式的天空的突出部分和结巴部分：只有在它那里，我们才有望体会到真实的瞬间、活下去的激情与另一种土地，而不仅仅是欲望。 它也让我们丢弃了“一览众山小”式的虚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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