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代？小个性？检索2008年度虚构类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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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的配角 作家张炜在阅读和评论2008年虚构文学时，谈到他的感受和标准：“对文学原创力的寻找需要时间，需要距离和高度，一般讲更难做到。有时候我们对作家创作的‘小个性’，局部的，细微末节的，很敏感也很容易认识，津津乐道。但我们对于‘大个性’，比如说写作者与一个时期精神流向的对应关系，与这个时期艺术趣味的对应关系，却视而不见或不够注意。一个时期的文化趣味、精神倾向性，是有自己的总的流向的，有自己的脚步，自己的节奏，自己的色泽。每个时代都有自己最时髦的东西。看一个作家的创造力，就要看是否顺从了这种时髦，要看其艺术追求和精神指向，是不是完全顺从了这个时代的流向。如果是完全合拍，或顶多是快一点慢一点，反正大家推动的东西我们也在推动，这就大可怀疑有没有原创力了。” 2008年，实力派作家们基本没有长篇问世，只是坐享着他们昔日文学成就的余荫。 贾平凹、韩少功、张承志、王安忆、史铁生再次成为各家出版社重复包装的目标，他们的文集以及自选集以各种形式的装帧出版行销。余华的《兄弟》由上海文艺出版社转到作家出版社，第二次以一版30000册发行。同时再版的还有《在细雨中呼喊》、《许三观卖血记》。 在批评家陈晓明看来，2008年的虚构文学是承当了时代的配角。在中国新世纪的短暂历史中，2008年可能是最不平凡的年份。这一年发生的诸多大事件，足以让人们情绪激昂，感慨万端。但中国文学却默默地退居一隅，充当了时代的配角。这本来是进入经济高速发展时代的文学必然扮演的角色，但2008年的中国文学确实是波澜不惊，似乎太过平常，不像前几年，每年都有几位重头作家拿出潜心写作多年的作品。 王朔不是在胡闹 2008年1月，王朔出版他的新作《和我们的女儿谈话》。 与此前《我的千岁寒》出版掀起的媒体狂潮不同，《和我们的女儿谈话》出版相对低调。 和王朔在2007年的高调复出激起的媒体喧哗和追捧的盛极景象相比，2008年的王朔是秋水微澜，《和我们女儿的谈话》出版之后的沉寂如同王朔的一次自语。 在从文学隐退数年中，王朔积攒了丰富的文学素材，包括各种成型的文学篇章。 在高调宣布复出之后，一部接着一部，《我的千岁寒》、《致女儿书》、《新狂人日记》、《和我们的女儿谈话》，然而仔细看这几部书，要不是各种体裁文字的合集（《我的千岁寒》），要不是未完成品（《致女儿书》、《新狂人日记》）。能完整代表王朔隐居岁月的长篇杰作一直未能出现。 《和我们的女儿谈话》也是，在全书结束的第262页，写着“第一部分完”。 批评家、北大教授张颐武说：“王朔似乎对于直接面对自己的全部人生有一种强烈的欲望和难言的恐惧。他总是尝试回到这个主题上，要试图讲述自己的故事，但又总是草草收场，难乎为继。这说明王朔自己有太多难以名状的东西，有太多不可思议的境遇。他要和自己正面遭遇既是他不得不面对的事件，又是他期望逃离的事件。他总是试图一举成功，给予自己一个鲜明的形象，但却总是事与愿违，他的自我仍然难以清晰地呈现。这种‘认识你自己’的困扰其实就是他的写作的最大的危机。” 王朔似乎对自己也并不乐观，他说：“每回我以为自由了，其实还在枷锁里。” 陈晓明认为：“摆脱了故事的王朔就像没有对手的拳击手，他现在只需要和自己的影子搏斗。但谁说王朔不可能是在开创汉语文学叙事的一个新的向度呢？不管怎么说，我宁可相信王朔不是在胡闹，而是在做激进的探索。” 2008年，严歌苓的《小姨多鹤》似乎为作者博得了众多赞誉。 日本战败投降，十六岁的少女多鹤在死难多艰的逃亡中，依靠机智和生的本能渴望逃过了死亡，被胡子装进麻袋论斤卖给了东北某小火车站站长的二儿子张俭作为传宗接代的“工具”。张俭的老婆朱小环因日本鬼子的惊吓而不能生育。国仇家恨的大背景下，日本少女多鹤的介入，使得张家的关系变得暧昧而怪异。 演员姜文在这部书的推荐语中写道：“书在我这儿分好看不好看。《小姨多鹤》就是本好看的书。书中无处不见鲜活的细节，独到的人物刻画，丰富的视觉画面。由此可见作者对于生活的留意，对于他人经历的同情，以及对于我们民族经验的思考。” 李敬泽的评论是：“《小姨多鹤》是孤绝的、罪感的故事，读者变成胆战心惊的同谋。跨国、跨文化、跨战争与革命，这三个男女的命运证明人的相残，更艰难而雄辩地证明人的相亲。严歌苓在险而窄的刀锋上丰满、壮阔，但她缺乏耐心——这小说的结尾草率了。”“严歌苓的《小姨多鹤》超越了一般的抗战题材，而具有对战争的全面控诉。”陈晓明说，他甚至把它看作是2008年最好的小说。 阎连科朝知识分子光亮的脸上吐了一口恶痰 新年伊始，阎连科的《风雅颂》获选《亚洲周刊》“2008年全球华语十大好书”称号。 去年1月，《风雅颂》在《西部华语文学》杂志发表，此后先后辗转五家出版社无法出版。 一位研究《诗经》的副教授，多年评不上教授，又遭到妻子的背叛，被送进精神病院，出逃后与妓女群厮混，最后退守“诗经古城”过世外桃源的生活——《风雅颂》的故事情节很有荒诞色彩。有读者认定书中“清燕大学”的原型即为北大，认为《风雅颂》贬损了中国当代知识分子。 阎连科说：“《风雅颂》从表面看是写知识分子的，其实它是我个人的心灵自传，是我自己对自己的批判和嘲弄。看了《风雅颂》初稿的人说：‘阎连科，你朝中国当代知识分子光亮的脸上吐了一口恶痰，朝他们丑陋的裤裆狠命地踹了一脚。’我说：‘不是。我只是描写了我自己飘浮的内心；只是对自己做人的无能，常常会感到一种来自心底的恶心。” 批评家王尧评述《风雅颂》时说：“阎连科对中国文化、大学、乡村、知识分子和农民有自己的理解。他始终处于焦虑之中。这部小说并不是对某个大学的具体批判，而是对整个社会思想精神状态的不满和质疑。”“阎连科的《风雅颂》是一部颇有争议的作品，虽然它值得推敲的地方不少，叙述与构思方面也有不够细致的地方，但当代中国作家已经很难对当下现实表达态度，阎连科是少数几个保持着真正的现实关怀的作家之一。”陈晓明说。 吴玄创作的长篇小说《陌生人》由重庆出版社出版。 “对作家来说，这是一个不写作就死亡的时代。”批评家孟繁华评述吴玄的《陌生人》时说：“吴玄以‘片面的深刻’洞穿了这个时代生活的本质。有思考能力的人，都不会怀疑自己与何开来精神状态的相似性，那里的生活图像我们不仅熟悉而且多有亲历。” “神说，要有光，于是就有了光” 2008年9月，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毕飞宇的长篇小说《推拿》。 毕飞宇在《推拿》的开篇中写道：“神说，要有光，于是就有了光，可有些地方却一直没有光。朋友说：没有光也要好好地活，他们就始终好好地活。”“毕飞宇擅长小说的细节与心理描写，这方面几乎登峰造极。只是小说作为长篇的整体构思还觉得不够有力，内在的结构关系还可以加强。”陈晓明这样评论《推拿》。 2008年，武汉作家邓一光出版两卷本、80万字的长篇小说《我是我的神》。 这部厚重、充满英雄之气的现实题材小说，是武汉作家邓一光酝酿7年之久的一部力作，评论界认为：“这是近些年来最重要的长篇小说之一，是一部对这个时代的精神疑难做出有力回应的作品。” 《我是我的神》讲述巨大历史变革下两代人的命运，以及他们对自由的向往和追寻，主人公乌力天赫与乌力天扬，一个在传奇中隐姓埋名，一个在世俗中起落沉浮，他们对人类苦难的终极追问、对虚伪的决不妥协，从不同方面揭示了人类面临的精神困境。 李敬泽评价道：“《我是我的神》是一部精神史，是精神在宏大历史和庸常生活之间觉醒、挣扎、存续、自证的历史。中国的小说正困顿于精神叙事的坚城之下——近些年的中国长篇小说的一个根本特点就是虎头蛇尾，小说中人物的精神生命远不如他的肉身长久，人还没死，精神先断了。” “长篇小说的困顿在根本上是由于精神的困顿，“李敬泽说：“作家只好求助于情节、事件、现象，但在这一切之中，却没有‘人’或只有破碎的人，没有对人的形象的探索和想象，没有有力的精神叙事，而《我是我的神》真正令人惊心之处，正是最终形成了沉郁苍茫的力量——经历几百页的情节、事件，最终——人站立在那里。” 2008年，方方创作的长篇小说《水在时间之下》获得批评家们的肯定。 批评家张新颖说：“这是一部关于汉剧和汉剧艺人的书，小说家翻开掩埋在时间之下的历史，从那些泛黄的纸页上流传的老戏文寻找昔日的世事烟尘。在历史与灵魂的不竭追问中凸现主人公水上灯的复杂个性与人性魅力。水上灯或许将成为中国当代文学史中一个复杂、鲜明的文学形象。” 2008年6月，李兰妮的自传体小说《旷野无人——一个抑郁症患者的精神档案》使很多阅读到它的人感到怆然。“阅读这样的文字，是痛苦的，也是揪心的。”中山大学教授谢有顺在评价这部书时说，“它让我看到，一个具有勇敢心灵的写作者，是多么地值得尊敬。它是在指引我们，心灵如何才能穿过黑暗和死荫的幽谷，看见光明。” 在陈晓明看来，还有一些作品值得提起：赵本夫的《无土时代》、杨志军的《藏獒3》、徐坤的《八月狂想曲》、凸凹的《玄武》。 年轻一代的作家也以他们独特的表现方式，开启着文学的新的经验。郭敬明的《小时代》在青少年中影响巨大，小说描写了这个感性化的消费时代，青年人时尚的生活方式，相当夸张的笔调也给人浮泛的感受。同为80后的年轻作家七槿年的《澜本嫁衣》，笔法相当诡异，对苦难的书写令人惊异，对悲悯呼吁也显示出这代作家的精神关怀。 另外，都梁的《荣宝斋》，笔法细腻，叙述从容老到，文化底蕴深厚，可见文学与历史达成的融合。陈华的《那一曲军校恋歌》读来清新可人。雪漠的《白虎关》，再次书写了西北农村困苦异常的生活现实，那里有婚姻压迫和现代化介入带来的新矛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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