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诚:伪现场说何以让一些人坐立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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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上傻逼多,几乎每隔一段就会有傻逼粉墨登场,已成网上固定节目(注:傻逼这词不是我的发明,而是从傻逼那里借来,用以指代那些在网上到处爬行、动辄口吐傻逼的人)。我对傻逼们的政策是,冷眼旁观,任其跳蹿,自生自灭。傻逼的言论基本不听,傻逼的诗基本不读,傻逼们相互吹捧或攻讦的好戏基本不看。我深知这些人,除了从每一根骨头里都流出粘稠的脓液之外,再也流不出什么有价值的东西。但最近有一篇署名贾谬的文章引起了我的注意。文章写得很粗糙,除了对下半身诗人的肉麻吹捧之外,就只剩下对白鸦“伪现场”说的恶毒攻击,顺带也把污水泼了我一头一脸。 对我本人的攻击暂且按下不表。网上攻击我的人多了;我早就说过,第三极不会是一个过于温和的东西,既然全国的诗歌小丑们情愿随第三极的手势起舞,其实正中刘某人下怀。这里单说白鸦:亲爱的诗人,你有罪,这个我已经看到!在某些诗人自认羽翼丰满、一再放话试探、急于自封诗歌“大师”的关键时刻,你为什么不审时度势,适时递上一份《劝进表》,却要用一篇很大的文章来反复谈论什么“伪现场”呢?什么是“伪现场”,“伪现场”那么好谈吗? “以伊沙和沈浩波为代表的口语诗写作,为现代汉诗贡献了可贵的先锋意识和实验文本,是他们和于坚等人,把诗歌从天空麦地人民洞穴等虚无缥缈的事物上拉回人的自身,拉回现场和当下,拉回人的生和命里。而白鸦,用‘伪现场’一词粗暴地否定了他们的写作。” 在摇头晃脑地作了许多自以为高明的铺垫之后,名叫贾谬的人这样写到。 我总算明白了:原来白鸦先生的“伪现场”说一出,于坚等人的写作就被全盘“否定”了。情况确实严重!难怪此公忧心忡忡,难怪名叫贾谬的人急急忙忙跳了出来,语无伦次地大加挞伐,原来他们对“伪现场”说早已忍无可忍,恨之入骨!但我还是感到惊讶和不解:根据这个名叫贾谬的人声嘶力竭的肉麻吹捧,于坚等人的写作是大大地被漠视了写作,按其实际价值,完全应当被称作“救世”的写作、天下第一等伟大光荣正确的写作,只是为什么就如此苍白、脆弱,经不起别人轻轻一次“否定”呢? 众所周知,“伪现场”在白鸦诗学理论中居于重要地位。白鸦不需要、也无意于否定什么人的创作,事实上也没有否定什么人的创作,白鸦甚至并不需要什么“伪现场”理论,只是出于可能阵线流派建设的需要,这才有了“伪现场”理论的“意外收获”。虽属“意外收获”,但“伪现场”一词,无疑代表了青年诗人白鸦对新时期中国诗歌的深入思考,为“汉语诗歌叙述策略转型”理论提供了坚强的基石。他以前瞻的目光指出,风靡诗界二十年之久的“解构式”写作,历经“文化复仇”式的解构性写作(伊沙式写作)、“人文简化”式的解构性写作(下半身和垃圾派写作)和“哲学拆解”式的解构性写作(余怒式写作)三个阶段,已经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于今已经穷途末路,当代诗歌必须另辟蹊径,才能找到出路。白鸦认为“诗歌是有伦理的,是有其道德底牌的”;主张“怀着正直的悲伤”,重新审视诗歌的基于善的“道德底牌”,进行“叙述策略转型”;强调诗歌为时代提供有信心的文本,“把当前的汉语诗歌创作从于坚、伊沙等提出的‘伪现场’中解救出来”,并为此提出了一整套“当下性”解决方案(白鸦:《论汉语诗歌叙述策略的转型》)。 白鸦就是白鸦,“伪现场”说一出诗界哗然。我对白鸦非常钟爱的“叙述策略转型”说虽然一直持保留态度,这一点我在最近与白鸦的一次对话中已有明确表述,但对“伪现场”说,从一开始就表达了高度的肯定。我认为,“伪现场”说是白鸦对当代诗歌的一个重要贡献,对于认识当代诗歌现状具有重要价值,必将成为当代中国诗歌的关键词为诗歌界记取。“伪现场”说最重要的贡献在于,它拨开重重迷雾,为我们指出了于坚“生活现场”、伊沙“生命现场”、沈浩波“肉体现场”之“伪”,它把那一层薄薄的窗户纸一下子给戳破了。由于这一危险的动作,当代中国诗歌中为害最烈、持续时间最久、帮派势力最大、被一些批评家吹捧得最厉害的一路写作,立马暴露出可怜的真相。真理是令人难堪的;但我们只能面对,除此别无他途。“现场”肯定是好的,至少比“天空麦地人民洞穴等虚无缥缈的事物”要好,诗歌确实应当亲近“现场”,如果它不愿意亲近,也将被强行纳入“现场”,成为它的一部分,因为诗歌和生活一样,只能在“现场”里进行,离开“现场”的生活和诗歌是没有的。于坚等人刻意强调的“现场”,之所以必须受到清算,并不是因为他们强调了现场,而是因为那个现场,并不是时代的真正“现场”。所谓“伪”,即在于它的“破碎”和“残缺”,也即是说,于坚等人用最表相的“现场”,遮蔽了最深层的“现场”,用肉体的现场,遮蔽了极其重要的另一现场——即灵魂的现场(在我的诗学理论中,第一种现场通统归于“兽性现场”,第二种现场被统称之为“神性现场”)。也就是说,于坚等人有意无意地对时代“现场”,进行了伤筋动骨的肢解和歪曲,现场就这样被强奸了。在这样的情况下,诗歌实际上已经失掉了现场,由于失掉了现场而无家可归。由于于坚等人刻意强调“现场”肉的一面,无限拔高“身体”在写作中的地位,给中国诗歌造成了巨大的危害。在中国新诗近百年的历史上,还没有出现过灵魂被完全逐出、只剩下欲望在那里一花独放的局面,而他们做到了。在这个被肢解、被歪曲、只有欲望叫嚣、而执意将灵魂排除在外的“现场”里,伟大的写作受到排挤打压,反文化、反价值,否定道德、否定价值,只知解构、而拒绝建构,成为诗歌写作的主流,诗歌的头颅被强行按低,一直在低于生活的平面上苟延残喘,久而久之,直接导致了诗歌精神的全面崩解和中国诗歌文学风气的全面萎变。到今天,当我们重新审视这个时代的诗歌和文学的时候,看到的只有低靡的文学和淫荡的诗歌,而且积重难返,拒绝检讨,对此于坚等始作俑者委实是难辞其咎! 于坚等人打开了向下的潘朵拉魔盒,却拒绝灵魂的有效监督,使中国诗歌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不过我们看到,“伪现场”在深入为害中国诗歌的时候,也损害到于坚等始作俑者的写作自身。应当说,于坚是一位优秀的诗人(特指早期作品),自有对当代诗歌的贡献。但后期作品枯索僵硬,像《零档案》那样的东西,实在不堪卒读。于坚创作力衰退,一批中国诗人已经以卓越的文本超越于坚,把于坚等人远远地甩在了身后。于坚只是一个普通的中国诗人,我不认为在中国存在不能批评的特殊诗人,如果有,它应当还没有出生。如果说在早期,由于伪道德、伪价值占统治地位,于坚等人的写作尚可以看作某种矫枉过正式的“文化复仇”,尚有一定的革命性,随着九十年代以来中国社会的急剧变化,在伪道德、伪价值土崩瓦解、主流意识形态的控制已经大大松弛的情况下,其日常化的、解构式的写作,已经不能适应我们时代重建价值的迫切要求,不但不再有任何先锋性,反而沦落为诗歌进步的绊脚石了。而诗人们畏惧其人盘根错节的帮派势力,自所谓“盘峰论争”以来的十余年时间里,除了我在《后现代主义神话的终结——2004’中国诗界神性写作构想》等论文里对于坚等人进行了激烈批判外,居然没有一个人敢于站出来指出真相!多年来,我一直在孤军奋战!白鸦是我看到的第二个敢于正视现实的人!他以“伪现场”说,向于坚等人的写作说不!在《皇帝的新装》里可笑的游行业已接近高潮的时候,白鸦走出来扮演了那个说出真理的角色,表现了一个诗歌批评家的良知和理论勇气。毫无疑问,白鸦应当受到嘉奖。可是黄钟毁弃,瓦釜雷鸣;在贾谬们的眼里,这不但不是贡献,反而成了很大、很大的罪状! 当下诗歌生态环境就这样邪门:只要是哥们,黑的可以是白的,白的可以是黑的;如果不是哥们,则白的可以是黑的,黑的也可以是白的,一切都以帮派利益为转移。于坚等人这些年来苦心经营帮派,不就是这么干的吗?每当有人威胁到他们帮派利益的时候,他们一定会派出一大批形形色色的“贾谬们”,像狼群一样一拥而上扑向猎物。可以肯定,白鸦如果不出来不识时务地大谈什么“伪现场”,有可能成为一个好同志、好公民,虽不必成为朋友,但大可不必成为仇人,彼此和平共处,相安无事。甚而至于,如果也像贾谬们一样,不失时机地跳出来对于坚等人进行肉麻的吹捧,也许还能被他们的“诗歌俱乐部”吸纳为正式会员,大家抱成团,大称分金银,大口吃酒肉,再怎么着,也可以行走江湖、啸聚山林、打家劫舍、放开手脚党同伐异了。白鸦没有这样做,而是表现得相当不识时务,因此白鸦就成了敌人。白鸦不仅成了敌人,而且成了特不道德的敌人,因为白鸦居然比别的诗人更“富有”。在此公看来,白鸦在“暴发”以后,做一个“富人”(虽然年收入不足百万,在此公看来还远远算不上“富人”),“取几房姨太太”(富人们不是都在急急忙忙“包二奶”吗),过一过纸醉金迷的安稳日子就行了,“这只可怜的怪鸟”偏偏不守本份,又回到诗歌,“哑哑叫着,在中国诗歌里寻找着着陆的地点”,还不时出来嘲笑诗人贫穷,因此是“伪造”的“精英面孔”,暴露出一个“中国式的穷人”的丑恶嘴脸。而刘诚——这位老牌的、创造力永不枯竭的第三代诗歌运动悍将,虽然早在2004年就正式出台了“神性写作”理论,又于2006年发起第三极文学运动,举起“神性写作”大旗,为中国诗歌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在此公看来,那只是对别人概念的“剽窃”(只不知这“剽窃”的罪从何谈起),此外据说刘诚还是靠吃“骂伊沙”饭起家,两个人都很不道德。谁才是道德的?文章没有说,但想必只能是他们才是道德的了。但小丑就是小丑,在以道德家自居,对白鸦和刘诚进行了信口雌黄的大肆攻击之后,这个名叫贾谬的人忽然摇身一变,对道德大加挞伐,对道德表现出特不以为然的态度。大约单是自己咒骂道德还不足以一解心头之恨,文章直接引用某禽兽诗人的话说:“还是某某说得好,诗歌是超越于一切的精神体,一切都可以在其中,一切也都在其外。道德、良知、伦理甚至文化,这些都是社会化的东西,社会有社会的有用的标准,诗歌有更伟大的标准。”进而声色俱厉地指责胆敢为道德辩护的人:“那些企图以社会责任、伦理道德等大事物来干预诗歌的人,其实是虚张声势以掩饰自己的虚弱。” 真的很虚弱吗?我看未必。事实上,“社会责任感或者道德底线”并不是贾谬们所谓“银样蜡枪头”,而是强大无比的武器系统。这一点贾谬也发现了,因为道德已经成为他疯狂追杀优秀诗人的特殊武器。他以为,只要背靠道德,自己就会理所当然地变得合法和强大,就会携道德的毁灭性力量,把对手逼入胆敢与道德为敌的绝路。但贾谬们显然忘了,道德其实是一把双刃剑,只有那些真有道德的人使用起来,才能得心应手。那些实用主义地对待道德、其实并不想把道德贯彻到底、甚至压根就是反道德、不惜把全人类劫为人质、执意要拉全人类为他们可怜的名利欲殉葬的人,在挥舞这剑对别人疯狂追杀的时候,难免伤及自身,反而陷入前面悬崖、后有追兵的两难境地。 我相信,贾谬们现在就陷入了这样的境地,而且陷得很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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