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坚：从垮掉到疲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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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垮掉的一代” 的精神领袖爱伦•金斯堡由中国作家协会的人陪同，来到昆明，在云南大学外语系的一间教室做了一场演讲，听众里面少有人知道他是谁，他没有嚎叫。我的住所距离他演讲的教室只有几十米，我没有听到嚎叫，根本不知道这位诗人就在我隔壁。而当时我正在写诗，已经读过爱伦•金斯堡的作品，深为震撼。 “我看见这一代最杰出的头脑毁于疯狂，挨着饿歇斯底里浑身赤裸” “在骷髅般的窗玻璃上发表猥亵的颂诗” “他们套着短裤蜷缩在没有剃须的房间，焚烧纸币于废纸篓中隔墙倾听恐怖之声” “他们一连交谈七十个小时从公园到床上到酒吧到贝尔维医院到博物馆到布鲁克林大桥” 《嚎叫》 这简直就是在写我自己的日常生活。“运用日常的街谈巷议，当时希比派的口头语，不做作，很自然，没有一点好像隔一层的生活或隔一层的人的企图。”（引自张子清《对垮掉派诗歌的随想和反思》一文，博比•路易斯•霍金斯（Bobbie Louise Hawkins）语）那时候位于昆明尚义街6号吴文光家的由云南大学一些文学青年组成的文学沙龙正在狂热时期，我们留着长发，跳迪斯科，酗酒……处于“主动疯狂”（金斯堡语）的边缘，在这个大多数人都穿灰色中山装的城市看起来就像疯子或逃犯。讨论诗歌在深夜步行穿过整个昆明，经常数十个小时，在黎明的硝烟中散去。有个夜晚，我们穿着短裤在大街上走，“站住！”几个大学生被押进了派出所。文革延续过来的精神压抑和恐怖依然严峻，写作是危险的、地下的，我们总是担心着有一天他们来敲门。我没有挨饿，但一贫如洗。我们讨论诗歌的时候，渴了，喝冷水管里的水，我的门后面挂着个军用水壶，里面总是灌着一壶冷水。金斯堡的诗歌有强烈的现场感，我视他为我们的诗人。对于我，垮掉的一代是个光辉的名字，我觉得命名的就是我这一代人，我们自以为是。 他使我想起惠特曼，我在70年代阅读了《草叶集》，这是我早期诗歌启蒙的几本重要诗集之一。云南人楚图南翻译的这本《草叶集》，非常有力地表现了美国精神的辽阔和野性。迄今为止我还没有见过能够超越楚图南的译本，这样的诗歌不是凭着知识就可以翻译的，翻译者自己得有强大的生命力。惠特曼歌颂了大地、爱情、身体、生殖……有一种健康的浪漫主义激情，一种深刻的狂飙。从创造社开始，中国新诗一直为种种浪漫主义主导，在文革时期，浪漫主义更是成为主流意识形态，走向了假大空。我写诗之初，就对浪漫主义保持着警惕。惠特曼令我心仪，我阅读过的新诗从未如此灿烂深沉地歌唱过大地。那时候我还在昆明北郊一家工厂当铆工，惠特曼陪伴我渡过许多秘密时光，我不能大声地阅读它们，我只能偷偷地阅读，这是一本禁书，里面歌颂了大草原、大海、生殖器和性，他甚至歌颂手淫，还了得！当时我正值青春期，我的生命内在的涌流与这些诗歌一拍即合。我感觉到惠特曼的诗歌中有一种声音的洪流，他是一个站在大地上的赤裸的安泰，一根伟大的阳具。惠特曼的诗歌有一种万物有灵的立场，这正与我的云南高原生活经验相通。 在惠特曼这里，摆脱了欧洲大陆的新英格兰是一种复活之光，美国大陆充满着自由、解放和创造的辽阔可能。西方文化中的理性主义的束缚在莽荒的大地上虚弱了，美国不需要尼采，这土地上本没有上帝，惠特曼复活了欧洲文化中已经被基督教消灭的泛神论，大地辽阔，自然原始，民风淳朴，文明还没有完成雅驯，那些从旧大陆流放来的劳改犯和没有被燕尾服改造成功的野蛮人可以放手创造自己的新文化，新上帝。牛仔裤是劳动者的时装。美国诗歌从惠特曼到金斯堡一直使学院派的欧洲很不舒服，欧洲暗中嫉妒生机勃勃的青年美国。比较十九、二十世纪以降同时代的美国诗歌和欧洲诗歌，美国诗歌就像唐朝，大师辈出，杰作如云，欧洲诗歌则像明清，呈日薄西山、穷转恶算的趋势，天才寥若晨星。欧洲的图书馆太密集，太壁垒森严了。波德莱尔、兰波、马拉美们的反抗与惠特曼们比起来，总是显得做作。惠特曼横空出世，他诗歌中的非理性很自然，来自对大地、生命的喜悦惊奇而不是对图书馆的绝望。欧洲诗歌在二十世纪前期和中期有些复苏，我怀疑是得了美国诗歌的福泽。美国诗歌有点道法自然的味道，无论是惠特曼、狄金森，还是佛罗斯特、梭罗、毕肖普……垮掉派的加里•斯奈德们就更不用说了，他们似乎就是魏晋诗人。美国诗歌使我感到亲切，从惠特曼、金斯堡们的以我观物，有篇无句；到佛罗斯特、艾略特们的以物观物，以及庞德、阿什伯里的点石成金。也许是道发自然在中国是一种悠久的传统，在美国则是一种新兴的经验。美国文化是在古老的西方文化重返荒原的途中诞生的。为学日损为美国知识分子刻骨铭心，他们抛弃了欧洲那些古老的图书馆，直接面对荒野、生命。垮掉派的诗人凯鲁雅克在一书中说，他曾经在美国卡德卡德国家公园的孤独峰独坐63天，觉悟到色即是空。大块假我以文章（李白），从原始的大地、人生、日常生活而不是偶像、知识、政治正确觉悟文明之真谛，道法自然，乃是中国文化的伟大传统，可惜今天已经被抛弃。今年10月，我参加帕米尔文学院的一个活动，与几位美国诗人一同去黄山，站在山峰，面对雄奇险峻的千山万壑，我忽然想起凯鲁雅克的小说，一回头看到一石头上刻着几个字，说是一清代英雄为了磨砺自己的雄心大志，曾经在这石头上面对黄山数年。 爱伦•金斯堡继续了惠特曼。每一代人对文明的感受是不一样的，光明或者黑暗，赞美或者反抗，如果惠特曼的美国是一种光明的话，在爱伦•金斯堡这里，已经完成了工业化、现代化的美国则令人失望，梦想中的新世界并没有到来，理性主义借助经济力量更加强大，令人窒息。五六十年代的美国在爱伦•金斯堡这一代人那里，完全是个黑暗王国。现代化没有灵魂，这是一个拜物教全面胜利的世界。生命感到绝望，渴望自由，愤怒出诗人。 “他们徘徊在夜半的铁路调车场不知去往何方，前行，依然摆不脱忧伤” “ 疯狂的浪子和天使压着点子敲击，鲜为人知，但仍要留下死后来生可能想说的话， 《嚎叫》 令人颤抖。这是混合着鲜血、精液、大麻、酒精、灵魂出窍的生命之歌。 永远的诗，对于那些自由的灵魂。 他们知道诗歌的真谛。这些美国人知道“文章为天地立心”。他们为美国立了心。也为全世界的被黑暗包围的自由心灵召魂。 1983年我写了《二十岁》，这首诗无法发表。十多年后我直接收进了诗集，其实我这时期大多数诗歌都没有发表。那时候我写了不少摇滚式的长句子的诗，这是其中一首。 惠特曼是赞美，爱伦•金斯堡是反抗。我青年时代热爱金斯堡，并不关心他反抗的是什么，令我着迷的是嚎叫，声音。我感觉到金斯堡的诗歌有一个巨大的场，在他的诗歌中，语词并不重要，语词、音节所唤起的场是决定性的。垮掉的一代与摇滚音乐是兄弟，金斯堡的朋友鲍勃•迪伦将垮掉派诗歌的声音发挥到极至。我后来看到伍德司托克音乐节的场面，我明白那就是金斯堡诗歌的场，说什么并不重要，人们听到的只是嚎叫。爱伦•金斯堡的卓越是，就是在没有这个现场的地方，那些文字也保持了这个气场。我从来没有到过垮掉的一代诗歌朗诵的现场，但我一直感受到那种气氛。我的生命需要嚎叫，从某种以坚硬强悍僵硬死板支撑的水泥物中垮掉，这是我那一代人的姿态，垮是一种力量，垮就是反抗，就是拒绝。 西方诗歌，在反抗语言暴力的时候总是回到原始的声音。声音是语言的源头，先言后语，回到声音可以突破语言意义的桎梏。对此，法国诗人博纳富瓦有着深刻的洞见：“不是让人去区分那些字母的那个声音，而就是声音本身，独立于一切意义的那个声音绝对的那个声音，因此就是真实本身，在我们一切分析的源头即被领会”“这就是我们西方诗人的斗争，它是可能的，因为在语词里有声音，但也正是弱点所在：这种斗争把我们的作品奉献给属于瞬间的诗歌，常常极为短暂，而在这些瞬间中，对声音的倾听战胜了空谈的主张，换一种说法，这些主张迫使诗人的工作指向一个永恒的开始。”（博纳富瓦《首届中坤国际诗歌奖受奖词》树才译）在拼音语言中，声音和意义貌合神离，回到声音确实可以摆脱所指的历史束缚。但个人化的声音也容易失去他者，完全成为鸟语式独白。在这方面汉语诗人没有这种焦虑，汉字保证诗人的作品可以勒于金石，千秋万岁。汉语的危险是陷于所指的泥潭而不能自拔，这也是我强调拒绝隐喻的用心所在。汉语与拼音文字不同，它被汉字这种神秘的载体将声音、所指、书写统一起来，汉字无法完全声音化。声音化对汉语恰恰是另一种危险。中国当代诗歌的近期的声音化趋势已经使当代诗歌的诗歌走向浅薄、广告化。汉语最终无法完全摆脱所指，汉语的声音狂欢容易走向标语口号化，为他者完全吞噬。作为一种对语词暴力的反抗，西方诗歌向声音的后退也许可以使它回到萨满教时代，重新成为巫语，获得招魂的力量。 在黄山期间，同行者有安妮•沃尔德曼，她年轻时与爱伦•金斯堡过从甚密，后来与金斯堡共同创办了杰克•凯鲁雅克精神诗学学校。她特别告诉我，她不是爱伦•金斯堡的学生，她的诗也收进了《后垮掉派诗选》。她回忆金斯堡：“朗诵《嚎叫》过后，吸引了无数疯狂的人来到他身边，但其实他一直清醒冷静。有时候他感觉不好，就会拿一个印度小键琴，只有五种音阶的，慢慢弹他在印度听到学到的旋律，我在旁边听了也很平静。”某个夜晚她在黄山的夜空下朗诵她的诗歌，穿着黑色长髦，犹如女妖，在黑夜与昏暗灯光的边缘念念有词、在意义的指引下扭动身体，又似乎是在摆脱意义的控制；有时候是被撕扯般地尖叫，有时候仿佛念诵经文，声音的魅力被强烈地表演出来。我想起不久前我在云南一村庄听彝族巫师（毕摩）做法事时的场景。两者的声音对我都没有意义，但我确实感觉到某种东西被召唤到场。但为了反抗语言的所指暴力而诉诸声音的解脱也很虚无，因为很容易失去与文明的联系。分在西方文化中可谓根深蒂固。汉语的理性化不仅是诉诸所指，而是通过字、书写将形音义合为一体，你可以向声音、意义、书写的任何一个边界后退，但无法退出汉字，汉字保证了文明的底线，汉字在文明和野蛮的黑暗之间设立了一个基本的边。这是最根本的形而上。 据张子清教授解释，将爱伦•金斯堡们的“Beat”翻译为“垮掉”并不确切，他们并不是垮掉，而是“疲脱”。董乐山先生生前曾经提议将Beat译为“疲脱”，“疲脱”与“Beat”音相近，而脱所含有的“洒脱、解脱、超脱”更接近”Beatiude”的宗教含意，而疲，也传达了原来所指的由于失意、困顿的生活处境所造成的精神沉重状态，并没有颓废的意思。我们接受的“垮掉”与“疲脱”，也许完全风马牛不相及。“他们在高架桥下对上苍袒露真情”《嚎叫》，在八十年代，昆明根本没有高架桥以及摩天大楼，现代化为我们热烈的憧憬和向往。令我们惨叫的是封闭的社会，是对现代化、对普世价值、对生活常识、对世界潮流采取排斥消灭态度的主流意识形态。对于中国知识分子来说，现代化在八十年代意味着自由、解放和光明的未来。我们憧憬的东西是令爱伦•金斯堡们绝望呕吐嚎叫的东西。这就是真正的诗歌，使它诞生的具体语境消失了，读者依然能够在完全不同的语境中复活它们。感动我的那种真正的愤怒、激情、真诚、悲伤和酣畅淋漓、无所顾忌的自由发泄，是喷泻而出的语言活力、生殖力。爱伦•金斯堡们的诗歌中有一种真正的愤怒，但没有杀气、暴力。愤怒，嚎叫，却是菩萨心肠，慈悲心，善良、大爱，这是必然要失败的诗歌，甘于失败的诗歌。最后胜利的其实是那些攻击他们的学院派知识分子，知识就是力量，这是世界的铁轮子。 《后垮掉派诗选》我读了两遍，我很难进入这些诗歌，它们给我的印象是，爱伦•金斯堡们已经成为一种知识，那个伟大的充满创造力和生命感的场消失了，诗歌成为一种生活态度，生活类型，知识分子装模作样的卓尔不群（没有贬义，因为我自己也差不多了。）嚎叫销声匿迹，诗人们重新回到释义上来，解释着爱伦•金斯堡没有展开的那些所指，垮掉的一代成为精致的碎片。后现代意味着妥协，对工业文明的无奈。这是些失败的诗人的无望的抵抗。个别诗人，例如安妮•沃尔德曼，也许还坚持着声音，她的诗歌中对声音的强调可谓杰出，她重复强化某些音节，但并不单调。“我看过一个墨西哥印第安女巫萨宾娜做的仪式。那种声音很有力量。但在我成为一个母亲之前，我都觉得我没有力量发出那样的声音。”她说。但她很孤独，没有爱伦•金斯堡时代那样的场域，她的朗诵就像孤独的行为艺术。在北京，她在几十位据说是中国最有思想的知识分子面前朗诵她的诗歌，人们坐在一个巨大的会场里，那是宣读学术论文的会场，她站在讲台后面，面对麦克风，朗诵她的作品《给虚空上妆》，她试图嚎叫，但是会场太冷静了，西服笔挺的代表们为自己终于可以穿着西装冠冕堂皇坐在国家会议大厅而暗暗自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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