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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春和：仰望诺贝尔的中国当代文学

来源：中国南方艺术
作者：左春和
2012-09-29 2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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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年一度的诺贝尔文学奖早已拉下帷幕，中国当代文学又一次与之无缘。面对失落，中国当代文学不但没有叩问自身，反而暴露了一种集体性的精神贫困。一种寻找外部作用的情绪开始蔓延，相比之下，倒更是拉开了与西方优秀文学的现实距离。关于由此奖项引发的每一年度的中国文学的疼痛，似乎整个文学界早已麻木，本来一种停留于现世纠缠和绝对价值之间的距离早已清晰可见。然而，回避这些深刻的终极问题转变成文化的地域性传统坚守，实际上已陷入了自我欺骗的道德困境。中国当代文学与西方优秀文学的根本差异不在于秩序语言的构建，而在于深刻的秩序理性和忏悔理性。也许这是中国当代文学更不愿承认的信仰自负，但是爬行类昆虫永远不能飞翔起来则折射出整个文坛的佝偻背影。针对中国当代文学的整体性精神滑落，有必要对中国当代文学与诺贝尔奖之间的价值距离进行描述，同时厘清各自的价值边界和尺度坚守。

     诺贝尔文学奖无疑是当今世界最具权威、最具公平和最具世界意义的荣誉。尽管这荣誉并不能使所有的优秀文学仰慕。它的权威来自于它的评委组成。公平是由于机构设置和操作规则，完全独立于政府、独立于议会、独立于权力机构、独立于各式各样的组织。世界意义则是由于它不仅属于西方的，它还属于整个世界。既颁发给智利诗人聂鲁达，也让苏联作家帕斯捷尔纳克获此殊荣。尽管帕斯捷尔纳克迫于国内政治压力被迫放弃领奖，但瑞典学院还是保留了他永久性的名单。在所选作品的价值取向上，更加注重的是理想主义色彩、直面灵魂和个体存在的超验追求，以及对命运与存在意义的深度叩问。或者是对哲学真理的兴趣。按照瑞典文学院院士、前任秘书长、诺贝尔文学奖资深评委斯图尔·阿兰教授的说法，诺贝尔文学奖要求的理想主义色彩，至少包括“一个是道德方面的、一个是物质方面的、一个是现实方面的、一个是理想方面的，还有就是追求方面的”。这完全是根据诺贝尔本人的遗嘱而设定的基本标准，因为诺贝尔本人主张文学必须对人类有重大贡献。虽然这种理想主义在100多年来的不同时代都有着不同的解释和内涵，但那种对现世社会的批判、对灵魂维度的究诘、对人类命运的悲悯、对自然造化的敬畏、对天赐自由的崇尚和对人类自身局限的反思从来没有改变。这也是诺贝尔文学奖基本的精神高度，这种高度坚守也从不因任何政治、经济、军事的干预而改变。虽然我并不主张任何一种思维的创造去主动迎合某种奖项的诱惑，创作本属于自己内心的冲突和表达。但是不同的是，诺贝尔文学奖每次圈定的得主大多是平时名不见经传的，也就是说，这些作者本身根本没有过对此奖项的奢想。对他们来说，获得此奖也完全是意想不到的结果。更为清晰的是，他们在写作之初也根本没有任何奖项所设定的标准，只是由于内在的价值操守自觉着道德的笔端从而创造了充满人类大爱的文字，这种文字神奇地与宇宙秩序站在了一起。不论是艾·巴·辛格、卡夫卡，还是哈罗德·品特和萧伯纳，他们都拥有着深厚的西方宗教背景，有着丰足的灵魂论辨的维度，作品充满了对生与死、灵与肉、此岸与彼岸、现实与超验的拷问。尤其清醒地认识着人类理性的有限性。而中国当代文学则无限夸大人的理性来招徕道德信任。伟大的哈耶克说：“自由意味着我们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把自己的命运托付给了我们无力控制的种种力量，而这似乎是那些建构论者所不能容忍的，因为他们相信人能够主宰自己的命运——就好象文明和理性本身都是人的造物似的”（《法律、立法与自由》）。他们之中的萨特拒绝领受此奖是因为萨特觉得“一个对政治、社会、文学表明其态度的作家，只有运用他的手段，即写下来的文字来行动，他所能够获得的一切荣誉都会使读者产生一种压力。”他还认为这种压力是不可取的，因为不能让读者首先感到在读一个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而不是在读作品本身。正是这样的价值标准和作家群体使诺贝尔文学奖已成为了一种精神的硬度，这种硬度已经普遍建立在人们的认同和敬仰之上，因为它一直在让文本站在前台说话。

     相对于中国当代作家而言，诺贝尔文学奖成了他们追之不得、弃之不忍、又达之不到的梦幻。中国当代作家群体中先不说作品本身的硬度如何，单就功利性的创作姿态就与诺贝尔文学奖无缘。中国当代作家中大都难耐各种外在荣誉的勾引，媚俗之下暴露了自身信仰的脆弱。虽然这信仰混杂了血与火的颜色。目前在世的中国作家中很少有人能独立于各种组织之外，即使有体制之外的“民间学派”也热衷于各种主义之争，光环之下，文本越来越不堪一击。用任不寐先生的说法，就是“精神结构仍然表现为对100年来自身局限性的忠实的路径依赖”。不用去描述每一个写作者的生存状态，单是他们醉心于人际交往，包装偏好和世俗崇拜来说，已经离诺贝尔奖越来越遥远。更为可悲的是一些作家为获得某种政治性奖项而荣耀不已。对于诺贝尔文学奖更是梦寐以求，这种追求已不是建立在对精神历险的激励上，而是作为改变世俗命运的快捷方式。所以根本谈不上哲学理性的偏执、彼岸世界的关怀，以及精神信仰的丰沛。为争此奖一些作家不惜使用在国内评奖中通行的各种潜规则，孰不知这种在国内如灵丹妙药、左右逢源的手段在争取入围诺贝尔奖中则无缝可以插针。为摆脱自身窘境，开始指责诺贝尔文学奖有西方人的价值标准，无法与东方价值对接。或者把责任推到翻译者的头上，认为是语言的障碍遮蔽了他们的光辉。似乎是翻译妨碍了他们亲近真理的肉身，是语言挡住了他们“走向十字架的真”（刘小枫）。何况，国内作品的推荐也是作协进行的，一个衙门化的作家机构能否有能力鉴别作品的优劣已是整个文学界的置疑，或许，某种程度上是作协抑优扬劣的结果。

     在文本中，中国当代作家有着自己任性的精神谱系。中国古代文化和现代文化是他们的主要精神资源，也可以说当代作家是中国古代作家的精神承续。不但继承了对世俗智慧的崇拜，还遗传了流氓精神和灾民衣钵。他们把自己视为拯救整个文化的君临之神，是一个民族的精神路标。于是一种雅各宾派的恶习暴露出来，自诩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在古代最优秀的文学作品中，我们从《三国演义》中看到的是对权术的玩弄，通过阴谋对个体生命的杀戮。从《水浒传》中感到的更是血淋淋的屠杀，以“义”字为借口对人间秩序的破坏，在对英雄的赞美中，读者早已忘记了英雄脚下踩着的如山的白骨和无辜的冤魂。即便是《红楼梦》这样伟大的作品中也是醉心于人间的生活场景，虽然已接近普渡众生的爱，但最终无法找到雨果笔下瓦尔让带给我们灵魂的震撼。在精神气质殊异的鲁迅眼中，中国文化充满了黑暗和痛苦，鲁迅重新把黑暗还原为黑暗并用一生的愤怒去捣毁。然而，鲁迅给我们留下的仍是一片心灵的废墟，我们感到的是一种无助的荒凉。在巨大的荒凉面前，我们的心灵缺少依靠、缺少超越世界之外的安慰。这是鲁迅的局限，文学在他手中仅仅成为了一种批判的武器。其实文学仅仅成为批判的武器照样是一种悲哀，文学更高的使命是考问我们的灵魂，是梳理我们的精神维度，是为我们寻找可以栖息的灵魂的家园，是回应心灵不断增长的对终极问题的追问。这样的精神谱系造成了中国当代作家从血液中缺少一种先天的道德硬度，缺少一种虔诚的负罪感，从而根本不能分辨出哪里是精神的出路，哪里是地狱的入口。在没有普世大爱和更高信仰的情况下，当代作家已经错把地狱当成了天堂，并且还在各种名义下指引着盲从的读者。我倒是非常庆幸中国的当代文学没有多少读者，否则终极关怀和精神信仰的启蒙将会极其艰难。当代作家在封建文化的衣钵里孤芳自赏，正好给真正文学的突围留下了缺口。武松打死了景阳岗的猛虎，但这老虎却盘踞在了我们的心中。驱走心中的千岁之虎，将进入一种豁朗的别样境界。也许这将非常艰难，因为包括大多数读者在内却以养虎为荣，驱其之虎，犹如剥其之命。因为灵魂中暴力之虎的不断成长，使我们至今无法完成自负向忏悔的尊敬。唯其如此，我们更需要剔骨剜筋的自我剖析，从虚妄的自得中还原中国当代作家的集体性精神虚弱。

     雨果说，威胁着我们的头颅或钱袋的东西算不了什么，只考虑威胁着我们灵魂的东西吧。在这个世界上，什么是人类最大的威胁，或者说什么才是人类的终极威胁。显然并不是雨果所说的盗贼和杀人犯，而是荒诞本身。正因为世界的荒诞，大虚空才是人类的大威胁，人类在这个荒诞的世界上又充满了种种苦难，只有“死亡才是伟大的平等，也是伟大的自由”（雨果）。然而，在中国当代作家的文本中并未能见到这种人类命运的终极关怀，除了一些空虚的抒情，便是对自己因社会力量造成的疼痛的呻吟。普遍缺乏一种对人类灵魂问题的思考，缺少超越人伦社会的信仰造成了当代文学与神性世界的可怕疏离。这也是中国当代作家没有独立人格的原因。因为没有真正的信仰支撑，只能依附于某种团体、某种称号、某种荣誉、某种意识形态。这种现象反映在文本上则是文学本质的逃逸，则是社会重压之下普遍的心理病症。在世俗的诱惑之下，作家们以种种方式举手缴械，最后退守在个人命运的追逐和改变之中。严格说来，中国当代文学并不缺少文采，也不缺少聪明，只是缺少文学在本质上所要求具备的理性智慧和对人类命运的悲悯。正是如此，当代文学中不乏对现实社会矛盾、纠结、暴力、斗争的玩味，这种囿于社会现象的批判遮住了文学瞭望星空的眼睛。也许是由于传统文化的巨大吸引，未能摆脱人伦社会和人际关系的热衷，致使当代文学无法作为灵动的精神飞升起来。一方面许多作家终其一生的努力无法找到灵魂的方向，拒绝走进天堂的入口处。另一方面，一些作家因为儒家文化的熏陶而找到了解决物质利益的法宝，灵魂本质上已与文学背离。由于倾心现实命运的改变，一些作家不再关注人类的苦难和贫穷、饥饿和疾病、痛苦和困惑、压抑和扭曲。因为这些关注无法给他们带来宽敞的住房和奔驰的坐骑，更不能带来香艳的美女，他们只愿生活在各种会议的掌声和各种庆典仪式之中。不但不能拯救读者，连自身也无法自拯，在一路下滑之中，我们还能再期待什么？一个这样的群体所批量生产的文字怎能与诺贝尔有缘，倒是汉学家顾彬的话揭破了这盛穿已久的皇帝的新衣。

     好文学的标准是什么？马一孚的快感说仅仅停留在感官的低能体验上，“如梦者忽醒，如迷者忽觉，如仆者忽起，如病者忽苏”。显然快感说存在着认识的局限，所以中国便有《水浒传》这样杀人快感的欣赏，便有《三国演义》利用权谋进行群体性大杀戮的快感。王国维的境界说，也只是在一种精神状态中的感悟，或是诗性智慧。还是有着西学背景的龙应台所说的最接近事实性标准，她认为伟大的作家必须是让你看到人类愚昧的同时涌出最深刻的悲悯。人类是无法战胜世界的，人类的智慧如何伟大，都有着不可超越的局限，人类的所有活动在上帝面前都是笨拙的孩子。人类的一切都是有限的，包括世俗政权、意识形态和工具理性。这也是为什么犹太人中流传着“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这样意味深长的谚语。在反智主义盛行的年代，中国文化中刚刚有过的真正信仰的萌芽在狭隘的民族主义鼓惑下被愚昧打压。当代文学的拯救热情彻底消散，完全遁入到商业化的热情包围之中。本来中国文学的未来可能性在于毫不犹豫地打开鲁迅已徘徨许久的灵魂入口，然后向世界展示中国精神被遮蔽、扭曲、肢解和改造的面貌。然而，遗憾的是当代文学无力承担这样的使命，也无法完成这样的救赎，只在传统的文化和自负的信仰里盲目逍遥。因为中国当代文学没有奥古斯丁“我非常害怕我隐匿着的缺陷”那样的深度自省，更没有阿奎那发现的那种充满完美性的善的原因的秩序。

     我所理解的文学应该是一种人学。读不懂人则无能为文，不能参透人类灵魂的文学也不能算是文学。所以文学不但应该有着生存的智慧、灵魂的方向，还更应有着哲学的体认和终极思考，并且这种体认和思考是没有国度、没有时代局限、没有民族，更没有阶级的。这也正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大江健三郎、米兰·昆德拉和帕斯捷尔纳克所带给我们的永久震撼，也正是中国当代文学与诺贝尔文学奖之间所存在的真正距离。如果中国作家不承认这种现实距离，不但无助于距离的消除，只能使距离更加拉大。中国当代文学与诺贝尔文学奖所存在的距离，除了文学体制之外，更重要的是一种文化的距离，是一种精神的距离，是一种信仰的距离。也许，空间的距离一夜之间可以逾越，但信仰的距离则是封闭、自恋的中国文学心灵永远无法跨越的难题。因为他们对既得利益、话语权力、功利主义和社会掌声的崇尚消解了对秩序理性和忏悔理性的崇尚，“甚至近乎扼杀了对真理的兴趣”（别尔嘉耶夫）。

     中国当代文学的出版波澜壮阔，中国当代文学的文本堆如泰山。中国当代作家的命运光彩照人，中国当代作家的荣誉群星闪烁。然而，它无法安栖我飘泊的灵魂，今夜月光虽好，它无法领我们回家。“我们仍然要仰望星空”（何清莲），虽然通往耶路撒冷的道路还十分漫长。瓦尔让已经放走了沙威，“因此，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旧约·诗篇》）
    
     2007年12月1日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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