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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读金庸《我读〈张居正〉》

来源：中国南方艺术
作者：胡胜华
2012-09-29 2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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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八年七月九日，金庸在《中华读书报》上发表《我读〈张居正〉》一文，其中有这样几段：

　　中国的历史小说，张居正不能用打火机来点香烟，家里不能开空调机，他虽注重法治、公道、反对大地主逃税，但不能有马克思思想。

　　又说：

　　熊先生是英山人，和张居正是湖北同乡。这部历史小说中对明万历年间的官制、社会生活等考证得很详细，我阅读时自愧不如，又很佩服，我相信他做了很多调查研究的工作。和他会面时，我曾向熊先生讨教关于李自成杀戮起义同伴的史实，以作为我修改《碧血剑》的根据。……《张居正》虽是小说，但比《万历十五年》这样的学术文章，更加真实，更加接近事实。

　　又说：

　　我欣赏《张居正》，因为作者选择张居正这样一个“实事求是”不顾个人成败决心为了国家，反对特权，打击豪强，坚持制度与法治的人物，来抒写他的真实遭遇和感情，并不勉强将他推入现实的框子里，影射现实、反映现实。只能用现实人物来反映现实，古人就是古人，真实地抒写古人，就是很好的历史小说。

　　读了这些话后，我对金庸的史学和认知水平，不禁质疑。

　　金庸说张居正“不顾个人成败决心为了国家，反对特权，打击豪强，坚持制度与法治的人物”，事实上，对张居正这种封建政治人物，是不能这样溢美的。试问所谓“反对特权”云云，张居正自己本身，岂不也是特权？所谓“坚持制度与法治”云云，更不能成立，因为明朝是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是典型的人治社会、吃人社会，何来“法治”？法治是现代的概念，强调依法治国、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种观念，满脑子皇权思想的张居正，何曾有过一丝一毫？作为古人，张居正固然“不能用打火机来点香烟”、“家里不能开空调机”、“不能有马克思思想”，但又怎能“注重法治”、“坚持法治”呢？

　　另一方面，金庸说张居正“坚持制度”，也属笑谈。在历史上，张居正虽以能臣显，但他破坏制度，也开创了中国文化的先例。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夺情”一事。明朝的时候，按照制度，一个官员家里死了爹妈是要回家丁忧的、是要回家奔丧的。但是，张居正爸爸死的时候，他并没有按照规矩来。他不但没有按照规矩来，并且还由亲信户部侍郎李幼孜出面，发明一种“夺情说”，就是说，为了移孝作忠，一个人可以把孝的感情给忠夺走。可是，这种理论，是与经典思想不合的，难以过关。张居正不愧是玩政治的高手，他几经运作，趋炎附势的大臣乃纷纷上奏挽留，弄得明神宗自己也稀里糊涂的，最后照准。张居正假惺惺了一阵，就决定“在官守制” 了。这不仅是为了“计较个人成败”而破坏制度的行为，并且也是典型的特权，——就连拥张派、当时的中组部长都说“首相奔丧，应予殊典”，此非特权而何？

　　金庸身在自由的香港，且是香港“基本法”的起草人之一，国学修养也不错，按理不会不知道“法治”观念的内涵，也不会不懂封建政治人物的头脑构造，但他却写出这样称颂死人的荒唐文字，实在令人匪夷所思。

　　至于金庸称道熊召政“对明万历年间的官制、社会生活等考证得很详细”，“并不勉强将他推入现实的框子里，影射现实、反映现实”等等，言下对熊召政的治史功夫和文学修养非常“佩服”，对此我不好苟同。我只举熊召政写的一篇《孝悌的妙用》，大家便可领教此人的学识与面目。这篇文章登在二○○八年二月出版的《和谐》书刊第一辑上（武汉出版社），文中竟对残忍嗜杀的朱元璋提倡所谓孝道，嘴唱赞歌，心致向往。例如他考证出“朱元璋围绕‘孝’字做文章，既顺应民意，又获得官心，这是以道德治国的典范，值得后世借鉴”云云，完全是胡说八道！事实上，朱元璋提倡孝道，不过是历代皇帝以孝为基础来巩固皇权、压制民权的一种手段而已，其真正着眼的，乃皇权耳！又如他粉饰说“朱元璋是13世纪的马克思，他试图在中古社会中建立‘人民公社’，依靠社会力量来救助孤寡，提携弱者，这是真正的亲民政策。从中，也可以看出朱元璋的思想脉络，由家庭之孝悌，推及邻里和睦，再扩至民间的风俗醇厚，由此提升朝野之间的亲和力。应该说，这是朱元璋创建和谐社会的一种努力。”……同属无知谰言，且字里行间，一派逢迎媚时，知识分子做学问做到这步反动的田地，真是士林之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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