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之为诗：五月十二日之后的沉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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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录》的作者，古罗马哲学家塞内加，早年研究灵魂，晚年转向研究自然。在《自然界问题》的第四卷中，塞内加谈到了公元六十二年的坎帕尼亚大地震并黯然发问:“如果连最最牢固的大地也在震动，那么，眼前还能有什么靠得住的东西呢？” 坎帕尼亚大地震已经成为历史云烟。但是，我们所面对的这个茫茫天地依然炫示着巨大的武力。海啸，台风，洪水，暴雪，大旱，接踵而至。二零零八年五月十二日十四时二十八分，龙门山断裂带发生八级大地震。此后数月，余震不断，惊魂难定。 让我们这样回想：当天中午，许多人正谋划着后面五分钟或者整个下午的生活步骤，几经犹豫终于决定前去付出不得不付出的代价——比如必要的忍让、少许的尊严和过度的劳动，细小的设计已经成熟，灾难却突然降临，——他们甚至还来不及意识到死亡。然而，死亡昂首阔步而来，就像狄兰·托马斯在《时光像一座奔跑的坟墓》中写到的那样：“他的带尺，丈量着寸寸肉骨。” 天灾无情，人间有爱。数以十万计的救援者用手指、电锯、千斤顶、起重机和最后一点力气在瓦砾的汪洋中打捞着零落成泥的生命。七天之后，仍然不断有人生还。幸存者只带回了自己的身体，或者，一部分身体。他们需要水、熟食和抗生素。没有任何一个幸存者希望空投下来的帆布包里装着哪怕一小袋诗句。当此之际，十万行伟大的诗句，已经抵不上半块肮脏的面包。 诗人晴朗李寒说：“五月十二日之后，写诗是奢侈的。”诗人朵渔，写下了一首矛盾重重的诗：《今夜，写诗是轻浮的》。另一位诗人阿翔，甚至用这样的话结束了《大象诗志》第三卷的后记:“这个时候写诗是耻辱的！”诗失重了，被高高撬起，在天枰的另一端，端坐着灾难。写与不写，诗人都将面临道德拷问。唯一的自救之途是写，然后蔑视所写。极少数的诗人就在这种两难处境中，出示着无望的希望。更多的诗人则坚信：诗如热血，注入民族之心脏，必定会让这颗心脏更加顽强地跳动。所以，五月十二日之后，地震诗像地震引发的火山岩浆一般喷发出来。 过于计较地震诗的技术含量将面临更加严峻的道德拷问。我们不得不从诗史关心的问题转向历史关心的问题：地震诗的介入能力。是的，如何证明地震诗，如何证明诗不是一种摆件，与牙雕、蜀绣、青花瓷和梨木笔插一起摆放在朱漆乌木架上？ 这个质问如此咄咄。也许，只有极少数的诗人才不会为之困扰。他们清楚地知道，除了大地，还有灵魂，也会发生大裂、遭遇万劫。更为可怕的是，没有剧烈的摇晃和惊惶的呼叫，只有接受和对接受的习以为常。更有甚者，终其一生也不知道他们安居在思想和精神的重灾区。诗人，如同那些赶赴灾区的志愿者，他们的身影如此孤单，但又同样坚强。他们小心翼翼地避开一切看似坦畅的阳光大道，在众人止步的坍塌处，艰难地搬运着壅堵的词汇，试图打通一个出口，把思想和精神的面包传递过去，——与之相比，甚至连汉语的葳蕤也不得不退居其次。 这种力量，早就得到过展现。坎帕尼亚大地震之后的第十七个年头，八月二十四日，维苏威火山突然苏醒。亲历者小普林尼在致罗马历史学家科尔奈利乌斯·塔西陀的几封信中描述了这次灾难，也描述了自己的舅父老普林尼，——一位拒绝任何劝阻，冒着越来越稠密的火山灰，毅然将四层舰驶往险境的老人。这位老人一去不复返。这几封信，或者说，老普林尼的思想和精神，将比今天重新发掘出来的庞培古城更加从容地抵抗着时间的蚕食。 地震最终被隐喻化。这也许会招徕责难，但必将更好地告慰十万亡灵。为此，我愿意再做解释：这个隐喻，寄寓了对诗的鼓励，对整个人类的提醒和宽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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