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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官员为何爱讲话

来源：中国南方艺术
作者：左春和
2012-09-29 2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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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始终感到造物主在创造人类时有一种特别的暗示,人的五官包括眼睛、耳朵、鼻孔都是双数，而嘴巴只有一个。造物主是在暗示人类要多看、多听、多嗅，而少说，虽然嘴巴只有一个，还同时担负了吃饭、辅助呼吸、紧急情况下的自卫等功能，那么留给说话的机会已是很少了。可惜，一些人，尤其是一些中小官员不讳天责，冲破天忌，萎缩了听觉、视觉和嗅觉，专门让嘴巴发达起来，迷上了喋喋不休的讲话。这些人堵住耳朵，拒绝了外界的议论和批评，闭上了眼睛，回避了眼前发生的各种矛盾和问题，而是大张了表现之口，把一个好端端的行政环境弥漫了噪音的污染。

     说来凑巧，一次与一位朋友聊天，他说因经常思考“在与存在”的哲学问题而患失眠症，并且中西药都不起作用。我问他有没有睡得着、睡得好的时候，他说有，只有在开会听一些领导讲话的时候。朋友是本份人，他的话极其认真，没有半点调侃之意，并且我也深有同感。听一些中小官员讲话，起初心烦，像火车的噪音，但又无法摆脱，致使听觉疲劳，一会儿便能发困。君不见各种会场上经常出现东倒西歪者，有超然者还能鼾声如雷，等散会结束，旁人把此君拍醒，他还反问，该上饭了吧。另一在省级机关谋职的同学告诉我，有几次他真想大哭，闻之，惊于同学有什么难言之痛，原来他说身在机关，因一个特殊的岗位，天天听一些小官员讲话，神经已承受到了极限，像每天听铁铲锅底的声音，足以使人发疯。此等苦罪，有时真是难以表达，远非看看手机中的信息笑话能够排遣，当一种声音每天像母鸡叫蛋一样的无休止重复，你总不能顿足捶胸，那哭又何惊。

     这两则事件，绝不是笑话，是现实中的鲜活个案，也是许多人拥有的共同经历，同样是许多人刻骨铭心的生动感受。虽然每个人接受的噪音源不同，但带给神经和心灵的折磨是一样的，为什么听这些讲话足以使人发疯，使人忍无可忍，这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讲话呢？我们见到的每一个讲话者不都是自我感觉良好、大有舍我其谁之势，总结困扰我们耳膜的小官员讲话，我想大凡这么几种类型。

     一是照本宣科型。这种情况，听者还算有些福气，因为根据宣读的篇幅能够估算出结束的时间，有了预期的大概结束时间，听者似乎也有了心理准备，于是宣读者每翻过一页，听众庆幸一次。只是有的只会宣读，而失去了大脑，常有文稿中对领导的提示语也念出来，比如秘书标注的“停顿”、“等待鼓掌”、“抬头看一眼台下”等，有时虽惹得轰堂大笑，但感谢他调剂了会场气氛，使人大笑之余，忘记了是在受刑，浑身疲乏一笑了之，并以此成为茶余饭后的谈资，倒是有益于人们的身心健康。有时想一想，这类人也有他的可爱之处，因为他忠于讲稿，绝不越雷池一步，往往使同僚们放心。同时，这种人没有多少自以为是，除了讲稿外，绝不随便发挥，倒有谦虚之态。

     二是家长里短型。与第一类正相反的是，这类官员往往有讲稿而不用，似乎真有些气势，把讲稿往旁边一放，便开始不紧不慢地讲起来。有经验的听者面对此状，往往会倒吸几口凉气自语道，今天坏了美国大蛋。果不其然，讲话内容便是大量举例，从他们村里的一个傻子娶媳妇尿炕，讲到他儿子与对象的姑姑吵架。每件事都描绘得有声有色，像是在证明所讲的道理。听者这时无法判断结束时间，但只能放低要求地想，与其生厌、自己跟自己过不去，倒不如听他讲这些笑话，好在有免费开水供应，也可以随便出去抽烟、小便。有时看那讲话者一脸洋溢的兴趣，也会受到感染，私下里用笔与旁边的熟人交谈、评点，或给他人发发短信。听这样的讲话虽也无聊，但不会致人发疯的境界，只是千万不要坐在会议室的中间，那样出入不便，只有苦练硬功了。

     三是废话连篇型。说来也怪，世界上的事有时还真有意思，越穷的人往往夸富，越富的人往往装穷，越丑的人越爱美。在讲话的小官员们中，讲话越啰嗦的，越是说自己喜欢讲短话，这类人上台后先“嗯嗯”、“呀呀”一番，然后说一堆与会议无关的客套话，便开始一句话两头重复“由于时间关系，就不多讲了，”然后便是不停地“这个……这个”地重复不停。一次，有人给一位讲话者算了一下，他重复的这些“语气助词”和“表白语”足足占了整个讲话时间的一半。我想听这样的官员讲话，人们的耐心已是受到了极大的挑战，同时已经无法去体会他讲话中的闪光之处了，如果说有闪光点的话。因为这些语言“花絮”已经把人折磨得气喘不已了，血压不稳的人，说不定还有什么危险和不测，但这种人心气甚高，从不考虑人们厌烦的表情，照样指手画脚，意气风发。

     四是自以为是型。当前这类中小官员可谓不少，大都一浪又比一浪高。只要一坐上主席台，一对着话筒便开始自我放大起来，正如诗评家孙绍振说的一样，权力没有给予他应有的才能，但给了他足够的自信。因为台下都是他的下属，他便以为他对什么都有研究，哪方面都比别人高明，并大谈特谈一些所谓的“新观点”“新思维”。这类人的优点是他从不考虑听者的感受，只要有礼貌的掌声，他便认为是因为听得激动了起来，于是越发起劲。即便他讲话错误百出，观念陈旧，哪一个下属见到也总是说，你讲得真精彩，在这种虚假的恭维声里，这类中小官吏早迷失了自己。有哲学家说过，每当望到满天的星斗和想到自己的内心，便开始充满了恐惧。而这类官员，面对数十双、数百双星斗一样的眼睛，没有丝毫的顾虑，只要是下属便认为都是他的小学生，都比他水平低，他是在为人们启蒙。这种类型大概是最让人难以承受的一类了，可惜，在我们的轻蔑之下，他依然理直气壮、目中无人、滔滔不绝、口沫横飞，真是无知者无畏。

     五是文字游戏型。这类官员可谓真心敬业，为了使讲话能博得掌声，往往不让人代劳撰写讲稿，而是自己搜肠刮肚、翻遍报纸进行精心打造。这类小官员讲话往往围绕一个字、一个词大做文章，似乎一切都与这个字有关，如此“……要有恒心”，“……要有爱心”，“……要有耐心”，“……要有决心”，单一个“心”字，能串起几千字来，听起来节奏整齐，韵脚和谐。然后又把一些引申的语言编成三个字一句，或四个字一句，或者讲“一个中心”，“两个转变”，“三个环节”一直讲到“十个重点”，每个“大一”之中又分成三点解释。真有点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之势，让人眼花缭乱，如坠云海。我实在惊叹事物的巧合，莫非这些问题，恰恰都符合这些数字的顺序，然后我们便开始赞叹这类人的创造，他创造了一种连屈原、苏轼都无法企及的文体。此类讲话听完，有时还真能记住一两句顺口溜，让人传颂他的语言能力，只是不知道这是讲话还是说相声，是为了解决问题还是故弄玄虚、哗众取宠。

     六是数字迷宫型。有的中小官员为了表现自己的记忆力和对情况的熟悉和了解，往往一口气说出上百个数字，既有小数点后面的四五位，又有百分比，还有与上年度、与外地的比值，让人觉得真是神奇。只是这些数字他只能讲一遍，他重复时就会发生错乱，但这类小官员极是聪明，因为他知道台下根本没有人认真去听，大都盼着散会，张口一个数字，转口又一个比值，只要数字越精确越没有人去怀疑，更无人去查证。好在没有文字材料，听过了事，让人如入迷宫，早乱了大脑，所以每个现场编造的数字没有任何人怀疑。其实，这类小官员讲话中的数字毫无统计学的依据，稍加注意，便陷入数字游戏的泥滩。好在这类讲话往往时间不会太长，热热闹闹一番，在没有超越心理承受极限时也便“到此结束”。然后讲话者志满意得，过足官瘾，台下则是掌声响动，谢天谢地，阿弥陀佛。

     七是引经据典型。随着“学者型”官员的增多，一些中小官员也不甘落后，为掩盖自身的不足，尤其怕人讲自己“基层经验有，理论水平低”，便开始向“学者化”靠拢。不但凭权力弄来了“博士”、“博导”“教授”等头衔，又请人代笔有了“专著”，于是大会小会便开始了“引经据典”，“论古喻今”。不管在什么会上、什么场合，总不忘要讲一个典故，或引述一下名人之言，因为是临阵磨枪，往往闹出不少笑话。有一个官员一次给下属讲话，张口便说“庄子在著《道德经》时……”，下面一片笑声，讲话者还眉飞色舞，以为讲到了穴位。更有甚者，有一位地方领导在一次讲话中大谈赵州和尚的名言“吃茶去”，他说这句古语，用今天的话就是“玩蛋去”，真是让人哭笑不得，可笑之极。可以说讲话时引经据典，相当于配药使用大黄，如果没有足够的功夫，则真成了武大郎耍大刀，一下子露尽了丑。倒不如少说为佳，学一学“吼”之前的黔之驴，那样，在台上一坐，还真让人摸不清。

     八是学生背课型。脱稿讲话，条理清楚、逻辑严谨、言之有物者，国家领导人中确有此等风范，但这是一种现场“作文”的真功夫，是心中自有宇宙乾坤形成的气定神闲，决不是提前背诵的结果。可惜有的人开始模仿这种风格，让人写好材料后，整夜进行背诵，对着镜子背，对着孩子老婆背，难怪有一官太太说，她亲眼目睹，当官真不容易呀，这么大岁数了，还每天背“文件”，孩子则说他爸爸每天也背“作业”。真是可怜了这类公仆，他每天要把大量的精力、大量的时间花在了背讲话稿上，不知哪里还有精力去解决社会的矛盾和基层的问题。官员不是播音员，你即便背诵成播音员的水平，那又何用，于是一些人在这种形式里越走越远。每个人的阅历不同，便有每个人的风格差异，一味地去追求外在的形式，不但早丢失了自己，还让人觉得东施效频、邯郸学步，到头来留下笑料，落个四不象，何苦呢？

     让人厌烦、使人发困、致人“想哭”的小官员们讲话远远不只这几种类型。不管类型有多少，讲话者都是兴高采烈，自以为是，他根本不了解台下人们的心理感受。只顾自己去过瘾，真是有权者便可以剥夺他人的时间，甚至感受。有一则手机短信虽说俗了些，倒也很形象：“有的开会如嫖娼，上面的人很起劲，下面的人很受罪，则盼着结束”。这些小官员为何如此热衷于大会小会讲个不停呢？并全然不顾台下人们心中的责骂，不顾人们的煎熬，只要简单分析，便得出几种原因。

     一是为了充分表现自己。过去的领导，包括现在的国家领导人，他们讲话完全是为了解决实际问题，都是不得已才讲，即便讲也是言简意赅，掷地有声。当年，面对美国及其原子弹，毛主席根本没时间长篇大论，而是说，美帝国主义及其反动派都是纸老虎。这样的讲话真是解气啊，一句话给了一个贫穷的民族足够的信心。陈毅元帅针对当时的外交局势，气壮山河地告诉全世界，不是不报，是时候未到。我想当时一些觊觎我们的敌国听到这样的讲话也早吓破了胆。当代国人熟悉的小平同志，看到了体制与观念的羁绊，简明扼要地说，发展才是硬道理。后来不管香港的回归问题有多么复杂，他坚定而不容质疑地告诉撒且尔夫人说，主权问题是不能谈判的。这就是伟人的讲话风格，他们没有在文字上绞尽脑汁、精雕细刻，而是挟胸中风雷，事实求是地解决问题。而今天的小官员讲话，已不再考虑效果，完全变成了表演。不讲不足以显示自己的水平高，不长时间讲，便不能展现自己的思想有多么深厚。怪不得当年邓小平批评当时的省委书记说，不要总让秘书写稿，那都是从报纸上抄的。现在好了，往往一个科长也要让科员给他写讲话稿。根据经济学家的说法，人是理性的经济人，小官员明知这些讲话根本不能解决任何问题，完全是经济上的浪费，但他是理性自私的，作为个人要追求自己的最大化。在讲话中他似乎展现了自己，似乎找到了“当官”的感觉，像刘邦感到建立了各种朝庭仪式之后，才使自己过足了皇帝之瘾。

     二是深层的自卑心理。由于长期的官场生活，这类人早已不是一个完整意义上的人了，并患上了很深的心理疾病。中央党校王烈生教授说，有的人可能是一个合格的党员，或是合格的干部，但不一定是一个合格的人。对王教授的观点，我深以为然，我们日常见到的一些小官员，主要是体制弊端下的所谓一把手，总不愿离开他的办公桌，即便是节假日没事也要去坐到办公室，然后心血来潮，便打电话叫一个个的下属从四面八方跑过去受训。因为这种人两天不讲话，便感到没有了权威，似乎权力被冷落，只有把人集中起来，对他们唾沫横飞，每个人点头称是，才认为属下绝对的服从，才认为权力稳固在手。因为不管你讲得如何拙劣，如何贻笑大方，属下都会鼓掌，都会点头称是，有的还佯装做着笔记，实则正写着诅咒。从心理学层面来分析，这正是一种深刻的自卑意识，自己对于驾驭全局根本没有信心，对属下更是充满怀疑，好象一天不对着下属讲些空话、大话、套话，自己的位置就名存实亡了，自己的权威就产生危机了，于是便用这种表面的形式来掩盖自己因非权力影响不足造成的恐慌。我们也不是经常见到有的小官员本来是到党校脱产学习，或生病住院，喜欢讲话的此君又怎能安心从学，怎能把自己一下子转变成听众，又怎能安心养病。然后不是把副职召到学校或医院开会，便是周六日或晚上回单位召集会议，并一一做出明确指示。

     三是垄断话语权。剑桥大学的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说，对自由的侵犯直接来源于权威主义政权对政治和公民的权利的剥夺。还有人在百年前说过，中国人是没有灵魂的。这两种说法其实有着内在的逻辑联系，正是因为消灭不同的思想，才能进一步限制你的自由。可是，一次有一位循规蹈矩的高级领导对我说，整天开会讲要统一思想，思想怎么能统一呢？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不表达不等于没有思想，更不能说已经统一了思想。对于能说出这样的话来，我的确有些吃惊。但同时令我欣喜的是这样明白的官员也非少数，只是由于官场禁忌自己保留了自己的话语。是的，明知道人的思想是无法统一的，也许统一的只有行动，客观地说来，能够统一行动就已经足够了，但有的人偏偏要想法统一思想。过去秦始皇的烈火尚不能把思想埋葬，清代的文字狱也无法限制思想的自由，文革中依然有顾准、食指、多多和北岛的独立思考，那么今天，尤其是言论自由、民主与科学不断昌明的今天，这些人还要在小范围内统一思想。于是利用开会自己讲话这种形式，进行一言堂，根本不容有其它观点，即使有，最后总结时也要“统一”起来，全部刷平。因为中国人一般学会了会上不再讲自己的真实想法，于是“思想”也就容易“统一”了，权威得到巩固，心里放了下来。这种话语权的垄断，根本不是为了统一思想到中央的决策上来，也非为了发展事业，完全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力，为了给自己完全一个人说了算进行不同言论的清扫，为了自己日益膨胀的个人欲望。这是一种标准的中国话语语境造成的暴力隐藏和强权逻辑，是封建余辉和民主曙光的最后博弈。

     我们几乎每个人都知道，官员讲话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尤其是开大会讲话，如果讲话能够解决问题，那将是多年法制建设的倒退。我们已从政策治国逐步过渡到以法治国，按照法律程序履行自己的职责，应该是实现社会进步的应有正义。但是长期以来，人们根深蒂固的封建残余还未能让新的行政理念荡涤干净，现代化进程还将因各种小官员们的无聊讲话而空耗元气。因为开会、讲话已成为一种习惯和制度，制度存在路径依赖，诺斯说如果改变制度，必然要有人支付成本。尽管我们承受着这些小官员们的无聊讲话，但是要不让他们去讲，则等于剥夺掉他们的经济人收益。让他们去支付制度变迁的成本，看来需要一场灾民社会的拯救和解放，需要解决集体无意识造成的制度贫困。然而，驱逐劣制的基础是觉醒的个人，在现实的中国依然需要一场制度文化观念的启蒙。

     2006年12月25日于石门圣诞之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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