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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自P.利科的《时间与叙述》和《自我与他人》相继问世以后，这位当代哲学大师的生平就显现出来了。1995年他的著作《批判与信念》出版之后，他的思想便更为广泛地扩展到了公众之中。最近，记述他的传记出版了：这就是由弗朗索瓦·弗斯撰写的书：《保罗·利科：生命的意义》。
《建设》杂志记者在沙特奈－马拉布里白墙公寓里，对利科进行采访，他们谈了十几个论题，下面就是此次访谈的主要内容。
1.童年与成长时期
记：保罗·利科，死亡很早就出现在您的生活中了。当您只有几个月大时，您就失去了母亲，而您的父亲也在1914年的战争中惨遭杀害，那时您仅有两岁。您如何评价您很早就沦为由国家扶养的战争孤儿这件事?
利：这是相当奇怪的，因为随着我长大和衰老，这就成了问题，当我年青的时候，我难以对付我听到的、多少有些夸大的感叹：啊!可怜的孤儿!这使我受到刺激!说到底，我想不起失去双亲的痛苦。因为我与养育我的祖父母和婶婶关系十分融洽，尤其因为我本人很早就过着紧张的生活。
记：您指的是什么生活?
利：一种阅读生活。我很早就深入到文学之中，后来，上学令我感到愉快。我并没感到缺少什么。但再往后，当我到了并且超过我父亲的年龄时，我有这样一种印象：我同那个在照片上显得比我年轻的父亲有一种完全不可思议的关系。最近我读了《伽谬的第一人》后，我又发现了这一点。关于他父亲，他提到他“年轻的父亲”。我觉得，我的确体验过类似的感受。我不知道，是否人越老，越会承认血缘关系的重要性。在自我的起点和终点之间，人的作用并不像自由电子那样，而是愈加像代代传承中的一个环节。
记：当我们看您的传记时，我们只能考虑是否您的生活一开始就被置于一种欠疚感的影响下。您经常提及这方面：关于战前您的和平主义，关于后来发现死亡营，而这甚至正值1968年发生南特事件之际，当时，您不得不与大学生展开辩论。但是，这种欠疚感首先是因您的妹妹产生的?
利：是的，是因我妹妹。我感到这种欠疚感占据了所有位置，也占据了我妹妹应占有的位置。这种情感大部分是我个人虚幻的感觉，但这些是我经历过的幻觉。我仿佛觉得可能我比我妹妹得到的关照更多。我在学校成绩很好，而我妹妹的学习进展则比较缓慢，成绩一般。此外，我的妻子，她是我妹妹最好的女友，她启发了我关注这种不平等，这种不公平。这种不公平大概是我的教师们、我的祖父母和我婶婶的不公平，但是这种不公平仍然由我分担、被我接受。
记：“欠疚”这个词往往出自您的口。
利：“欠疚”是个模棱两可的词，它不仅要表达有过错的意思，还可以被理解为赊帐的意思，德文Schuld(欠疚感与义务感)更能表达该词的意思。
记：当人们聆听您的讲话或阅读您的著作时，人们有这样的印象：所有人都对他人、对生活欠债。
利：对，我还要补充说这是无力偿还的债。
记：为什么是无力偿还的?
利：因为人们得到的多于没有偿还的。继梅洛－庞蒂之后，我对塞扎尔事件思考良久，我总对我提出这个问题：为什么没完没了地画神圣的胜利山，好象他永远不会穷尽对这座圣山的描绘一样，这就是这个词审美的、道德的所有意义，似乎风光之美就需要绘画一样，正确地说，(艺术作品的)逼真永远不会达到。因此，我的回答也是不适当的。
记：您认为艺术家、画家、作家正在偿还一笔债?但是他们偿还什么债呢?
利：首先，我被伟大的艺术家们的劳动责任感深深打动了。他们持之以恒地、一丝不苟地钻研业务。为什么?是什么在迫使他们这样做，我会说他们有“要做的事”。这好像是一个有缺陷的循环：做需要做的事。这里有一个道德方面的深刻要求。我本人对把自己关在巴伐利亚城堡里的贝多芬、瓦格纳的生活十分敏感，他们像牛马一样地工作着。
记：我始终弄不懂，他们寻觅什么来还债?
利：确切地说，我对此也不知道。因为人们所偿还的是自己欠的债。正是由于人们要做事，人才是负有债务的。
记：您也是这样来解释您的哲学家的生活吗?
利：不。我不是为了偿清债务，而是为了解决矛盾。为了不致于变成精神分裂症患者。因为我一直处在两种影响之间，我要在哲学批判论证与我的宗教信仰之间架一座桥，因为我既是新教徒，又是哲学家。
记：您很少谈及您的母亲。
利：因为我对她一无所知，并且因为养育我的祖父母对我母亲也知之甚少。我猜想他们不接受我父亲的婚姻，或某些类似的事。算了，今天我们还是不要谈这个方面吧，因为我没有我母亲可靠的照片。
记：您不知道您母亲是怎样的一个人?
利：不。我知道她来自日内瓦的一个人口多的萨瓦人家庭，家庭姓氏是法弗尔(我认为，这个家庭的成员之一，我的外曾祖父曾经历过圣哥特哈德艰难的时代)。我曾找到过几页家信加以核实，但没有更多的人为我提供消息，没有任何人能对我说“我认识你的母亲”。当我妻子同她母亲说话时，或当我的孩子对他们的母亲说话时，我听到“妈妈”这个词，但我从未说过这个词。
记：甚至当您与您们的孩子说话时您也没谈及他们的母亲吗?
利：不，我说“你们的母亲”或西莫纳。我避开“妈妈”这个词。这是应该令其空着的位置，就说这些吧。
记：没有创伤吗?您对此没有感到痛苦吗?
利：不，确实没有。
记：您真正的父母（如果我理解正确的话）就是书了?
利：说得妙。似乎在学校里，我逐步碰到了一些父亲的形象。
记：对于您来说，学校是父亲的形象和孩子们的形象彼此调和的地方。
利：确实这样。我很尊敬我的许多教授。我从不怀疑我自己也是教授。我的想法就是：怎样留在学校?好吧!就在那里教书。在学校里我感到幸福，我喜欢那里的环境。我的家是那样的封闭，而我是孤独的。对我来说，学校是个露天场所。当我听到孩子们说他们被关在了学校里时，我总感到惊愕，而我在学校里则感到如鱼得水。
记：难道您不是过早地开始阅读了吗?而课堂上的科目是否令人厌烦?
利：是的，但是我也有别的消遣。
记：您是个任性的人吗?
利：主要是好动，别人对我的评论是“一个聪明而好动的学生”。
记：鉴于您所发生的变化，人们有点儿难以想象。
利：啊!但是我经常开玩笑，我是文字游戏和开玩笑的强烈爱好者。在我的家庭里我与我的孙子们玩时，我总当丑角，而不是老教授的角色。(两人都笑了)
2.战前的和平主义者，战争中沦为俘虏
记：好!现在我们谈谈您在30年代时的和平主义。对此，您有没有一种欠疚感?
利：有。1940年的溃败，对我来说是个沉重的打击。当我看到所有大路上充满了溃逃的士兵时，我仿佛觉得这种和平主义导致了失败。因为我属于社会党和平主义者之翼，他们把捍卫和平置于捍卫国家之上。但是，在1930年和1940年期间，我在思想上和政治上逐渐成熟起来。直到战争爆发，我把运动与精神搅在了一起，我是指埃马努埃尔·穆尼耶的个人主义的运动。以前，我被谴责《凡尔塞条约》的正义行动所激励，事实证明这个条约极其缺乏政治洞察力。迫使德国接受全盘失败的事实，总之，面对面地摧毁、践踏了克劳塞维茨提出的战争原则，因为克劳塞维茨认为，在战争中，绝不应该，也不可能与对手和解。而在这里，人们恰恰打垮了敌人，使他们屈服。
当时，我对上述争论很敏感，与此同时，我思考良久的是，希特勒只是要求索回他的债。直到慕尼黑，在那里，我失去了平衡。多亏一个人给我莫大的影响，他就是社会党人安德烈·菲利浦，他作了戴高乐将军的部长，在我看来，他就像我的兄长一样。而他曾属于反对慕尼黑派的少数派。记：在战争中您做了俘虏，被送到集中营。读到您对阿祖维和德劳奈讲述的这段经历，人们似乎觉得，您的监禁环境相当宽松。人们惊奇地了解到，您与其他人能够成立一个图书馆，组织大学的课程……
利：这是一个军官营。直到达尼埃尔·高德哈根最近出版了《希特勒的志愿者刽子手》，我才深信，德国军队的伦理观不同于纳粹党的伦理观。因为我所了解的集中营，所有军官集中营，都没有对海牙和日内瓦条约有明显的违犯，简单地说即没有剥夺人的外出权，因为这里或那里都有逃跑的事。但是，我们监禁的环境是不好不坏的，我们吃的与普通居民一样，因而我们越来越贫穷。在我们的房间里，我们有一小群知识分子，其中有两个犹太人，这两人中罗瑞·伊科尔是作家。E?列维纳也保住了自己的生命，因为他被关在军官集中营里。
记：这样说，您度过的大部分时间是从事脑力劳动?
利：对。我收到过一些书，我不知道是通过红十字会这个渠道还是德国的图书馆渠道。某些集中营指挥官对囚徒中的知识分子的生活还有所关照。因为，什么是德国集中营长官的问题呢?这就是不被派往俄国前线。因此，要获得好关系，就在于用什么方法来管理他所掌管的集中营。这大概有两种方法：用强硬的办法，或给囚徒们的生活提供方便，以避免日后的历史清算……人们已经看到两种交替使用的方法。
记：在您受监禁期间，您没有翻译胡塞尔的著作?
利：翻译了胡塞尔《纯粹现象学和现象学哲学的观念》第一卷，恰好译完。我和我的同行米科尔·迪弗雷纳一起拜读了卡尔·雅斯贝尔斯出版的全部著作，我们写了第一部书：《卡尔·雅斯贝尔斯和存在哲学》，发表于1947年。
3.关于高德哈根的书《希特勒的志愿者刽子手》
记：您谈到过高德哈根的书《希特勒的志愿者刽子手》，您对此书有何感想?
利：在这本书中有两件事。一方面是一些确凿的事实，大概目标过于集中，精心挑选过。而一个总论点当时在我看来似乎是不能容忍的。这就是说对全体人民进行大规模控告。我认为还是应该忠实于西方的传统，这些传统希望刑事司法犯罪始终应该是个体的。高德哈根的书几乎使德国人民因为犯罪而处于一种极度痛苦的境地。在任何情况下，都要根据基督教的“继承性”。基督教神学的反犹太主义在这里是多数，这取决于既存在着以卡尔·巴斯为首的思想抵制，也存在着德国的英雄主义的行为。
记：您认为，人们不能控告整个德国军队吗?
利：关于这个问题，我的看法具有两面性。我所经历过的只不过是历史的一小段，还有我在集中营所阅读到的。在我被关押期间，我发现了我解脱的日子，因为正是在贝尔根?贝尔森，在集中营的出口处：我们曾看到把一些即将死的人弄出去了。
记：可怕的打击。
利：是的。
记：战后，您有了一些因德国昔日的历史而受过精神创伤的德国学生，在他们眼里，您变成了为他们的文化恢复声誉的人?
利：是的，是在帮助他们，1948年我在斯特拉斯堡教书，而我的学生岁数都较大：许多人被调到德国国防军中，因为阿尔萨斯成了德国附属地。因此，他们是德国的公民。我帮助他们接受这段历史，尤其是与德语和解。
记：您使他们理解德国，也就是歌德、席勒……
利：对。此外，高德哈根本人也认为，自1954年起，德国人成了典范，值得注意的是，他们接受他们的历史。
4.关于海德格尔参加纳粹的问题
记：因此，您对您的学生谈到一些伟大的德国哲学家如：康德、黑格尔、胡塞尔、海德格尔。关于您结识的海德格尔，您在别处说他有学校导师的气质。
利：对。但他没有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至少可以这样说，我主要通过阅读他的著作来认识他。
记：对于某些人来说，他的哲学著作与他站在纳粹一边的立场是分不开的，对此事您持何见解?
利：我用以下方法进行分析。我认为海德格尔的哲学以存在问题、本体论问题为重点，他的哲学完全没有道德和政治的选择标准。这是一种不能产生伦理学的本体论。因此，它没有内部的防线。因为当时海德格尔处在重建其哲学的阶段，英雄形象完全能够填补一种空虚的玩笑。但是，某些接近英雄的主题确实收入到《存在与时间》里了。而他的著作还是有伦理学成份的，不是有对死亡的解答吗?但是，这个与自我相对的深刻主题，一旦您把它看作是共同体和政治的颠倒，您就会得出极端可怕的结论。这就不再与他自己的必死性发生对立了。这就是他所指的他人的死。在书里，有一种间接的责任，有海德格尔著作的缺陷。
记：有人主要指责他在战后没有表现出丝毫的忏悔。
利：对，确实如此，他抱着一种躲躲闪闪的和傲慢的态度。例如，法国人特别鄙视他并贬低他的说教，他并不准备进行忏悔。但是我所发现异常的，就是海德格尔政治错误的第二个原由：我发现他荒诞的观点，他认为技术是人的巨大的计划，技术继承形而上。根据这种观点，对犹太人的灭绝实际上就成为技术统治中的一个细节。我认为，海德格尔的书也受到恩斯特·荣格某些观点的影响。我要说，这是一种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的论战。这是一个我们暂且还在思考着的问题，它与当前欧洲的政治局势密切相联。
5.关于绵羊多利的克隆问题
记：有时您说，您自己发生转折的捷径，就是在您的整个一生中完成的向解释学的漫长转折……
利：是的，我依旧绝对坚持这个观点。现在我在研究历史、学术论文和被遗忘的东西，为此，我不能不通过整个传统。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黑格尔等人没有使我局限于当今的神经学的成果。对我来说，漫长的路程是最好的捷径。
记：既然我们探讨科学问题，您作为哲学家，您对克隆绵羊多利有何感想?这将开辟骇人听闻的前景吗?
利：我觉得这并未使我感到不安。
记：啊，不吗?
利：可是，因为我并未看到可能来自这种试验的某些糟糕的结果。克隆及其模式永远不会有其同样的历史。
记：您不同意必须就这个问题立法，并对克隆提出司法限制吗?
利：进行干预总是令人讨厌的，我认为最好取消这样的念头。我这样对您说，是因为我不能使人们看到有待实现的克隆有什么好处：谁愿意克隆?
记：请设想一下，例如有两个婴儿，其中一个在数周之内猝死。用死去的孩子的细胞人们也许能对孩子进行克隆。
利：这对于他自己已故的孩子(他是惟一的)会犯一个错误。某项克隆将总是再造另外一个人，而制造人的惟妙惟肖的替身，是与我们的伦理完全格格不入的。造一个相同的人，我不认为这是人类可靠的计划。这也许是可做到的，但这并不可靠，仅此而已。再有，克隆也跨越了性生殖模式。因此在血缘关系上也造成混乱，对此，列维·斯特劳斯曾说过，血缘关系是不能改变的。我们是两性结合的产物。用克隆技术造人，这超越了生殖。因而我们就不再接受克隆出来的人了：他是你的兄弟，孩子，还是什么呢?克隆不再属于任何血统关系……我不认为必须禁止，而是不希望再搞这类事，至少在我有生之年。
记：可是，由于不能依靠器官培植，人们能克隆、复制用于挽救生命所必要的器官，这不是一个善举吗?
利：这就要把身体看作一个工具箱，且不谈用我的身体作人体试验。就算人能摘除并置换器官，这是完全可能的，因为我们的身体，部分说来的确是个工具箱。但是这个工具箱也取自活人，取自我本身有的东西，我不能把我的身体看作移植组织中的一块。为了解决这类问题，我求助于深刻的情感，例如：什么是热爱生命的模式?对于所有这些问题，我会考虑我身体的独一无二性、个体的非重复性、人身的不可替代性。
6.关于神经学
记：您没受到生命科学成果和当今神经学成果激励吗?似乎人们越来越需要坚持这类表面看来比较客观的标准了?
利：是的，是的。况且我本人是关于神经学著作的消费者。我甚至有一本关于这一主题与J.P.尚热进行对话的书。这是一个我从不回避并断然提出的问题：我与我的大脑有什么关系呢?因为我用我的耳朵听，我用我的眼睛看。但是我不用我的大脑思考。我与大脑并没有一种像我与我的眼睛或耳朵那样的我与器官之间的关系。正是科学告诉我：我有一个大脑。那么我将用这知识做什么呢?我怎样使之与我生动的经验协调起来呢?这是关于灵魂与肉体关系的老问题。我想说的是：关于这点，有两种说法，其一是生动的经验，其二是科学的认识。
记：对于您来说，神经科学的发展并未提供摆脱灵魂和选择唯物主义的理由吗?
利：没有必要这样认为。我把神经学看作一种尝试，去重新把握文学的、宗教的、哲学的和文化的生动知识探索过和承认的东西。我们所谓的神经学，就是在这段时间里发生在我的神经元里的事情，大概这个在起作用，无非如此。因此，事实上，我们靠我们自己而知，靠神经学而知较少。为了阅读和理解荷马史诗、古希腊悲剧、莎士比亚的作品和《卡拉马佐夫兄弟》，我引用一些主要的内容，我没看到神经学对于理解上述著作给我提供什么帮助。?
7上帝与科学
记：人们仍然觉得，所有这些发现没有正确地理解先验性概念。
利：因为唯物主义根据科学来思考存在的意义，而不是根据人的存在、人活生生的存在。
记：对您来说，这没给上帝的存在设置障碍吗?
利：没有，绝没有。对我来说，上帝的问题恰恰处于我的活生生的经验中。某些修道士认为有必要使大爆炸理论和创世论故事融合在一起。我对这些调和论是极其怀疑的。这是两种不同的推论，它们各依自己的规则而发挥作用。
记：许多古生物学家(如达尔文)认为，进化完全是偶然实现的，否则人很可能不存在：虽然这显然极少见，但却是许多偶然事件中的一件。
利：我要说明，我觉得世界有足够的、供人们思考它所规定的命令。而命令过少(如一个儿童患上了骨癌)，人们就找不到引发该症的原因。大自然有令人赞美的方面，如人的大脑皮层及其数10亿人脑细胞的组合，我认为是个奇迹，它与自然神论者的假说是一致的。
这样，所发生的一切，似乎是进化中的一个偶然事件。与此同时，认为这不是偶然事件也有其理由，即使这是人类经验中不同观点之间令人难以置信和严格的分歧，在分歧中，修道士被牵连到智慧和丰富想象力的创造性问题和人类重大的伦理选择问题之中。人类认为自己能接受自己所不适应的话语，并认为人类因有一种说话的天赋而出类拔粹。
记：这是关于理解的事，而无宗教信仰的人却不这样理解事物。
利：不，其实，无神论者要加以否认的，就是有信仰者的这种生动经验。至于有信仰的人，当他在天平上放上对两种理解相同的可能性法码时，那么他会觉得，目的论的理解，比人的经验的其他部分更合适。还要说什么呢?我对这个问题，除了这点外，没有更多要说的了。?
8.关于萨特
记：在哲学领域，从萨特开始，经过梅洛?庞蒂到德里达，您是本世纪伟大的哲学巨匠的同辈人。关于萨特，确切地说，如今还剩下什么呢?
利：萨特对我的影响很少，无论是积极的方面还是消极的方面。因为这个时期，我接受了加布里埃·马塞尔的影响，马塞尔是萨特的死敌。我与梅洛－庞蒂很接近，而他在思想上与萨特思想的相似是表面的。
记：您认为，萨特思想还有什么要维护的?
利：首先是其论证方法，体裁方面的多样性是独一无二的：文学、戏剧、评论、自传以及像《存在与虚无》这样重要的哲学论著。有些论著如《方法问题》，我认为在论述上还有欠缺。
记：在您看来，什么是萨特重要的著作呢?
利：还是《存在与虚无》。在这部著作中，有极成功的和重要的篇章。它是极重要的、一流的高等课程。我的转变正是通过盎格鲁－撒克逊分析哲学的审慎，才使我拥有这种判断力。盎格鲁－撒克逊人喜欢很短的句子和段落，而那里却是一条滚滚流淌的河流。
9.关于弗洛伊德和精神分析
记：关于弗洛伊德和精神分析，您已经写过不少文章，您对《存在与虚无》中论述存在的精神分析那部分有什么感想?
利：那么正好，这是我离萨特的最远点，因为他在这个方面作了个清醒梦。在萨特看来，任何不清醒的论断，就是他所谓的恶意。总之，他书中谈到的恶意，就是弗洛伊德著作中的压抑。他对生存却缺乏精神分析，总之，没有精神分析的方案、没有疗法、没有治疗学、没有实践。因此，在这方面只剩下从自我到自我本身。顺便说一下，在海德格尔著作里，这则应另当别论了。为了与海德格尔同样正确，萨特从不接受意识的绝对清醒这一表达，而是相反的表达。在萨特眼里，这方面还有难懂的东西，他尚未把握住自我本身。更确切地说，我会看到宾斯万格(Binswanger)所谓的那种关于存在的精神分析的可能性。
记：那么，拉康确实是那种默默无闻的人吗?
利：我和拉康的关系是我一生中关系最糟糕的!无论从我这方面说，还是从那他那方面说都如此：曾有过我们两人都受到奚落的插曲。我在《批判与信念》中提到过这事：诸如拉康突然在罗马消失了，我的妻子遭人冒犯等。我对他的操纵企图极其敏感。他与我玩猫捉老鼠的游戏等等。
记：如今拉康还留下什么呢?
利：我想是他的著作。此外，似乎就是一位杰出的治疗学家了。他培养了几个善于进行心理分析的高手，他们如今还在工作。在他著作中，一切都不是消极的。但是自从他死后，显然他不再说话了，正如柏拉图所说的那样，他自己无法保护其著作了……现在能做的只有理解了。拉康已经不再是自己著作的看护者了。
记：您本人已经在理解精神分析的过程中发展了自己。您更多强调的是实践而不是理论。
利：是的，在我写的关于弗洛伊德的书《论解释》一书中，我主要抓住他著作中那些最思辨的东西和他对其实践进行思辨的思想。然而，我越发深信，弗洛伊德的理论著作并未达到其发现的高度。他的用语与其发现不相称。根据这样的观点，我们就有广泛的自由去解释他的发现。我要责备弗洛伊德信奉者的，就是他们不断地返回到弗洛伊德那里去。任何科学家都没有返回到其学科的创始人那里!他们在向前走。
记：可是，如今的精神分析学家恰恰不再那样强调“治疗法”的治疗价值了。
利：这大概是拉康影响的观点之一：淘汰治疗法和痊愈概念，于是精神分析就变成了一种自我本身的体验和一种对真的追求。
记：在弗洛伊德把痊愈确定为主要目标的情况下，这种偏离不是很严重吗?
利：必须看看如今的精神分析学家的要求是什么。这是有助于痊愈的一项要求吗?
记：任何分析的要求都总是出自某种痛苦。
利：对，于是问题就成了这个要求如何被人们接受的问题了。如今，可能更是健康、疗法和痊愈等概念的含义问题了。
记：您对维特根斯坦、波普尔、雅克·布弗莱斯等人提出的对弗洛伊德的批评有何感想?
利：由于弗洛伊德自称是个自然主义者，因而当人们想用科学证明来对他清算时，他们是有道理的。反之，若人们不认为精神分析是证明和证实的方法，而是把精神分析当作真理的证明，那么人们就使精神分析避开了波普尔的否证的检验，这样，不管人们愿意不愿意，精神分析就处于同诗歌、审美体验、宗教体验及不通用否证和证实标准的所有领域平起平坐的地位了。
记：对上述问题，您本人持何态度?
利：我非常喜欢下述想法：在分析中有某些独特的见解，涉及能检验、非证明的真理的研究。?
10.关于美国哲学家爱默生和罗蒂
记：您在芝加哥度过那么多年后，您成了美国哲学家最熟悉的法国哲学家之一。请问您对爱默生(Emerson)和罗蒂怎么看?
利：我认为，把爱默生发掘出来的人是卡维尔。这二人的著作我都阅读过。
记：阅读了爱默生的著作后，您感觉怎样?
利：我怎么说呢?在其著作中，精神性观念的诗意色彩多于宗教色彩，这种精神性使诗歌的创造性和自然的创造性持续下去，产生共鸣。在这方面，爱默生铲除了一些障碍。与我们了解的人对自然的破坏相反，他号召人们对环境和大自然承担起一份责任，所有这一切，都与他的共同体思想产生共鸣。
记：而罗蒂呢?您在这个问题或那个问题上与他能够达成一致的意见吗?
利：不。对他在法国的影响，我不会说感到遗憾。我觉得，法国人给了他过于重要的地位。因为他的思想与我们熟悉的事过于相似，那就是后尼采和后海德格尔的遗产。我要说明，在欧洲人的眼里，他是一位美国人。他没有力量解构维特根斯坦的思想体系。我发现他有点儿过于自得和沉浸于个人兴趣。在这方面，我不仅与他没有什么共同之处，而且对他存有深深的怀疑。这就是我也有权批判的我的第一运动。?
11.关于德里达
记：像德里达这样的真正哲学家的著作，具有完全不同的风格，但它同样没有引起争议。此外，在60年代初，我认为他曾是您的助手。
利：是的，我们之间有职业上的、十分真诚的关系，我们一起在胡塞尔档案馆工作过。现在回答您的问题：在德里达著作中，既没有哈贝马斯所谓的论辩，也没有分析哲学意义上的论辩。他认为，一些词汇里隐藏着需要加以阐明的睿智，在使用它们时要打碎其外壳，深挖其含义。在他看来，所谓解构，就是打开包装，直抵深层。确切地说，为做到这一点，没有必要在逻辑上和经验上加以解构，因为说到底，应该重新寻找某些基础词汇的原始力量，例如在像荷尔德林这样的伟大诗人著作里使用的词汇，重新寻找词汇大师。
记：在美国，您和他，难道不是读者最喜爱的两位法国哲学家吗?
利：啊，那么我想说，列维纳正在蒸蒸日上，发现他有些晚了，但这样的发现将是十分惊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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