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鹤林：谁是我们时代最优秀的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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偶然在网上看到曾被誉为“北大怪才”的余杰先生的一篇文学批评文章，题为《病入膏肓的中国当代文学》。从文后注明的写作时间来看，已经是作者三年前的旧文，但好像目前仍然有不少人在转帖、讨论（也许是因为该文涉及到的人物之一余秋雨，近期又引发了新一轮的社会争议之缘故吧），笔者忍不住停下来仔细读了一遍。应该说，这既是一篇很有学术探讨价值，又注定引起争议的重要文章。 《病入膏肓的中国当代文学》一文，分别以钱钟书、余秋雨、王朔、余华和贾平凹等五位当代文学中的“大师级”热门人物为例，指出了当代文学的五种“病症”，即：第一、只有“小聪明”而没有“大智慧”；第二、只有泛滥的抒情而没有冷峻的真相；第三、只有血腥的暴力而没有爱和悲悯；第四、只有肉体的“活着”而没有灵魂的求索；第五、只有纵欲至死的此岸世界而没有永生盼望的彼岸世界。全文读后来看，余杰先生的很多观点本人都比较赞同。 但针对余杰先生对于作家余华的批判，笔者观点不甚相同，在此重点提出并与余杰先生探讨。我认为，作为学术研究者或者文化评论家的余杰先生，似乎混淆了作家与社会学家、批评家等的身份与作用——即过于把社会历史责任的担当或者社会伦理道德的批判等砝码施加到了作家的身上。比如对于余华，余杰先生一方面指出了余华的小说真实的写出了当时中国社会之下人的生活状态——“活着就是一切”，而另外一方面又仅仅因为余华没有对这种苟且的“活着”之现状进行直接的批判，或没有对造成这种生存悲剧的社会原因进行专门的探讨——即与这个时代形成“正面”冲突，就否定余华小说的价值，我就非常不赞同。 余华的长篇小说《活着》，我是仔细通读过的。余华绝对不是没有看到和意识到我们“活着”的可悲或某种普遍的命运，只不过他始终是将这种深深的“悲哀”隐藏在作品的字里行间即人物的命运之中。我认为，作为一个作家，没有一定要在文学作品中直接或者表层面的进行批判（议论或批评）之必须义务。因为，真实的呈现他的时代面貌本身就是文学艺术的根本目的，而文化或社会意义上的“批判”则是学者、社会学家和文化批评家的必然职责。余华的小说没有撒谎、没有粉饰太平或美化现实，并具有了起码的艺术道德和很高的艺术水准，他就应该是一个好作家，而不应该把他归入伪作家余秋雨等等之列，而“一棒子打死”的进行否定。 一句话，在今日中国之环境与文化背景下，余华已经是一位难能可贵的作家。因为我们不难看到：既能不撒谎不矫情不丑化，又能以高的艺术标准进行写作的当代作家，超得过余华的似乎不多，甚至可谓微乎其微。余华也许不是当代中国文学的“大师”或唯一标杆，但他肯定也不是一个可以忽视或随意否定的名字。他至少是我们时代最优秀的小说家之一！ 2009-7-8于绵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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