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橹：“大师的偏见”（节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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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的新诗“迄无成就”，不过是一种信口开河的大而化之的言论。说这种话的人，也许根本就不读或很少读过新诗。如今还有一些学者专家，口口声声以不读新诗为荣，有些人因为毕竟影响有限，说说也就罢了。有一些颇具权威的所谓“大师”，他们的言论颇有点“一言九鼎”的意味，如果信了他们的话，则这90多年来多少诗人为之呕心沥血的艺术付出，全部成了“无用功”的表演。这不仅不符合历史事实，也可以说是对所有从事新诗写作的人的一种具有凌辱性质的轻侮。一位中国人十分尊敬的大师，竟然认为五四以来的新文学，从小说到戏剧都是“形式上完全西化了”，在他的眼里，这些形式较之中国古典长篇小说和戏剧都没有什么优越之处，而新诗则更是“一个失败”。果真如此的话，恐怕连白话文的出现也是一个失败。这种属于“大师的偏见”，如果只是他个人内心的认知也就罢了，一旦著书言说形诸文字，恐怕就不得不引起人们的非议了。 一种已经存在了90多年的文化现象，如果真的是一无是处，它能够存活得这么长时间吗？90多年涉足新诗的人，绝对不会都是低智商的人。诚然，新诗从出现至今，不是没有自身的一些缺陷，但是它毕竟是在不断地进步和发展着。如果不承认这一事实，恐怕也就很难说得上什么实事求是的态度了。 纵观新诗90多年的历史，有没有失败之处呢？当然有。最大的失败，我以为是它曾经被强行绑架在“政治”这架战车上，为“阶级斗争”而呼风唤雨，为虚幻的空想而制造谎言，什么“大跃进”中的全民皆诗，“小靳庄”诗歌的神话之类，把诗完全异化成了附庸恶俗的低劣宣传品。 如果排除了这种被政治强行绑架的异化现象，那么，几十年来新诗最受到非议的，恐怕就是它的“形式问题”了。上世纪50年代为新诗形式问题而展开过的讨论，以至前不久还有过的所谓“新诗二次革命”的呼声，提出“重建新诗形式”或“整合”之类的理论。其实，新诗的形式问题，照我看来是一个“伪问题”，因为根本就不可能建立起什么形式的规范和模式。除非历史再回到“以诗取仕”的朝代，让人们从小就接受诸如格律平仄之类的教育，然后再按照这些要求来训练出一批“状元”“榜眼”之类的人物。然而这是可能的吗？ 有的人会说，照这样的话，新诗难道就完全是一种无游戏规则的随心所欲的作为吗？当然不是。诗既然是一种文学形式，当然会有它的特点，但这种特点绝对不在其外在形式的中规中矩上，而是在其内涵的意味与韵致上。如果我们一定要从形式上给诗歌定型，我以为“分行”就是它的形式特征。至于有所谓“散文诗”甚至“诗化小说”的说法，那更只能证明人们是从内在的质地上给这些文体赋予诗的内涵与韵致;从外在形式上说,只有“分行”是诗的唯一特征。 我之所以说试图在形式问题上“规范”或“重建”之类的是一个“伪问题”，就是因为任何这种“规范”与“重建”的努力，其实都是徒劳无功的。没有任何一个有主见有创造力的诗人，会按照他们的规范和重建的诗体来进行写作。 因为形式问题一直作为一个“伪问题”而困扰着一些人，而这又恰恰是一些人以之作为否定新诗的根据，所以我们必须首先在这个问题上回答“新诗是一场失败”论。 形式问题之所以在一定程度上具有迷惑人的“理论价值”，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因为有旧体诗的强大传统作为参照。一些人甚至认为，在如此严格的格律、对仗、平仄等等的“规矩”中，中国古诗尚且创造出如此辉煌的成就；而新诗之所以至今未能作出如此的成绩，就是因为违背了这些诗的“规矩”而导致了自由化随意化的泛滥。 其实这是一个没有可比性的问题。首先，新诗的历史还不到百年，而旧体诗的历史则是两千年，怎么可以把两千年创造出的成就来同不到百年的新诗进行比较呢？其次，旧体诗由于有一套既成的规矩，所以人们在判断诗与非诗的一个重要标准就是它是否合撤压韵。至于那些合撤压韵的“诗”，是否符合我们所理解的诗的要求，那又是另外一回事了。新诗的出现本身就是一次“诗体大革命”，现在一些人却用旧体诗格律诗的标准来要求它，否定它，这难道不是一种历史的倒退吗？ 新诗并不是如有的人所指责的那样毫无游戏规则，它也绝对不是完全不讲究节奏感和旋律以至音韵平仄之类的内在要求的。只是这一切都只能服从于诗性的表现和传达，而不是让诗性去适应和服从它们。既然是诗，诗性才是它的根本和内质。中国旧体诗中许多从形式上看完全符合那些清规戒律的所谓“诗”，为什么只是徒具形式外壳的僵化之物呢？不就是因为它们只看重了形式而不符合诗性的要求吗？说到诗性，有的人往往认为这是一种有点故弄玄虚的意味。其实，除非我们不是在谈论诗的问题，要是想严肃认真地谈论诗，就必须把诗性放在首要地位来讨论。 纵观新诗发展的进程，每当诗体的形式遇到质疑和所谓的“反思”时，往往都是由于诗坛呈现出一种比较纷繁杂呈的诗歌现象的时候。古今中外的文学史上都出现过类似的现象。所谓“物极必反”正是人们应当把握住的一种改变事物发展方向的契机。新诗出现后一度发生的那种语言拖沓而导致的诗意缺失，使闻一多的“三美”主张一度影响巨大，但是当人们逐渐意识到“三美”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新诗的实质性问题时，“散文美”的诗性韵律和主张又会受到追捧，以及后来“九叶派”为代表的智性和知性的诗歌的出现，都是新诗发展过程中自我调节和自我丰富的规律所使然。所以我们绝对不能一厢情愿地用“诗体建设”乃至“二次革命”的口号来试图规范诗歌和改变诗歌自身发展的规律。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我们对诗歌创作所作出的任何努力，都只是对诗的一种亲近和丰富；任何具有创造性的成果，也只是在诗的宏伟艺术宫殿上的添砖加瓦。它是一种未完成的建筑蓝图上的“工笔”，而绝非企图毕其功于一役的“战果”。意识并明确这一点，对于一切从事新诗研究的理论工作者而言，便可以清醒地定位自己。我不相信有什么批评家和理论家可以规范诗歌的发展方向，也不相信任何人能够预测将来的诗歌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定型产品。我唯一能够坚信的是，新诗绝对不会重新回到旧体诗的道路上去。 尽管当下的诗歌现象引来了众说纷纭理论和观念上的分歧，但这绝对是一种正常而健康的现象。有分歧就证明了它依然有活力，有前途，最可怕的乃是我们曾经经历过的那种定于一尊的理论指导。如果说我们要认真地接受既往的经验教训，最大的经验教训就是绝对不能让诗歌回到“传声筒”的定位，理论上则绝对不能用僵化的观念实行“指导创作”。 就是从柔刚诗歌奖这样的民间诗歌奖项能够坚持了十七届这一简单的事实中，我们也可以看到新诗绝不是如一些人所说的那样，“是一场失败”。只要我们保持着人类最基本的特性之一，即人的内心所不断涌动的诗性，那么，新诗就会永远伴随着人类的生存而不断地得到发展和完善。事实上，人类的一切追求和探索，永远都只是“在路上”。对于诗歌而言，又岂能不如此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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