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永烈：我写“文革”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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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作缘起 决定从事“文革”研究和写作的缘起，是1981年春，我在电视上看到了审判“四人帮”的转播，震动很大。我发现审判中揭露出来的大量事实，比任何虚构的小说都更加惊心动魄。另外，那时我还读了《第三帝国的兴亡》，那本讲述纳粹德国历史的巨著，也让我深深震撼。“四人帮”也叫“上海帮”，“文革”十年我都是在上海度过的，作为上海作家，我想自己写作这段历史，会比其他地方的作家更占优势。所以在二十年的时间里，我跑遍上海、北京乃至全国，大量查阅“文革”档案和资料，寻访亲历者，包括陈伯达、王力这样的“中央文革小组”主要成员，留下他们的口述历史。 我们写历史，常常陷入的一个误区，就是以“后来”定“当初”。一个人后来成了坏人，那他当初也必定很坏，反之亦然。所以我们会看到很多人的回忆录里，都有意隐去或者增添某些内容，对历史人物的评价也常带有明显的立场。比如毛泽东1948年在城南庄脱险，陈伯达是救了毛泽东的，可是连聂荣臻的回忆录里也不提陈。因为陈伯达后来成了“文革”的主犯之一，人们写到他的时候就讳言这个事情。像这样的事情还有很多，我在写作中遇到矛盾的材料，就必须仔细甄别。当时就是当时，后来就是后来，江青当年也走过一段革命的路，我书里就没有写她是“叛徒”。 史学研究历来重视文献，文献的“文”指档案材料，“献”就是口述史。我认为当代人写当代史的优势就在于对“献”的重视。那些档案，现在还处于保密阶段的，有可能过个几十年、上百年，后人能很方便地查阅。但是当事人越来越少，我当年采访的许多人现在都已经离世了，所以这些第一手的材料就无法复制。我很看重这种原创性，也相信这本书的价值正在于此。 命笔三难 “文化大革命”史，是中国当代史研究工作中一片暗雷四伏的处女地，一片忌讳甚多的是非之地。 写作《“四人帮”兴亡》，主要存在着三大困难： 一是采访难。这本书建立在大量采访当事人的基础上，“文革”的直接当事人往往很敏感，不愿开口，所以这种特殊的采访是很艰难的工作。 二是写作难。本书是从“四人帮”每个人的发展历程切入，事实上描绘了整个“文化大革命”的全景。“四人帮”的兴亡，贯穿十年“文革”始终，涉及很多重大的历史事件和重要的人，写作中要特别注意分寸的把握。事实要求高度准确，哪怕一两句话有出入，可能就会招来意想不到的麻烦。 三是出版难。1986年就曾有出版社得知我的写作计划，准备出版，结果在书稿付厂排印后又因故停止，直到1988年才陆续出版了本书的初稿，也就是王、张、江、姚四人的传记。这次人民日报出版社推出的三卷本《“四人帮”兴亡》，经过新闻出版总署审批，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审读，才最后通过。 以“文”入史 这本书应该说是用文学的手法来写历史，因为我是作家，用作家的眼光来看，重大的历史事件是不能虚构的，但细节一定要充分，重视可读性。我认为作家这个职业就是捕捉细节的职业，而史书往往不会这样写。比如“四人帮”被捕之前，我都写到了，江青那个下午还在摘苹果，王洪文那天正在看电视，一直到时间差不多了，他的秘书喊他，老王，该走了。他才走出去。姚文元离开家的时候，夹着一个公文包，匆匆忙忙就走了，他妻子还追出来说，你帽子忘戴了。这些都是真实的细节，虚构就没有意义了。有的作家写江青被捕时又哭又叫的，这就不对。我做那么多采访的目的，就是让当事人还原当时的环境和细节。 这部书还要继续做补充和修改，因为好多历史的真相还没有搞清楚，我的采访和研究工作还在继续。很感谢中央党史研究室的同志们，他们对本书给予了肯定，在审查中也没有太多的意见，修改也比较简单。（口述：叶永烈 采写：武云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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